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冬，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南方八省15个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组建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12月15日，新四军军部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成立，1938年1月6日移驻南昌。新四军全军辖4个支队，其中第二支队由闽西、闽粤边、闽赣、浙南4个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这支武装力量，是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保存和发展起来的。
一 实行战略转变 击破敌人“清剿”
地处闽粤赣边的闽西、闽粤边、闽赣游击区的基本地区，是原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域，其中以闽西游击区的地域及其红军游击队的力量最大、最强。红军长征前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根据形势变化，对红军长征以后闽西游击区作了规划，先后多次分批向闽西派遣干部和红军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
（一）闽西游击区
1934年4月，中革军委命令原直属部队红八团、红九团分头向闽西南、闽西北地区挺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破坏敌人交通线，牵制和打击敌人。红八团团长邱金声、政委邱织云（1935年9月邱织云牺牲后，伍洪祥任政委）全团400余人。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红八团进发至永定、龙岩一线，运用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重点打击敌人漳（州）龙（岩）交通线，依靠和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在闽西南永定、龙岩、漳平、南靖各县边区建立了游击根据地，红八团自身也发展至600多人。红九团团长吴胜，政委罗桂华（后方方、谢育才），全团1200余人，奉命开赴永安、连城、龙岩、宁洋（现属漳平县）边区，创建纵横300余里、人口四五万的游击根据地。红八团、红九团在红军长征前后广泛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游击根据地，是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闽西游击区的主要力量和基础。
1935年2月，苏区中央政府粮食部副部长、原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以中央福建省委代表名义，率领原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长范乐春及地方武装干部群众10余人返回闽西抵达永定县老苏区，与红八团、红九团取得联络，于同年3月在永定月流村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张鼎丞在会上分析了红军长征以后的形势，认为今后的斗争将更加困难，必须坚定地依靠群众，作好长期艰苦斗争的准备，并且指出，红八团、红九团要转变战略思想，把配合主力红军反“围剿”改变为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会议成立了以张鼎丞为主席的闽西军政委员会。
同一时期，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吴必先、福建军区司令员龙腾云等率领省级机关及直属部队独立第十九、二十团4000余人，转战于闽赣边境地区。由于万永诚坚持“左”倾错误的大部队集中行动同强敌作无谓的对抗，拒绝实行分散灵活的游击战术，致使省级机关及所属部队几乎全军受、覆灭，万永诚、龙腾云、吴必先、毛泽潭等主要领导干部先后牺牲。
1935年2月，根据中央的安排，苏区中央政府原教育部部长瞿秋白、原检查部部长何叔衡、原财政部部长邓子恢等一批高级干部向闽西游击区转移途中，何叔衡在突围战斗中牺牲，瞿秋白被捕后于同年6月在长汀牺牲。邓子恢突围以后，会同中共中央分局委员陈潭秋、原福建军区政委谭震林率领红二十四师一个营约一二百人，再次向闽西游击区转移，突破重重封锁于同年4月上旬到达永定与张鼎丞会合，从而大大加强了党的领导力量。
面对数十万国民党军步步紧逼的“清剿”和红军游击队的艰难处境，急待解决的是确立党的领导核心与制定新的战略方针。陈谭秋以苏区中央分局代表名义在永定县赤寨村召开闽西南党和红军领导干部会议。会议根据当前形势以及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中央的指示，认为闽西红军游击队的任务已不再是牵制敌人配合主力红军反“围剿”，而是采取毛泽东提出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保存与发展自己，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确定了由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的新方针、新任务：“开展广泛的、灵活的、群众性的、胜利的游击战争。在军事上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存有生力量，锻炼现有部队，在政治上保持党的旗帜，保持党与群众的密切关系；在组织上保持党的纯洁性、战斗性。”会议还决定，把此前成立的闽西军政委员会改称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推举张鼎丞为主席，邓子恢、谭震林等为财政兼民运、军事等各部部长，下设永定、龙岩5个县委。在军事上，以红八团、红九团为基础，以及各县游击队，划分为4个作战分区，各自独立作战，相互策应。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成立和方针任务的确定，是闽西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转折，为今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935年，是三年游击战争最为艰难的时期。国民党将闽西划为第二绥靖区，以李默庵为司令官，调集8个正规师及各县保安团、地方民团共10多万人，在上半年和下半年连续发动了两期“清剿”，企图一举歼灭红军游击队。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以后，立刻率领4个作战分区各部投入反“清剿”作战。
为了扼杀和剿灭红军游击队，国民党军依仗绝对优势的兵力和各地方保安团、民团，实施“移民并村”“保甲制度”，实施“十杀令”“计口售粮”，遍筑碉堡，采取“清剿”“追剿”“驻剿”等手段，企图从政治上分化，经济上封锁，切断红军游击队与群众联系等方法，扬言“三个月剿灭红军游击队”。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根据赤寨会议制定的方针与策略，紧紧依靠游击区人民群众，创造了“白皮红心”“散兵群”战术等，变白色碉堡为红色碉堡，开展有针对性的广泛、灵活、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坚决打击敌人有生力量和地方反动分子，保自身力量和群众生命财产。至1935年底，闽西南红军游击队不仅没有被剿灭，而且打破了敌人两次“清剿”各作战分区建立了大块游击根据地，在各县组建了百余人的游击队或游击小组。1936年至1937年初，国民党又调集5个师，在政治上、军事上进一步强化各种反共政策，对闽西游击区又连续发动第三、四、五次持续不断的“清剿”。至1937年3月，闽西红军游击队取得了反“清剿”斗争的全面胜利。红军游击队发展到3000余人，地方党的组织发展到上杭、永定、龙岩、南靖、平和、大埔、漳平、宁洋、连城等县，建立有8个县委、56个区委，党员3000余人。
（二）闽粤边游击区
闽粤边游击区位于福建与广东两省闽南、粤东边境地区。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在这一地区领导了长期的革命活动与武装斗争，邻近闽西的一些县归属中央苏区福建省。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后，中央为配合第五次反“围剿”，开展东线后方游击战争，指派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巡视员黄会聪于1934年4月组建中共闽粤边特委，统一领导这一地区的游击战争。这一游击区的武装有（南）靖（平）和（漳）浦县委的领导的红三团400余人；潮（安）澄（海）饶（平）县委领导的红三连160余人；以及饶（平）（平）和（大）埔县委、云（霄）平（和）诏（安）县委领导为数不多的游击队，总数五六百人。经黄会聪和各县委的联络，将原本分散互不联系的党组织与游击队统一起来，于1934年8月1日成立了黄会聪为书记的中共闽粤边特委，确定的主要任务是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以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行动。
中共闽粤边游击区以闽南地区的南靖、平和、漳浦三县边界的靖和浦游击区为中心区。受命于危难之时的黄会聪，在与中央断绝联系的情况下，领导边区游击队，依托闽粤边山峦层叠的广阔地区，独立自主地开展艰苦的游击战争。由于地处偏僻，消息闭塞，闽粤边特委在1935年四五月间才获悉中央红军早已撤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闽粤边特委于是决定放弃原先的作战方针，转变为坚持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冲破敌人封锁，粉碎敌人“清剿”，从而保证了红三团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并发展壮大。
1935年至1936年，国民党调集中央军和粤军3个师，对闽粤边几个游击区实施分割封锁，用对待闽西游击区同样的方法，连续开展了第一、二、三次“清剿”。中共闽粤边特委采取抗日反蒋和群众性游击战争相结合，把游击战争的重点放在靖和浦、云和诏游击根据地，依靠群众展开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打破了敌人的“清剿”。中共闽粤边特委领导下的靖和浦县委、云和诏县委、潮澄饶县委和漳州工委，共建立21个区委，300多个党支部，红军击队发展至2000余人。
（三）闽赣边游击区
闽赣边游击区位于江西省瑞金县和福建省长汀县边县，以及相邻的会昌、石城一带，是中央苏区的核心地区。留在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是由中共瑞西特委书记赖昌祚、瑞西军分区司令员刘连标领导的瑞金地区3个县的地方武装，以及彭胜标、胡荣佳、张开荆等领导的长汀、瑞金边县的地方武装，共约300余人。
中央红军长征以后，这一地区受到国民党骇人听闻的摧残与屠杀。在残酷的突围战中，少共中共分局书记李才莲和瑞西特委、县委刘连标、钟天禧、马德明等牺牲，仅存200余人；福建省委所属瑞金县委和桃古游击队受到重创，仅剩几十人。经过残酷的拼杀和突围，保存下来的闽赣两省边区的党组织与红军游击队，于1935年5月到达长汀县丝茅坪，这时只剩下瑞金游击队、武阳游击队和桃古游击队，武装人员100多人。
赖昌祚等仅存的几位党和红军领导人在深山密林的游击据点丝茅坪村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大家一致认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不能再死打硬拼，必须立即改变斗争方式，实行“保存力量，分散行动，以待时机”的方针，紧紧依靠群众，建立秘密据点，坚持长期斗争。丝茅坪会议是闽赣边游击区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三支游击队分散行动，各自为战，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重振旗鼓，展开新的战争，度过了最为困难的1935年，1936年获得了更大的发展。
（四）浙南游击区
浙南游击区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以后，由刘英、粟裕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进入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开辟和发展起来的。挺进师前身是红七军团（北上抗日先遣队）与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历尽艰险，于1935年2月初在赣东北会合组建，共500余人。5月，部队沿闽赣边境挺进浙西南，在云和县召开师政治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改变过去集中兵力大兵团作战方针，转变为分散的游击战，创建游击根据地的方针，从此打开了创建浙西南游击区的局面。至同年9月中旬，挺进师击退了敌人八九个团的“进剿”，深入发动群众，在闽浙边江山、浦城、龙泉、遂昌、松阳建立了浙西南游击区，队伍发展到2000余人。
为了彻底清除浙西南游击区红军游击队，由卫立煌、罗卓英为正副指挥的国民党闽浙皖赣边区“清剿”指挥部（简称“四省剿总”），调集40个团六七万兵力，于同年9月大举向浙西南游击区进剿，扬言11月20日之前肃清“挺进师”。面对敌我力量悬殊的不利形势，1935年9月21日，挺进师在龙泉上田召集的政委会议上决定分散行动，一部分兵力留在浙西南地区以游击战术应对，刘英、粟裕率领挺进师主力南下浙闽边界，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
挺进师各纵队分兵行动以后，留守浙西南游击区的挺进师第2纵队和第5纵队第15支队，在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配合下，同强大数十倍的敌军浴血奋战，付出了重大牺牲。至1935年冬，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基本丧失。刘英、粟裕率领的挺进师主力到达闽浙边，1935年10月5日，与叶飞领导的闽东特委和闽东独立师在寿宁会后，成立刘英为书记的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以及粟裕任司令员的临时省军区。后来因工作上意见不合，1936年4月闽东特委退出临时省委。由于国民党军集中兵力于“清剿”浙西南，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暂时丧失在所难免。临时省委于是确定集中力量开辟浙南、浙东地区。1936年6月，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发生“两广事变”，国民党中央军主力撤离浙江。利用这一时机，闽浙临时省委和挺进师在中共浙南特委等地方党组织配合与群众大力支持下，开辟并巩固了泰顺、平阳、瑞安、福鼎边界为基本地区的浙南游击根据地。同时，还开辟了晋云、仙居、永康边界的基本地区广大的浙东游击根据地。
从1936年6月至同年底，在闽浙临时省委领导下，浙南、浙东和浙西南游击根据地逐步扩展，挺进师发展到1500人枪，另有地方游击队和武装数千人，党员3000余人，活动范围扩大到30多个县境，达到鼎盛时期。
二 实现国共合作 抗日武装集结
1935年5月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华北事变，企图吞并华北五省，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同年12月，北平爱国学生发起“一二九”运动，全国掀起抗日反蒋高潮。中共中央为华北事变作出决议，提出不论政治派别和个人，只要愿意抗日反蒋，都可以携手合作。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以后，中共中央又调整方针，提出“联蒋抗日”新方针。在急剧变化的形势下，各游击区根据中央的方针和各自不同情况，分别制定具体的方针策略，逐步实现国共合作和抗日武装的集结。
（一）闽粤边游击区
在新四军二支队组建之前，与二支队相关的4个游击区中，闽粤边游击区是最早执行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并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协议与红军游击队集结改编的地区。
1936年10月，中共闽粤边特委书记黄会聪为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向党中央汇报并取得与中央的联系，不顾身患重病取道上海、北平赴延安，但尚未抵达即病逝于途中。黄会聪离开以后，闽粤边特委常委何鸣担任代理书记。西安事变以后，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共中央公布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何鸣主持召开特委扩大会议，分析形势并作出决定，向驻闽粤边地区的国民党粤军157师及地方当局提出“停止内战，合作抗日”建议，并向驻香港的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作了报告。1937年3月5日，南委致信闽粤边特委，同意合作抗日谈判，并且提出在谈判中须向国民党当局坚持三个原则，即“不干涉政治上的活动与组织上的存在和发展，及宣传鼓动与批评自由”。
1937年5月中旬，闽粤边特委派卢叨为代表，与粤军157师连长伍笃祺见面，作初次接触和谈判，未达成任何协议。由于国民党方面没有谈判诚意，派重兵包围袭击驻平和县山内的闽粤边特委机关。特委书记何鸣由于麻痹轻敌，5月27日在突围转移途中被捕。特委随即任命特委常委张敏为代理书记及谈判代表。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经闽粤边特委积极营救，157师被迫释放了何鸣等人。
在以后继续的谈判中，中心的问题是闽粤边红军游击队集中的地点。157师提出集中于漳浦县城，特委坚持在游击根据地附近集中，以免遭受袭击。但何鸣坚持接受157师条件，并于6月26日达成合作抗日的“政治协定”，把闽粤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闽粤边保安独立大队”，受157师指挥。何鸣兼大队长兼政委。7月15日，何鸣在未获南委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决定把改编后的独立大队带到漳浦县城。7月16日，保安独立大队1000余人在漳浦体育场被157师重兵包围缴械，造成了震惊全国的“漳浦事变”。同一天，国民党顽固派又包围诏安县月港村，将特委代理书记张敏及诏安县委包围袭击，杀害张敏等12人。
“漳浦事变”当天晚上，保安独立大队副大队长卢胜、参谋长王胜带80多人潜出县城，连同后来陆续突破重围的100多人，集中于漳浦县清泉岩。中共闽粤边特委重新改建，何浚为书记。重建的特委将突围出来的指战员重建革命武装，仍称红三团。卢胜任团长，王胜任参谋长。同年10月，红三团改编为闽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三支队。
（二）闽西游击区
1935年12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得到中共中央关于华北事变的政治决议和“关于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文件，即于1936年1月1日在上杭县双髻山召开第二次会议，贯彻中央决议，制定新的方针，要求在“抗日反蒋”口号下发动群众，发展红色武装与游击根据地，大胆运用统一战线与一切抗日的阶级、团体、军队、个人加入这一阵营；把红军游击队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闽西南抗日讨蒋军”；充实加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选举张鼎丞为主席，邓子恢、谭震林为副主席。会议之后，闽西南军政委员会迅速向各级组织贯彻，并向国民党各军政系统及各界发布新的政策，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但是，闽西国民党当局并没有因为国难深重而改弦更张，仍然于1936年春节以后调集重兵对红军游击队发动第三次“清剿”。这次“清剿”虽然因为国民党内部矛盾引发的“西南事变”而中止，但是不久又于1936年11月、1937年1月，以粤军为主力对闽西游击区发动第五、第六次“清剿”。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各游击根据地一面坚持依靠群众，开展分散灵活的游击战争，在军事上打退敌人的“清剿”；一面向群众和各界人士揭露地方军政当局反共内战和对日妥协消极的面目，向粤军宣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主张，从而在政治、军事上都获得了胜利。至打退敌人第五次“清剿”以后的1937年4月，闽西游击区红军游击队武装约3000余人，党的组织有8个县委，党员3000余人。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以后，全国抗日救国形势迅速发展。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在1937年三四月间先后获知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方针，以及中共南委《给闽粤特委的指示信》，于是在1937年4月25日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作出决定，马上发起和平运动，创造合作谈判的气氛。5月间，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和以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的名义，分别发出《关于闽西人民抗日救国的纲领》《三致粤军公函》和《致闽西南各界人士书》，表达和平谈判、国共合作的诚意，提出停止进攻红军游击队、开放人民抗日运动、释放政治犯等五项要求；红军游击队则作为相应保证，互不侵犯，愿受粤军指挥，但红军内部事务不受干涉、不接受投诚收编等。同时，张鼎丞、邓子恢以个人名义分别致函旅居漳州、厦门的闽西同乡各界人士，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受到闽西同乡各界人士的支持与赞助。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真诚意愿和各界人士、人民群众的强烈呼吁，造成了强大的抗日救亡声势，国共合作和谈的条件趋于成熟。1937年5月，首先由岩南漳县军政委员会主席魏金水联系当地国民党粤军157师的营长吴琪全面交谈，对合作抗日取得了一致意见。6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派军政委员会委员、原红九团政委谢育才为代表，与驻闽西粤军旅长练惕生及龙岩第六行政专员公署专员张策安举行谈判。然而，张策安、练惕生在此时对于国共和谈尚无诚意，向谢育才提出取消闽西共产党和红军、苏维埃组织，并发表“投降自新宣言”等无理要求。
为了促成闽西南的国共合作抗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派邓子恢亲赴龙岩。7月10日，邓子恢、谢育才抵达龙岩。经过多次谈判，国民党方面大致接受了邓子恢等按照《三致粤军公函》和平条件提出的原则立场，但是，在红军点验的地点问题上，国民党方面坚持红军集中在他们指定的地点，邓子恢、谢育才警觉到国民党的这一要求，可能暗藏着阴谋消灭红军游击队的祸心，因而坚持集中地点由红军自行确定，但国民党方面不同意邓子恢的意见，谈判陷入僵局。
正当相持不下的时候，从闽南传来了红三团在漳浦陷入国民党预设的埋伏，被第157师包围缴械的消息。邓子恢为此向粤军提出严重抗议，他严肃地指出：“由于贵军背信弃义，制造漳浦事件，部队很不放心，因此坚持分两地集中。”经过坚决斗争，国民党军政当局不得不同意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意见。7月29日，邓子恢、谢育才与粤军代表练惕生，第六专区代表张策安，在龙岩商会谈判成功达成协议。各地红军游击队从8月23日开始，分别在龙岩县白沙和永定县下洋、平和县芦溪集中。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在与国民党军政当局进行谈判达成协议的三个月中，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保持着高度的警惕，顺利完成了闽西游击区又一次历史转折的任务。根据谈判协议，闽西南人民抗日红军第1、2、3、4、5、7支队和各县人民抗日义勇军分别集中于龙岩白沙和平和县之芦溪。8月30日和9月4日分别经过点验后，编为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辖3个大队。集中于白沙之红军为第1、3大队，驻芦溪之红军为第2大队。
（三）闽赣游击区
1935年5月，赖昌祚在长汀县丝茅坪主持召开的瑞西特委会议以后，闽赣游击区各支游击队各自活动，在经历了一年多极其艰苦的反“清剿”斗争以后，至1936年夏天，各游击根据地基本得以巩固，游击队在斗争中发展并整合为三支基本游击队，即赖昌祚领导的瑞金游击队（赖昌祚牺牲后由钟德胜领导）。胡荣佳、彭胜标、张开荆等领导的汀瑞游击队，刘国兴领导的武阳游击队。1937年4月，三支游击队在猪仔崠胜利会合，力量更加壮大，闽赣游击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全国抗日救国运动迅速展开和国共合作局面逐步形成。由于闽赣边游击队长年驻守深山，信息闭塞，加以国民党地方当局继续严密封锁，处心积虑剿灭这支游击队，因此闽赣边游击队仍被隔绝于僻远的山区。9月间，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为打通与闽粤边游击队的联系，特派肖忠全为代表，专程前往闽赣边，与之取得联系并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实行国共合作的方针和指示精神。同时，闽赣游击队也派胡荣佳、彭胜标分别赴粤赣边、闽西游击区寻找项英、陈毅和张鼎丞、邓子恢汇报三年来情况，获得各种信息与指示。项英、陈毅又特派陈丕显到赣南，与赣州、瑞金国民党当局交涉，促成闽赣游击区与当局的合作抗日谈判。
为了加强闽粤边党的工作和红军游击队的领导，闽粤边党组织根据闽粤赣省委指示精神，于10月间成立中共汀瑞中心县委，张悌任书记，钟德胜任副书记；同时，派张开荆、彭胜标为代表，同国民党瑞金县当局进行合作抗日谈判。11月11日，双方代表达成一致，签署了合作抗日协议。
按照协议的精神，闽赣边三支红军游击队分别从上下温、冷背山、天门岽等地，向瑞金县武阳区的桃树排和安治（今泽覃）的兰田两地整编，统一编为汀瑞边抗日游击支队，钟德胜任支队长，胡荣佳任政委，彭胜标任副支队长，周佳生任参谋长。全支队300多人。
（四）浙南游击区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呼声的形势下，国民党在北方地区逐步停止了对红军进攻，走向联共抗日，但在南方实行“北联南剿”方针，对南方各游击区继续大力“清剿”。浙江省国民党当局集中了43个团10余万兵力对浙西南、浙南、浙东各游击根据地实施第二次“清剿”。从1937年2月开始，闽浙临时省委采取隐蔽精干、保存力量与机动灵活、积极作战的方针，在刘英、粟裕、龙跃等领导和人民群众支持下，历经8个多月艰苦奋战，挫败了敌人第二次“清剿”。
在第二次反“清剿”期间，闽浙临时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和形势，积极推动与国民党当局的抗日合作谈判。1937年5月，中共闽浙临时省委派吴毓、陈铁军为代表，与国民党当局的代表举行并邀请地方公证人士参加的第一次谈判。但由于国民党方面缺乏诚意，甚至蒋介石亲自下令“停抚进剿”，历时17天的首次谈判即告破裂。
由于国内外形势急剧发展，合作抗日已是大势所趋。闽浙临时省委一面在军事上持续反“督剿”的自卫还击，一面继续发动政治攻势，向社会各界发表呼吁“团结御侮，共赴国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文告、宣言，甚至直接向国民党闽浙赣皖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刘建绪发出通电，敦促其以民族利益为重，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共中央也通过贺龙与刘建绪早年同学关系，致函刘建绪劝其与红军携手共同抗日。
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国共合作抗日谈判再次启动。中共闽浙省临委代表吴毓、陈铁军、黄耕夫与国民党方面代表邓訒，8月24日在温州重开谈判。这次谈判，双方代表在上一次谈判基础上，都作了一些让步，签订了初步协议。后来，刘建绪又派王裕先、詹行烈为代表，与闽浙临委书记刘英在平阳会谈，于9月17日在原拟基础上形成了最终协议，商定了浙南红军游击队于9月17日至10月1日集中于平阳县北港区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国民党当局无条件释放政治犯等项协议。先前在浙西南根据地率领部队游击的粟裕获知这一情况，立即派谢文清为代表，与国民党遂昌县代表朱镇山于9月19日在遂昌县门阵举谈判，达成合作抗日协议，确定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红军游击队开赴浙南根据地，一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协议签订以后，各根据地红军游击队相继向浙南平阳集中。1937年10月间，红军游击队集结完毕，总计约四五百人，相当于三年以前红军挺进师进军浙江时的人数。部队集结完毕以后，宣布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粟裕任司令员，刘英任政治委员。
三 二 支队组建北上，开辟江南抗日局面
从1937年5月至同年11月，闽粤边、闽西、闽赣、浙南四个游击区的中共领导机构及其领导的红军游击队，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指示，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根据各自实际情u况，与当地国民党军政党局进行合作抗日谈判，先后达成协议（除了闽粤边游击区受到国民党当局破坏），并在适当地点集结，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整顿党的组织和红军的队伍，为新四军的组建和北上抗日作了充分准备。
在此期间，国共两党就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达成了一致。1937年9月28日，蒋介石任命叶挺为军长。后来又经过艰苦谈判，任命项英为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周子昆为副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确定新四军编为四个支队。1938年1月，国民党当局又核准中共方面提出的四个支队以上干部名单。于是，新四军开始实施全军各部的组建工作。闽西、闽粤边、浙南游击区红军游击队编为第二支队；闽赣边红军游击队编入第一支队，以后因国民党的阻挠编入第二支队。在二支队组建过程中，由于国民党方面制造种种障碍，各游击区的党和红军与之作了坚决斗争，直至完成改编任务。
（一）二支队组建北上
在闽西地区，国民党当局在谈判协议签订以后，仍不断地制造事端，企图把红军游击队“收编”为国民党保安团，限制、削弱以至消灭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和红军游击队的力量。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清醒地认识到当局的阴谋，始终坚持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原则立场，同国民党当局进行合理、合法斗争。针对国民党当局的阴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断然宣布将红军游击队定名为“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并向社会公开揭露当局的种种阴谋，造成社会舆论，壮大抗战阵营。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取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中共闽粤赣边区省委，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于1937年10月9日至15日，闽粤赣边区临时党代表会议在龙岩白沙召开，会议对三年游击战争作了总结，选举张鼎丞为省委书记，方方为组织部长，邓子恢为宣传部长，谭震林为军事部长。
1938年1月下旬，原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温仰春和谭震林先后从南昌新四军军部和赣南新四军办事处汇报工作回到龙岩，带回了新四军二支队的关防和主要领导人的任命书。新四军二支队随即在龙岩向沙宣布成立，张鼎丞为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后调任第三支队副司令员，粟裕为副司令员）。邓子恢调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随后，初步编成的二支队由白沙转往白土（今龙岩市东肖），等待闽粤边游击区红三团和闽赣边游击区汀瑞边抗日游击支队到白土会合，集中整编。
在闽粤边游击区，新建的红三团在度过了漳浦事变以后最困难的几个月，从靖浦游击根据地、乌山游击根据地重新出发，筹集枪支给养，并于1937年10月改编为闽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三支队。至1937年底，第三支队发展到300余人。
1938年1月，根据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的指示，中共闽粤边特委改为中共漳州中心县委，何浚任书记，归中共闽粤赣省委领导。同月，谭震林到平和县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闽粤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一营的命令。卢胜任第二支队第四团团长。随后，部队从平和出发，向龙岩白土集中。
在闽赣游击区，中共汀瑞心县委在分别得到苏区中央分局项英、陈毅和闽粤赣省委张鼎丞、邓子恢的指示与帮助下，同国民党当局的谈判已达成协议，汀瑞边抗日游击支队也已点验整编，国共合作局面已基本形成。但驻瑞金国民党独立第三十三旅旅长黄镇中，依然处心积虑破坏这一局面，刻意挑起事端，制造“瑞金事件”。
1938年1月15日，途经瑞金的闽粤赣边省委军事部长、新四军二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召集瑞金中心县委和汀瑞游击队负责人会议。黄镇中派一个营兵力公然扣留谭震林等40余人，枪杀闽粤赣边省委工作人员肖忠全，第二天又扣押新四军二支队秘书长温仰春等。新四军军部获知这一消息，项英等立即与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赣州专员马葆珩等交涉，迫使瑞金地方反共顽固派释放谭震林、温仰春等全部被扣人员，归还被扣枪支物品。
“瑞金事件”解决以后，汀瑞边游击支队300多人按原来的计划，向赣南大庚县池江集中，编入正那里整编的新四军第一支队。但他们的行动受到国民党军黄镇中的阻拦。为避免正面冲突，汀瑞边游击支队经请示中共东南分局同意，改向闽西龙岩进发，于2月上旬到达白土，与张鼎丞部会合，编为新四军二支队第三团第二营。
1938年1月下旬，闽西、闽粤边、闽赣三个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约2000余人，汇集于龙岩白土。各部队会师以后，正式颁布关于新四军二支队的改编命令，调整干部，成立支队司令部。支队以下辖第三、四两个团。第三团团长黄火星，副团长邱金声；第四团团长卢胜，副团长叶道之。
2月20日，新四军军部命令江南所属各部立即开赴安徽歙县之岩寺集中。2月27日，新四军第二支队以及各界代表和当地群众6000余人，在白土镇广场举行北上抗日誓师大会。3月1日，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率领第二支队从白土出发，踏上抗日征途，向皖南开进。部队经长汀、赣州、吉安，到达樟树以后，邓子恢转赴南昌新四军军部报到，二支队改乘火车抵浙江玉山，然后步行，于4月17日到达歙县岩寺，然后转到潜口。
与此同时，浙南游击区红军游击队集中于平阳县北港，根据中共东南分局的指示，进行整编后续工作安排。2月底，东南分局副书记曾山到达平阳，向刘英、粟裕传达东南分局指示，指出浙江地位重要，原来的游击根据地不能放弃，须留下部分人员继续坚持，决定刘英仍留在浙南，领导浙南地区的工作。另外决定，撤销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浙江临时省委，刘英任书记；粟裕带领部队北上抗日，部队编入新四军战斗序列。
3月18日，粟裕率领闽浙边抗日游击纵队583人，从平阳山门镇出发，开赴皖南抗日前线，4月18日抵达安徽歙县潜口，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
至此，四个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在经历了经期的三年游击战争以扣，在民族危亡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汇聚到了一起，担负起了新的战斗任务。随后，新四军二支队各级领导人员作了调整，谭震林调任三支队副司令员，粟裕任二支队副司令员。调整整后的团以上干部为：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第三团团长黄火星，副团长邱金声；第四团团长卢胜，政委廖海涛，副团长叶道志。全支队2500余人。
（二）转战江南，江南指挥部成立
第二支队各部在皖南歙县潜口会合以后，即以半个多月进行整编、整训，调整编制，健全各级组织，为开赴前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作准备。5月6日，部队全部转移到安徽泾县之田坊、汀潭一带，继续整训，进行政治动员和东进准备。
整训的内容，在政治方面，学习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等著作；用各种形式介绍和揭露日本侵略军的残暴罪行，激发指战员强烈的爱国热情与反侵略决心；学习群众工作和开展统一战线的政策与方法等。在军事和作风上学习灵活机动的战争的方法和技巧以及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的实战经验，学习部队正规化以后克服散漫的游击习气，端正军容风纪，等等。
与此同时，二支队抽调部分精干参与执行组建以后的第一项战斗任务。由于新四军来自各省，对于江南敌后的作战环境、地形和敌情、社情并不了解，为此从第一、二、三支队抽调部分干部和侦察分队400余人，组成精干的抗日先遣支队，由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担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先行出发探查，作战略侦察。4月28日，先遣支队从岩寺潜口出发，越过铁路线东进苏南高淳，5月下旬又分三路向常州、镇江、南京方向探索前进，沿途炸毁铁路线，散发宣传品；特别是6月17日在镇江、句容公路的韦岗伏击日军一支小部队，大获全胜，取得了新四军入江南以后抗日第一战的胜利，声名大振。抗日先遣支队完成各项任务，为新四军在江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随扣，粟裕率队于6月21日归建。
5月4日毛泽东对新四军发展华中敌后游击战争发出指示，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之间广大地区创建根据地，发动民众抗日战争，创建茅山根据地，进兵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6月中旬，二支队遵照中央指示，从潜口地区分路行动，向江南苏皖边敌后地区开进，在京芜铁路以东、京杭公路以西地区的当涂、芜湖、溧水、江宁、高淳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按照中央的部署，张鼎丞、粟裕率领新四军二支队抵达活动地区以后，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关于独立自主发展敌后抗战的指示，首先在宁沪、宁芜（湖铁路沿线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地带，开展袭击战和破击战，同陈毅率领的第一支队互为配合，钳制向华中内地进犯之敌，配合友军正面战场作战。
江南地区人口稠密，社会情况复杂，日伪顽混杂。日军在此驻扎第十三军团第十五师团及江浙绥靖军及其他土匪部队。为了打开这一地区的局面，在江南站稳脚跟，张鼎丞、粟裕率领第二支队与陈毅、傅秋涛率领的第一支队密切配合，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7月5日，第二支队与第一支队相互配合，并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在梅村地区歼灭号称国民党军黄镇中江南第一挺进支队的朱永祥、余宗臣等土匪武装。第二天，第二支队第二团又伏击当涂至芜湖之间铁路线日军军列，缴获一大批国用品。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二支队初步打开了苏皖边敌后地区的局面。8月下旬，第四团团部和第三营（第一营留皖南警卫军部）东进至当涂及周围地区；第三团活动在以小丹阳、云台、秣陵关、横山为中心的地区。
日军为迫使新四军离开这一地区，保障其占领区和交通安全，于8月22日至26日出动第三师团步骑兵4000余人，对当涂北小丹阳、鸡笼山地区的新四军二支队进行“扫荡”。二支队主力跳出日军合围圈，在第一支队配合下，粉碎了日军在江南敌后的第一次“大扫荡”。9月下旬，第二支队第四团在当途县大官圩地区粉碎日军四路合围“扫荡”，毙伤敌军60余人。到年底，新四军二支队与其他兄弟部队一起，在江南敌后粉碎日伪军大小“扫荡”近30次。
二支队战斗中逐渐壮大，注意吸收知识青年和工农群众加入部队，进行短期训练后就编入部队，在战斗中锻炼成长。部队从皖南集中编训时的2500余人，到1939年4月，发展到近万人；同时，为贯彻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吸收各抗日人士参加爱国抗日斗争，建立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1938年8月，张鼎丞在马家桥主持召开由当地社会爱国领袖和新四军代表组成的当涂县抗战动员委员会成立大会；随后又组建了宣城、江阴、溧阳三个县抗战动员委员会，使之成为新四军的后方基地的可靠依托。到1939年春，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先后建立了包括丹南、丹北、横山、江句、句北、小丹阳等在内的茅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人口40万，为进一步发展打下初步基础。
进入1939年2月，日军停止对抗日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加紧对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和对国民党的诱降。因此新四军的抗日反顽形势更加严峻。为了打击敌人的气焰，第一、二支队频频出击。其中，第二支队1月21日长途奔袭芜湖机场外围官徒门伪军据点，全歼伪军300余人；1月8日，在江宁横山地区挫败日军六路围攻；3月26日在江宁县云台山地区战胜日军400余人围攻；4月10日在宣城县狸头桥粉碎日军三路合击。这一次又一次胜利，巩固了抗日根据地，壮大了自己。
1939年3月，二支队第三团奉命从苏南敌后调回皖南，归军部直接指挥，其在江宁、句容、溧水地区的防务由二支队四团接替。同年5月，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当选为出席中共“七大”代表，随后赴延安参加筹备工作。新四军军部决定，鉴于第一、二支队活动地区毗连，为便利作战与配合，二支队暂归一支队，由陈毅统一指挥。8月20日，项英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报告并电示陈毅、粟裕，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统一领导第一支队、第二支队。11月7日，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在溧阳县西村公开宣布成立。指挥陈毅、副指挥粟裕、参谋长罗忠毅、政治部主任刘炎、副主任钟期光。指挥部下辖三个团：第二团，团长王必成，副团长刘培善；第四团团长卢胜，政委廖海涛，副团长陶勇；新六团段焕竞，副团长陈时夫；另辖有挺进纵队及地方武装，共约14000余人。
至此，新四军二支队发端于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闽西、闽粤边、闽赣边、浙南四个游击区，历经五年年头的艰苦卓绝的英勇战斗，同大江南北的抗日武装融合在一起，成长为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一支劲旅。
作者：蒋伯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