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敬之

1944年7、8月间的一天早上，我接到师政委曾希圣同志的电话通知，命我立即到他的办公室去。平时，我也曾去曾政委那里汇报工作，但总是事先约好时间，按时携带准备好的文件资料，把要谈的问题弄清楚，才能满意地把问题解决。曾政委是以事必躬亲，追根究底地考察问题闻名于我们这些中下级干部的。但像这次亲自打电话叫我去的事，却很少碰到，我当时感到相当紧张。我向他请示能否告诉我要汇报哪方面的问题，他回答说：“你马上来吧！到这里你就知道了”。

那时师司令部驻在无为县山水涧村，我在师参议室工作，驻地在大汪村，相距约三、四里路。我们那时正在吃早饭，通话之后，我急忙赶到曾政委的办公室。

当我进到办公室，向政委报告我已来到。只见一个年纪约莫二十出头的、身着飞行服的外国青年，满身尘土、面色憔悴、神情疲惫、心事重重，坐在他的办公室里。曾政委微笑地对我说：“这是安庆地区护送来的遇难的美国飞行员，我记得你能说英语，现在就由你来担任翻译工作，并由你们参议室负责安排他在这里的生活吧!”

对于这一突如其来的翻译任务，我是毫无思想准备的。我在学校学过英语，也曾在英商亚细亚煤油公司长沙分公司工作过两个月，前前后后和英美经理及教会牧师有过接触。但是，那已是多年前的事了。出于挽救民族危亡的意愿，经过八路军长沙办事处徐老的教导，1938年春，我和周纫蕙同志，投笔从戎，到南昌参加了新四军战地服务团。记得填表时，我确实作为特长，曾经写过“粗通英语”。我参军时还带了这方面的工具书和资料。后来，因为这笨重的行李成为行军累赘，离开南昌向安徽前线出发前，便把这些东西连多余的衣物，全部处理了。现在坐在我面前是一个美国青年，要是手头还有那些东西，再来和他们打交道，那多好啊!   

出于对我党我军的荣誉感，我的责任心驱使我的智慧，唤醒我的记忆力。我有责任努力做好这一工作。应该让这个不速之客放松紧张情绪，正确了解我党我军的坚决抗日的主张和他将在这里得到保护。应该让政委了解这个美国人的情况，以便对他作出决定。我这样想，随着也放松了我的紧张情绪，我就这样投入了工作。我把身子转向坐在那里发呆的美国青年人，看他那满腹狐疑的面容与东张西望、不知所措的忧愁劲头，不由得引起了我对这位远离他乡来中国参加抗日的外国人产生了同情和好感。我马上和他打招呼。   

“喂！早上好，你怎么样?”“HelIo! Good morning，How are you?”

“我好，谢谢你，你好!”“Fine，Thank you，How are you！”   

这时，他的神色为之一变，脸上的愁云开始为笑容所代替。他解除了连日来语言不通的苦闷，眼里放射出几丝愉快的光芒，我们三个人开始了谈话。

我问他叫什么名字，是怎样来到这里的。他说，他叫约翰（John)，是美国14航空大队的飞行员。

我向他介绍了曾政委，告诉他现在来到了新四军第7师的司令部，这是一支坚持在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后方，打击日寇的军队。这里的一切是由曾政委作出决定然后执行的。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曾政委会给以解决。

曾政委随即告诉约翰不必担心自身安全，并请约翰告诉他遇难的经过。

约翰说，他是美国空军中尉，驾驶P51型战斗机来破坏安庆机场，机上携带两枚小型炸弹，俯冲投弹扫射时，因飞机遭受地面火力受创，不能继续升空，被迫在机场附近的旱地上降落，随即离机出走。这时他离机场十余公里，只好向离机场较远的方向走去。正当他感到孤立无援、不知走向何处的当儿，有十几个武装的农民向他走来，伸出大姆指点头微笑，向他表示善意，又向他招手，朝着离开机场的方向指着，要他靠拢他们。他本能地感觉到了这些人对他的同情，就迅速地和他们走向一处丛林，继续前进。

曾政委告诉他，这些人是我军所属的一支部队——沿江支队派出的游击队，是在敌机场附近执行任务，很幸运地正好碰到一起了。

他接着叙说了他的经过：大约一个多小时以后，当我和这些武装的人走向一个山地的林中小道时，我听到飞机降落的方向传来了枪声，这时我们离那飞机降落处已又有十几公里远了。很明显，那是机场的守卫部队在搜寻我的下落，幸好这些武装人员已把我带走了。因为我们越走离机场越远，虽然我不知道带走我的人们是什么人，但是我可以庆幸地想到，他们和日本人是不会合作的。

但是，他们是什么人呢? 看来他们是在营救我，他们也和我同样冒着生命危险。他们在这里活动，为的是什么呢? 我们步行好几个小时，终于在一个农民的小茅屋里停下来。在那里吃了鸡蛋面条、鸡，是一顿很丰盛的晚餐，接着在星光下我们继续行动，一直到第二天清晨才在另一个小村子的茅屋里住下来。我们就这样持续穿行在乡间大路、小路上，在山林小径中一天一夜行走了十七、八个小时，这是我一生的第一次。我真想休息。我估计我们离开安庆机场至少也有五六十公里了。我们可以在这里休息。房主家人口很少，虽然对我的来到表示惊讶，但可以看出，出于他们对和我在一起的武装人员的友谊和信任，对我也满面笑容地表示了欢迎。我已经十分疲劳，感到又饿又累，我迅速吃完早餐，匆匆洗完脚，就临时在铺着稻草的地铺上睡了一个十分香甜的觉，醒来时已经是下午五时左右，我们匆匆清扫了睡的地方，饭菜又送来了，这是有鸡、有鱼和蔬菜十分丰盛的晚餐。使我惊奇地感到这个小小的村子像用什么魔术变出这些美味食物似的，但是享用这些食品的人，除我之外只有一个经常伴着我用手势交谈的人。

就这样白天休息，晚上赶路，经过三个白天，四个晚上，终于在今天早晨到达这里。这些天，因为语言不通，只能通过简单的手势、动作交流思想，了解吃喝、睡觉、赶路、休息，我无法了解他们是什么人，但是，从他们对我的照顾，对我的笑脸和友谊，使我感到他们是朋友不是敌人。日子虽然不多，但从我的心里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感谢他们对我的救援和帮助。

曾政委说，这些事是我们对盟军应该做的。你到中国来，从空中打击日本侵略军这一事实就表现了对中国人民的援助。我们欢迎你们，你们这些行动也就博得了我国人民的友谊。

这时在约翰闪烁着的大眼中放射着敏锐的、和善的光芒，泪水浸湿了他那长长的睫毛，脸上绽开了笑容。他立起身来，搓揉着双手，突然坚定地向曾政委立正，行了军礼说：我感谢你和你的部下对我的救助和款待，我们之间建立的深厚友谊将永远铭记在我和我的家人的心中，我将为这友谊更好地作战，早日打垮日本侵略军队。但是我仍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上级从来也未提起过这里有着强大的友军和这样好的抗日人民。我们虽然是在敌人占领的地方，甚至就在敌人机场附近，却能自由地、安全地转移行动着。如果我们早就知道这些情况，我们对日本人的打击将会放心大胆得多，那将像在自己家打击敌人，不会有什么顾虑了。你们是新四军，但据说新四军是反对政府的，早已不存在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曾政委请他坐下，笑着对他解释：我们新四军和活跃在华北敌人后方的八路军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我们是在敌人后方坚持抗日战争。在敌人后方诸如上海、南京、江苏、皖南、浙江、皖北，都有着我们的兄弟部队，在打击和消灭日本侵略者。但是国民党反动派蓄意要消灭我们，他们在1941年发动了“皖南事变”围攻我们的军部，取消了我军的番号，断绝了我们的供应，给我们抗日救亡工作制造了种种困难，从武装进攻到派遣特务阴谋破坏，还在对外宣传上，对我们进行恶毒的诬蔑和诋毁。因为他们不承认我们存在这个事实，所以也就使你们不了解真实情况。   

后来，约翰提出他想尽快返回他原来部队的要求。曾希圣同志答应待向延安总部汇报后再决定，但他要求我们与附近的国民党直接联系，由他们送回航空大队。曾政委解释说，我们是要把你送交国民党的部队，再由他们转送，但是必须向延安总部报告，由你们美军派驻延安的联络组向国民党当局交涉，安排你回大后方的路线，这样你才有安全保障。

约翰听到这里，心里的不安又表现出来。他不时地变动着坐的姿势。他那长方形的瘦削的脸，显得拉的更长，眼神也不安地四面张望，躲过对话者的严肃眼光。他说：我现在唯一的请求是请你帮助我，使我尽快地回到部队去。   

曾政委表示一定尽快办理，他叫我先把约翰带到师部医院住下。

我们从曾政委那里告辞出来，很快就到达师卫生部医院。卫生部长李兰炎同志早已得到通知，我把约翰交给他，他们已经在一间堂屋里为约翰安排了住房。看得出来，这里已经清扫过。整洁雪白的被褥，清洁的桌椅床铺，虽然简陋，但是在当时条件下，这样的精心安排已超过一般标准，堪称卫生设施而近乎奢侈了。约翰在来卫生部的路上，担心难得有人和他谈话，害怕又要用手势打哑谜地过日子。我告诉他在卫生部能说英语的人很多，除了李部长的英语很好外，那时从上海来根据地的巴斯德研究所的教授和研究员就有好几位，这些同志不仅有高度的爱国热情，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主张非常赞同，而且熟悉西方的语言文字和生活习惯。他一定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他一定能生活得很愉快。约翰得知了这些情况，不由得满面堆笑，不自觉地加快了他的脚步，恨不得马上赶到那里，我把情况向李部长谈过后就回参议室去了。

在李部长要他脱下他的军用皮鞋和袜子检查他的脚伤时，展现在大家面前的那双满是水泡、个别地方已经有脓血的双脚，使他眉头紧皱起来。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尺码的方便布鞋，便无法让他下地行走，只好让他躺下就医了。后来妇女抗敌协会为他赶制了一双大鞋，在他能下地走路时，第一次穿上了东方的鞋子。

因为我好几天都忙着处理机关的日常工作，所以一直没有去望约翰。有天我去医院看他，他的脚已完全好了。因为无事可做，想家的情绪和想迅速回队的思想增涨起来，他常常请人陪同他在村子里转悠。他和村子里的群众也建立了很好的关系。老太太给他送来鸡蛋，儿童团给他唱歌慰劳，这些活动帮助他很快地消磨了时光，减轻了他来到乡村的陌生感觉。

我的来到使他很高兴，虽然我们只有一面之交，却已经像是老朋友一样。我们在村子里游逛，那秋天的骄阳晒得我们浑身大汗，微风下树荫给我们提供恬息的场所，我们在树下的石头上坐着，他拿出随身携带的照片给我看。原来那是他女友的照片。他说他们虽然远隔重洋，但每个星期他们都有信件往来。自从他出事到现在，他们之间已音信断绝，他的女友心中焦急的痛苦肯定同他一样是难以忍受的。我一面安慰他，请他相信，延安方面一定已经把他的安全信息告诉了他的部队，他们肯定会把他的情况转告他的家人。而且我们一旦得到指令，要我们把他送往何处，他便可以很快经由那里回部队。他离开这里以后，就可以直接向外发电报。因为这里暂时还没有这种可能。这时话题转到他是怎样参加部队的，他在家是怎样生活的等等。

他说，他本来是一个电工，是美国新墨西哥州人，父母俱全，还没有结婚。虽然他已经工作，但还是和父母住在一起。他参军一方面是日本人偷袭珍珠港所激起的义愤；另一方面也是想利用参加军队的机会，到世界各地走走看看。再有就是军队的工资比做工的工资高，可以积累较多的钱，结婚以后生活会比较好些。他问我们的工资收入怎样，我告诉他，我们过的是供给制的生活。我们吃的穿的都是由部队供给，每人每天一斤半粮食，三钱油，三钱盐，少量菜金，每年发给里衣裤两套，夏天单军服和冬天的棉衣裤一般两三年一套，还有每月发给纸烟和零用钱几元。他听到之后，大为吃惊。他认为这简直是不可理解的。他问是不是少数人员接受这种制度，例如共产党员或是因为犯有错误的人才受到这样的待遇。我向他解释说，他的理解是不对的。和他们的部队相反，在我们的部队里，官兵在生活待遇上都是平等的，衣食都是一样的，零用钱稍微有点区别。例如师一级的军事和政治指挥员，每个月的零用钱也就是三元钱。而连队的战士每月零用钱是五角钱。我告诉他当我们参加部队在新四军服务团工作时，军首长认为我们刚从大城市来参加工作，对部队生活不习惯，没有经过勤俭节约的锻炼，大多数团员是来自大城市，大手大脚地花钱惯了，所以规定每人每月发给零用钱十元。在第一个月发零用钱，我们全团人员在一起讨论军首长的决定时，一致认为我们不能接受这种优待。我们的确缺少勤俭节约的锻炼，的确有大手大脚花钱的不良习惯，但是我们可以学习改造自己。我们是为了挽救祖国危亡和人类解放事业来参军的，我们愿意和战士一样每月领五角零用钱，为此我们全体团员没有一个人领取十元零用钱，我们觉得这是向老同志、老战士学习的第一步。我们认为领十元钱零用，将是我们在革命队伍中的羞耻的事情。虽然经过政治部派来的领导同志一再对我们进行说服教育，要我们接受领导同志的决定，但零用钱的钱包仍由团里派出代表送回到政治部，随后又由政治部的同志送回来，如此往返多次。最后政治部不得不再向军首长反映，经军首长同意每月零用钱从十元改为三元。我们才勉强地、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决定，那是1938年春在南昌军部服务团的事。通过这次发零用钱，我们受到一次很深刻的教育。

这时话题又转到根据地的建设方面。约翰说，他这几天观察，和他在路上看到的一样，他了解到我军的干部战士的生活确实很艰苦。“但是你们的部队很多，国民党政府又不解决你们的给养，那么你们的给养是从哪里来的呢?”约翰提出这个问题正是许多大后方人士不了解，也是国民党反动派散布了许多无耻谰言的问题。一个外国人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是可以理解的。我就把我党我军和敌后人员团结合作、共同抗敌的事讲给他听。我向他解释说，我们是和敌后人民在一个共同建立起来的民主政府领导下抗击日寇和反动派的，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我们军队也开荒种菜和种粮食作物，开办工厂解决我军所需的日用品，如被服厂、香烟厂、小型的军械制造修理厂……等等。例如他吸的“禾苗牌”纸烟，就是我军烟厂的产品，虽然包装不漂亮，但是烟叶和香料都是很地道的。约翰对民主政府又表示不理解，要求我讲得详细一些。我告诉他，自日寇占领了这个地区后，国民党的政府官员纷纷逃离这里到大后方去了。我军到达之后，虽然组织群众开展抗日工作，但是谁来领导人民实行我们党和国民党以及无党派的爱国人士在全国参政会议上所决定的抗战建国纲领呢? 这就迫切需要马上建立一个有威信又有能力的抗日民主政府。于是，由我们中国共产党和本地坚决抗日、扶助工农、热心公益事业的国民党员及无党派人士按照“三三”制的原则，组成了地区的参议会。根据抗战建国纲领，选出地方政府的领导人，制订有关法令。实行抗战建国的动员工作，如发展抗日力量、壮大抗战的军队、保障供给所需要的物资生产、执行减租减息、保护工商业的正常生产贸易、发展抗战文化教育、惩治汉奸卖国贼……等等。在华北、华中、华东广大的敌占区，到处都活跃着我们的兄弟部队，也同样有这样的抗日政权。就拿我们地区来说，日寇已经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扫荡，而只能龟缩在大中城市和全力维护交通线所设立的碉堡据点中，抗日战争将要进入我们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反攻阶段”。到那时我们将彻底消灭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的国家将获得独立和自由，我们民族将再不受压迫了。

说到这里，约翰时而睁大了眼睛，点头微笑，时而摇摇头，轻声地叹息着。很明显地可以看到，一个来自素称富强的国家，早巳摆脱了英国殖民者的压迫和掠夺的青年，是难以理解我们这个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屠杀、特别是面对日本侵略者发动的，长期野蛮战争，中国人民所激发出来的，牺牲身家性命，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激情。而对我国抗战救亡的战争中，还存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事实，他是更难以理解了。

约翰说，他在这里看到的事实，使他对我们的境况寄予同情和关心。他对我们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一面战斗、一面生产的景况表示敬佩。我询问他在家时的生活情况，他说他们和我国最大不同的地方是他们那里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所以每天工作完了之后，大概下午六时左右回家里，先睡两个小时，就和女友上街吃晚饭，一直玩到十二时才回家休息。不像这里到处遇到战争景况，如灯火管制，夜间行军等等。他也问到我参军以前的情况。我也简单地告诉他我怎样从一个学生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投身到这支坚决抗战的队伍中来的经过。我和约翰这次交谈，互相进一步有了了解，增进了友谊。因为已近黄昏，我便和他握别，回到我的机关。

又过了几天，师部已经得到从延安来的指示，决定从皖南方向送他返回大后方，因为我曾在皖南工作过，曾政委要我送他到皖南，并把他交给国民党方面，又决定在山水涧操场召开军民联欢大会，邀请约翰参加这次大会。在这次集会上，我们又见面了。我们一同坐在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由俱乐部主任主持会议、宣布开会。他简要地报告了当时国际上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消息和国内抗日战争节节胜利的喜讯，指出“今年打垮希特勒，明年打垮日本帝国主义” 是大有希望的。同时大会主席向到会群众介绍了约翰，说明盟军和我们并肩作战，从空中打击日寇，这个事实表明了我们的抗战是得道多助，而日寇则是孤立的。我们应当更加努力工作、努力作战，以争取抗战胜利早日到来。随后邀请约翰讲话。约翰谦让了一会儿，他向主席和到会群众致谢，他说近一个月来，他充分得到了中国军队和人民对他和他的国家的深厚友谊。他将在他回到美国和他的部队以后，把这种深厚的友谊告诉他的家人、朋友、以及他所认识的人。他将为此更加努力作战，来回报中国军队和人民留在他心中的友谊，他感谢大会主席邀请他参加这样的盛会，这将永远铭记在他的心中。他说他将用炸弹和机枪消灭更多的“日本鬼子” ——这是他在短短的几天里学会的中国话中的一句，他这句话把我弄糊涂了，过了一会儿我才明白过来。台下坐在地上的军民为此报以热烈的掌声。不言而喻，当大家亲眼看到一个美国人和我们一起对日寇作战，亲耳听到他高呼打倒“日本鬼子”，虽然发音不那么准确、有点令人费解，但确是一桩振奋人心的事。在群情欢腾的掌声中他结束了他的讲话。接着舞蹈和戏剧上演了，激烈热情的表演使这个异乡人同样得到由衷的感受。他有时沉默不语，有时兴奋得满脸通红，有时拼命鼓掌。当他看到日寇枪击群众，妇女受苦难时，他和我们一样感到悲伤，眼里流露着愤恨，眼泪几乎夺眶而出，士兵与老百姓的口号声和他的心在互相呼应，演出的高度技艺使语言自然相通。翻译在这里显然是多余的。

次日清晨，我去医院告诉他，我们将于晚间出发，向南渡过长江，经过我军游击区，把他交给国民党繁昌县政府和经过美军驻延安联络组与重庆协商指派第三战区委派的代表，再由他们护送他到昆明基地去。他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得跳了起来。又怪我昨天为什么不告诉他，又嫌这消息来得太快，他简直不相信自己是在清醒的白天而是在梦乡。他觉得延安那么远，总部的事情那么多，会这样迅速地处理他的事情，唯一的解释是中国人民对他的友谊。从这个好激动而通情达理的青年的脸上，我又一次看到了因兴奋而流出眼泪，他说：“你们对我太好了，……!”他说不出更多的话，一再代表他的家属向我们致谢。

在去皖南支队司令部所在地繁昌山里三条冲时，我们为了加快速度，减轻他旅途的困难，由无为山里和皖南交通站，组织了担架，轮换地一个大站、一个大站转送着他。从无为恍城山里、石涧埠、陡家坝、五号、沙垄、过长江到达繁昌油坊咀上岸，再经慕店、磕山、鸟阳冲到达皖南支队司令部。这样一段艰苦的路程，我们只花了两个晚上通过长江天险和许多日寇封锁线。为了中美人民的友谊，当时无为和繁昌的党政机关与交通站的同志们，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协助下，作出了精心安排。他们严密封锁消息，准确查明敌伪的行动，使我们顺利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从敌人据点旁边走过，从长江敌人汽艇旁闪过，渡过小江，爬

过陡岸，在当时日寇心虚胆颤龟缩在据点里向外打枪的情况下，交通站的同志们，心不惊，胆不颤地抬着担架赶路。为了中美人民友谊，不允许出丝毫差错。约翰倒是在担心和考虑，心中感到很不好受，几次要求下担架来和我们一道走。他哪里知道，如果他果真和我们一起走，在不熟悉敌情的情况下，他哪能象抬担架同志一样镇定果敢，不慌不忙地在敌堡下来来去去呢。

我们在皖南支队司令部住了一天，参加了支队政治部召开的茶话会。闲下来我们又谈到美国当时的总统选举的事。我问他对选举总统有什么看法，他说按照他们国家的规定，军人是不参加选举的，军人只是执行命令去打仗，什么选举总统这类政治的事情，就让搞政治的人去搞吧!至于现在究竟什么人当选为总统为好，他也不是没有看法。他认为现任总统罗斯福领导美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现在战争正在紧张阶段，如果换个人来当总统对战争不一定有好处。美国有句谚语：“过河休换马”。据他看还是让罗斯福保留总统位置，把这场战争进行到胜利结束为好。他说在美国人中持这种看法的人很多，谁也不愿在过河的时候,当走到河中间跳到水中换马呀。除非是马死了，或是骑马根本过不去，不能不采用别的办法。所以他认为这次大选中罗斯福肯定将连任总统（后来选举揭晓证明他的看法是对的)。

临别的前一天晚上，他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了令人深深感动的留言，希望在战后能够再见面。但这些资料在以后年代都丧失了，留下来的只有深深的记忆。

次日上午，国统区的代表到达指定地点，我们就匆匆作别。他朝着上饶昆明方向走去，那里迎接他的将是什么呢? 有黑暗倾轧，也有他的家人。从约翰遇到经过我军营救、在我皖中根据地渡过了约一个月的光景，虽几十年过去了。但双方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5年初夏，一架B24型轰炸机，飞临繁昌荻港上空，轰炸停泊在那里、装运铜陵铜官山铜矿石的日寇运输舰。因为俯冲轰炸的高度太低，飞机触到舰上架设的无线电天线，以致飞机不能再爬高，于是向北冲向黑沙洲方向，插入长江北岸边浅滩中．飞机扔下的炸弹，在荻港水中起爆，冲天的浪花和水压使日舰受到创伤。荻港水深，深藏水域的百斤大鱼和小鱼受震晕死后，一批批漂向江边，沿江两岸的居民得到从未有过的水产丰收。就在这时候，我泥汊区政府组织人民群众，把从机上跳出的美国飞行员约翰逊打捞上岸，送到皖南铜繁行政办事处。

当约翰逊发现飞机处于危急的状况下，他忙操舵向北想在黑沙洲着陆、当飞机插向泥汊附近的江边浅滩时，他紧扣了坐椅的抛出装置，火药爆发的力量把他抛出机舱，擦伤他的大腿。这只是一轻微的擦伤，休息几天后也就能正常地走动了。等到我受师部指令去看他时，他已经能正常地活动，毋须借助医药了。

约翰逊年龄比约翰大几岁，约翰逊二十八、九岁的样子。大概是种族优越感使他养成了白人至上的思想。他不但不知恩必报，反而处处流露出对我国弱苦农民的轻蔑，这使我大为恼火。然而，又怎么能在短时间里改变他长期所受毒害的看法呢? 他说过他出身于一个资本家的家庭，受过高等教育，他完全是为了消灭法西斯才到中国来，他的军衔是上尉。对于我们部队的穿着打扮，对于我们的武装低劣，他都很不以为然。他很不理解我们这支英勇的部队坚持在抗日战争中最艰苦的战场上，怎么能一次一次地消灭日寇。那时我们的武装比较差，但我们的英勇杀敌的精神力量，是谁也赶不上的。

每当他早晨起来搔着跳蚤和虱子咬的一块块红疱时，特剔是腰际使他奇痒难受。他便又是摇头，又是叹气。也难怪他又是惊奇又是难过，因为我们同住一间屋子，但是跳蚤都去欢迎这个不速之客，却不来光顾我一下。我劝他换上我们的衣服．把他那长着害虫的衣服用开水泡洗消毒，但他却摇着他手中当时号称文明先进的避蚊油，宁愿光着身子睡在在被子里出汗，也不肯身着我们的服装到太阳下面走走。其实那避蚊油的作用是很小的。他的个子不如约翰那样高，替他找身合适衣服并不难办，打扮起来也不难看。但主随客便，他愿意受罪，又有什么办他看到当地小孩围着他看时，他不象约翰那样，有礼貌地招招手致意，久而久之和孩子们交上了朋友，孩子们也有礼貌地给他唱歌，但是这约翰逊却对孩子们吹胡子瞪眼睛，弄得关系紧张，最后他只落得个孤零零、灰溜溜地自叹冷冷清清了。他想家，想他的孩子和老婆，终日愁容满面地拿着带来的孩子和老婆的照片不放，自己看够了又叫我看，他担心他的不幸消息传到美国以后，他的老婆会抛弃他，改嫁别人。当然这在美国人的风俗习惯来说并不是没有可能，但我们劝他不要这样想，我要他相信通过延安我军总部转告美军驻总部联络组，他的家属肯定已经得到了他的安全的消息。然而他听不进我的劝慰，仍然心事重重，一副愁眉苦脸,

令人感到他缺乏战斗人员视死如归的气概。他那日见飞长的胡须隔几天就长成了一大把，但不肯剃去。他说要留着回基地去剃。那蓬头垢面的怪相，与其说引起别人同情，不如说令人看了非常厌恶和好笑。当我们给他鱼吃，他没有忘记他们把鱼头切去再加工的习惯，面对烹调得美味可口的鲥鱼，就是因为有鱼头，对鱼身子都不肯动筷子。他埋怨我们不能为他的打火机提供一滴汽油。虽然在他们家的生活中，汽油不是甚么难得的东西，可是我们那时正处于发电报、机器做零件、开动卷烟机卷烟都得靠人力驱动的时代，我们怎么能为他的现代化打火机提供少许汽油呢?

至于我们的政治情况，根据地人民生活情况，他从来不问不关心，也不谈他们那边的情况。可以推想他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毒害之深。他留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琐琐碎碎、总是不满、一天到晚愁眉苦脸、想着他的家属的家伙。这样的人，我为他工作，也是不看僧面看佛面，为的是还有过象约翰那样的合情合理的人啊!   

也还是有值得感谢他的地方，他那架座机栽到泥汊附近江边浅滩以后，我们的同志们迅速把机上的机关炮和子弹全部弄了回来，把残机炸毁了。等第二天日寇来找飞机时，只是围着那解除武装的一堆破片打转转。约翰逊的飞机增加了我军武器库的新式武器。我们替机关炮装上了腿架，使当地的日伪顽折服在这新式武器的威力下。它有四种小炮弹——发光、穿甲、爆破和烟幕。夜间攻打碉堡堪称利器，因此在尔后反攻日寇的战斗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

约翰逊在根据地的不太好的表现，并没有因此受到岐视．他因为有约翰为前驱，所以很快就在延安电复之后，按照约翰所走的路，送到国统区，由国民党政府接收后回去了。

事情过去好几十年，现在想起来恍如昨日．这两位曾来和我们共同抗日的美国青年现在也都进入晚年，中美两国人民有着传统的深厚的友谊，如果这两位美国飞行员再到无为、繁昌一游，我想定能对我国有新的认识，他们一定能够获得新的友谊，尽管美国还有极少数的反动分子一贯仇视我国，使祖国的统一事业横遭阻挠，但我坚信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必将永葆青春。  

                                                  7师分会 王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