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抗日根据地是新四军用枪杆子开辟的，而根据地人民以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了新四军的对日作战。根据地与新四军之间互为条件和补充，而使得两者结合在一起发挥对日作战巨大威力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
一、党的思想建设同频共振，牢固树立了全面抗日的共同目标
华中抗日根据地党的思想建设与新四军党的思想建设，都是中国共产党在华东地区思想建设的组成部分，二者同频共振。由于华中抗日根据地和新四军中的党员干部的流通性，破除王明错误思想、宣传和贯彻中央正确方针政策的思想解放运动，还有着互相促进的作用，共同提高着华中抗日根据地和新四军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水平，驱动着该地区的军地党员干部为着对日作战的共同目标做出自身领域的更大贡献。
宣传和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华中地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党建工作是随着新四军挺进敌后而蓬勃发展的，而这一地区的党组织在长达三年的游击战争阶段由于通信联络不便远离党中央的领导。因此，使这些长期失散在外的党员们，学习和领会抗战初期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是当时华中地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首要工作。中共中央对此也十分重视，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就明确指出，要“有组织有计划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重新训练党的干部与党员，了解党的新政策，要有计划的有系统的兴办党校与训练班”。各个游击区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下山集中整训时，认真地执行了这一指示。如在大余池江、确山竹沟、黄安七里坪、平阳山门等地，都举办过党员、干部训练班或学校，开了时事政策和马列主义基础课程。教学时间虽然短暂，但却帮助大多数受教育者在历史大转变的关头，避免和克服了“左”的关门主义错误和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对新四军的组建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都起到重要作用。其后，华中抗日根据地和新四军内又展开了民族统一战线教育，开展了保持和发扬优良革命传统运动等，都有效推动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党建工作。
破除错误思想，发展和坚持华中是华中地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工作。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创建之初，王明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等错误思想，极大妨碍了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和党建工作，造成了华东地区党内的思想混乱。1938年冬，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错误，撤销了长江局，右倾错误基本上得到纠正，但这些错误思想的精神枷锁仍然禁锢着已由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的主要领导人，使六中全会提出的“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受到阻碍。刘少奇担任中原局书记以后，1939年冬到达皖东，“在党内军内传达了党中央在抗战以后的正确路线和我们的行动方针，在党的干部会上报告目前严重的形势，指出了我们面临的危险及华中党过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了今后的任务，全体干部精神为之大振，深刻地检查了过去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认识到对于反共顽固派的退让政策不是出路，从而高度团结在中央的路线的周围，并为新的任务努力工作”。使得皖东广大干部“在东南局原来的路线影响之下”获得精神和思想的解放。这种精神、思想解放的直接成果，就是催生了津浦路西、路东两块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江南的共产党和军队的干部也有这样的精神、思想解放的经历。新四军第1、第2支队开辟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后，由于电台尚未与中共中央直接连通，中共中央的指示须经东南局和军部转发，而转发过程往往按照自己的意图来决定传达，使江南地区的党组织在思想上受到了阻碍和干扰。1940年5月，电台获准与中共中央连通后，中共中央的第二个“五四指示”（即《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到达江南，由陈毅传达后，“全场振奋，……决心放手打开局面，猛烈发展。”其结果是不仅巩固了江南，而且拓展了苏北。此后，在抗日战争的后续各阶段，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思想理论建设都一直以破除各种错误思想为重要工作，从而保证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各项建设的良性发展。
创新符合华中地区特点的工作方法是华中地区党的思想建设的关键环节。华中地区有不同于华北地区的自身特点，这就要求华中地区党的思想建设过程中，必须强调解放思想，创新出符合华中地区特点的工作思路和方法来。在此方面，华中地区的许多党的领导同志做出了积极探索。比如对于华中抗日根据地内的文化工作，陈毅就开创性地指出：其担负着“与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作全面配合，来推翻日寇，改造新中国的伟大任务”，影响和结果“将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做好华中的文化建设事业，“然后再推广至全中国”，“这不仅是抗战文化推行的眼前需要，而且已经是中国的文化改革的伟大任务之开始。”再如对于华中抗日根据地内的财经工作，一批国内知名的经济学家和财经工作者党员干部，如曾山、骆耕漠、孙冶方、薛暮桥、许毅、顾准、范醒之、张劲夫、方毅等等，他们用创造性劳动出色地完成了华中战时的财经工作，不仅保证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战时供给，还为其他根据地乃至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工作提供了预决算制度、会计制度、审计制度、金库制度、税收制度等诸多方面的参考。
党内教育是华中地区党的思想建设的经常性工作。提高党员党性修养的党内教育，是一项长期性、经常性的工作。华中抗日根据地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一直在严格坚持和落实这一要求。尤其是华中局建立以后，以刘少奇为书记的华中局特别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1939年11月，刘少奇到达皖北涡阳新兴集，在党员干部大会上用一整天时间讲解《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要求广大党员树立远大理想，在革命斗争中学习马列主义，提高思想认识水平，锻炼无产阶级意识。刘少奇在华中所作的《作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马列主义战略和策略》、《反对党内各种不良倾向》、《人的阶级性》、《论党内斗争》、《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民主精神和官僚主义》、《统一战线》、《辩证唯物论》等报告，提出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一系列正确的建党原则，不仅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华中的广大党员，而且也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中的党建学说。1941年5月15日至19日，华中局在盐城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会议中刘少奇作了《皖南事变的经验教训》的报告，报告在总结皖南事变四点经验教训时，第三、四两点都是关于党内教育问题的。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加强党性的学习与教育是一个绝大的问题。会议对华中高级干部是一次有效的思想路线教育，提高了执行中共中央正确路线的自觉性，使华中抗日根据地党的建设走上了正确发展的轨道。其后，刘少奇还亲自兼任华中党校校长，以相当精力投入了党内教育工作中。
二、党的组织建设交流互溶，可靠建立了全面抗日的坚强领导
华中抗日根据地和新四军党的组织建设都是中国共产党在华东地区组织建设的组成部分，根据地和新四军的抗日斗争，都是在中国共产党东南局、中原局和华中局这个坚强核心统一领导之下进行的。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初建时期的党组织建设中，新四军内的党组织给予了大量和有效的帮助；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根据地的党组织对于新四军内党组织的发展，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党员干部资源；进入党在根据地内“一元化”领导的新时期以后，二者更是形成了共同促进、共同发展的良性循环。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华中地区有一定的组织基础。上层有长江工作委员会、长江局、南方局、东南（分）局、中原局等中央直辖的领导机关，中层有各省的中共省委机构，下层有各个重点地区的工委。但这一状况，与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所要求的“发展华中”，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要求有着较大差距。为此，华中地区开展了大刀阔斧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党的组织建设。
新四军积极帮助和参与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建设。新四军集中整编的过程中，在各集结地建立了办事处、接洽处、通讯处、联络站、兵站之类的机构，这些机构同时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机关秘密的驻在地。如新四军池江通讯处曾是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和粤赣边特委的所在地；南昌新四军驻赣办事处曾是东南分局和江西省委的所在地；新四军第4支队第8团竹沟留守处曾是中原局和河南省委的驻在地；湖南平江新四军留守处是中共湘鄂赣省委——特委机关所在地；驻安徽立煌的新四军第4支队兵站则先后掩护安徽省工委和鄂豫皖区党委机关。新四军下属机构的掩护和帮助对于整理、恢复、建立和发展各地区的党组织起了重要作用。
除此之外，新四军还直接参与了华中地区党组织建设。新四军组建军部领导机关时，政治部下设有民运部和战地服务团，各支队政治部也都有民运科和战地服务团，它们都是开展地方工作、协同地方建党的领导机关和重要力量。在湖北、河南、安徽等省原先有共产党组织的敌后地区，新四军部队协同地方党发展组织；而在江南等地方党组织尚未恢复和建立的敌后地区，新四军部队则按照中共中央提出的深入到敌后去“建立地方党”的任务，积极发动群众，发展党员，在活动区域内建党。如第1支队于1938年6月初进入江南敌后第一站——江苏省高淳县时，便在县政府所在地的淳溪镇宣传抗日，发动群众。3天后继续东进时留下以民运科长戈白章为主任的高淳办事处继续工作，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当第1支队于6月中旬到达丹阳县延陵地区时，派民运科长王丰庆在当地发动群众，建立党组织。7月，成立了中共苏南工委。与此同时，支队政治部派出一批干部到茅山地区开展建党工作，发展了一批党员，先后建立了中共镇江特别区委、中共句北区工委、中共句容县委和中共镇丹县委。第1支队政治部还派干部到江北的江都、泰兴沿江地区从事建党工作。1939年5月成立了以惠浴宇为书记的中共苏北工委，10月，在工委的基础上建立了以韦一平为书记、惠浴宇为副书记的苏北特委。
中原局华中局推进共产党在华中的组织系统完善。中原局和华中局，还大力开展完善各地党组织系统的工作。在苏中地区，1941年3月19日，中原局决定将东台、兴化及其以南，长江以北，运河以东，黄海以西地区划定为苏中区。将中共苏北区委改组成中共苏中区委。同时由苏中军、政、党主要负责人组成苏中区党政军委员会，统一领导苏中区工作；在苏北地区，1941年春，中原局撤销原盐阜地区的第四地委，成立阜盐淮涟（即盐阜）区党委。1941年5月，华中局将原中共苏皖区委改为中共淮海区委。原苏皖区党委所属邳睢铜、皖东北地区划归皖东北区党委领导。在盐阜、淮海两区党委建立的同时，还成立了苏北党政军委员会，统一领导淮海、盐阜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在苏南地区，1941年3月，中原局正式将宁芜线以东，淞沪以西，长江以南，天目山以北的江苏南部和皖南、浙西各一部分地区，划为苏南区。5月，华中局决定在苏南抗日根据地建立中共江南区委员会，统一领导苏南区和皖南、浙西部分地区的各项工作；在淮北地区，1941年5月，华中局撤销苏皖边区党委，在原辖区内，分别成立淮海区党委和皖东北区党委。8月23日，华中局决定，将淮河以北，陇海铁路以南，运河以西，津浦铁路以东地区划为淮北苏皖边区，并将邳睢铜地区和淮宝县划入，撤销皖东北区党委，成立中共淮北苏皖边区委。同时，还成立了淮北苏皖边区党政军委员会，统一领导淮北苏皖边区党政军工作；在淮南地区，1941年5月，华中局决定将中共皖东津浦路东省委、路西省委分别改称中共皖东津浦路东、路西区委，同时成立皖东党政军委员会，统一领导皖东津浦路东、路西两个区的党政军工作；在皖江（即皖中）地区，1940年1月，根据中原局决定成立了皖中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皖中地区的抗日斗争。1942年4月成立中共皖中区委；在鄂豫边区，到1940年底，边区党组织已发展到鄂中、鄂东、襄西、鄂南、鄂北、天汉和豫南等地。1941年4月，中共鄂豫边区委员会成立；在浙东地区，1942年2月，浙江省委书记刘英被捕后，谭启龙于6月到浙东，成立了中共浙东行动委员会。7月 28日，浙东区党委成立。8月19日，经华中局批准，成立了浙东军政委员会。
华中局组成后，迅速健全了各根据地党的领导机构，统一了领导与指挥，从上到下地形成了“华中局——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等党的组织系统，为整个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建设确立了基本框架。
中国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体制的确立。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华中局为此于1943年1月28日向华中各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关发出了《关于坚持敌后艰苦斗争的指示》，提出“加强全党团结，贯彻党的领导一元化”，要求“每一军区，每一分区必须根据中央指示，承认一个比较优秀一点的同志为领导中心，并且把党的领导一元化，从各区党委贯彻到各地委以至各县、各区。”华中各根据地由此而先后建立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
在苏北地区，1942年11月华中局决定将盐阜、淮海两区党委合并，成立中共苏北区委；在苏中地区，1942年12间，撤销各级军政党委员会，建立了统一领导的各级党委，作为党政军民的最高领导机构；在淮北地区，中共淮北区委领导机关于1942年11月下旬进行了改组，取消了军政党委员会，全边区的党务、政府党团、军队军政委员会及民众团体，均统一于淮北区党委的领导；在淮南地区，1943年2月，撤销路东、路西两个区党委，组成中共淮南区委，下辖津浦路东、津浦路西两地委；在鄂豫边区，1943年1月，中共豫鄂边区委在大悟山蒋家楼子召开扩大会议，正式宣布中共鄂豫边区委对边区党政军民实行一元化领导；在皖江地区，1943年3月确立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中共皖中区委下辖沿江、和含、皖南3个地委及巢合庐中心县委、巢无县委。
三、干部队伍建设同源共生，积极培育了全面抗日的中坚力量
华中抗日根据地和新四军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同源共生，共同培育全面抗日的中坚力量。在教育培养党的干部队伍过程中，新四军各级干部教育机构不仅培养了军队自身的干部，而且也输送了大批的地方各级各类专业干部；地方干部教育机构所培育的政治干部和地方军事干部，也成为军队补充干部的重要来源。干部提拔使用的六条标准以及吸收知识分子充实干部队伍，同样也是军地两方都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而培育出的这些抗日干部，由于许多有军地两方面工作的经历，大大密切了根据地和新四军的联系，也便于地方工作的干部更好地在工作中满足新四军进行对日作战的需要。
加强干部的教育与培训工作。一方面是通过新四军内的各级教导队（随营学校）培训干部。新四军军部成立过“新四军教导总队”，下设军事、政治两个大队，后又增设了中高级干部队，学员学期一般为3个月至半年。教导总队共办了4期，培训学员2330人，为新四军和华中各根据地培养了最先的一批干部。新四军各部队也先后创办了一批军政干校，以解决部队与地方工作干部奇缺的燃眉之急。新四军游击支队于1938年11月创办了随营学校，设2个大队，其后又在随营学校的基础上成立了抗大第4分校，除了培训部队干部外，也培训部分地方干部和青年学生，每期500～1000人不等。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于1939年10月成立教导大队，后扩编为江北军政干部学校，下辖3个大队9个队，学员近千人。1940年10月后第1、第2大队在盐城扩编为抗大第5分校，第3大队留淮南扩建为抗大第8分校。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于1940年1月组建了随营学校，后扩建为抗大第10分校。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于1940年9月成立苏北抗日军政干部学校。这些新四军所属的干部培训单位，为华中抗日根据地培训了一大批各级各类干部。
另一方面是通过地方各类干部学校培训干部。1940年11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专门发出《关于建立与巩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指示》，要求“大规模的开办各种训练班与抗大、联大分校，尽量吸收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培养他们来参加根据地各方面的工作。”在华中局直接指导下，华中抗日根据地内的共产党组织先后办起了各种干部学校，加强了地方干部的培养教育工作。1940年7月，中共苏北特委在江都塘头创办了苏北工学，主要为江都、泰州、泰兴等地培养区乡基层干部；7月，中共苏皖地委在岠山创办邳南工学，学员分配到邳睢铜地区各基层工作；8月，鄂豫边区党委建成洪山公学，为根据地建设培养了一批民运、财经、政权、文教等方面工作的专业干部；8月和10月，皖东津浦路西省委和淮南区委分别在滁县和来安创办了路西联中、淮南联中，培养根据地的基层干部；1941年4月，苏中四地委创办了“苏中四分区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共培养学员500多人，为各区县培养了一批政权、财经和地方武装等方面的基层干部。
德、才、资兼顾的干部选拔与任免制度。中央规定：“各级军政领导机关，应正确的掌握干部政策。……今后提拔干部，必须以德（对革命忠实）、才（工作能力）、资（资望与斗争历史）兼顾，不以斗争历史为唯一的或第一的标准”。华中局和新四军军分会也在1941年6月，对党和军队的干部选拔任用提出了要求，选择干部必须坚持选择那些具备较强党性的同志，并规定选拔干部的标准为：绝对服从党，原则上的坚定明确；学习的模范；艰苦生活；完成任务并协助其他同志；有斗争精神和民主工作方式；有独立领导工作的能力。
为了准确、正确的培养、选拔干部，华中局还建立了严格和经常性的干部工作制度。组织部门设有专门的人员负责管理干部工作。华中局规定必须求得对每个干部全部历史与各个在变化关头的表现的认识与了解，并对了解干部的工作做出细致的分工，同时还规定建立严格的履历书制度，以便于干部转移、干部提拔时的较全面的了解掌握。华中局对干部调动工作，提升或降职，干部的任免，也作出了规定，必须经过党的委员会或军政委员会的讨论，经过上级军政机关的批准。
在政治干部的提拔中更应该慎重，应选择共产党内真正优秀分子担任。在各战略区实行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后，政治委员又是区党委的书记，肩负着军队地方两方面工作的重任，更应该慎重选拔。刘少奇曾以张劲夫、何伟为例，评价他们党性好，理论很强，有实际工作经验，能把握原则。陈毅在《论建军工作》的报告中也提出，应“提倡引进大批作地方工作，群众工作、党性坚强、成绩卓著的老党员”、“责成各级政治机关应在下层及角落里面，去发现那种被压抑、被排挤、受委屈而基本上很好的新老干部和非党干部，加以提拔，伸张正气。”华中的共产党和军队正是吸收、提拔了大批新干部，才发展了新四军，创建了抗日根据地，坚持了华中敌后抗战。
大力吸收知识分子充实干部队伍。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并要求：“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正确贯彻执行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是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干部工作的一大特色。华中局成立前后，陈毅、刘少奇、赖传珠等领导干部专门向各师各旅首长发出了《大胆提拔知识分子干部》的电文，指示“各政治机关须即审查一次知识分子的军政干部，对于有能力、有特长、思想正确，在部队中已有相当工作时间的知识分子干部应即大胆提拔”。各根据地、新四军各级干部队伍中由于知识分子干部的加入，推进了工农干部知识化和知识分子工农化的进程。新四军和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大量知识分子干部，不仅在抗日战争和其后的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也一直继续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了作用。经济和财经战线上的曾山、薛暮桥、顾准、张劲夫、方毅等等，文化战线上的朱克靖、冯定、钱俊瑞、范长江、李一氓等等，都是这批知识分子干部的优秀代表。
施晓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