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为陈丕显的家属代表在今天的纪念会上作个发言。2014年的时候，也是在这个会场，举办了我父亲叶飞百年诞辰纪念会。通过这样的纪念活动，既研究了他们的历史，也研究了新四军的历史和华中的历史。我还到他们战斗活动过的地方都走访了，参加了一些活动。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我的一些体会，主要讲陈丕显。

抗日战争时期，我父亲主要是打仗，陈丕显主要是做地方工作。我曾经带女儿到纪念馆去看，她就说，为什么姥爷的照片很多，爷爷的照片那么少？我想，纪念馆比较重视战斗、作战，根据地讲的稍微少一点。我仔细看了陈丕显回忆录，他讲了苏中解放区10年，写得特别好。他开始在皖南，1940年到苏中，见到陈老总，陈老总给他讲，苏中的情况跟皖南不一样。他看了后觉得很惊喜，皖南新四军被国民党军束缚的很厉害，不能发展。苏中就发展的很快，有根据地，有自己的政权。靠生产、靠税收、靠贸易，自力更生解决经费问题，因为国民党给的微乎其微。怎样支持部队的作战呢，就是靠自力更生，同时保护和提高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当时苏中的老百姓就讲，你们在这里抗日，保护一方的平安，当然有权利在这里收税，这是很正常的。还有就是搞贸易。苏中新四军的贸易搞的非常好。大家都很熟悉的电影“五十一号兵站”，看到上海与根据地有非常畅通的贸易渠道。在上海采购的钢管、药和抗战急需的东西，都是通过这个交通线，源源不断地送到苏中。我听老同志讲，我父亲当时爱看书，他有书单，就是从上海买回来，上海出的新书在新四军的图书馆里都有。还有发行抗币，进行金融斗争。抗币与伪币、法币交结在一起，怎么样与法币和伪币周旋？新四军是非常有文化的，当时中国金融界的顶级的金融家和经济学家有很多都在苏中，我们也培养了一些经济专业人士，我们自己的干部。这些人在当时、在解放后，发挥了很大作用。在苏中印的钞票，印钞机都是从上海运来的。而且有一些工厂，小时候听我妈妈讲，苏中生产的卷烟飞马牌是非常畅销的。中国工商银行的行长杨凯生同志也是苏中新四军的后代，他写了一篇文章，很详细地研究和记述了在苏中根据地进行的金融斗争的具体情况，非常有意义，非常值得研究。华中特别在苏中是我国比较富庶的地区，根据地的建设大大发展，非常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战争，保护和改善了敌后人民的生活。

打仗没有经济是不行的。战争中有损失没有关系，只要有根据地，就可以休整、可以恢复、可以扩大。苏中根据地的主要负责人陈丕显同志，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一直主要做根据地的工作。研究历史讲的比较多的是这个战役那个战役，对后勤保障和政权的建设研究的少一些。当时，苏中基本上是一个小政府。我们到泰兴参观时看到，根据地有造币厂、兵工厂、银行，甚至有议会、法院，叫江南小延安。在这些工作中，也锻炼了根据地干部的执政能力，很多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后走上了政府的负责岗位。经济界、金融界、文化界，还有政府，这些岗位上苏中出来的干部很多。去年我们跟粟戎生大哥去浙江长兴，参加苏浙军区成立70周年的活动。当时打天目山战役，由于那里不是老根据地，非常艰苦，没有吃的。粮食没有就吃竹笋，打仗时一两天都是饿着肚子的。怎么办？因为是苏中出去的部队，就向苏中根据地求援，粮食都是从苏中根据地运过来的。如果没有根据地，一支部队在那里，就会遇到非常艰难的局面，很难坚持下来。

重庆谈判后，江南新四军北撤，一师主力要赶快撤回到苏中。我小时候听讲，最艰苦的就是北撤。在江面上还沉了一条船，韦一平等很多同志都牺牲了。部队回到苏中，就像回到家一样，就在苏中这个家里得到了休整，得到了补充，又扩大了。后来，从苏中不但出来了很多主力部队，地方部队也组成了野战军，出来了很多。苏中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陈丕显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特别善于学习。他是红小鬼，13岁就参加革命，文化水平也不是很高，但是他特别善于向有知识、有文化、有经验的同志学习，而且他的悟性也很高。他在苏中工作的时候，是陈老总手把手带出来的。他后来做统战工作，对上层人物的工作，跟知识界、文化界、乡绅交朋友，也是跟陈老总学习的。解放初期接收无锡，当时他在苏南做书记。他一直是做农村工作的，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一直在农村，没有看到现代化的大城市。他后来到大城市去做接收工作，就是因为在根据地建设时有了锻炼，积累了经验，他知道从何着手。有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就是处理劳资关系。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因为是共产党掌权，资本家不敢不提高，工人要提高多少就提高多少。工人工资提高了，使得成本提高了，工厂就不挣钱了，老板很为难。陈丕显发现这个问题马上就纠正，做工人的工作，把工资降下来。

对于市场、商业，如何去整治奸商，陈丕显在无锡积累了经验。1952年，陈老总把他调去上海，他已经有了初步管理现代化城市的经验。当时上海是最大最现代化的城市，怎么来管理是非常大的难题。我看了陈丕显在上海的纪录片，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那么多人的吃喝拉撒还有安全，各种各样的人物，底层的还有黑社会，有些要清理，有些要改造，都是非常新的课题。在陈老总的领导下，很好地把这个过渡时期很快就过去了。直到文革之前，上海一直是国家主要财政来源的城市，这与陈丕显长期在上海管理是分不开的。他在上海工商界、知识界、文化界交了很多朋友，有些还成为他终身的朋友。荣毅仁是中国工商界的代表人物，陈丕显与他能做到交心的朋友，真是非常不容易。

文革以后在湖北，这是我近距离的看到他的工作方式。我实在觉得他太努力了，天气温度都40°C了，他还是下工厂、下农村。我说，你怎么吃得消呢？他说，不行呀，我现在不拼命的干，怎么拿的回来失去的时间呢？有次，我跟他去湖北一个农村视察，那个县大概是要争取大寨县，搞了很多水利设施，他把清华大学水利系的张光斗教授带去了。看到修的水库，就问张光斗，这个水库这样修行不行？解决灌溉问题行不行？张光斗问，这个水库的技术员是谁？他马上让人把一个年轻的技术员叫来了。张光斗问这个技术员，你的数据是怎么算出来的？这个数据能抵抗多么大的洪水？坝如果漏水，淹掉多少田？这个技术员在水利泰斗面前战战兢兢的，的确，他在数据、技术上等方面都是有错的。陈丕显就跟县委书记讲，不能蛮干，拿不拿大寨县这个称号无所谓，工作一定要扎实。为了农村现代化，他请了当时驻南斯拉夫大使伍修权，到湖北去作报告，讲南斯拉夫农工商一条龙是怎么弄的。我觉得陈丕显的管理方式的确是很先进、很现代的。

文革以后，新四军和华中根据地的老一辈领导人，像陈毅、粟裕、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都相继去世了，留下来的叶飞、陈丕显是苏中地区的负责干部。他们在晚年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他们两人组织编写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新四军》，我认为是非常宝贵的。当时，他们年龄已经很大了，跑了江苏所有工作过的地方，还有三年游击战争战斗的地方，跟幸存的人谈，搜集史料，编了那么厚的丛书。这个工作做了以后，对于红军三年游击战争和新四军的历史，提供了可信度比较高的、内容比较详实的史料，对于研究历史很有帮助。如果他们不做这个事，后来就越来越做不了了。他们晚年终于把两个丛书编出来了，非常珍贵。

通过纪念两个父亲叶飞、陈丕显的百年，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共和国是从哪里来的，是怎么走过来的，经历了多么艰难困苦的时代，解决了多少难题。在座的都是新四军的老战士、后代，我们的父辈完成了历史交给他们的任务，他们一直做到去世。能跟他们直接接触、直接交流的时候，我们都忙于自己的工作，我们是把最好的机会丧失了，现在就是靠回忆、靠走访了。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做好传承的工作，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接下来。

最后，我代表陈丕显的家属感谢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一师分会，开了这么好的一个会。

                      叶葳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