“七七”卢沟桥事变前夕，我在上海地下党工作。抗战爆发后，党派我到大江南北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争取建立自己领导的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我到过苏北淮安，扬州等地，动员了—批青年到陕北抗大学习，但没有建立起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后来在江阴的西石桥，争取了梅光迪的—个连,活动于江阴与武进交界地区。以后又在澄锡虞地区争取到朱松寿部一个连。我还对昆山的陶一球做过工作，但成效不大，因为那里没有多少武装力量。 

  其时，王尧山的哥哥林枫同志是东路特委书记，王承邺是无锡县委书记，陈耀华是苏州县委书记。陈化名宫岳，又名翁迪民,由林枫同志领导。常熟有个叫任天石的“民抗”司令，地方上叫他“老天”，另有一位搞财经工作的李建模，还有一位搞武装工作的薛惠民，他们都是好同志。

  1938年6月，陈毅同志率新四军的—个支队挺进到江南敌后，在苏南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10月，新四军老2团参谋长王必成同志率段竞焕营向东挺进到澄西。我知道后，马上就去联系，配合段营在江阴申港，打掉了保九旅张少华的司令部，缴获很大，壮大了我们的武装力量。我根据上海党的指示，要与新四军接上党的关系。王必成同志说他无权解决这个问题，祗有去茅山找陈老。当时，陈毅同志是新四军党委副书记。于是我到茅山根据地会见陈老总，接上了党的关系。并按照老总的指示，把部队拉到茅山进行整编，称为“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陈老总还派了徐绪奎同志担任参谋长，每个连队派了一名政治指导员。一连政指王新，二连政指龚鹏佐，三连政指包厚昌。三连是骨干，大部分是从上海来的工人、学生。各连干部都从三连调充。三连实际上是我们办的青训班。其中如曾任空降军军长及武汉空军副司令员的方铭同志，曾任装甲兵参谋长的叶藻问志，以及我的警卫员王国勋同志等，都是从那里调出的。

1939年６月，陈老总又派叶飞同志率老6团东进，与我部在武进以南的戴溪桥会师，成立“江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简称“江抗”，以梅光迪为总指挥，叶飞同志和我任副总指挥；并成立了党的东路工作委员会，叶飞同志任书记，我任副书记，东路特委书记林枫同志参加了工委，统一领导东路整个地区党政军工作，沿沪宁线东进。以后，随部队的发展，6团参谋长乔明信任四路司令，朱松寿任五路司令。

 “江抗”在东进到常熟地区时，找到了陈耀华同志。当时，他在做胡肇汉部队工作。以后，我们继续向东发展。一切按照陈毅同志的“人、枪、款”的原则办事，沿途发动群众，组建地方自卫武装。在有条件地方建立敌后抗日政权。对于所有杂牌部队，凡是反共的，不抗日的，专欺侮老百娃的，我们就顺应人民要求，把它解决掉，或者帮助他们改编；坚持抗战的，我们就和他们搞统一战线，争取他们共同抗日，随时随地找机会打击敌人，扩大影响。例如：到青浦时打虹桥飞机场，击毁敌人飞机数架；到浦东时解决许雷生部，到嘉定解决邓敬烈部，沿途还按照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的原则，解决了一批游杂、土匪部队。一切都是按照坚持联合抗日的原则办事的。 

  这次东进，我与老6团副团长吴焜同志率—个营打前锋，叶飞同志率老6团的其余部队和“江抗”部队，随后跟进。所有前线的军事，主要由吴焜同志负责。沿途地方党的关系，则由我联系。如常熟的“民抗”，嘉定外岗游击队吕炳奎及青浦的顾复生部队和工委书记顾德颀等，都是来与我联系的。

 “江抗”东进之后，回师到澄锡虞地区，国民党忠义救国军阮亚丞部队与我们磨擦，我们的刘飞同志负了伤。于是刘飞和伤病员一起留了下来，其余人员统统西撤。当时，在江阴西石桥开过一次会，陈老总亲自主持。他要叶飞同志作一个小时的发言，耍我作半个小时的发言，其余的人发言只能十分钟。陈老总说，战争时期，发言要简练一些。参加会议的人,有些同志对西撤有意见。但陈老总从大处着眼，照顾全局，毅然西撤。

  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要依靠和发动群众，随时随地发展武装；在条件许可的地方，建立地方政权，并逐步加以整顿、巩固．这是井冈山时期积累了的经验。在江南的那段时期，我们是在陈老总亲自领导下学习和运用了这个经验工作的。 

  陈老总信任叶飞同志。东进时，我们三人党组中，林枫同志有时参加，有时找不到他。很多问题是由叶飞同志和我商量后决定的。陈老总做事有原则，有魄力，能放手。当时如果没有陈老总的统一指挥，我们的部队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发展；要向苏北发展，就更困难了。

  我们西撤到扬中休整、改编，胡肇汉本人没有去，有人说他去了，后来跑了，但并没有把手下的人带走。他还有另一帮人。胡肇汉本来是争取的对象。扬中一整训，他吃不消了。我们人民军队这一套与他的那—套不同，他过不惯我们的艰苦生活。他一跑出去就投敌，后来成为我们的冤家对头。

  扬中整训时，由“民抗”发展而成的“江抗”，改组为“江抗”2团，后称为新四军新2团。其他部队编入老6团和老2团，我是“江抗”2团的政委。  

  扬中整训工作开始以后，我就跟陈老总到茅山去了。整训工作，我没有参加。军部决定由陈老总带我到国民党江南指挥部去谈判，争取获得合法地位。以后陈老总没有去，由政治部主任刘炎同志陪我去的。我们明知道去也谈不出什么结果，然而我们还是去了。果然不出所料，这也是一种斗争形式。

  扬中整训的目的，是加强老6团和老2团的主力部队，并加强党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新2团的前身“民抗”，是地下党领导的一支较好的部队。编入新四军后，北上参加黄桥决战时，团长徐绪奎同志牺牲了。徐绪奎间志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作战勇敢，战斗经验丰富。前面曾经提到，他是我把部队拉到茅山整编时，陈老总派到我部的参谋长。与徐绪奎同志同时派来的政治指导员龚鹏佐及王新两位同志，在残酷的对敌战斗中，也先后牺牲了！  

  在长期的斗争生活中，陈老总总是保持艰苦朴素，机警练达的好作风。记得有一次，我考虑到陈老总行军辛苦身体差，同意管理员买只鸡吃。陈老总一看到就问：“那个买的鸡啊？”我立即回答，“是我，是我。管理员问过我，我同意买的。”陈老总虽然没有再作批评，但这件每使我深受教育，艰苦朴素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啊！

  部队在扬中整训时，我随陈老总和刘炎同志，只带了一个短枪班回茅山根据地。在敌伪顽的封锁线上穿插行军，走了一天一夜。大家都很累，选择了一个村庄准备宿营。有个同志不注意，打了一下手电。陈老总看到了，立即制止并要大家马上集合，转移宿营地点。陈老总机警练达，警惕性高，我在他身边很受教益。 

  皖南事变前项英同志犯了错误，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为华中局，由刘少奇同志任书记。新四军北撤后，东路归少奇同志统一指挥和领导。他要谭震林同志到东路来，加强东路的工作。林枫同志在东路时，习惯于地下党作风，守秘密，不敢公开，常常找不到他。谭到东路后，党就半公开和公开了。当时谭化名林俊，老百姓误传他是“林彪的弟弟”，声势很大。我的化名是王耑，知道的人不多。

  1940年，我们第二次东进时，华中局来电明确指定东路党政军的工作由谭震林同志负责（谭到东路之前，东南局军部指定吴仲超任东路特委书记，我接替夏光同志为司令，夏光改任参谋长）。谭到东路，就由谭任司令兼政委，并兼政治部主任。吴仲超同志改任政治副主任，我任副司令，张开荆同志任参谋长，夏光同志任作战处长。当时留在常熟的伤员中，还有黄烽同志等。夏光这个同志很好，一切服从组织安排。

  第二次东进我们一直挺进到常熟，太仓等地。太仓有个保安4团，该团的1营营长是个特务，2、3两营比较靠拢我们。他们名义上配合我们打鬼子，实际上，我们打仗，他们“观战”。1营还自以为力量比我们大，企图解决我们。到昆山时，他们准备伺机动手，我们就在一次谈话时，把该营营长和他的手枪队的枪全部缴下来，然后由我讲话，要他们以后不做坏事，愿留的留下来，不愿留下的发路费回去，路费可以多发一点。就这样，我们把该营解决了。第二次东进的目的，仍是发展武装和扩大影响。我们从一个支队的实力，发展到几个团。

  我们解决太仓保安四团1营后，谭震林同志才到达东路。所以第二次东进，实际上是我和吴仲超同志负责的。谭到东路以后，就由他统领东路全局，运筹帷幄之中；我则带领部队，周旋于敌伪顽之间，面对变化无常的敌情，或进或退或避或打，有时不得不随机应变，作出抉择。

  第二次东进开始时，东路只有一个支队，支队长是陈挺同志。谭到东路以后，又建立了—个支队，支队长是戴克林，称第1支队。陈挺支队称第2支队。第2支队当时有老虎支队之称。陈挺同志来自“抗大”。陈老总把陈挺同志介绍给我时说；“这个同志很可靠，他同叶飞同志共过生死，是闽东游击队的骨干。你带去罢。”在东进的战斗中，陈挺同志起了很大作用。谭震林同志来后，还成立了军政党委员会，是党的领导核心。谭任书记，我和吴仲超、江渭清，温玉成等同志为委员。并划了澄锡虞、苏常太、昆嘉青、浦东等几个地区，各设地委。以后，又把主力部队编为52、53、54三个团，成立新四军18旅，江渭清同志任旅长，温玉成同志任旅政委，夏光同志任旅参谋长。还成立了江南行政委员会，我任该会主任并兼江南保安司令，吴仲超同志兼政委，顾准同志为秘书长，杨玖同志管文教，李建模同志管财经。下设几个专区，各区设专员。韦永义、顾复生、吕炳奎、管寒涛、任天石等同志都是专员。关于武装力量，则除18旅外，所有地万武装部队都归我指挥。当时，我虽感觉到辖区大，敌情复杂，责任重，力有未逮，但年轻，有一股冲劲和干劲，大敌当前，当仁不让，我还是担当起来了。

  1940年，谭震林同志要我协同苏常太地区，去解决胡肇汉部队。谭对我说；“这个家伙了解我们的情况，留着他是一个祸根。”于是，我率领陈挺和戴克林所辖的两个支队，和刘飞等同志进军到阳澄湖旁的张家浜。苏常太的地委书记张英同志正在向我汇报情况，刘飞同志跑来说；“鬼子来了。”我叫刘飞同志把部队埋伏好，那时陈挺在负责指挥部队，鬼子来自苏州，胡肇汉狡猾地跟在鬼子部队后面。过了一会儿刘飞同志又来报告：“陈挺已过河浜，再不打，陈挺危险了。”我权衡轻重，审度情况决心打。结果，给鬼子以歼灭性的打击。战斗一天一夜之后，几个幸存的鬼子丧魂落魄，十分狼狈地逃回苏州去了。胡肇汉早已先溜了。这一仗影响很大。后来有人说鬼子怕我，其实，我当时是考虑到不打反而要吃大亏，才下决心打的。打的地点在张家浜，沪剧《芦荡火种》的剧情，是以此为素材而加以艺术化的。闻该剧在北京上演时，毛主席看后曾说：“这个戏的重点，应该突出武装斗争”等语。又闻，因为剧团中有个在敌人面前，英勇顽强，宁死不屈的沙奶奶，后将剧名改为“沙家浜”。剧中人郭建光、阿庆嫂，是塑造出来的代表人物，并不是特指某个人的。

  在东路的斗争中，张家浜这一仗确实打得艰苦漂亮，消灭大部分来犯的鬼子。谭震林同志当时对此仗是有批评的。因为他交待的任务是消灭胡肇汉，而我们对鬼子打了—个硬仗，不合游击战争的战术原则。

  1941年，敌人开始“清乡”。苏常太地区首当其冲，部队受到一些损失，干部撤出来了。我在澄锡虞地区带领警卫1团，坚持反“清乡”斗争，以后转移到沙洲。其时，杨知芳同志是该团团长，包厚昌同志是该团政治处主任。该团有四个连，一天打几仗，由于杨知芳同志是当地人，人地两熟，颇能从容应付，与敌周旋。不久，我去西石桥参加军、政党委委员会会议。部队北撤，我同邓仲铭同志到华中局，见刘少奇同志，我要求去党校学习。以后，我就被派到浙东来了。

  反“清乡”斗争时，邓仲铭同志是苏南区党委书记。听说他反映过当时地方党对反“清乡”斗争过程中的一些意见，是比较客观的。谭震林同志对加强东路工作的成绩是很大的。那时，我们在东路确实搞得轰轰烈烈，各方面的工作都展开了。但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我们似乎轻估了敌人的力量，有些过于自信。因此，当敌人采取“清乡”手段来对付我们时，我们就缺乏应付办法和充分的准备工作，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东路斗争的坚持是靠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皖南事变以后，毛主席的电报，一直发到我们部队里，指出，发展敌后游击战争，不但山地可能，平原地区也可以，在江南水乡也可以坚持的。主要的是靠人，靠群众。有千千万万的群众，任何地区都可以坚持。党中央的指示，对我们在江南地区坚持游击战争,是最大的鼓舞和支持。实践证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是英明的正确的。我后来奉派到浙江来开辟工作，也是在他老人家的这个思想指导下，以及华中局刘少奇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的领导下，特别是陈老总对我的信任和直接指挥下，我才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对党对人民做了一点有益的工作。

  此外，在东路的斗争实践中，使我深深体会到：有人就有枪，有枪就有权。在长征之后，抗战初期，我们部队力量大大少于国民党军队。国民党始终反共，它的抗日是被迫的。倘若我们不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蒋介石的抗日是不可靠的，联合抗战是难以持久的。以后的皖南事变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东路工作，学习和运用了井冈山时期的宝贵斗争经验，并在实践中有所发展，这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结晶。

  我深知事物是不断发展的，人的聪明才智是在各方面的实践中不断积累起来的，还应该善于吸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来丰富自己   的“积累”；善于总结经验，勤于学习先进。我在晚年时节，决心信守入党誓言，奋斗终生。

  以上简略地谈了我在江南敌后游击战争中的一些情况。当时的斗争情况是错综复杂的，疏漏的错误的地方在所难免。希望当年曾经同患难，共生死的同志们加以补充和指正。

      此文原载《常熟革命文史资料1982年第20期》 浙东分会何克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