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赵独步（又名迨今、霞君），1899年1月25日出生在浙江奉化一个清末举人的家里。外祖父在杭州抚台衙门为官，参加了同盟会，在杭州去广州的路上因脑卒中去世，年仅36岁。母亲是外祖父母盼望已久的孩子，生性聪慧，深得长辈钟爱，把她像男孩子一样对待，不给她裹脚，还让她识字上学。

    那时外婆定居在杭州，母亲在杭州的学校就读，勤奋好学，1918年毕业于杭州省立女子师范。她的弟弟赵嗣宗则被送到一家铁工厂拜师学艺。母亲1919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1920年4月考入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就读于该校的理科，毕业后入研究科深造。

一、投笔从戎 携子女参加新四军

    1919年夏天，母亲与江闻道等几位官费留学同乡，到东京时认识了同为浙江人的朱镜我，他于1918年7月，被在日本留学的二哥带到日本读书，二哥不幸于1922年病故。对于深陷失兄之痛的他，母亲常常给予他关心和安慰，逐渐地他们的友情发展为爱情，并于1923年暑假在东京结婚。从此彼此挚爱、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并成为有共同理想信念的革命同志。

    1924年5月，他们的长子出生，取名未央，小名庭光。入夏后，母亲学业结束，失去官费，且又有身孕，于1925年夏天带着长子回国。她先后在宁波女子师范、杭州省立女中任教，并任贫儿院院长，1925年12月长女朱伊伟出生。1929年调任吴兴县立女中校长。

    母亲在湖州近五年，在那里又生养了次女伊倬、小女伊杰和小儿子晓光。1934年1月返回杭州，把子女都寄养在外婆家，自己在杭州师范任教师和教务主任，有时还到树范中学兼课，以增加收入。她独自负担了抚育五个子女的所有开支，还坚定地支持丈夫从事革命事业，历经磨难、矢志不渝。

    1927年，父亲朱镜我应邀从日本回国，在上海参加文化战线的革命斗争，。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职业革命家，但没有固定收入，顾不了家。1935年2月19日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共产党上海中央局实施第三次大破坏，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被捕，父亲也在其中，被判刑12年，投入专门关押共产党重要政治犯的南京军人监狱。直到1937年6月第二次国共合作时，周恩来开出名单和国民党交涉，提前无条件释放政治犯时出狱。在父亲坐牢的两年四个月里，母亲对他不离不弃，顶住巨大的社会压力，多方奔走营救。每逢寒暑假都赶到南京探监，给父亲送钱、送物、送温暖，极大地安慰和支持了父亲在狱中的顽强斗争。

    父亲出狱后住在杭州外婆家。他被监狱生活折磨得骨瘦如柴，胃溃疡严重，常常大口大口吐血，只能吃些面包、牛奶等食物，母亲亲自为他煎药、熬粥、煮鸡汤，还专门买了滋补药“紫河车”调养他的身体。父亲身体稍有好转，便联系到重新恢复工作的宁波和浙江省的党组织，并投入宣传、组织当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1938年奉调到南昌新四军办事处和东南分局宣传部工作，任宣传部副部长。

    同年5月，母亲带着14岁的长子到南昌新四军办事处与父亲相会，决心投笔从戎参加新四军，改名霞君，开始她的军旅生涯。长子也参加了新四军，启用庭光这个名字。次年9月，在浙江云和师范读书的姐姐伊伟，经新四军丽水办事处的安排进入皖南，也参加了新四军。我们七口之家在父亲的影响下，一大半人参加了新四军。那时，我8岁、妹妹6岁、弟弟5岁，都留在了外婆和舅舅家里。

    二、教书育人 成为新四军里的“模范夫妻”

    母亲刚到新四军，没有合适的工作，就在《抗敌报》编辑部帮助将电台收到的新华社电讯稿，由当时通用的四角号码转换成汉字新闻稿。对这些技术性工作，她做得也很认真负责。

    1939年9月，新四军军部决定创办新四军抗日军人家属子弟学校，叶挺军长夫人李秀文任校长，母亲任教务主任，具体负责行政领导和教学工作。抗属学校的任务是培养训练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家属、烈士子女和随军的家属小孩。他们的年龄差距很大，小的十岁左右，大的三、四十岁，主要是学文化，也学一些军事和政治课。母亲根据多年从教经验，按不同人的文化程度，将男女学员混合编成甲、乙、丙、丁四个班。甲班相当于正规学校的初中程度，乙班相当于高小，丙班相当于初小，丁班为识字扫盲班。她仔细编排课程和教学进度，并在繁重的行政工作之外，承担了教授初中班的全部文化课程。据当时在抗属学校甲班学习的姐姐朱伊伟回忆，学校的教学用具非常简单，只有几块黑板和粉笔，教员讲课时重要的内容写在黑板上，学员们坐在自己的背包（全部行装）上抄写、摘录。母亲在教学中想方设法使讲课生动有趣，有一次将蘸过碘酒的白纸条浸入一碗白米汤中，白纸条变成了蓝色，学员们马上被吸引住了，由此理解了什么是化学反应。以至50多年后，当时在甲班听课的朱伊伟对此还记忆犹新。

    母亲不仅教正式学员，还把炊事员组织起来学文化。每逢周末就组织连排干部帮厨，使炊事员的学习时间有了保证。学校后面有一小块空地，她就发动大家开垦出来，种点菜改善伙食。母亲在革命队伍里愈发显得年轻，充满朝气。她在当时的女同志中年龄最大，已经是五个孩子的妈妈，但和普通年轻战士一样身穿灰布军装，脚蹬布条打的草鞋，戴着高度近视眼镜出操演练，连夜行军也从不落下。那时的一排长陆若勉常打趣地说，抗校紧急集合有两个第一，她自己是顺序第一，赵霞君是倒数第一。母亲虽然是留过洋的大知识分子，又是部长夫人，但平易近人、态度和蔼，从不搞特殊化，工作兢兢业业。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同志们熟悉了她，非常尊敬她、称赞她。1939年她实现了向往已久的愿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特殊战争环境中，父母亲和子女虽同在一个地方，但平时都分散在各自的岗位上工作、生活，只有到了周末，才都来到汤村父亲工作的地方相聚，母亲总是利用这个机会自己做点菜，从食堂里打点饭，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吃饭，共享天伦之乐。

    至今伊伟还记得， 在皖南时，父母还会吟诵些古诗词，其中最常吟的一首是杜甫的《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首诗，不但父母会背诵，庭光、伊伟也会背。也许正是这时学的一些诗词，萌发了哥哥对古诗词的爱好。日后通过他在工作之余不断地自学、钻研，在古诗词方面也颇有成就，2000年出版了他的专集《风雨吟——朱庭光诗词选》。

    1940年“三八”妇女节，军部召开纪念大会，副军长项英亲自到会讲话，并代表军部表扬了一批在各个岗位上做出优异成绩的女干部，宣布了经军部评定的三对模范夫妻：朱镜我、赵霞君夫妇，袁国平、邱一涵夫妇，薛暮桥、罗琼夫妇，一时在全军传为佳话。这也是对母亲工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三、皖南事变 依依不舍云岭

    为应对国民党反动派可能对新四军军部地区进攻，1940年5月军部决定，凡是在国统区有社会关系、能回家的或有安身之地的病弱女同志离开皖南，暂时避一避。那时母亲正有孕在身，就暂时回浙江休息、待产。父亲前来送行，母亲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丈夫和工作两年之久的云岭，谁知道这一别竟成了永诀。1941年，父亲在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皖南事变中壮烈牺牲，时年40岁。

    母亲离开皖南时，和薛暮桥爱人罗琼（时任教导队政治教员）一起到了浙江孝顺（地名）才分手，各自投亲。那时我们姐弟和外婆、舅妈一起撤退到孝顺暂住，见到母亲很高兴、很亲切，不久我们又随外婆一起来到福建南平的舅舅家中。那时舅舅在南平的近郊有一栋独立的小洋楼，前面是一大片草坪，北面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场地里，建有铁皮房，那是他养鸽子、火鸡、莱克亨鸡的地方。东面约有二三亩地，有专人管理种植蔬菜和瓜果。后面小山坡上都是小灌木，开满了杜鹃花。这里确实是个享受生活的好地方。

    在舅舅家安住下来后，我们姐弟三人和舅舅的两个女儿，就在附近的职工子弟学校上学。母亲1940年9月在南平市立医院生下了我最小的弟弟，取名未竟。正当我们全家欢喜的时候，皖南事变发生，那时母亲虽不知详情，但已知出了大事，又得不到我父亲和兄、姐的音讯，焦虑成疾，大病一场，没有了奶水，刚降生的小弟弟因缺奶而夭折，他来到这个世界不过10个月。我们亲手把他的小棺材，埋葬在南平郊区我舅舅家的后山上。

    母亲在离开新四军的这段时间里，总想着要重返根据地，做一名新四军战士，和亲人们在一起战斗。这份感情，通过她给父亲做的一味补药“紫河车”，而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在父亲坐牢回家后，母亲曾去药房买过这味滋补药为父亲调养身体（紫河车是用新生儿的胎盘做成的）。这次，母亲在生产时就和医院联系好，索要了生小弟弟时的胎盘，出院时把它带回家，亲自把它放在一张大瓦片上，在火炉上烘烤，直到胎盘焦黄，再把它研成粉末状，装进一个较大的白色玻璃瓶内密封，要把这瓶“药”带给父亲补养身体。开始外婆对这件事情竭力反对，她有些迷信思想，认为把小孩子的胎盘烤了，小孩子会养不大。但母亲的坚持和对父亲的一片深情厚爱，打动了外婆的心。后来母亲把这瓶特殊的“药”，小心翼翼地一直带在身边，可惜父亲未能享用到这瓶“药”。它见证了母亲渴望重回新四军的真诚，和对父亲执着的爱。

四、归心似箭 边教书边寻觅新四军

    母亲出院后，在舅舅家休养，舅舅对我母亲很尊重、很友爱，一直善待我们三个寄养在他家的孩子。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被调到台湾一家工厂工作。1988年两岸三通后回到大陆，到奉化老家定居，那里有他两个女儿。1992年病殁，葬于奉化、叶落归根。

    在南平，舅舅、外婆一直挽留我母亲，劝她多住一段时间养养身体，再在南平找一份教师的工作，安定下来。但母亲信念坚定，不贪图生活上的享受，明知前途险阻、关山重重，还是毅然决然变卖了一些值钱的东西，还在家做了一些熟食，到长途汽车必经的公路边上摆了一个熟食摊，挣点钱、凑路费。1941年7月母亲带着11岁的我、9岁的妹妹和8岁的弟弟踏上茫茫征途，去找新四军。

    我们乘船又乘长途汽车一路来到建德（现属杭州管辖），因为前面是沦陷区，有日军的封锁线，无法前往，还因为抗战刚爆发时母亲曾随杭师迁到这里，所以就暂时留在建德，伺机再到根据地去。1942年3月，母亲就在位于建德的浙江省立严州中学，一边教书，一边探寻去根据地的关系。

    母亲在严中任数学老师及初中一个班的班主任，并兼任女生指导，还应聘任教务主任，她教书育人，认真负责、忙而不乱。她当时的学生、曾任职南京化工公司高级工程师的黄春泉回忆说，一次他有一道代数求证题不会做，下课后在教室外的走廊里等我母亲，向任课老师求教。母亲不顾刚讲了一堂课，而且接下来还要去讲课的劳累，当即详细地对他作了解释。几天后又在课休时见到了黄春泉，问他那道题完全弄懂了没有，他说已经会做了。她又告诉黄春泉这道题还有另一种解法，并详细作了说明，接着还说了些鼓励他的话。黄春泉被老师这种诲人不倦的精神所感动。在我母亲去世后，黄春泉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纪念她。

    母亲担任女生指导时，对寄宿女生的管理是严格的，也是和蔼慈祥的。当时的初中女生、曾任北京经贸大学教授的来宛仙说：“每晚熄灯铃后，赵老师都要提着灯笼去几个女生宿舍，一张床一张床地查，看看每个同学是否就寝了，身体有没有不舒服，对我们关怀备至”。

    母亲对她任班主任班里的学生，更是关心、爱护，经常和他们谈心，讲些进步的道理，许多同学亲近她。有个同学利用其父亲在邮局工作的便利，经常为母亲送来本地看不到的报纸。更有一位叫童克中的同学（前些年在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任研究员）还热心地帮她办事。这位同学清楚地记得一件事，他说：“那是1942年，赵先生收到一封信，及600元法币的汇票。说是一位著名的文化人写的，问我能否认出是谁的签名，我认不出，赵先生说是郭沫若。解放后，我到中国科学院工作，郭老是院长，经常看到他的签名，笔迹相同。当时我陪先生徒步到淳安县城取了这笔款子。”他还记得“1942年下半年以后，赵先生想带伊倬等去苏北，要照相办通行证，但终未成行。”

1943年这个班级学生初中毕业了，学校做了一本纪念册，人手一册。作为班主任的母亲还为它写了前言，真切而有远见。这也是她唯一留下的文字。她写道：“时序如流聚散无定年华循岁月以渐进学问按阶段而遞昇焂尔三载同窗共研遽然一旦劳燕分飞从此天涯地角盛会难再用留鸿爪雪泥聊誌一斑忆自抗战军兴七年于兹吾校接近前线首受威脅辗转由建而淳者屡矣但絃诵不辍再接再厉故本级孕育于最艰苦的环境成长在将胜利年头虽人事之变迁未免滄桑之感而学行之砥砺益觉琢磨之非虚本级之友此后宜本研究之精神以探求学问奠定事业基础用团结力量互助合作维护世界和平有厚望焉。” (注）  

 母亲在严中是教数学的，但是在我们的“家”（也就是女生宿舍中间一个比较大的房间）里，她常常会背诵一首诗：“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当时，我在课本上没有学过这首诗，也不知道作者是谁，因为一遍一遍地听母亲背诵得多了，我也会一字不差地背诵这首诗，至今虽年已90仍能顺畅地背下来。后来知道母亲常常背诵这首诗，正是在常常想念父亲，想念新四军。因为这首杜甫的《蜀相》，正是父亲最喜欢的一首诗，在皖南时常会在家里和母亲、哥哥、姐姐一起吟诵。

    母亲在严中一边教书、一边通过各种渠道寻觅新四军的消息，后来终于和长女朱伊伟取得了联系。1944年下半年，经过陈毅军长的批准，姐姐从苏北根据地来到国统区，准备接母亲和我们，一起去苏北新四军根据地，但她到嘉兴后无法通过封锁线而滞留在那里。母亲为她又是托人关照、又是汇款，既兴奋，又焦虑。直到日本投降后的1945年9月，姐姐才到达建德和我们团聚。姐姐的到来，母亲非常高兴，兴奋地张罗膳食，还特地请人到照相馆邀来摄影师，在严中的大门口拍合影照。

    据姐姐回忆，直到相聚的第二天晚上，只剩下她们母女俩时，母亲才仔细地询问我父亲和哥哥的情况。这时，确证了父亲已在皖南事变中牺牲，哥哥已突围出去，安全到达苏北根据地。虽然知道父亲已逝，母亲心中无比悲痛，但疼爱的儿子健在对母亲是个很大的安慰。

    由于紧接着是寒假，假期较短。而且一时五个人的路费也无法解决，母亲和姐姐商量决定筹措些钱，来年暑假再设法找关系，投奔新四军。1945年底，有一天母亲高兴地把姐姐叫去，让她看报上登载着的全国政协由重庆迁到南京的消息，说这下可好了，她就可以带着我们姐弟四人，到南京去找周恩来同志，重返新四军了。

五、病逝他乡 未能重返新四军

    正当母亲满怀喜悦、准备重返新四军根据地时，厄运突然降临。1946年3月，母亲胃病发作。那时医疗条件极差，缺医少药，又没有钱治疗，她的病情急剧恶化，导致胃穿孔，不过两个星期就离开了人世，离开了她几个未成年的孩子。

    我永远忘不了，她在弥留之际从被窝里伸出颤抖的手，在靠床的墙壁上像按琴键那样用手指敲击着，嘴里发出模糊微弱的声音，我们听清了那是她经常吟咏的一首诗：“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在告别这世界的最后时刻，她还是在怀念着父亲，怀念着新四军！她临终前已不能讲话，只有那黄豆大的泪珠一滴一滴地落在枕上。也一滴一滴地落在我们的心上！

    是忧国忧民和思念亲人的焦虑，艰苦的教师生活和沉重的生活负担压垮了她。我们怀念亲爱的母亲，更痛恨那夺去多少志士仁人生命的万恶的旧社会！

    母亲1946年4月13日逝世，学校为她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连一些校外的、特别是教育界的人士因敬仰她的为人，也赶来参加。追悼会在大礼堂举行，会场中央悬着两米见方的深蓝色丝绸布，中央贴着白底黑色“典型足式”（形容死者的德行高风亮节，足为后人楷模）四个大字，左右两侧挂满了校长、老师和同学们的挽联，有34副之多。一位曾是母亲的学生、2000年已75岁、在浦江县中学退休的语文教师张威镇，把他1946年抄存的“挽赵独步（迨今）先生联”，重新复印并加上他的详细注释，寄给我们姐妹，感人至深！这是对母亲的爱与尊敬的传递！为了维持我们三个妹妹、弟弟的生活和学习，姐姐就留在严中工作，直到1949年。

    1949年5月，我们所在的建德梅城解放。不久，我们收到严中董不朽等好几位同学，给我们寄来，我哥哥朱庭光刊登在浙江日报和东南日报上，寻找母亲的“寻人启事”。同时在山东渤海区党委工作的哥哥和嫂嫂，也收到了几封看到“寻人启事”后给他们的信，告诉了我们在严中的消息，在信中表达了对母亲的崇敬和对找到亲人的祝福。写信人有的是母亲的同事，更多的是她的学生。在这么多好心人的关心、帮助下，我们很快和失散了多年的长兄联系上了。当时的渤海区党委还寄来路费，让我们几个年纪小的妹妹、弟弟一起到在山东渤海的哥哥那里去。虽然我们未能三个人都去，但从此有了长兄和嫂嫂的关心、呵护，我们又有了一个温暖的家！有了一个可供我们遮风挡雨的港湾！

    母亲的灵柩，一直寄放在严中附近的“四明义厝”内。直到20世纪50年代，母亲的同事叶凤标先生把它托运到杭州，由在杭州的姐姐、妹妹火化了。骨灰盒应哥哥的要求送到他北京的家中， 在他家一直存放到1982年，再由我和哥哥的长子朱小皖一起，护送到鄞县朱家峰安葬。从此母亲的安葬地，和当地政府为纪念父亲修建的“雪纯亭”（雪纯即朱镜我）遥遥相望，在故乡的土地上他们永远在一起了！

注:为方便阅读，编者对此段文字加了标点和地名注释：“时序如流，聚散无定。年华循岁月以渐进，学问按阶段而递升。焂尔三载，同窗共研，遽然一旦，劳燕分飞。从此天涯地角，盛会难再，用留鸿爪雪泥，聊志一斑。忆自抗战军兴，七年于兹，吾校接近前线，首受威胁，辗转由建（建德）而淳（淳安）者屡矣，但弦诵不辍，再接再厉，故本级孕育于最艰苦的环境 ，成长在将胜利年头。虽人事之变迁未免沧桑之感，而学行之砥砺益觉琢磨之非虚。本级之友，此后宜本研究之精神，以探求学问，奠定事业基础。用团结力量互助合作，维护世界和平，有厚望焉。”               

                                                                军部分会 朱伊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