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4月29日至5月4日，淮南区党委在盱眙县新铺召开了新四军第二师高级干部会议，史称“新铺会议”。新铺上干会议是紧接着淮南财经会议而召开的一次重要的整风会议，针对财经会议中暴露出的某些单位和个人的贪腐问题，通过整风的方式自上而下进行了细致的思想检查，对克服干部的不良倾向，端正思想作风，强化各项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会议中提出的一些对贪腐的认识和反贪腐的工作原则，对于党在新形势下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也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贪腐问题的典型表现之一：“贪污腐化问题不是单一出现的，同时还会有其他问题存在。”

新四军第二师政治委员郑位三在离任前，给继任政委谭震林写了一封信，分析了淮南党内主要的六种不良倾向，认为首要和最根本的不良倾向就是“个人享乐主义的滋长”，这直接造成了贪污腐化问题的出现，也间接造成了其他五种不良倾向的发生。

谭震林同志在新铺会议的总结报告中也指出：“我们的弱点不仅仅是几个部门的问题，几个干部的问题，更不仅仅是贪污腐化堕落这一方面的问题，我们整个工作各方面都有着严重的弱点，不过弱点的性质和程度是有区别的罢了。”他更进一步指出，贪腐会“走上了政治上蜕化”，产生一些典型的表现。一方面的典型表现是：“在领导上，很明显的对干部的政策是采取利己主义的方针，不是由（从）党的利益，由革命的利益的争取立场出发，而是由（从）个人利益的立场出发去使用干部的。”第二方面的典型表现是：“自己对上级的态度，也是从利己主义出发的，他对上级钻空子，这种钻空子是两面的：对能够被他欺骗到的愚弄到的负责同志，就尽量的采取欺骗愚弄的手段，花言巧语，各方面的包围；对他所欺骗不到的眼光比较锐敏的负责同志，则采取仇视反对手段”，甚至反对组织的行政任命，反对组织的领导。第三方面的典型表现是：“在工作上采取十足的官僚主义，……不仅对下面的实际情形根本不了解，而且根本就没有到过下面去，有时他到下面去走一走，并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敲竹杠，刮地皮。”第四方面的典型表现是：“在生活上可以说是标准的腐化分子，……这种腐化生活不仅表现在吃、穿和用东西上面，而且表现在他对女同志的关系上……”

两位政治委员的认识和分析，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充分揭示了贪腐问题的实质。贪腐的根源在于非马克思主义的个人享乐思想，个人享乐思想造成经济上的贪污腐败，生活中的腐化堕落，工作中的官僚主义，领导上的任人唯亲，组织上的投机钻营和宗派主义。而且这些方面的问题无论哪一种先出现，都极易形成连锁反应，进而交织在一起，呈现出恶性的螺旋上升。

贪腐问题的典型表现之二：“常常巧妙的以曲解的方法，拿好的制度与好的法规作为它的挡箭牌。”

新铺会议对于贪腐问题危害的认识也非常深刻，郑位三同志从对党和部队自身的影响出发，认为：“生活问题是小问题同时又是极大的问题。在财政上是几万块钱的小问题，在思想上发展了以个人享受为光荣，以物质生活为比赛的享乐主义倾向，并影响及全党全部队，这就是大问题，这就是严重问题。”谭震林同志则从党群关系、社会发展的角度，更深刻地指出其危害：“我们应该认识贪污浪费在客观上是我们严重的敌人，它要破坏我们党与群众的关系，它要破坏革命的财富。”

正是由于贪腐的危害性巨大，从组织角度而言，我们往往通过制度与法规的约束来预防贪腐问题的出现。比如说革命战争年代的军队生活上，“从各级首长的生活到战士的生活，规定适当的严格制度与纪律。”但为了照顾一些领导同志的身体以便于他们更好地为革命贡献力量，也有一定的保健、抚恤等优待措施，可惜的是，这些好的措施和制度，往往被曲解和利用，产生了一种错误的倾向，“买东西送首长。其实首长并不需要这么些东西，他自己也知道首长实在并不需要这么些东西，然而他还是买，结果自己就从中揩油，这是一种揩油政策。”

再如当时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满足根据地部队和群众的生活需要，淮南地区形成的商业合作社制度，也被这些贪腐分子们曲解利用，或是“没有原则的做生意赚钱……如贩烟土，贩粮食违背政府法令硬运违禁品的出口与进口”，以此赚取暴利。最终无论生意是否合法，还会“拿公家的资本去做生意，有时分一两块红利给战士，……所谓红利大部用于享乐主义的浪费”。

尤其是当这种腐败分子是担任领导职务的同志时，我们发现和找出问题的难度就更大了，因为这些人对各种制度和法规都非常熟悉，而且“这些人大多会钻空子，懂得组织上的某些弱点”，他们可能以非常巧妙和隐蔽的方法来曲解我们的好政策、好制度为己所用，成为掩盖其贪腐问题的挡箭牌。

贪腐问题的典型表现之三：“班子成员的互相包庇乃至同流合污。”

我们党历来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避免造成党组织内的家长制和过分的专权，这对于更好地发挥班子的集体智慧以领导推进各项工作顺利发展，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但在贪腐问题中，往往有一种典型表现，就是领导班子的不作为，或表现为班子主要领导没有原则的维护班子权威，对出现贪腐问题的成员放任自流；甚至表现为班子集体贪腐，班子的各个成员间相互包庇，甚至是同流合污，最终导致所领导的整个范围内上行下效，贪腐成风。

谭震林同志在总结路东联防司令部发生的错误时指出：“过去区党委尤其是兼联防部队政治委员的负责同志应该负责。负什么责呢？负放任之责。”因为错误“并不是在一天之中生长起来的，而是经过相当时间，才发展成为这样严重的。可是在发展的过程中间，区党委及某负责同志没有对这种错误采取严正的态度，给以揭发；相反的采取放任态度。”不管放任的原因为何，都是一种组织领导上的不作为。

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路东联防司令部领导集体内部的问题，说：“这三位同志对某某同志的错误，不仅没有站在党的立场，去反对这种错误，无情的与他作斗争，或者向上级党报告；相反的他们采取了同流合污互相包庇的行为。……他们两个同志生活同样的是腐化的。”在领导上在工作上虽然某某没有那样严重，但“他们成了某某主动的助手”。

最终，这种贪腐之风在整个路东，甚至整个淮南扩散开来，“这次大会认为在淮南党内浪费和贪污的现象，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郑位三同志也说：“二师某些老同志中有享乐主义的人生观，并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在人数上至少有满满一桌子的座位”。由享乐主义造成的领导干部贪腐，大大破坏了整个淮南地区的政治生态，“单有享乐主义倾向（只是倾向！）的，在人数上屈指一算就有一百几，这一部分人的影响很大，很严重。最后，同情于享乐主义倾向的人，那就更加多了！”

新铺会议，除了总结了以上三条对贪腐问题的认识外，对今天尤为有警示意义的是，它总结出了预防贪腐的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

预防贪腐的思想原则与组织原则：“反对个人主义的享乐思想” 、靠党员集体的力量来预防和克服贪腐问题

郑位三同志深入分析了享乐的人生观，认为其就是“把享受放在主导地位责任放在次要地位”，“以一定功劳来作为个人享受的理由和根据，……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专顾比赛吃得好，穿得好，骑得好，睡得好，而不在工作上和人家比赛谁做得好”。对享乐的人生观造成的危害，则引用了刘少奇同志的话，说：“这种个人享乐主义的人生观，党员（任何人都一样），只要一传染上这种人生观，就要丧失党员最可宝贵的品质——前进心、责任心、创造心，而变为落后的、没有出息的、腐化的人物，变为党的一种单纯的负担，甚至变为危险的人物”。

这种享乐主义的人生观，就是贪腐问题出现的思想根源。而要预防贪腐应该“从思想上来教育党的干部，展开对个人享乐主义的斗争”，并由这一思想斗争出发，去克服派生出来的其它问题。谭震林同志则认为，对于形形色色的贪腐问题，我们不仅要暴露“形形式式的五花八门的贪污浪费腐化享乐的事实”，而且要把这些贪腐问题“提高到原则性上去给以解答”。只有纯洁了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才能从根源上预防贪腐问题的出现。

作为中国共产党这个代表全中国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集体而言，预防贪腐不仅要有思想原则，更要有组织原则作为保证。谭震林同志深刻指出：“以全党的力量，完全有可能来克服这种错误现象的。但是政治委员一个人或许力量不够，可是路东当的这样大的力量，几万名党员几百名党的干部的力量是很大的。”只有在全党范围内形成对贪腐问题的良好思想氛围体系和有效监督体系，贪腐问题在党组织内部才不会有生存土壤；只有对贪腐问题造成党内的“人民战争”，才能预防和克服贪腐。同时，对于组织内部的贪腐典型，一定要“抓住了标准的例子与标准的人物以突破一点推动全局的方法去进行”，只有这样，才能在组织内惩前毖后，以儆效尤，治病救人。

贪腐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党之兴衰、社会和谐的大问题，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扎实在全党范围内推进反腐倡廉工程，新四军第二师新铺会议的精神值得我们去纪念和发扬！

 作者：施晓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