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最艰苦的岁月1942年10月10日入党的，时年17岁。我跟随党历尽艰辛，风风雨雨走过了72年的光辉历程，深切感受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个人幸福的晚年。作为一个有72年党龄的老党员，回忆我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党的隐蔽战线秘密工作，以此纪念建党93周年。

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形势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以苏、美、英、中为首的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终于从组织上形成。世界形势这一变化，对中国抗日战争十分有利。但是在中国的敌后战场上，尤其是新四军第1师粟裕领导的苏中军区，是敌情最严重，斗争最尖锐、环境最恶劣，条件最艰苦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苏中军民抗日最困难的时期，要比全国还要长一些，因为日本侵略军为了支持太平洋战争，更加紧了对大江南北的控制和掠夺。而国民党蒋介石又增派兵力重返苏中地区建立反共基地，日、伪、顽与我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

1942年12月，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党号召全国军民“咬紧牙关，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动员苏中军民“坚持抗战”，“坚持原地斗争”，“保卫苏中抗日根据地”，坚决粉碎敌人的“清乡”“扫荡”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阴谋。面临敌人大举扫荡，应对恶劣环境，苏中抗大九分校实行“精兵简政”轻装前进，向江南转移。我们第4队（青年学生队）学员毕业就地分配，有40多人被分到苏中二地委。当时听了二地委副书记章蕴同志介绍敌情和布置任务后，我和另外8位同学被分到江苏台北县垦区，配合游击武装对敌斗争和做群众工作。我被分到民兵大队长刘文虎同志家里住宿。我们每人发给三个月公粮，自己领取并用独轮牛头车推到刘家，白天干农活，晚上给民兵讲课或打游击战。

二、抗战时期党的地下工作原则

抗战时期，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通过总结，为党的地下斗争提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周恩来同志根据国统区的工作特点，总结了党员职业化原则。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政策，成为秘密工作的指针。我们党隐蔽战线斗争的特点就是群众工作、情报工作与统战工作的有机结合。党提出情报工作要通过交朋友，通过往来交谈做工作；要建立据点，建立关系，深入社会；要见缝插针，做串门的生意；扩大了团结的基础，即扩大了工作开展的可能。

1943年春，为了坚持抗战，更有效地打击敌人，苏中二地委成立了秘密工作部（简称秘工部）。除了委派特派员单线领导敌占据点内党的秘密组织之外，同时又在根据地的集、镇和交通要道附近建立党的乙种组织。秘工部吴志敏任部长，在各县区设立秘密工作特派员，负责单线领导党的秘密工作。

隐蔽战线斗争有两种组织形式：一种是渗透到敌人内部去做瓦解敌军的工作，这是属于秘密工作系统的敌工部领导；另一种是在根据地集、镇和交通沿线建立秘密党组织，称为乙种党组织，属于秘工部领导。它的任务是：一旦被敌人占领了根据地的集、镇和交通沿线时，继续领导当地的人民群众坚持敌后斗争，配合未被占领的根据地军民打击敌人。甲种党组织是公开领导当地群众对敌人开展斗争。乙种党组织与甲种党组织没有横向联系，自成体系，独立斗争，只与本系统的上级发生单线联系。

三、台北县组建乙种党组织

1943年3月，台北县垦区的领导找我谈话，根据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台北垦区要组建乙种党组织（即秘密党组织），要挑选阶级觉悟较高、政治上坚定、面目又较隐蔽的党员转入秘密工作系统（抗大分到垦区来的9位同学中只有我是党员），先把我从青年党员转为正式党员（已满18岁），并把我调离刘文彪家。要求我严守党的纪律，不准我和做公开工作的同志和熟人发生横向联系。为了掩护我的工作，还把分到垦区的其他抗大同学调到兴化县去工作。我即化名为王德忠，以垦区的棉农身份作掩护，落脚在南阳镇西侧公路边的秘密党员季云洲家里。当时垦区特派员钱学仁同志（女）（化名吴中如）每月与我单线联络一次。组织上这一系列措施，使我的工作、生活和思想有一个很大的转折，一时感到很不适应，觉得人地生疏，冷冷清清，很不习惯。羡慕作公开工作的同志轰轰烈烈、热热闹闹。但又想到我已经是一名光荣的正式党员，应该听党的话，服从组织的安排。

当时我的任务是担任支部书记，掌握一个点线支部，发展组织，扩大力量，争取合法斗争。南阳镇是一个游击区，经常处于对敌斗争拉锯状态，离敌人据点最近的“西团”只有七、八华里，日本鬼子和伪军三、五天就出动扫荡、抓丁、抢粮食……。我们既要侦察敌人动向，又要搜集军事情报，还要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棉农的职业主要是把摘来的棉花卖给棉花行，白天在棉田里作业，全靠手指直接触摸棉花，不会干跟着学，不适应也硬着头皮干，雨淋日晒，起早贪黑。日久劳累，病毒感染，我左手食指生了疔疮，越来越肿，越来越痛，一天比一天厉害。部队远离了，找不到西药救治，只好求助中医土办法，等待脓头成熟，挤出脓血，再洒上中药粉末。伤口愈合，肌肉却长不起来了，半个残缺的食指成了终身残废。

四、工作职业化，斗争合法化

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工作需要，三个月后，组织上把我从领导一个点线支部，调到垦区担任乙种党组织的区特派员，负责南阳镇、裕华镇等三个点线支部的工作。要求我联系群众，掌握情报，单线领导，就地生根，发展组织，建立点线支部。这种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为隐蔽战线积蓄力量，为缩短革命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起到重要作用。

首先我参加苏中区党委秘工部为各区县特派员组织的业务培训三周。培训中要求大家提高对秘密工作深远意义的认识。一个地下工作者，不仅要学会做工作，还要学会隐蔽自己，不暴露身份与组织，尽量采取合法斗争的形式。

学习回来后，组织上交给我2500元伪币作资金，要我学会经商、做生意，自己养活自己，组织上不再给我任何补贴了。为此我通过关系，在南阳镇找到一个棉花行里的小老板朱逐良（比我大一岁），合伙在南阳镇街中心开了一个小百货店，一边经营小百货，一边做单线领导的工作，开始了自力更生的生活。

南阳镇位于现在的江苏大丰县东南部，当时距离敌占县城大中集仅27华里，是一个千把人的小集镇，多为棉花商行。我化名王德忠，经常外出开会、汇报，搜集情报，接受任务。

由于培训提高了认识，我工作干劲更足了，活动空间更大了，获取情报的方法也多了。我从领导三个点线支部发展到五个点线支部，其中一个点线支部是粮食店，设在离敌人据点五、六里地的水陆交通的河道口，是敌人频繁进出的必经之路。每次敌人出动，无论是陆路行走还是乘船、汽艇，经过这里，我们都能看得一清二楚。粮店设有两本账，一本是记录粮食账，另一本是记录敌人动态的情报账：黄豆代表日军，玉米代表伪军，大米代表步枪，蚕豆代表机关枪，红豆代表上午，绿豆代表下午。在这本特殊的账本里，记录着日、伪军的数量、武器装备、行动规律、具体日期和时间。台北县秘密党的县特派员李克和同志（化名朱醒吾）每月与我单线联系，对我的工作比较满意。每次都是高兴而来，满意而归。我们垦区送上去的情报，对配合武装斗争，打击和消灭敌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五、苏中二地委秘工部工作

为了加强二地委秘工部的建设，1943年10月，组织上把我调到地委秘工部，担任政治交通工作。当时既无电话，也不能通邮，只有靠专人传递情报。我的主要任务，是将每月各县特派员来部里汇报的情况汇总，送往区党委秘工部；遂将上级的指示和要求及时传达到各县特派员；同时随时了解敌人据点的新动态，并将有关情况送交甲种党组织。由于防范严密，方法巧妙，又得到地下党组织的密切配合，虽然我经常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出没，但我从未出过差错，每次都能很好地完成任务。

例如“西团”据点的地下党组织绘制了“西团”敌人的兵力部署与火力配备图，我大胆细心，及时传送给甲种党组织，为我军1943年年底和1944年夏天两次攻打“西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有一次我们获得了一份很有价值的情报，敌占县城大中集的据点只剩下一名日本兵留守，我们连夜将这份情报送往根据地。遗憾的是我们的部队转移了，失去了一次端据点的良机。

1944年秋，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局面打开了，准备对敌人进行大反攻。苏中区党委决定撤销乙种党组织，我也被分配到新四军苏中公学18队整风学习。苏中二地委秘密工作部胜利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抗日战争时期，乙种党组织根据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的方针，既保存和发展了党组织，又巧妙地同敌人进行长期隐蔽的合法斗争。我们党内的一些领导同志更是开展隐蔽斗争的楷模。刘少奇同志曾多次被党派往国民党统治区（也称“白区”）开展工作。薄一波同志曾评价说：“他创造了党在白区工作中前所未有的成绩”。在1945年党的七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中，刘少奇被誉为我党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我党长期艰苦卓绝的白区工作、隐蔽斗争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周恩来同志说：“抗战时期中共隐蔽战线斗争的最大成就，便是争取了社会各阶层同情共产党的事业，这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师分会 唐景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