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著名的军事家、战略家、政治家，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军队建设和政权建设中曾经作出了卓越贡献。本文就毛泽东同志对于新四军四支队的组建与发展稍作探讨。

　　指引践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新四军四支队由战斗在大别山、桐柏山的红二十八军和红军游击队组建而成，其主力为红二十八军。红二十八军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长期坚持在大别山独立战斗，保留了南方唯一一支军级建制部队，也保持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

　　1937年7月初，时在陕北的毛泽东同志得知高敬亭领导红二十八军在鄂豫皖边区坚持战斗的消息后，在深感振奋的同时，也为红二十八军的发展前途在思考。毛泽东深知，随着党中央领导红军主力转移陕北，党的一些政策已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变“反蒋抗日”为“联蒋抗日”，实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而三年游击战期间红二十八军孤悬鄂豫皖边区崇山峻岭之中，对党的政策难以明了，因此有必要尽快派人前往大别山以加强党对红二十八军的领导。

　　于是，毛泽东决定派郑位三、肖望东、程启文、张体学代表党中央前往鄂豫皖边区。临行之前，毛泽东在自己所住的窑洞里特意召见郑位三等四人。毛泽东给他们介绍鄂豫皖斗争形势和红二十八军的情况，布置他们前往红二十八军的任务，还谆谆告诫他们说，到鄂豫皖后“千万不要用在延安批判张国焘的那一套去套他们，各地有各地的不同情况，不能用一个样式去套，要很好地团结他们，使他们统一在党中央的路线、主张之下，一道抗日，发展胜利”。

　　9月下旬，郑位三、肖望东到达红二十八军驻地——鄂东七里坪。在当地红军游击队和群众召开祝捷大会上，郑位三报告了全国抗战的形势及前途，转达了毛泽东和党中央表扬红二十八军的指示精神，传达了关于红二十八军进行整编并将开赴抗日战场的指示。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在七里坪附近的秦家祠堂举办干部轮训班，还办了青年培训班，学习的主要内容即为毛泽东同志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等文章，通过学习、宣传，使部队和边区干部群众增强了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认识。

　　就在郑位三、肖望东等人前往鄂豫皖的路途中，红二十八军领导人高敬亭已经开启了与国民党当局的谈判并达成协议。根据双方协议，鄂豫皖红军游击队暂定番号为“鄂豫皖工农抗日联军”，在七里坪、宣化店、黄陂等指定地点集中，并将由国民党方面负责提供红军游击队开赴抗日战场的交通工具。鉴于此前福建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何鸣事件”，国民党利用谈判改编为幌子趁机将红军游击队缴械，毛泽东指示要求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游击队务必提高警惕，注意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以免上当受骗。毛泽东在给林伯渠《关于高敬亭在谈判中应坚持独立性》的指示电中，要林伯渠给郑位三、高敬亭写信，要“重复说明坚持独立性，拒绝外人，严防暗袭及持久的艰苦奋斗等项”。还要求“不要收回各县便衣队”，“部队不要集中，依原有区域分驻。”此后，高敬亭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原则，他拒绝了国民党的委任状，也没有按照国民党当局指定的路线行军、驻防，并大力发展部队。

　　在此前的1937年4月，在桐柏山区坚持战斗的红军游击队领导人周骏鸣到陕北向党中央请示汇报工作，鉴于当时鄂豫边区的红军游击队力量较弱，中央向周骏鸣指出：“游击队要从实际出发，猛烈发展部队，成为比较坚强的抗日武装，并和当地开明士绅与政府建立统战关系，以便取得合法地位。”

　　鄂豫皖、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积极扩大部队，加强军政建设，践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分别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接受改编，并为奔赴抗日战场积极准备。1938年初，根据国共所达成的协议，在鄂豫皖、鄂豫边坚持战斗的红军游击队，除少部分留守根据地外，大部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人数达3100余人，成为新四军四个支队中人数最多、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

　　指示实施东进战略

　　对于新四军四支队的进军方向和战略方针，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有一个逐步完善、逐渐明晰的过程。

　　早在新四军完成组建之前的1937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即有关于新四军未来作战进军方向和作战区域的指示，要求“(新四军)长江以南各部队……可向东开，长江以北高敬亭支队暂留江北，不必北开，以便在该地准备沿江游击”。这说明，毛泽东对红二十八军非常重视，希望它在未来抗战中能够独当一面担负重任，在原鄂豫皖边区及沿江一带抗击日军。

　　但随着战局急剧恶化，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沦陷，国民党丧师失地，毛泽东致电周恩来、项英，指示高敬亭部须“进至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要求部队向皖中、皖东推进。1938年1月，鄂豫皖、鄂豫边的红二十八军及红军游击队正式编组为新四军第四支队。3月，遵照党中央指示和新四军军部的命令，第四支队在鄂东、皖西汇聚，然后誓师东进，高敬亭司令员率第四支队主力进至皖中舒城、庐江一带。5月，首战巢县蒋家河口，全歼日寇一部，影响甚大。

　　1938年11月10日，毛泽东、王稼祥、刘少奇联名致电项英，指出“现在安徽中部最便利我军活动”，建议派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率两至三个营过江到皖中一带活动。为贯彻党中央指示，不久，皖南军部派张云逸前往江北，将庐江、无为等地的游击队、自卫军等地方抗日武装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担负皖中地区抗战任务。

　　1939年2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亲赴皖南新四军军部视察工作。周恩来传达了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关于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指示精神，经过同新四军主要负责人反复研究，周恩来提出新四军今后的发展方针是“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并报请党中央，随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致云岭军部的电报中明确将这一方针概括为“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即所谓的“东进战略”。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东南局、中原局，指出“我党我军在皖东的中心任务是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和目的”

　　为贯彻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实施东进战略。5月，新四军军长叶挺从皖南军部所在地云岭出发，前往江北巡视，对新四军四支队、江北游击纵队的工作进行督察、指导。叶挺过江后，立即组织成立江北指挥部，作为指挥江北新四军、游击队和党的地方武装的领导中枢。随后，在叶挺督促下，对江北新四军部队进行整顿，将第四支队和游击队编组为第四、第五两个支队，新四军江北部队旋即开赴皖东，在津浦路两侧战斗，打开了皖东抗战的局面。

　　要求加强军队建设，积极发展部队

　　毛泽东很注重第四支队的军队建设，尤其是干部工作，以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陕北先后派出多批干部前往第四支队工作，除郑位三、肖望东外，还包括郭述申、聂鹤亭、戴季英、方毅、彭康、张劲夫等高级干部。同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第四支队(前身红二十八军)还举办干部轮训班、青训班，培养一大批军队和地方干部、抗日骨干，加强了对军政工作的领导。

　　1938年1月22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作出的《关于鄂豫皖工作的决议》中，要求组建新四军第四支队军政委员会和鄂豫皖特委，“加强培养党和非党干部，”还要求在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础上，“尽力扩大部队，以增强抗日力量。”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在陕北延安召开。在会上，毛泽东同志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他强调要“坚持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动员和团结全民族一切力量”去战胜敌人。全会还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南方局，原由长江局领导的新四军江北部队改由中原局直接领导。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和毛泽东关于抗日根据地须坚持党的领导权的精辟论述，廓清了过去的思想误区。次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向东南局、中原局发出指示，要求“迅速扩大我军，大大发展地方党，开办教导队与党的培训班”，“发展地方武装和民众运动”。

　　依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新四军四支队大力扩充部队，帮助建立和发展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1938年5月，四支队进驻皖中舒城后，深入集镇乡村，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四支队政治部下属的战地服务团与各团政治处、民运科相互配合，以各种形式进行抗日动员。经过三个月发展，大批青壮年参加到抗日队伍中来，四支队相继成立了四支队游击纵队和第二游击纵队。至1939年5月，四支队迅速发展壮大，达10000余人，仅舒城及其边界地区就建立了十支抗日游击队。

　　指导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

　　华中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且是日军侵华的核心区域，因此，毛泽东非常重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

　　1937年10月中旬，毛泽东致电林伯渠要其转告高敬亭，要求部队不要集中，依原有区域分驻，“要求国民党发给养，如不发给，仍打土豪。”1938年初，中共中央在《关于鄂豫皖目前的工作》中，要求“鄂豫皖以现有游击队为基础，首先恢复和发展皖西北和皖中工作”，“以建立最巩固的后方”

　　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排除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极影响，提出了“大力发展华中解放区”的战略步骤。1939年4月，党中央电示东南局、中原局，江北我党我军的中心任务是创建皖东抗日根据地，“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和目的，”“不必把这任务秘密起来，而应努力去做”。在具体建议上，提出要“长期努力进行统战工作”，尽力扩大党和群众运动，推动地方进步；军事上要坚决消灭日寇、汉奸土匪部队。

　　为创建皖东根据地、发展华中，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央决定刘少奇同志担任中原局书记，统一领导华中地区党政军工作。1939年11月，刘少奇到达华中后，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他提出“抗战一是要有枪杆子，二是要有‘家’——建立根据地”。党中央在给刘少奇复电中，更是要求整个江北的新四军广泛猛烈向东发展，“一切有敌人而无国民党军队的区域，均应坚决的尽量的但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发展。”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四、五支队向苏皖边挺进，经过数月艰苦卓绝的连续作战和发动群众工作，四支队开辟了以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根据地，五支队开辟了以半塔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根据地。四、五两个支队发展到10000余人。1939年底至1940年春，四、五支队先后粉碎了日伪军的大规模“扫荡”，并取得反顽斗争的胜利，皖东抗日根据地得以巩固，华中抗战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

　　综上所述，毛泽东同志以其宏阔的视野、睿智的思维把握抗战大局，指引鄂豫皖、鄂豫边根据地的红二十八军和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第四支队，走上抗日战场。四支队遵照毛泽东和党中央一系列指示精神，积极贯彻实施东进战略，在践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保持独立性，放手发动人民群众，积极扩大抗日武装，努力创建抗日根据地，打开了华中抗战局面。正是从这层意义上，毛泽东同志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的组建与发展、实施东进战略、加强四支队的军政建设和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均作出了卓越的伟大贡献。

                        赵东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