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丕显同志百年诞辰纪念会上，我应该讲几句话。第一个理由，因为我的父亲乔信明是陈丕显同志的老部下。1935年初，我父亲作为红十军团20师参谋长，跟随方志敏同志率领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浴血奋战、弹尽粮绝，在怀玉山被俘，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坚持斗争了三年。后来“国共合作”，经过党组织的营救，我父亲和难友们出狱，出狱后就到了东南局，接受组织审查。负责审查工作的，就是当时东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山同志和东南局青年部长陈丕显同志。他们严格审查以后，确认我父亲是忠诚的共产党员，立即恢复组织关系，分配到了刚刚成立的新四军去工作。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在苏中，我父亲一直在陈丕显同志领导下工作。1963年，我父亲在南京病危时，阿丕叔叔特别派人送来抢救的药，是用专机送过来的，体现了他们的亲密关系和深厚情谊。陈丕显的夫人是谢志成阿姨，她曾跟我说，你知道你爸爸见到我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他说，你要给我找个老婆!

第二个要讲话的理由，就是我从1979年7月到1988年10月，在陈丕显同志身边工作了10个年头，担任他的秘书，经历了他担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后来他到中顾委担任常委，我跟他的时间就很短了。可以说，改革开放后的头十年，我一直在他的身边，耳提面命，耳濡目染，学习到了许多一般人没有机会学到的老一辈革命家的情怀，受到了非常深刻的教育。我对丕显同志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

刚才，刘华苏同志对丕显同志在苏中的贡献做了全面的阐述；姬巧玲和管新凯的联合发言，对阿丕叔叔的音容笑貌进行了惟妙惟肖的描述，我感同身受；叶葳葳的讲话我认为讲得非常好、非常深刻，她从陈丕显同志几个历史时期所做的艰辛工作，最后提出来一个问题，我们的共和国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们都要认真思考。

我想从另一个侧面，谈谈在陈丕显同志身边工作的一些感受。

第一点感受，陈丕显同志对于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十分景仰，十分尊重，十分尊敬，十分爱戴。也因此，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对他给予高度的重视，高度的希望，高度的信任，高度的关爱。大家都知道1967年2月16日在怀仁堂发生的所谓“二月逆流”事件，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所谓的“二月逆流”就是因陈丕显引起的。这一段历史已经载入了中国共产党党史。那天是政治局碰头会议，周总理主持的。会前，谭震林对张春桥讲，华东的几个书记，毛主席都批准到北京了，江华、叶飞、江渭清都到北京来了，为什么不让陈丕显到北京来？张春桥说，陈丕显能不能到北京，要和上海1000万人民商量，群众不答应。这一下把谭老板的火惹起来了，开始痛批他们祸国殃民，文化大革命当中残害老干部，引发当时在场的陈老总等老同志拍案而起，形成了所谓的“二月逆流”事件。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来老一代对陈丕显的关爱。

第一代领导人对陈丕显的高度信任，从毛主席、少奇同志，周总理到陈老总事例很多，我只能讲几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

1984年，小平同志在上海过春节，丕显同志也在上海过春节。假期结束后，他向小平同志辞行，当时我在场。小平同志说，你不要走，留下来，把上海领导班子调整好。因为当时全国大部分省委领导都年轻化了，上海还没有动。按理丕显同志在中央书记处不是分管组织工作的，但是小平同志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他了，说你是华东的老书记。小平同志问他，陈云同志讲快刀斩乱麻是什么意思啊？丕显同志说，那就是快的意思。小平同志说，好，就交给你，十天到半个月，包括书记处拍板在内，把上海这个班子调整好。后来，丕显同志日以继夜找人谈话，做工作，统一思想，按时完成了这个任务，在第15天的时候，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了上海新的领导班子。回到北京以后，小平同志的指示又来了，说江苏省委的班子也要你调整。丕显同志不是分管组织工作的，但是这样一个重要的人事工作问题交给他，说明对他非常信任。当时丕显同志约请江苏几位老同志管文蔚、刘顺元、惠浴宇，听取这几位老同志的意见，向中央报告后，把许家屯调出了省委第一书记的位置。

叶帅。丕显同志在湖北工作的时候，只要到北京，必然要去看望叶帅，要和叶帅吃顿饭。久而久之，叶帅对我都熟悉了。叶帅在已经一般不题字的情况下，送了我一本他的《远望集》，而且亲笔写了“请晓阳同志指正。叶剑英”。我知道，这是叶帅把对丕显同志的关爱连带到我身上了。十二大召开前夕，叶帅告诉丕显同志，小平同志、中央决定你十二大进书记处，到总政治部担任主任。当时军委办公厅已经来给丕显同志量军装，包括我和另一位警卫秘书陈兆金都开始定做军装了，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情，在十二大开幕的主席台上，很多军队的领导都来和丕显同志打招呼、祝贺。当时，余秋里同志也是进书记处的，准备分管政法。后来，秋里同志提出他熟悉军队工作和经济工作，对政法工作不熟悉。他建议和丕显同志对调一下，由丕显同志去管政法，他到总政。丕显同志离开军队的时间确实比秋里同志长一些，耀邦总书记就此征求丕显同志的意见。丕显同志说，到总政也行，管政法也行，听从中央的安排。他对中央决定的事毫不迟疑，坚决服从。十二大后，他就到了中央政法委工作。

聂帅。聂荣臻同志在历史上与丕显同志几乎没有什么交集。在丕显同志退出中央书记处以后，有一天聂帅请丕显同志到他家里去。谈什么事呢？当时聂帅还有一个头衔—―“全国老龄委员会名誉主任”，聂帅说他早就想把这个头衔拿掉，但是苦于找不到人，所以那么高龄以后，还挂着这个头衔。聂帅想来想去，选来选去，认为丕显同志最合适。这是从丕显同志的资历、人望和对老同志的感情考虑的，让丕显同志来接这个班，担任老龄委员会名誉主任，他放心。老一辈革命家既然提出来了，丕显同志就欣然答应，而且真干，不是挂个头衔。他的特点就是这样的。他很快把我叫去，那时我已经到全国人大法工委工作了。他说，老年人保护需要一部法律呀，还亲自在一封有关立法的信上作了批示。在他的推动下，很快，我们国家出台了第一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再说彭真同志。当时丕显同志担任书记处书记分管政法工作，中央政法委书记是彭真。丕显向中央建议，不要免去彭真同志的书记，我来协助他。彭真同志说，现在我们俩抬水吃，很快你就要一个人挑水吃，你完全挑的起来。1983年6月，彭真同志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丕显同志当选副委员长。彭真同志向中央提议，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需要决定的重大问题，就由同时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陈丕显同志直接向中央请示报告。这是高度地信任丕显同志。

第二点感受，丕显同志非常关心人民的疾苦。特别是贫困地区、老区人民的生产、生活。他对老区的经济发展，群众生活的改善，经常向党中央建言献策。这方面就不展开讲了。

第三点感受，丕显同志对那些历史上遭受不白之冤的人的平凡昭雪，格外重视和关心。著名的“潘杨案件”，就是“潘汉年、杨帆”，当年定性为反革命集团，这个老大难案件就是在丕显同志极力推动下得到平反的。丕显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耀邦总书记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平反建国以来的冤假错案。丕显同志到政法委上班的第一天，部署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全面平反建国以来的冤假错案。这是一个很浩大的工程。他倾注了心血。经过几年努力，大量的冤假错案都得到平反。

丕显同志最后的工作岗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彭真同志领导下，他主持了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常务工作。他受彭真委员长的委托，5次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常委会工作报告。六届人大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我们国家的新宪法是1982年12月通过的，六届人大是1983年6月成立的，完全按照新宪法构建我们国家的国家体制、架构，有许多创新的内容，对我们国家制度的建设奠定了无法磨灭的基础。丕显同志在人大工作期间，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特别是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我写了一篇文章《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杰出领导人》，准备在《法制日报》上发表(注:已发表于3月23日《法制日报》第二版)，以此作为我对丕显同志百年诞辰的纪念。

                    乔晓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