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底，我在苏中军区后方医院（后为华中野战军七纵野战医院、再后为华东野战军十一纵野战医院）一队任队长，受命转移到苏北盐城县东南方的南洋岸镇附近一个名叫“板岗子”的地方。当时一队有一百三四十人，仅元旦前后的十来天，就接收了从盐城战场上一批批送来的伤病员过百人。

1947年1月中旬，天阴沉沉的，料峭刺骨的寒风还和隆冬一样凛冽，毫无春天的气息。板岗子是一个小村子，只有30多户人家，全是渔民，靠出海打鱼为生，以海水晒盐为副业。他们的房舍窄小破旧，周围堆放着渔网、渔具和晒盐的用具，全村的房子拥挤在一起。我们队部住在民兵队长马玉才家，房子是茅草屋顶，用秫秸杆或芦苇杆编起来涂上泥巴就是墙壁，四面透风，屋里屋外都是一样的阴冷。马家这5间朝南的草屋与村里其他房舍比起来，还是宽敞和卫生一些。

一天，刚给一位村民看完病，就见一个人影打着手电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队长，你正忙呐？”我一看，是我队一室的护理员马良，他看到屋里亮着灯，床上躺着的人在呻吟。

“看完病了。有急事吗？”我问。

马良仍喘着粗气：“队长，施室长请你去看一个重伤员，能去吗？”

“能去。”我一边回答一边站起身来说：“走，我跟你一同去。”我放下刚吃了一半的晚饭，就和小马一起朝三四里外的一室驻地赶去。

马良是1946年夏天才从军分区卫生学校分配来的新护理员。他们这一批共有十六七人，其中一半是南通人，另一半是启海人，他是海门人，刚 17 岁。半年来，他工作一直很认真，服务态度也好，经常抢着为伤病员献血，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1946年9月为一名腹部炸伤的重伤员刘长明施行抢救手术时，他给我当过助手。在他的精心护理下，这位重伤员很快伤愈归队了，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路上我问他：“施室长找我去看什么重伤员？”

   “是一个头部弹片伤，好像有点神经错乱。施室长检查了半天，觉得很棘手，不好办，就让我来请你去。”

施室长叫施志校，是个男同志，与我同年，在我们一队，业务水平一直是比较好的，大胆泼辣，肯于钻研，做抢救手术也最多。因为一室是专收重伤员的科室，所以由他任一室室长。我参加新四军前是上海仁济医院的护士，并不是医生，业务上不如他。今天专门派人来找我去，是遇到了什么难题？想到这儿，我心里有一丝不安。想起去年秋天在医院沈政委的鼓励和支持下，全队动员，同心协力抢救重伤的刘长明最终获得成功，受到军分区的嘉奖，心头不禁又燃起了向疑难危重伤情挑战的勇气和信心，无意中加快了脚步。

这时，我发现马良走得越来越慢了，有点跌跌撞撞，腿瘸得厉害。我突然想起前些天转移时，施室长曾对我说过，马良腿疼走不了路了，后来是让他与一个伤员同坐一辆独轮车由民工推着行军的。我问他：“马良，你怎么了？是不是腿又疼得不行了？”

“是，这条腿上长了个包，一走动就疼。”他指着左腿。

“包？长在哪个部位？有多少日子啦？”

他指着左膝关节上部：“就这儿，挺硬的，长了大约两个月了。”

我停住脚步，蹲下，顺着他的左腿从上到下摸了一下，果然在他的左膝盖上部有个鸡蛋大小的肿块，硬如木石，且有触痛。当时我心里一震，这么硬的包块，很像从骨头上长出来的骨瘤。骨瘤多半是恶性的！一丝悲凉袭上我的心头，心骤然抽紧了。眼下我们这里没有X光机，更没有专门治疗骨科疾病的医生和条件，军分区内的城镇也没有能够治疗骨瘤的医院……我很想给他一些安慰，可心中一阵烦乱竟找不出合适的话来，只轻轻地问了一句：“你觉得这个包块与骨头有关系吧？”

“嗯，我看可能是骨瘤，也许是要命的骨癌吧？”他苦笑着对我说。我听了心里满是惋惜和哀伤，热泪充满眼眶：“这次盐城解放了，咱们一定进城去找个有 X 光的医院和骨科，仔细为你检查和诊断一下。”

“那太好了！谢谢队长的关心！说真的，参军四年特别是来咱们一队快一年了，感到领导对我们年轻人特别关心爱护。”

我看到路边菜地旁有一段已经破败的篱笆，就过去拔了一小根竹竿递给他：“马良，拿着当拐棍吧，拄着试试。”

“太谢谢了！”他用竹竿杵了杵地，加快了步伐。

约摸走了半个小时，到了一室所在的村子。马良把我带到一个茅草屋顶、白色粉墙的农舍门口，朝室内喊了一声：“施室长，沈队长来了！”

老施应声走出来与我寒暄了几句，吩咐马良：“去，把那个重伤员抬来。”

于是马良又招呼文书和两名卫生员，快步向村东头走去。

一会儿，一群人簇拥着一副担架走来。文书一手扶着担架、一手提着马灯引路，担架上的伤员不住地扭动着身体、口中含混不清地喊叫着什么，手在空中乱抓乱挠，还不时用手背揉搓眼睛，极度躁动不安。担架旁边的人在不住地安慰着，劝说着，用手按着他的手臂，就像这个伤员是聋哑人。

担架抬到屋门口我才看清，伤员的头上缠裹着厚厚的绷带，原本白色的绷带绝大部分已经被鲜血浸透，露出来的脸和双手也是黑呼呼的，像是涂敷了一层血和泥混合的黑浆。伤员含混不清地呼喊着什么，谁也听不清，弄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担架在我们面前停住，文书拉了条矮凳，将担架的一头支在凳子上，一头放在地上，使伤员斜卧着。我俯下身借着马灯的光仍然看不清楚他的五官，只能从耳后皮肤、鼻子和嘴唇上看出是个不到 20 岁的年青战士，在他头顶的绷带和发际之间，鲜血还在不断地渗出，顺着脖颈流淌，透过下面那副用麻绳捆扎起来的担架滴到堂屋的地上，慢慢地聚集成碗口大的一滩粘稠的血浆。

我回头环顾了一下抬担架的人，见有一个背着红十字挎包满脸尘土的卫生员。

“你送他来的吗？”我问。

“是。”

此时文书一手握笔，一手拿着登记簿从屋里出来，问道：“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卫生员说：“我们是皮旅的，皮旅四团二连。”他指着伤员又补充说：“他是二排七班战士赵顺德，18岁。”

施室长轻声嘟囔了一句：“哦，皮旅的啊，皮旅不属于我们收治的范围吧？”并回头看着我。

我担心有人不愿意接受这个危重的伤员，再让把伤员抬回去，立刻说：“皮旅，就是皮定钧旅长的部队，都是新四军，不要分得那么清楚了，收下。”

施室长让文书和卫生员将伤员扶着、抱着半坐起来，马良轻轻地将伤员头上的绷带一圈一圈地慢慢揭开，让我们看清伤口的具体情况。

啊！吓人的伤口让我非常吃惊：在头顶的正中有一块巴掌大小、厚如瓷碗的弹片直立着，在晃动的马灯和手电光中闪烁着金属的光泽，像魔鬼的眼神狡黠地眨动着，血水从两侧不断地渗出来……

“这弹片插进去有两公分深，头部血管最丰富，大脑是中枢神经最集中的地方。弹片这样插下去可能压迫和损伤许多重要的神经，会瞎、会聋、会失语、会瘫痪……”施室长非常熟练、清晰地向我说着。我同意他对伤情的判断，但也听出他有点犯难。我面对这样的伤情也很紧张，但极力让自己保持镇定，继续仔细查看创口。我问卫生员：“你能听懂他叫喊的是什么吗？”

“听不懂。不过，我可以叫六班长来，他们是同乡。”卫生员急忙到门外带来一个满身灰土的青年战士，年龄与伤员相仿，斜挎着步枪笔直地站在我们面前。

卫生员说：“他是六班王班长，去年年初和赵顺德一起参军的。”

王班长弯下身仔细听了一下，说：“他在问，医院到了没有？”

我急忙问：“你们能不能详细说一说他受伤的情况？”

“昨天半夜，不，应该是今天凌晨两点多钟，我们全团紧急集合，按照团首长的要求20分钟吃完饭出发，连续急行军5个小时，拂晓时到达盐城地区。我们的任务是阻击敌人，进入阵地后整整打了一个上午。午后两点光景，敌人又组织了一次进攻，在炮火的掩护下，一群步兵向我们冲锋，连长命令我们排用集束手榴弹反击。二排长和七班长、小赵捆绑好了许多集束手榴弹，排放在战壕里。看到敌人冲上来，二排长扔出了一组集束手榴弹，炸倒了二三十个敌人，还带领七班长和小赵缴获了四五支步枪呢！小赵打得勇猛顽强，缴到了枪特别高兴。后来，七班长来叫我，说小赵负伤了。当我和七班长到他身旁时，小赵已经躺在掩体旁边，头边一大滩血。还是七班长和几个战友将他扶起来，我才给他做了包扎……他嘴里一直嚷嚷着：‘他娘的！是把我两只眼炸瞎了吗？我怎么什么也看不见呐？’七班长赶紧找了副担架来，扶小赵躺下，告诉我们和担架员马上送他到医院去。就从那时开始，他就这样喊叫了，双手不停地抓挠。”

我轻轻翻开他的眼皮，眼珠并没有损伤，瞳孔对强光有一点微弱的反应。施室长也检查了他的视力、听力。为了弄清身体其他部分的伤势，我们和护理员、卫生员等拽着他的双臂，抱着他，想让他从担架上坐起来，可他瘫软着根本没有可能。当捏他的右臂时，他突然一缩，浑身颤抖。我们怀疑他右臂也负了伤，随即脱掉了他的军棉袄，剪开了衬衣，见臂部无伤口，只是整个右臂和手部都红肿，发青紫色，我们推断是被压伤或撞伤的。

我急于同伤员交流，就要王班长用家乡话对伤员说：“大顺子，这里是医院啊！你哪里疼，你就用手指，我问你，能看见，能听见就两手拍一下巴掌，看不见，听不见就摆摆手。”

伤员用左手指了指头顶弹片部位的伤口、眼睛和右耳，表示疼痛和看不见、听不到，只有左耳还有一点听力……。从他表达意思的动作可以看出，他左手较灵活，我们都认为他右手的疼痛是右肩部肿胀引起的。我们仔细检查了两遍，施室长说：“看来他的视力、听力都受到了影响，他的右手、右腿都反应迟钝，很可能右侧的半身已经瘫痪了，同时还失语。你看他大喊大叫可能是谵语，实际已经昏迷了。”

我用手电照了他的口腔，舌干唇裂，可能是由于十七八个小时没有喝水、吃东西的缘故，于是就想先喂他一些开水和米汤，当即写了个条子，叫人给司务长送去，要炊事班给他们三人送三份饭来。

一位满头银发的小脚老奶奶伫立在堂屋门口，眯缝着眼睛看着我们和伤员。看到伤员头顶可怕的伤口和担架下面的血浆，不由地向后退了两步，她一脸同情和心疼地连连摇头，嘴里轻轻地嘟囔着“啧啧啧，作孽哦……”说着转身摇晃着走向厨房，一会儿提一小木桶热水放在我们身边，一会儿又找两个矮木凳送过来，在堂屋和厨房间走来走去。听护理员讲，她是邻家的老奶奶，看她这个忙活劲儿，可能厨房里烧着东西。我想，这个时候能早一分钟给小赵喂一点稀粥或者米汤，哪怕是一口开水也是好的。我走进厨房，只见里面有一个大灶台，上面安放着两口铁锅，木锅盖的四边正冒着热气，就向老奶奶说明了来意。她很慈祥地看着我没有讲话，只是用下巴示意我打开锅盖看看。我借着炉火和油灯的光线，看到是半锅米粥，还冒着泡，她拿了一个饭碗和汤匙过来，欠身舀了大半碗米汤，放在灶台边上，还特意从一个小瓦罐里捏了一撮白糖放进米汤，然后又默默地坐回灶口前的石头上，眼睛盯着炉膛中跳跃的火苗，一只手均匀地拉着风箱……

我端着这碗热粥迈出门槛时，才想起应该说声感谢的话，回过头来一望，看到在黑暗茅屋的一角，老奶奶的面庞在灶口橙黄色的火光中显得格外明亮，银白的发丝显得很纯净，两个乌黑的眸子像围棋子一样闪着光泽，在黑暗的衬托下特别有神。这无言的表情中凝聚着多少爱的力量啊！

不知被地上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一个趔趄打断了我的遐想。我把米汤交给马良，他慢慢一口一口地喂小赵。这时炊事班也送来了三份晚饭，有馒头和鸡蛋汤。马良将馒头掰碎泡在粥里，小赵连续吃了两个，看来是饿坏了。进了食，伤员平稳了一些，我转身找施室长商量手术方案。

这个堂屋比村里一般人家的堂屋整洁宽敞，放马灯的桌上摞着一摞教科书和作业本，还有笔墨纸砚等，一看就是个教师的办公桌。西墙上挂了一块小黑板，粉笔写的“鹬蚌相争”四个字还没擦去。黑板前几排长板凳之间放了些小矮凳，看来就是学生们的桌椅。

施室长走过来，我对他说：“我同意你对伤情的看法和分析，下一步如何处理，说说你的想法吧。”

“我感到这个头部的弹片伤太复杂、太危险、太棘手才请你来的，还是你拿主意吧。”他正儿八经地说。

“在咱们一队，你是最有经验的外科医生了。头颅损伤很危重，治疗很复杂，我们没有经验，做起来肯定很困难，不过你我都是共产党员，碰到了困难，大家商量着看怎么克服。还是抓紧说你的想法吧。” 

“……”

“这样吧，”看他闷着没吭声，我说：“想想看，我们周围有什么人对这种头颅损伤有经验，我们请他来指导。”

他说：“我看，还是按级找领导吧。”

他这一说也让我想起去年夏天，第二医疗队曾收治了几个胸部炸伤特别严重的伤员，是卫生部杨部长与二队陈队长一起做的抢救手术，其中有两个被抢救过来，还痊愈归队了。眼前老施有畏难情绪，我自己虽然在这四五年的战争环境下被逼“学会”了一些战伤手术，可是对头颅外伤一点经验都没有，现在伤员垂危，必须尽快抢救，看来只能请人来帮忙了。请二队陈队长，可能不合适，现在战事正紧，他们可能也无法脱身；去找野战医院的领导，黄院长是行政干部，不懂医，医务工作是医务处周处长主持的，周也不一定离得开，看来只有去请卫生部杨部长。我说：“去请杨部长，走十里夜路我倒不怕，参军五年，脚板早练出来了，但技术上的事我不如你说得清楚，你跟我一起走一趟怎么样？”

他看着我，略顿了一下说：“好吧。”

突然伤员又大声喊起来，这次口齿清楚多了：“快点送我到前边去，我的岗位在前方，多一个兵多一份力量……快点吧，手榴弹已经捆好了……龟孙子们，上来吧，再请你们吃一顿‘五香茶叶蛋’！”

“五香茶叶蛋”？苏南一带人才有做茶叶蛋的习惯。王班长解释说，他们连里有一个上海兵，每次把四颗捆在一起的手榴弹扔出去时，总是用上海话喊：“来一个‘五香茶叶蛋’！”其实说的是“五响差一弹”。大家乐了。

这时，小赵又喊：“有党……党……党员吗？”同时用左手在解开的军棉袄上摸索。

班长说：“小赵，有。沈队长是党员，有啥就说吧！”

施室长弯下腰把小赵的棉袄里里外外摸了一遍，什么也没有，最后在血迹斑斑的衬衣上兜里拿出一个叠得很整齐的小纸包，我凑近马灯才看清楚，这是一个用白报纸做的信封，并且仔细地用糨糊封了口，封面上一笔一画地写着：“请党员同志代交新兵赵顺德讬”

我轻轻地打开信封，里面有两张从32开的日记本上撕下的白纸，裹着一张5000元华中币，白纸上工工整整地写着：

共产党：我已入党三个月了，听团首长说，我们就要出发打仗了，我到前边一定经得住考验，正（争）取为党为人民立功。今交上五千元作为我三个月的党费！

新兵赵顺德立正

民国卅六年 × 月 × 日

我凑到他的耳朵边说：“我们这里有党支部，有专职的支部书记，明天我一定要他来看你啊！你的党费我给你带去，你放心吧！”

我同施室长向20里外的卫生部出发了，一路上我们对抢救作了几种设想，其中也考虑了实在不行依靠自己队的力量完成手术的方案。

晚9点以前我们赶到了包家墩子，老乡指给我们，杨部长在那座砖墙上刷了白灰的 5 间瓦房里。

一进堂屋，就看见临窗的桌边坐着杨部长的爱人，她腿上坐着一个两岁多的儿子，正在给他喂着什么。孩子的囟门上留了一根朝天鬏，还用红丝带系了一个蝴蝶结，前额上梳着稀疏的刘海，脸颊上搽着红红的胭脂。看着这个白白嫩嫩两岁多的男孩，我的心被蛰了一下：去年我 3 岁的儿子在部队转移的路上患了肺炎，当时哪怕有一支盘尼西林（青霉素）就可以挽救他弱小的生命，可是我这个卫生队长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我的怀里……

“叫沈姨好！”部长爱人看到我们急匆匆地走进门来，就把孩子放到地上，说：“去喊爸爸出来！”

不一会儿杨部长来了，问明了我们的来意，当听到请求他去做脑外科手术时，说：“从临床实践和外科手术等技术操作来说，我没你们熟练。至于去年在二队与陈队长一同做了几个胸腹部炸伤的手术，也是偶然经过二队时被陈队长拉上台的，主刀还是陈队长自己，我只不过当了一下助手。就说那四五个重伤员，我们也没有全救过来。有两台是腹部取弹片的扩创手术，比较简单，救活了，其他几个没有成功。有一个肝脏破裂，内出血满腹腔，抬上手术台就牺牲了。另一个因肠系膜已经与粉碎了的胸椎、腰椎骨粘连无法下手，打开腹壁也牺牲了。你们去年秋天不是救活了刘长明同志吗？那个复杂的手术做得很好啊！我那时在师部开会，回来才听说。我看，还是用你们去年的经验，做好当前这个重伤员的手术，我相信你们一定能行。”

我不甘心，说：“部长，我刚参军就向领导再三说明我只是个护士，没有当过一天医生，不能把我当医生使用。你们领导要我担任休养所所长、医疗队队长，是高看我了。这几年我真正体会到什么叫痛苦啦，眼看着伤病员急需救治，可自己又束手无策，真的很恨自己。去年救活刘长明，是医院政委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一再鼓励支持，我们才硬着头皮闯过来的。另外还有些侥幸的因素，我当护士时，曾在手术台边当过助手递过器械，看到过一般的腹部手术的过程，所以现在碰到腹部伤，术前再多翻翻书，有的还能凑合，这种脑外伤手术我连见也没见过，我们实在没有能力给他动手术。说实在的，就是把弹片取走了，这个头皮怎样缝合都不知道。”

杨部长说：“你的意思我明白。现在是战争，只能尽己所能为党工作！你们的困难我知道，还是用你们过去的经验，集思广益解决吧！关于药材、人力，只要你们需要，你们提出来，我们卫生部能办到的，一定保证供应，解决。”

话说到这儿，我知道不需要再说什么了。他拿出笔，当面给医院院长、医务处周主任和二队陈队长写了三张条子，派他的警卫员立即送去，他自己跟我们一起回去看伤员赵顺德，研究救治方案。

徒步回到一室所在的村庄已经是深夜。同志们已经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为了排除环境的干扰，创造一个尽可能无菌的抢救间，用两顶大蚊帐缝接成一个大幔帐，挂在那个作为课堂的屋子里，将小赵的担架放在一排拼接的“课桌”上。

我用镊子探查小赵头顶伤口时，带出军帽纤维和头发丝以及灰土，就要卫生员立刻去找一些不脱屑的棉球来，轻柔地拭去伤员头顶上的血污……

由于室内的光线太暗，我想起曾听谢副队长说过，春节期间想开一个军民同乐会，准备买一盏汽油灯照明，就叫一个卫生员去借。不一会儿谢副队长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了，站在门口的黑影里，看着室内我们忙乱的样子，以为伤员已经牺牲了，气喘吁吁说：“汽灯还没有买，借不到……这个地方棺材也买不到，只能用白布裹了……”说完就转身走了，可能去准备白布了。

在我们讨论抢救方案时，陈队长谈到，去年他回沪奔丧期间曾回母校拜访老师和同学，发现上海最近已经采用国外引进的一种两脚钢丝钉来缝合头皮，手术简便，伤员也减少痛苦，易缝易拆。杨部长立刻说，一周内有药商从上海来此地，要陈队长设法联系代买一打钢丝钉，杨部长再请药商在上海去取了带来。做完这些处置已经是下半夜了，杨部长和陈队长也就分别赶回驻地了。

送小赵来的卫生员和王班长看到我们大动干戈将大领导都请来深夜会诊，制订治疗方案，十分感动也放心了。马良进来悄悄对我说他们要返回部队。由于我手上有器械，就让马良从我上衣口袋里将小赵的信拿出来交给他们，要他们转交部队党组织。他们站在门口，认真地向我们行了一个军礼就消失在暗夜中，追赶部队去了。

在当时条件下，我们只能为小赵作认真细致的头部创口护理和全身的支持疗法，同时大家又一次组织给小赵献血。马良同炊事员制订了营养食谱：每天饮用羊奶、猪肝汤、鸡蛋汤、米粥、面条……这些已经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全部了。一周以后头皮缝合钢钉真的带到了。

由于全队同志的精心护理，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小赵头顶的伤口始终没有感染，镶嵌的弹片随着伤口的慢慢愈合渐渐被排异，在每日的换药中逐步松动，后来竟在二月初一次换药的时候被取出。经过及时的止血，伤口没有恶化，顶骨也稳定住了，2月中旬顺利地进行了头皮缝合手术。小赵凭着顽强的生命力和坚强的意志奇迹般地闯过了一次又一次险关。随着头顶伤口的愈合，小赵的听力、视力、语言能力也都渐渐恢复了，慢慢地又成了一个欢蹦乱跳的小伙子，一个劲地要求赶快归队，到前方去。经过研究，我们同意下月让他归队。

临行前，小赵激动地反复说：“感谢医疗队的同志们，这次我死里逃生，是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归队后我一定听党的话，勇敢战斗，多多立功，用实际行动来报答你们的关心和抢救。”我说：“我们很惭愧，虽然党龄、军龄比你长些，但你勇猛顽强的战斗意志和坚强的党性，都是我们应该好好学习的。不论将来你随部队打到哪里，都欢迎你来信，我们会想念你的。你的第二次生命不是我们给你的，是党组织领导了抢救治疗工作，才能取得成功的。”

他拉着我的手说：“沈队长，你要记得在你救过的战士中，有一个小顺子，我会永远记得你们！”说完立正敬了个军礼。

光阴似箭，想起小顺子，又牵出我心灵深处的感动。他重伤之下仍然念念不忘党的组织这段往事，又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他那真诚、庄重的嘱托。

1981年2月间，我们医疗队的指导员丁保康同志出差来京到我家，叙谈中提及诸位老战友：当年的室长施志校同志仍然有那股处处争第一的精神头，现在东北××医院当院长；当年的小鬼、见习医务员沈志鹏，现在已经是××军区总医院骨科的主任了；抢救过的重伤员刘长明、赵顺德，算起来也该是 50多岁的人了，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在什么岗位上为党工作；最让人痛惜是马良，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因骨癌去世。他那么单纯，那么热忱，无怨无悔地为党工作，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还有很多重返部队的伤病员，不知道他们后来都好吗？是不是都健在？还是后来在哪个战斗中牺牲了？值得告慰那些烈士们的是，我们终于胜利了！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证明他们的每一滴血都没有白流，所有的牺牲和付出都是值得的。他们伟大的历史功绩，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战友兄弟更不会忘记！

  一师分会 沈 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