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史专家认为，经过近七十年的风雨沧桑，中原根据地和新四军第5师的一些特点更凸现出来，其深远的影响值得重视与研究。

这些特点是：

1 中原根据地是建立最晚的根据地。于1939年中期，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才创立。其时，日寇已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在占领区域成立维持会，组织伪军，掠夺物资，以战养战，并转移力量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国民党也由联共抗日，转为防共、溶共与反共。五师错过最佳创建和发展时机。

2 中原部队的前身豫鄂挺进支队成立之初没有成建制的红军部队为骨干。仅依靠少数散落当地的红军、中央派来的干部、地下党员、以及通过发动群众和统一战线拉起的小股武装游击队，合成了我党最早的武装力量，然后以滚雪球的方式发展壮大，由弱到强，由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

3 中原根据地被国民党军、日本驻华中部队、伪军和各种土顽武装重重包围与阻隔，与其他解放区的距离均有数百里甚至上千里之遥，是孤悬敌后的一块根据地。和其他兄弟部队只能作战略配合，不能在战役战术上配合作战。

4 因此其隶属关系非常特别：建制上5师属于新四军序列。但是军部对它非常不了解，难以直接指挥，建议由中央军委领导和指挥，但是军委也只能依靠电文联系，难以便捷地指挥。

5 中原根据地和5师的第一把手李先念是四方面军的将领，而其他根据地的第一把手都不是来自四方面军的。

这些特点导致一系列变化的发生，并产生重大影响。

二 “挤”出来的根据地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敌后建立了数个规模较大的抗日根据地。华中和中原濒临长江，是物产丰富的江南水乡。新四军华中根据地紧邻中国最大的工商都市上海和政治中心南京，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中原根据地紧邻号称九省通衢的大武汉，而中原自古就被视为中国腹地，有“谁得中原谁得天下”之说，战略地位之重要自不待言。在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军的驻军密度一度以中原地区为最，经常盘踞着6个师团2个旅团，计达15万人（另一说是21．8万人），还有8万多伪军供其驱使。有人统计过，若以华北驻军的密度为一，那么武汉地区日军最多时密度为九，是前者的九倍。国民党军虽然败退大西南，但是在豫鄂两省仍然保存了相当大的军力。有一、五、六、九共四个战区，第一线部队近40万之众。特别是河南的汤恩伯部反共最坚决，力量最强，是我党我军的大威胁。在敌伪顽的挤压和夹击中，力量最弱的中原我军不能与敌人硬碰硬地对抗，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在灵活的斗争中求发展。

中原根据地与其他根据地不同，它基本没有成片的连绵的地域，而是呈点状、斑块状的地域态势。这样的状态是中原地区敌我博弈的结果。优点是有助于我军更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必要时进行跳跃式的转进。它的隐患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很容易被敌人分割包围各个击破，而我军缺少足够的空间大踏步进退。这隐患在解放战争初期，当敌人大举进攻的时候就显现出来了。这个特点还规定了中原解放区必须一刻也不能停止发展和扩张，在发展中巩固，在巩固中发展。不发展的巩固只能越巩固越缩小。中原解放区是在敌伪顽的包围中成长起来的，依靠张力硬从夹缝中“挤”出来一块一块如豆腐块一样的地盘。

1938年的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决定放手发展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鉴于抗战初期我南方红军游击队都集中改编，调往皖苏地区，在鄂豫两省没有我党领导的大股武装力量，中央决定在河南开辟抗日根据地，在中原地区，在敌人的心脏地区，重建我党的抗日武装，争取有大的作为。刘少奇同志被任命为中原局书记，朱理治被任命为河南省委书记，领导中原根据地的建设。刘少奇同志凭借马克思主义者的深邃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宏伟气慨，大刀阔斧地发展党的组织和党的军队。他的名言“第一是武装，第二是武装，第三还是武装”明确地指出了中原人民和广大党员的奋斗目标。从此，中原摆脱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进入了大发展的时期。

                        三 历史的选择

开展独立自主的武装斗争，最重要的还不是搞武器拉队伍，而是建立我党的正确的领导核心，选派优秀的军事干部到敌后领导抗日斗争。“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中原有一大批优秀的地方领导干部，例如朱理治、陈少敏、陶铸、刘子厚、吴祖贻等政工干部和民运干部。但是军事干部较少，尤其缺乏独当一面、具有战略目光的军事高级领导干部。在红军时代，鄂豫皖苏区曾涌现了许多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他们之中有的离开了中原战场，如徐向前、徐海东等，有的被整编后离开了豫鄂边区。如领导红二十八军的高敬亭，因此，高级军事干部的缺乏就成为制约中原根据地发展的瓶颈。中央对中原在这方面的薄弱是有所察觉的，也想改变，曾计划让徐向前、郑位三到中原工作。对中原军民来说，徐向前是最好的人选，如果他能来中原，凭他的威望和才能，一定能在鄂豫皖打出新局面。但是遗憾的是，徐帅没能来，终与中原战场失之交臂。郑位三也因故未来。如果他能来中原，亲身参加根据地的创建，坚持敌后斗争，那么他对中原解放区的认识将比较正确，可能不会发生他后来作为华东局代表到中原后的判断失误。另一个到中原的合适将领是徐海东。他是鄂豫皖的老人，对此地情况极熟，有丰富的敌后斗争经验。但是中央却把他派往华东，不久他就因重病休息了。中央原来也没打算派李先念到中原。毛主席找他谈话时，告诉他将被派到高敬亭部工作，任参谋长。对李先念的委任有三点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李先念将没有军事指挥权，只是高敬亭的幕僚。二，李去高敬亭那里的主要原因是能与高搞好关系。高敬亭军阀作风严重，很难与别人搞好团结。郑位三原是他的政委，因无法合作而离开。中央认为李先念顾全大局，性情刚柔并济，能与高相处好，还能约束高敬亭。三，李先念与高敬亭都是鄂豫皖的老人，但是中央把他们的战斗岗位确定在华东。这说明中央当时并不希望由鄂豫皖的老人来恢复根据地。至少对李先念是如此。

李先念随朱理治来到河南竹沟，本打算稍事停留后前往皖西，但是事情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朱理治此行的目的，是召开中共河南省委扩大会议，研究撤销中共河南省委，组建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原河南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率部队东进抗日以后，军事部长一职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谁知“踏破铁靴无觅处得来全然不废功”。据《李先念传 1909—1949》记载：“朱理治通过一路与李先念的相处和了解，认为他明达机敏，顾全大局，智勇兼备，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于是就与中原局委员郭述申商量，将李先念与谭希林调换，让谭去豫皖，把李留在豫鄂边，并立即报告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此方案得到了中原局的批准和中央的认可，李先念就留在豫鄂边区党委工作。”李先念遇到了伯乐，留在了豫鄂边区，担任了军事主官，中央同意了这个变动。战争时期特事特办，这个对李先念和豫鄂边区人民命运有重大影响的变动就在几封电报的来往间定下了。中央当时是如何讨论中原局的提议，我们目前不知道详情。但是有一点应当引起人们的注意，那就是四方面军的历史背景没有影响对他的这次任用。

如果与其他几个根据地相比，中原的干部配备似乎较弱。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的几位老总都曾担任过西北、华北、华东的军政领导。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竟然有林彪、彭真、陈云等二十多名中央委员。中原的领导核心没有从中央红军派来的旅级的重要干部。但是中央还是陆续派来少量的红军干部。其中就有任质斌同志。

任质斌是我党少有的具有大学学历的知识分子干部。他1931年考入北平中国大学。1932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即被派往中央苏区，1934年转为中共党员，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任质斌长期从事革命宣传工作，担任过红色中华报（新华社前身）社长和师政治部宣传科长兼民运科科长。抗日战争初期从事过一段地方工作。后作为优秀干部送入马列学院学习。

1939年底，任质斌被派遣到中原参加敌后抗日斗争，并作为朱理治的接班人来使用。他为什么受到重用呢？因为一，任质斌是中央红军培养的干部，得到中央的信任，任到中原有利于中央对中原抗日工作的领导。二，任有长期宣传工作的经验，又有地方工作经验，其经历与朱理治有相似之处。到中原后可以担当地方工作的大任。三，文化素养较高，有利于统战工作和知识分子工作。豫鄂两省是文化大省，教育发达，很多知识青年参加革命，知识分子干部较多，以任质斌的文化背景，比较容易理解和团结知识分子干部。任质斌品质高尚，顾全大局，能搞好团结。但是任质斌也有不足之处。至少在刚到竹沟地区的时候，他还不熟悉中原地区，他从没有在鄂豫皖地区工作过，缺乏对该地历史和现状的了解。他也缺乏领导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验，尤其缺乏领导军事斗争的实践。但是那时候，任质斌年龄不过二十五岁，正是精力充沛善于学习的年岁，他的这些弱点很快就被克服了。

任质斌初到中原并没有立刻进入核心领导班子。边区党委第一次会议上郑位三任书记，陈少敏任副书记，郑没有到职，书记之职由陈少敏代理，李先念任党委委员兼军事部长。边区党委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地方工作。1940年初，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在京山八字门正式建军。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治委员，刘少卿任参谋长，任质斌任政治部主任，王翰任政治部副主任。为了加强对边区党委和纵队委员会的统一领导，边区成立了军政委员会。三月间，朱理治奉命去延安，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纵队政治委员和纵队委员会书记均由任质斌代理。至此，任质斌在中原的领导地位确定下来。中原根据地的领导核心开始形成。陈少敏负责地方工作，李先念领导军事工作，任质斌负责政治工作。历史证明朱理治在中央的领导下，对豫鄂边区党政军领导班子的配备是成功的，他很好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四  根据地的七件制胜法宝

在强大的日本法西斯军队占领了大片国土之后，抗日武装能否在敌人的后方建立根据地，能否坚持下去，能否发展壮大，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是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亟待解决的大问题。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抗战初期的实践经验，对以上的问题作出了科学的明确的回答。丰富的实践经验证明，只要做到以下几条，敌后抗日武装就能发展壮大。这几条是：

一、必须有党的坚强正确的领导。各级党的领导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同时对当地的具体情况了然于心，善于将中央精神与本地具体的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二、必须有党领导的强大的抗日武装，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相互配合，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

三、必须有正确的战略战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基本采取游击战和山地运动战，同时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攻坚战，基本原则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何时何地好打什么仗就打什么仗；

四、必须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对敌、伪、顽、友都有相应的政策，尽量扩大己方力量，尽量孤立最顽固的敌人；

五、最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军民鱼水关系，让人民变成埋葬敌人的汪洋大海，让人民成为支持抗日的最雄厚的基地；

六、必须有相对广阔的活动空间，能让抗日武装灵活机动、避实就虚地打击敌人；

七、必须在物产相对丰富的地区开展活动，必须有一套适当的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发展生产，刺激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为部队提供充足的粮食和其他物资。历史证明这七项条件，或者说七件工作是我党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少一项都不行。主观努力和客观条件必须同时具备，根据地才能建立才能发展。中央红军在长征时曾想在川黔建立根据地，但是由于条件的缺乏，这个计划没有实现。由此可见，根据地不是想建就能建立的，不是仅靠主观努力就能建成的。所以中央在抗战初期对能否在敌人重兵集结的中原地区，能否在只有丘陵和水网但没有高山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是没有把握的，这种顾虑可能是中央没派成建制的大部队到中原的原因之一。但是中原李先念和华东陈粟在创建根据地方面的成功实践使中央打消了疑虑。1940年5月中央书记处来电：“武汉附近新四军挺进纵队（有九个团）的创造是一个伟大的成绩。这次经验证明了一切敌后地区，不论在华中或华南，我党均可建立自己的武装部队，并且可以存在和发展，但其先决条件是地方党应有组织武装的坚强决心与工作布置，有不怕与顽固派摩擦的勇气与意志。”

李先念部在胜利突围后，中央要求他们在陕南和鄂西北建立根据地，但是经过艰苦的努力，只建立了几个不大的游击区。其中原因是，敌人力量过于强大，我军整天被敌人追赶，没有时间和条件去做细腻的工作来发动群众。群众长期受反动宣传，被保甲制度约束，不敢接近我军。陕南山高林密，物产匮乏，极度缺乏粮食。部队与民争粮，使得军民关系紧张。很多经验都告诉我们，根据地建立的先决条件之一是部队能筹集到足够的粮食，没有余粮的地区无法建立根据地。

                         五 在争夺河南上的失误

前面说过，中原根据地的的特点是独特的地理态势——孤悬敌后，与其他根据地在地理上没有直接打通。实际上，中原的四周都是敌伪顽军，敌人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成功地切断了5师与活动在淮北的4师的联系，也把晋冀鲁豫根据地远远地隔在北面。敌人能做到这点，是因为他们看准了中原战局上的一颗重要棋子——河南。河南是中原的核心，谁占据了河南，谁就取得地理上的优势。河南北与河北接壤，东与安徽山东为邻，西与山西陕西相接，南与湖北连为一体，是连接东西南北的平台，从这里出发可与其他解放区便捷来往，相互支援。但是5师被困在湖北，战略态势就不太好了。豫东有日军、豫西有汤恩伯的军队，中间是黄泛区，南边有长江天堑的阻隔，东边有桂系重兵把守，还有反共老手顾敬之的老巢，西边则是荒凉的鄂西和陕南。因此打破敌人包围的关键是以湖北为基地，向北发展，经略河南，同时尽量向东突进，与四师联手。

在抗战初期，党的中原局就设在河南竹沟，从那里组建了几支新四军的骨干队伍，游击队和部队的留守人员也不少。但是豫南豫西是国民党军的地盘。睡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他们是一定要把我党的力量挤出去的。为了避免和顽军发生直接冲突，李先念领导挺进纵队进入湖北，向日军的后方挺进。按照原来的战略部署，彭雪枫应该率部在豫皖一带活动。但是在敌人越来越大的压力之下，彭部在反顽斗争失利后，退出了豫东，向皖北皖西发展。1939年底，国民党反动势力发动了竹沟事变，大肆屠杀我留守人员，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我军逐步退出了河南，从此，除豫南一带有我军活动外，河南就被日军和汤恩伯军瓜分了。这个局面一直延续到1944年4月日军发动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河南战役。腐败的汤恩伯三十万大军不堪一击，三十七天失城三十八座，国民党军在河南的势力大减，河南许多地方出现权力真空，我军重返河南的时机来临。可惜的是，由于我五师受到“以巩固为中心”的工作方针的约束，对派兵入豫经营河南犹豫不决，耽误了时机。中央派王树声带领太行、太岳一万多人进军河南是一步好棋，但是似乎也晚了一点。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了大好的局面，战略反攻的态势已经形成。但是我方似乎还没有预料到日本法西斯会在一年之内垮台，因此觉得还有时间来调整部署，对经营河南缺乏紧迫感，派兵入豫的力度和强度都不够。虽然入豫的部队建立了几个小块的根据地，但是很不巩固，当蒋军卷土重来，根据地很快就丢失了。中央打通华北与中原两大根据地的战略计划没有实现，中原根据地孤悬敌后的不利态势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这对第三次国内战争初期我中原解放区的斗争产生不利的影响。现在来看，郑位三提出的整顿意见虽然有某些合理的方面，但是负面的影响是很大的，对后来的斗争产生严重的后果。我们不妨设想，如果郑位三早点到中原来，他有时间更全面地了解情况，与李先念更容易沟通；如果他更晚一点来，中原的形势更明朗，发展河南的工作已顺利展开，郑即使有看法也不能改变大的方向。而郑位三是在历史即将发生剧变的时刻来到中原，历史就这样由于一个偶然因素而发生了改变，丧失了转机。

                      六 发展和独立工作的模范

中原根据地建立较晚，但是发展很快。据华中局党代表郑位三传达，军部奖励五师是“发展第一”、“独立工作第一”。中原搞得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统战工作做得好。我党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通过各种方法将数支部队编入我军序列，并进行了革命化改造。1945年程耀德率部五千人起义，还携带迫击炮八门，轻重机枪八十余挺，长短枪四千余支，子弹三百万余发。他们加入新四军5师的战斗序列，使5师主力达到三个整旅的人马。这在当时是轰动全国的大事。

各地群众参军的热情很高，比较雄厚的地方财政也养得起不断扩大的军队，所以抗战后期，中原解放区的兵力增加很快，“建立了拥有五万余人的正规军和三十万民兵的武装力量”，“解放了九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和一千三百多万人民，建立了八个专区和十一个中心县、六十六个党政军齐全的县级政权”。

王震的南下支队路过中原，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广大人民嘘寒问暖，送衣送粮，让子弟兵穿得暖，吃得好。当地政府出资买了一座山的柴火给部队烧木炭取暖。部队过长江时，王震担心没有船和船工。来到江边，只见空空荡荡。正在此时，听到一声口哨，无数的船从芦苇中出来，及时把部队安全送过江。王震高兴得眉开眼笑，连连称赞5师群众工作做得好，湖北的老百姓好。

                        七 中原战略重任的数次调整

需要指出的是，中原我军虽然发展很快，战斗频繁，缴获甚多，战果辉煌，但是战力还不是很强大。与华东的陈粟军相比，军队打大仗打硬仗的能力还有差距。那么，是不是军队作战过于频繁造成的？是不是减少战斗次数，关门整顿和巩固就能加强军队呢？事实证明了这种做法恰好是南辕北辙。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敌强我弱，为了坚持持久战，我军以游击战和运动战为主要的作战样式，一般不与敌人硬拼。所以战役规模不大，较少组织大规模集团作战，部队缺少打大仗打硬战的锻炼和经验，缺乏与敌人主力打大攻坚战和阻击战的能力。

中原部队的弱点在抗日战争时期表现还不是很明显。因此，当以巩固为主和减少战斗频繁的主张提出来后，虽然有不同意见，但是出于对华中局代表的尊重，他的主张被多数通过。这个变动对中原战局产生了不利影响。它束缚了我军的手脚，错过了发展根据地的最佳时机，造成了我军在战略态势上的被动。当国民党军在抗战胜利后，以军师为作战单位向我进攻的时候，中原部队战斗力不强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在桐柏战役第二阶段，我军与国民党正规军相遇。决定在双沟歼灭敌军第十军二十师。该师有三个团，位置孤立。1945年12月7日我军以一个旅三个团担任主攻，以一个旅为助攻，以三个旅打援。现在看来，在部署上兵力分散，重点不够突出。部队打了两天两夜，在即将歼灭守敌的关键时刻，指挥员下令撤退，我军只好撤出战斗。此仗对我军士气影响很大，敌人南北夹攻的态势更为严重。第二仗计划消灭侵占祁县之一八一师，而后乘胜歼灭进犯杨档的第一二七师。为了消灭一八一师的一个团，12月14日夜我军以五个团的力量发起进攻，激战一夜没有全歼敌人，第二天敌人救援主力赶到，我军被迫撤出战斗。两战失利，对以后的战斗极为不利。

初战失利虽然不好，但是局面还可挽回。只要我军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大踏步进退，尽量调动敌人，让敌人深入到我根据地，助长他们的骄横心理，促使其分兵冒进，然后我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弱敌和孤立之敌。这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华东的粟裕在“七战七捷”中成功地运用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取得很大的战绩。经验证明，在战争初期，面对强大的敌人，我军遭受某些失利，丧失一些土地，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须的。关键是自己不要乱了方寸，不要失去信心。华东有淮安涟水的失败，东北有四平的失利，华北有张家口的丢失，但是我军都在大踏步转移以后打了大胜仗。

中原我军处于内战的最前沿，是最先与敌人接触的解放区，此前，没有同美械装备的国民党正规军正式交火的经历，缺乏战胜敌人的经验。开战失利也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失利后就有人犹豫于留与走，往北还是往东转移的考虑之中，想离开经营了八年的根据地，似乎太过轻率。对此，中央是有保留意见的。中央希望中原我军留下来，拖住敌人，最好能打几个胜仗，扭转被动局面，发挥一个大战略区的作用。后来，中央虽然同意转移，“但认为转移的时候须在一个月后为宜”（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电）这说明中央还想等一等，看形势有无变化，让中原军队有更好的出路。其中就有对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的预期。半个月后，果然停战有望，中原局和中央不谋而合，决定停止东进北上的计划，在原地坚持，等待形势发生有利的变化，那时再决定下一步行动。现在看来，我方对停战，对获得一段时间的和平有一些期望，对蒋军利用和平与停战加紧对中原我军收紧包围圈的阴谋缺乏应对。在停战期间，敌人积极调兵遣将，以三十万兵力（亦有说是四十五万人）将5万多中原主力部队包围在方圆不足百里、人口仅四十万的狭小地区；江汉、鄂东和河南三个下属军区的部队亦在各自驻地成“品”字形被分隔开来。而我军受停战令的约束，不能有大的行动，被敌人紧紧地包围了。

中原我军被围，敌人高兴，我方震惊。但是中央很快明确了中原我军新的战略任务，那就是吸引敌人刘峙集团和程潜集团，使几十万敌人主力被粘在中原，不能调往别处，为兄弟解放区减轻压力，让他们有尽可能多的时间做好迎敌的准备。5师以静制敌，吸引敌人，比单纯地转移对全局更为有利。

八 绝处求生

自我军建立以来，万人左右的大部队被敌人团团包围，有长征的西路军和抗战时期的皖南事变。那两次我军都遭到毁灭性的失败。在战争史上，一旦一支部队被数倍于自己的强大敌人包围，粮弹两缺，外面又无援军解围，被围的军队很难摆脱覆灭的命运。二战时的基辅战役的苏军，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德国第六集团军都被消灭了。因此，熟读军事教科书的国民党军统帅部，对全歼李先念部信心十足，并且预测只要四十八小时就可以达到目的。一时，中原战场牵动了无数人的心，成为政局的热点。实话说，最坏的结局不是不可能发生的。如果中原我军最后没能突围，被强大五倍于己的敌人消灭，那么，中原解放区面临的结局将是，既失地又失人。因此中原部队能否胜利突围就成为关键。毋庸讳言，桐柏战役失利的阴影还笼罩在干部战士的心头。即使在某些领导干部中，悲观怯战的情绪也存在。但是为了完成这一历史的壮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发挥了惊人的勇敢和智慧，怀抱破釜沉舟的决心，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勇气，杀开数条血路，终于突围成功。

    中原突围作为一个成功战例，一个奇迹，绝对可以写进军事教科书。我军选择了恰当的时机，在恰当的地点，用巧妙的方式，以爆炸般的烈度，以水银泻地般的渗透，突破敌人层层的防线，突出了重围。突围的部队虽然不可避免地受到损失，但是建制完整，筋骨未伤，仍保持着相当的战斗力。

关于突围成功的原因，已经有许多的分析，本文就不重复了。本文强调的是：几支大军的调动和行动都瞒过了敌人，敌军统帅部对我军即将开始的大规模行动竟然毫无觉察。敌人的侦察机天天在头上飞，无线电侦听日夜不停，谍报人员千方百计搞情报，参谋人员认真分析，做出判断，美军专业人员大力协助，都没有搞到有价值的情报，个中原因很值得研究。我认为与其说我方的保密工作做得好，莫如说是战术运用得好。古代兵书所说的许多计谋，我军都用上了。例如空城计、调虎离山计、声东击西计、虚虚实实等，还有利用敌人骄狂的心理，逆敌人的思维定势而作反向策划等等。我军的装备差，基本无重武器和重装备。在特定的环境下，这反而成了优点。部队行动时悄无声息，隐蔽性好，可以爬山涉水走小路。此外，在出发前复原了一部分老弱病残人员，转移了一部分人员，进行了彻底的轻装，部队行动敏捷自如。战士虽然对整个突围计划不清楚，但是都知道这是性命攸关的行动，做好了吃苦牺牲的准备。

                     九 牺牲自我 顾全大局

中央始终是在全国战局的大背景中考虑如何使用中原部队的。无论是打是停还是走，中央的决策都不仅从5师的安危出发，而是看是否对全国的战局更为有利。中央认为，中原部队最重要的战略任务是吸引和滞留敌人的刘峙集团和程潜集团，使敌统帅部不能把这两个重兵集团投入其他战场，以减轻我兄弟部队的压力，为他们赢得宝贵的备战时间。东北战场上，我军在四平保卫战中元气大伤，一路败退到松花江北。敌人占领了大片土地和几乎所有的城市。但是感到兵力越来越不敷使用。打倒松花江南岸，再也没有力量进攻了。敌指挥官杜聿明事后感叹，如果他再有几个军，就能把共军全部消灭。试想，如果围困中原的这三十万人马压向东北或任何其他解放区，谁都吃不消。内战开始后，敌胡宗南集团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向陕北进攻，只是以部分兵力在山西与陈赓作战。原因何在呢？原因就在于，胡宗南不得不用相当大的力量围剿在陕南的李先念部，防止李部威胁西安，策应陕北。所以中央开始的思路是，李先念部在中原打几个胜仗，开辟一个重要的战区。中原失利后，中央希望李部拖住敌人，让敌人陷在中原。中原突围后，中央希望我军不仅能生存下去，而且把刘峙和胡宗南的部队拖在陕南贫瘠的大山中，钉死在那里。为此，即使中原部队遭受重大损失也在所不惜，也就是说，中央有牺牲李先念的决心。中央认为这样做比单纯保护这支部队，或者让部队打几个胜仗更划算。1947年1月24日中原局在延安召开会议，刘少奇到会听取意见并作了重要讲话。他说：“中原部队在外线作战，今天已经起到了战略作用，不比到华北编几个纵队、打几个胜仗所起的作用小。”

就这样，牺牲局部顾全大局的历史使命就落在李先念及其战友肩上的肩上。这种牺牲不仅是丢掉了费尽心血建立的根据地，极大地消耗了部队的有生力量，承担巨大的人员和物资损失，而且还要面对中原局在事实上的取消，干部的再分配，军队编制的取消与合并，还要面对干部战士的牢骚和别人的误解。看到其他解放区的兴旺景象，再看看自己，即使是某些领导干部也想不通，对李先念也有些责难。一九四七年五月在山西晋城高干会议上埋怨达到顶点。这种情况下，李先念又一次表现出博大的胸怀和大局意识。在为大局做出了巨大牺牲后，中原并不要求中央给予相应的补偿，并不以功臣自居，向中央提出什么要求。李先念沉稳的态度包含着这样的潜台词：为大局牺牲自我是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没什么值得夸耀的，也没什么可埋怨的。全国形势大好，革命事业的大发展，就是对我们最好的奖赏。部队和根据地是党的，是人民的，不是我李先念的私人财产和个人山头。只要革命需要，可以随时交给党，随时做出牺牲。我个人的地位高低和荣辱都是身外之物，充分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和宽广胸怀。

                             结    语

本文对七十多年前的一段惊心动魄的往事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力图去理解那些非凡的人和事。我们探索的是，在历史的洪流中必然性与偶然性是如何碰撞和博弈的？人在历史的演变中如何发挥巨大的作用？对这些问题，5师的英烈们用他们的生命作出了回答，激发我们永远的深思和怀念。

                5师分会 张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