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一场耗资巨大、持续8年之久的全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抗日战争从此开始。同年8月22日——25日，中共中央洛川会议决定，全党应用极大的力量去宣传、组织、武装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以有钱出钱和没收汉奸财产作为抗日经费的财政政策，发展农村经济，取缔奸商，废除苛捐杂税，改善人民生活。会上还通过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中提出实行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改善人民生活。

一、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地理位置

    淮南抗日根据地（1943年2月前称皖东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建的全国十九块抗日根据地之一，位于华中腹地、江淮之间，东起运河，西至淮南铁路、瓦埠湖，北临淮河，南濒长江，津浦路贯穿其中，曾是中共中央中原局、华中局、新四军军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在地。它南与日本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及汪精卫伪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隔江对峙，北部是伪安徽省省会蚌埠，东部的扬州、西部的合肥是日军的战略据点，皖西的立煌县是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所在地，因而日伪顽对其虎视眈眈。

    淮南抗日根据地所辖区域为安徽省东部及与其相邻的江苏省西部，敌占津浦线南段将其分割成路东、路西。津浦路西地区全部在安徽省境内，包括定远、风阳、滁县的大部和嘉山、全椒、寿县、合肥、和县、含山、怀远、巢县各一部分。津浦路东地区包括安徽省的来安、天长、盱眙(后划归江苏)、嘉山等县绝大部分和江苏省的六合、仪征的大部分以及高邮、宝应(今金湖)、江都、江浦县各一部分。这里有平原、丘陵，还有盛产鱼米的圩区，地理环境复杂，但在建立根据地时，由于受封建社会的剥削和压迫，加上日、伪、顽的经济掠夺，这里的生产力低下，农村经济落后，农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二、淮南抗日根据地经济发展基本情况

    淮南抗日根据地，地处江淮之间，气候适宜农作物生长，沿江河湖泊地带，素有鱼米之乡之称。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封建的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自然灾害频繁，由于水利年久失修，人力畜力非常缺乏，农业生产条件差，土地贫瘠等，加之战争频繁，土匪猖獗，社会动乱，农民交了租税后，便过着衣不遮体、糠菜半年粮的日子。工业生产在淮南地区的农村几乎是空白，只有不多的手工作坊，商贸同样如此。为了改变这种民不聊生的农村经济状况，解决抗日根据地的经济问题，只有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因地制宜地发展工业生产、商业贸易等，才能保证军需民用的供给。因此，为了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抗日民主政府和新四军除在军事上同日、伪、顽展开坚决的斗争外，在经济上亦与日、伪、顽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

    1.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农业生产是淮南抗日根据地巩固、发展以及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基础。为改变农业生产上的落后状况，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淮南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首先组织力量抗击日、伪、顽的侵略，肃清土匪，安定社会秩序，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创造有利条件。其次，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1940年7月，淮南抗日民主政府提出了关于发展生产的十条措施，即废除苛捐杂税、历行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运动、动员互助合作、保护耕牛、帮助农民解决种子、办理低息农贷、兴修水利、开荒、救济等。第三，淮南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开展群众性的生产运动的同时，区党委负责人刘顺元、罗炳辉、方毅、张劲夫等领导还亲自动手对农业生产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宣传推广。通过调查研究，1943年淮南区党委提出“若要收成好，挖塘施肥多锄草”的口号，并发动群众拾粪、积肥、兴修水利、加强田间管理，开展劳动竞赛以及争当劳动英雄的活动。这些措施有力地推动淮南地区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落后的生产状况，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1)实行减租减息。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为“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符合当时全民族的最高利益”，“现在我们不能用土地来吸引群众跟我们走，但我们必须在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及深入教育工作中去吸收群众紧随着我们”。1939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中强调指出“在八路军、新四军活动的区域，必须实行激进的有利于广大抗日民众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在经济改革方面，必须实行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与改良人民生活”。1938年4月，新四军第四支队到达皖东地区后，首先派出干部向人民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减租减息政策，为1940年春淮南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创造条件。津浦路东联防办事处成立后，颁布了《减租减息条例》，实行“三七分租”、“退还押板”、“分半给息”、“老债停息还本”、“借粮还粮”、“借钱还钱”等规定，并取消了看租酒、租鸡、租草、义务劳动等陋规。1940年8月1日，津浦路西联防办事处成立后也开始进行减租减息工作。1942年5月津浦路西临时参与会第一届第二次大会通过的《津浦路西三七分租与改善东佃关系暂行条例》中规定，原分租者一律提种后三七分租(即东三佃七)，实行包租者，一律减二五，即交给原租额的75％。由于党的政策兑现，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农民兄弟把减租减息同发展农业生产和民族的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农民说的好：“多打粮食就是多打日本鬼子”。农村中的无业游民受到了教育，亦参加了生产，“劳动发家”受到社会尊重。政策兑现，开明士绅、地主也以参加劳动和经营管理为荣，并主动“倒架子”、“讲平等”，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减租减息在抗日战争期间，团结了各阶层抗日，恢复和发展敌后农村经济，调动了农民农业生产积极性，极大地增强了淮南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激情，它在淮南抗日史上，为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写下光辉的一页。

   (2)开展互助合作运动，解决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实际困难。在淮南地区这种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开展互助合作运动，是农村广大农民生产自救的一种极好的办法，也是发展农村经济，保障自给有余的一条有效途径。1943年，中共华中局把发展生产作为群众运动和改善民生工作的中心，强调互助合作就是为发展生产这个中心服务的，华中局《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中指出：“要研究和提倡当地群众习惯中所存在的各种劳动互助的形式(如延安的变工、淮南的扯伙换工)，以组织劳动互助运动，提高劳动效能，劳动互助不但要根据群众的习惯和经验，而且要严格按照民主自愿的原则”。1943年秋，淮南区党委发出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号召，到1944年春，互助合作运动得到广泛开展。津浦路东在这方面做的有声有色，收获巨大。据统计到1944年午收季节，津浦路东地区组织了近8000个互助组，涌现大批生产积极分子、劳动模范和劳动英雄。如高邮县的王永昌、来安县的骆腾云、陈明山、詹和义等，培养出一批领导生产的好干部，农民渐渐地认识到集体劳动的好处。到1944年秋，来安县已经组织了互助小组3909个，12545户，全县劳动力70％被组织起来，这样不仅省工、省时而且多收粮食，同时，也改变了社会风气。天(长)高(邮)劳动互助发展亦很快，到1944年秋，共组织全劳力68693人，半劳力26150人。1945年3月，骆腾云作为淮南津浦路东劳动英雄代表，出席了淮南苏皖边区召开的第一届群英会，会上区党委书记刘顺元在总结中指出：“骆腾云互助组的做法和成功的经验，为淮南劳动互助树立了一面旗帜，起到了先导作用。”津浦路西由于战斗频繁，农民生产不安定，互助合作发展缓慢。

   (3)兴修水利。由于历史的原因加上日、伪、顽长期侵略和掠夺，淮南地区水利连年失修。路西多为丘陵地带，水源奇缺，常受干旱之苦。津浦路东地区多为河网地带，由于长期水利失修，遇到旱年无法引水抗旱，同样年年受灾。新四军第四支队来到淮南地区后，发动群众兴修水利深受广大人民欢迎，并积极响应抗日民主政府提出的兴修水利的号召，如来(安)六(合)县中所乡1943年冬至1944年冬，一年之间就打5个拦水坝，可灌溉近500亩；仪征县峨眉乡附近用水缺乏，该地方农民在乡长的领导下，组织挖沟队，动员1500多人，用5天时间，即将山水引入田中，收粮千石；盱眙县zhuai头桥互助组组织10个挖砂组，4天时间将神墩河挖深数尺，使千亩良田免遭旱灾；高邮县抗日民主政府为解决旱涝的问题组织万余农民，从黎城到天长的龙岗，开挖一条30多华里长的农抗河，解决了两岸人民农业生产上的灌溉问题。高邮湖上接淮河，下通运河，若是大涝之年，将直接危及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周围百姓视圩堤如生命。1943年秋，黄河倒倾入淮，高邮湖水位猛涨，破圩的危机严重，在这紧要关头，高邮湖西河东党组织发出“坚决护圩，与河东人民共存亡”的口号，进行了一场救圩斗争。在救圩工作中还要与日伪进行斗争，经过两个半月的努力，终于险情解除，保护了河东近8万人民的生命财产。1944年春，高邮湖的河东人民在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进行大规模的修圩工程，经过两个月的奋战，终于将10个大圩修筑成功，20多个坝头全部打好，所修圩堤长达300华里。受到人民群众的高度赞扬，群众说的好：“皇帝都换了好几代，还没有看见今年这样的好圩，河东人民的泥饭碗已经成为河东人民的铁饭碗了”。

   (4)开展军民大生产运动。1941年，淮南抗日部队、机关、学校、团体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1943年4月20日，新四军二师师长罗炳辉在《开展部队机关的生产运动》中指出：“我们不但要学习八路军的抗战，在全国威名大震，使日寇胆寒，而且要学习他们的开展大生产运动，学习三五九旅的南泥湾精神”。二师全体指战员仅在1943年一年中就生产粮食3.1万石，总收入达20万元(淮南币)。后方机关、部队做到蔬菜全部自给，较好的连队每人每月可吃猪肉2--3斤。开展军民大生产运动不仅改善了部队生活，减轻了皖东人民的负担，而且密切了军民、军政、官兵之间的关系，对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渡过难关、保证战争的胜利以及巩固新生民主政权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地通过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基本做到了粮食自给有余，副业、手工业有原料(棉花、麻类、烟草等)，既保证了抗战军民的食用，还可以提供一定数量的农副产品用以交换敌占区的工业品和机器设备，为坚持敌后抗战奠定了物质基础。

2.发展工业生产。抗日战争前，淮南地区的农村集镇无机器工业，只有少数的手工业作坊。1940年，淮南地区各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后，就积极动员各阶层力量发展工业生产，相继兴办了纺织工业、农具工业、食油加工业、军需工业、以及卷烟业等。在当时有较大影响的工业企业是：“惠民纺织厂”、“新新纺织厂”、“新群烟草公司”以及吴运铎在新四军二师创办的子弹厂和炮弹厂等，其中：“新群烟草公司”办得最好，其生产的“飞马”牌香烟质量好，价格适中，享誉大江南北，除保证供应淮南抗日根据地外，还有大量富余产品销往苏中、苏北根据地以及敌占区。时至今日，上海卷烟厂还援用“飞马”牌商标。手工业作坊中当数食油加工业。抗日根据地建立以后，淮南区党委十分重视民众的食油问题，为了粉碎敌人对我根据地的食油禁运与封锁，扭转根据地榨油业落后的局面，淮南区党委积极采取措施，发展榨油业，禁止油料运往敌占区，支持本地油坊的恢复和发展。如来安县的半塔民众合作社油坊，每年生产食油121500余斤。这些工业的兴起，为淮南地区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改善人民生活，保证军民的供给和生产上的需要以及为巩固和发展淮南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积极发展商品贸易

    淮南抗日根据地发展经济虽然以农业为主，但抗日民主政府对发展商品贸易，繁荣根据地经济也十分重视，并积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使淮南地区的商业贸易得以迅猛恢复和发展，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如天长县的铜城镇商店林立，私人商铺达100多家，流动人口每天在1000人以上，当时号称“小上海”。

    为了搞好内外贸易，掌握经济领导权，淮南抗日根据地于1942年成立了“利华贸易公司”，组织根据地的商品流通，严格控制一些重要的商品和军需物资，处于商业领导地位。当时的商品贸易中办得最好，也最有代表性的是来安县半塔杨言德合作社，该合作社于1940年8月仅以3174斤芝麻、民主政府给的两匹牲口（部队退役的战马）和174块银元起家，到1944年8月，社内总资产已在872．4万元(淮南币，下同)，年产值达1700万元，职工人数达230多人。1944年3月10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津浦路东半塔民众合作社》的文章，编者按说：“淮南半塔民众合作社是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内最出色的合作社之一，它打破了合作上的教条主义和单纯的商业观点，而与路东人民利益密切相结合，为路东人民开辟了经济繁荣的道路。”通过发展商品贸易，使根据地的工商业蒸蒸日上，保证了根据地抗日战争持久地进行下去。

 (三)建立健全财政税收制度

    淮南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就着手加强财税工作的建设和管理，并逐步形成一套完善的财经工作制度。首先，建立财政收支制度。淮南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管理相当严格，在财政收支方面逐步形成一套独特的管理体制，建立了四大系统，即收入系统、支付系统、保存系统(金库)、审核系统。一切收款都由收入系统直接转金库，一切领款都要经过支付系统且预算书面送财经委审核批准，发给支付命令，才能到金库领款，支付后需按月送报表并书面送审计机关审查才准报销。这些规章制度的认真执行，既做到统筹统支，又可严格审查，杜绝贪污，减少浪费。其次，设置货物检查处。从1940年开始，淮南抗日民主政府就在根据地各县、区内设置货物检查处，以便征收进出口货物检查税(简称货检税)。货物检查税是抗日根据地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根据1944年统计淮南抗日根据地进出口货物检查税收人达57．291亿淮南币，占财政总收入的72．1％。第三，建立独立的金融市场。为了与日伪顽进行针锋相对的金融货币斗争，淮南根据地于1942年2月在天长县葛家巷成立了淮南银行，5月淮南币诞生，淮南银行的建立与发展，为抗日根据地发展工农业生产，促进商品流通，支持互助合作运动，以及稳定物价，繁荣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巩固抗日民主政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淮南地区经济发展对抗日根据地所发挥的作用

   1.保证和改善了抗日部队的供给。淮南抗日根据地通过发展经济，增强了财政收入，不但保证了抗日部队的供给，更重要的是改善了抗日部队的供给。淮南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前，部队战士的生活标准和供给标准相当低，每人每天1斤半粮，3钱油，3钱盐，每月只有1元钱津贴，有时还无钱发给，战士只有1套衣服，没有替换的，夏天战士们到河里洗澡，只有把洗过的衣服晾在河滩上，待衣服干后才能上岸。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通过发展生产、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人，部队战土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供给能力得到明显改善。1944年7月17日，新四军第二师师长罗炳辉、政委谭震林颁布<<关于新四军二师新供给制度(草稿)》的通令。部队在新的供给下，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①伙食费  普通伙食：每人每天油盐各5钱，蔬菜1斤半，烧草3斤。按路东市场价，每人每天达10．5元(油1元，盐0．5元，菜每斤3元，草每斤1．5元)。伤病员伙食：重伤员每人每天伙食费28．5元，轻伤病员每人每天伙食费21．5元。夜餐费：按照普通伙食费减半发给。

    ②津贴费  指战员津贴费每人每月一律发给法币50元，另外还有物质待遇(略)。

    ③被服军服  单军衣每年每人两套(内短裤1条)，军帐1顶，衬衣1套，棉军衣每年每人1套，连以上干部每人棉大衣1件，部队每班1件(放哨)。

    2.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前，淮南地区战争频繁，土匪猖獗，旱涝灾害几乎连年发生，人民相当贫困，农民交纳租税后，只能过着衣不遮体、糠菜半年粮的日子。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通过减租减息、大力发展生产、兴修水利，农村经济得到发展，根据地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人民的负担也明显减轻。据《1942年淮南抗日根据地概况》统计资料，1942年在路西，“人民负担占全部收人的5％，根据地人民负担每人每年58．5元，这比敌占区 (每人每年500元)、国统区(每人每年250元)人民负担要轻。”突出表现在农村中，农民的经济成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些贫农、佃农通过购置田地，成为自耕农，部分中农上升为富农，抗日根据地内的雇农经济普遍上升。据1943年对路东来安县半塔区殿发乡一乡统计，“经济成份上升的有164户，占总户数的45％，经济成份变化不大的占总户数的52％，经济成份下降的占3％，下降的原因是家里死人、死牛、分家或赌博等原因，外地迁来的移民也分得了土地，与本地人一样过着不挨饿、不受冻的生活。”为此，人民大众对民主政府倍加信任和热爱，青年农民踊跃参军，积极参加民兵组织，积极交售爱国公粮使人民军队有源源不断的人力和物力资源，这是坚持敌后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根本保证。

    3.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财经干部。淮南抗日民主政府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十分重视对财经人员的教育和培养工作，即使在敌后严酷的战争环境下，也经常开办各种学校和训练班培训财经人才，以此来培养优秀的财经干部，有许多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经济战线上的领导干部。如来安县半塔民众合作社经理杨言德解放后任国家盐务总局副局长；淮南银行第一任行长龚意农，建国后一直工作在财经战线上，先后任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行长，中共安徽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等职；还有1944进入淮南根据地，在华中建设大学财经系学习的，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邹家华等等。实践证明，淮南抗日根据地不仅是抗日的前沿阵地，也是培养经济人才，造就优秀干部的摇篮。这些在淮南根据地战斗工作的财经干部，为抗日部队的供给，改善根据地人民的生活，以及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4.巩固和壮大了淮南抗日根据地。淮南抗日根据地在战略形势上，南临长江，背对敌伪统治中心南京，北界淮河，临近日本侵略军华中派遣军和华北派遣军的结合部蚌埠，东紧临驻有日军重兵的战略要点扬州、淮阴，处于日、伪、顽三面包围之中，不仅时刻面临敌伪的军事威胁，而且常常经受敌人的经济封锁，形势十分严峻，条件极为艰苦，抗日民主政府正是在这种环境中，通过发展经济，建立民主政权，增强财政收人，改善人民生活，博得人民的支持，不仅成功地巩固了这块根据地，而且还发展壮大了这块根据地，使之成为我抗日部队攻守有托，兵源、财源有靠，发展得心应手的安全可靠的“家”，等于在敌伪的“背后打下了一个桩”。至1945年9月，抗战结束时，这个根据地的面积已发展到2．1万平方公里，政令所及人口达330万。这是淮南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浴血奋战取得的伟大胜利，也是淮南抗日根据地发展经济取得的重大成果。

    5.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打下良好的基础。淮南抗日根据地新民主主义财政的建立，开创了皖东地区历史上劳苦大众当家作主的财政。民主政府通过减租减息，开展军民大生产运动等措施，在利益分配上，一定程度地保护了地主、资本家的利益和经济地位，这样不仅极大地调动了工人、农民的抗日热情，而且也扩大了抗日阵营，从而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部队、机关、学校开展大生产运动，不但解决了自给问题，而且还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减轻了人民的负担，通过生产劳动，不仅锻炼部队自身，还增强了军民、军政之间的友谊。在生产中，通过示范作用，使农民兄弟从中学到了经验。部队的生产，对改造社会风气，培养劳动观念，树立劳动光荣的思想，改造无业游民起了很好的作用，同时也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对新四军的无比热爱，年轻人踊跃参军，积极参加民兵组织，从而扩大了抗日部队的力量。到1945年9月抗战胜利，在8年抗战中，新四军二师共歼敌2万余人，在南京附近建立拥有330万人的解放区，第二师由原来的新四军第四支队成立时的3100人发展为近5万人的兵团，这为争取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历史证明，淮南地区军民为抗日根据地经济繁荣以及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吴朝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