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记事开始，就听大人们讲五师——新四军第五师。我父亲是五师的，我母亲也是五师的。他俩让我认识了许多五师的叔叔阿姨。我感觉，我就是五师的女儿。如今我已是70多岁的人了，辈份仍然是女儿，五师的女儿。

父母和他们的朋友聚到一起常聊五师，但往往不是作为整体、抽象的五师，而是五师中具体的人和事。即便是他们谈论最多的中原突围，也像是拉家常，讲生活中的琐事。现在，父母早已作古多年。作为他们的女儿, 我想应该把他们那一代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故事留下来，分享给子子孙孙并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五师的人凑到一起，几乎必谈中原突围，他们习惯地简称“突围”。就像说“长征”，就是红军20世纪30年代从江西中央苏区转移到陕甘边区的长征。说“突围”，就是他们1946年在鄂豫边区的中原突围。“中原突围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这个序幕是新四军五师的指战员们用鲜血和生命拉开的。

自己的亲身经历对自己而言往往格外有意义。五师的叔叔阿姨们其实不大谈论突围的意义及其在解放战争中的地位。他们聊得热烈的话题是：谁谁是跟哪路走的，是分散化装转移的，还是先回各自的老家暂避的；亦或是乘按军调处国共双方议定的运送伤病员的列车走的，同行的有谁，那几个人路上遇到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

回想他们的交谈，我发现参加谈话的大多数是阿姨们，鲜有叔叔伯伯。即便有个别热衷的叔叔，好像也是当年尚年少的娃娃兵。但是，他们的话题里缺乏作战突围的一部分。而我的父母正是在这一部分当中。父亲赵长河在十三旅三十七团，属五师的主力。母亲戴光君在师部的下属单位。他们人前人后对此谈得很少。我记得父亲只提到过南化塘，而且也只有两个字，“真险”。南化塘是由鄂入陕的门户，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国民党在此曾经多次阻击过往的红军。这一次，在此张网以待五师的胡宗南部轻车熟路，连碉堡、工事都是现成的。1946年7月17日，一路血战而来的五师刚到，马上就被压迫到玉皇顶一侧的深沟里。前后夹击，头上是伏兵，突围真正是到了生死存亡的一刻。夺取高地玉皇顶是绝地求生的唯一选择。三十七团担任了争夺玉皇顶的正面主攻。拿下玉皇顶，是生；而失败，就是死，是灭亡。指战员们不惧牺牲，前仆后继，那场战斗极其惨烈、悲壮。为争夺玉皇顶，五师牺牲了500余人，仅三十七团就有包括二营营长李金山的近300人，将他们生命中最后的脚印留在了向玉皇顶冲锋的路上了。

年轻时，我曾央求父亲讲讲他亲历的打仗故事。他总是推托：“以后。以后吧。”却从来没有实现过。再后来，我惊奇地发现，乐意讲述自己戎马故事的叔叔伯伯竟然是少数。他们大部分人宁愿把经历过的厮杀和牺牲，小心翼翼地存放到心底很深、很深的一个安全的地方。它不是故事，它是悲壮，是心痛，是终身的缅怀。

抗战刚刚胜利，国民党就开始从四面八方包围中原解放区，并步步紧逼。他们以30个旅把五师的6万将士围困在以鄂北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足百里的狭长地带。军调处第九执行小组在不紧不慢地居间调停着。与此同时，中原解放区的面积被压缩到原来的十分之一，饥饿在边区蔓延，突围已迫在眉睫。

边区的军民紧张地做着突围的准备。对于五师的母亲们来说，还多出一份准备工作——孩子。带着孩子，不要说突围，就是化装转移也不可能。必须先送走孩子。谁能忍心骨肉分离？可是她们义无反顾地这样做了。

母亲托人，其实就是一个陌生的过路人，把我哥哥送去湖北汉口的外公家，自己跟着突围的部队走了。听外婆说，外公把襁褓中的哥哥从陌生人那里领回来，连封说明孩子身世的信都没有。他俩看了又看，谁也说不清楚这究竟是谁家的孩子。然而，说是就是吧，他们认下了这个外孙。母亲中学没毕业就离家参加了新四军。在四五年里，音讯断断续续，若有若无。这次，一个陌生的外孙忽然来到他们的生活中，让两位老人亦惊亦喜亦疑。哥哥的运气好，去了远方的外公家，而大部分五师的孩子们只能就地安置了。父母的一个朋友把孩子托付给了当地的老乡。 新中国成立后，费了许多周折和时间才找回来，可是孩子已很难与亲生父母亲近。战争拆散了无数的家庭，但是也组成了许许多多没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根据地的老乡们把新四军的孩子当成自己亲生的孩子，军民一家情深似海，血脉相连永生不忘。

突围是在1946年6月底的一天突然开始的。仅仅比国民党预计发起的总攻抢先了一步。突围的时间事先高度保密。那天，在师部附近的母亲有事跑了好几里地找人去了，下午归来，发现人去房空，着实吓懵了。她定下神，设法找到了一个尚未出发的单位，这才算跟上了部队。许多年后，母亲提到这段往事还露着惊魂未定的神情。

突围是艰苦、残酷的。母亲曾说，怕是比长征都艰难。长征还有短时间的休整，不是天天作战，而突围几乎是无间歇地天天打。且战且走，且走且战。打仗比吃饭、睡觉更是每日生活的常规。身边同志不时负伤、牺牲，还遭到敌人惨无人道的虐待。母亲讲过她在突围中的一段经历：

突围到陕南后，她们被打散，敌人来搜山。她躲在一个小山洞里，透过身前的草丛，目睹了伤员同志被搜山的国民党兵从藏身处拖出，肆意殴打，杀害。伤员们凄厉的惨叫声，在山谷中久久回荡……母亲说，她永生不能忘记那个惨状。母亲廖廖数语的讲述深深触动了我，我想起话剧《以革命的名义》剧终时，列宁伸出手指向台下的观众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说到牺牲，还有一件悲壮的事件使人不能忘怀：

1946年8月初，五师突出重围，行至陕南。国民党为骗取时间部署对五师新的围堵, 拾起“和谈”把戏。他们派飞机在陕南撒传单，邀五师派人到西安再谈谈。为了揭穿蒋介石伪装和平的面目，五师派出干部旅旅长张文津（突围前为军调处武汉第九执行小组的我方代表）、干部旅政治部主任吴祖贻、毛泽东的侄子毛楚雄（警卫员）赴西安谈判。他们带了军调处的标识和证件，以及国民党方面给李先念的数封和谈邀请信函，以示身份和来意。

8月7日，他们三人从商洛的镇安县杨泗庙出发，三日后，到了秦岭南麓的安康地区宁陕县东江口镇，离西安已经不远了。在这里，五师失去了他们的消息。万分焦虑中，我方一面向国民党提出严正抗议，一面多方查询，但是始终没有他们下落的确切消息。直到38年后，1984年，这个谜底才被彻底揭开了：1946年8月10日，他们被胡宗南部当地驻军六十一师一八一团扣留。一八一团请示胡宗南，得到“秘密当地处决”的命令。 同一天的夜晚，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以及同行的另一同志被活埋在东江口镇的旬河岸边。

吴祖贻的遗孀蒲芸湘也是五师在鄂豫边区的干部，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女学生。她是在突围打响以前，由组织安排化装转移的。得知丈夫失联的消息后，她几十年来一直没有放弃希望，执着地寻找有关消息线索，以追寻到事情的真相。

1962年夏天，我路过天津时去过她家。蒲姨那时是一个工厂的党委书记。工厂在天津市郊区。蒲姨的家在单身宿舍区深处，是拼凑起来的两个单间。两个单间不挨着，中间还隔着两排宿舍。蒲姨住一间，一位陪伴、照顾她的老人住另一间。我们叫老人“大娘”，她跟蒲姨没有亲戚关系，比蒲姨年长几岁。蒲姨和大娘的腿脚都有毛病，走路一瘸一拐地不利索。生活中, 她们俩一直相互帮衬着。

那年暑假，我认识了蒲姨的儿子吴世希。他小名四喜，是突围时收养他的老乡家给起的名字。解放后，蒲姨把他接回来，上学时便改名世希。世希那时在北京101中学住校，不常回家。蒲姨的房间里放了一张不大的相片，约三四寸宽。相片上是她们母子二人。年幼的世希伸直了脖子，双目炯炯有神。蒲姨则侧面含笑欣赏着儿子。相片使这间不大的女工宿舍充满了温馨。

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了，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三同志已基本认定是遇害牺牲了。然而，牺牲的详情、尸骨埋在了哪里, 却一直是个谜。蒲姨从来都没有放弃寻找。1984年，她在离休后去了四川和陕西，在当地政府的大力帮助下，终于找到了烈士们的遗骨。他们在那里已经默默地躺了38年，白天黑夜听着旬河水从身边流过，水波不惊。 圆了心愿，蒲姨不久就安心地去世了。她跟吴祖贻双双埋在了陕南，长眠在那块土地上。

进入21世纪后，我在北京又见到吴世希。他从哈军工毕业后，当过海军。那时他在一个机床研究所做研究工作。他跟我讲到父母长眠的地方，两眼放光，异常兴奋。他说，当地政府在他父亲牺牲处不远的山上树立起一座纪念碑，高耸入云。那里四面环山，有青松翠柏常年环抱着。围绕纪念碑的底座栽满了鲜花。他使劲用手比划着，嘴拙，情急下找不出恰当的言词，说：“总之, 你应该去看看！”我非常理解他终于得到父亲下落的激动，向他保证肯定要去。吴世希跟高中时比几乎没变，还是那样憨憨地笑着，却不傻。他夫人数落他说：“别人申请高级职称，他给人写论文。”这个五师的后代人是真聪明，也真憨厚。

没有想到，那次见面后的第二年，吴世希也去世了。他的骨灰一分为二，一半在陕南陪伴父母，一半撒进了长江入海口。他想要引着父母走向大洋、世界。我想到法国作家雨果在他的小说《笑面人》里的一段话，“比大地宽广的是海洋，比海洋宽广的是天空，比天空还要宽广的，是人的胸怀。”而在人的胸怀中，最为有价值的是一股开拓奋斗精神。它是天地间万物的灵魂。自然会变，人世会变，但是永远不变、永远宝贵的，就是这股精神！

奋斗离不开牺牲。突围的路是用牺牲开拓，用牺牲铺就的。母亲曾经说起过他们过丹江的惊险故事。丹江流过湖北省的西北部，那里现在是个旅游胜地，可是在1946年7月，它咆哮着横在五师突围的道路上时，却是天险。

7月14日，部队赶到丹江边。上游山洪爆发，江水波涛汹涌、异常湍急，从300米宽的江面上望不见对岸。可是，敌情严峻，又找不到船只，于是不得不冒险渉水过江。师长下令：“飞，也要飞过去!” 战士们忍受着连日的作战的疲劳和饥饿，在江上拉起绳索，支起了大网，用以保障部队过江。可是，仍旧不断地有人眼睁睁地被翻滚的巨浪卷走，吞噬了。母亲大病初愈，身体还很虚弱。她来到江心时一脚踏空，身体失去平衡，涌动的暗流趁机托起她的身体滑向下游。这时，一只有力的手突然一把抓住她，把她抢夺了回来。随后，她被两个人架着胳膊挣扎着终于到达了对岸。可是，她却不知道是谁在危急中出手救了她的性命，也不记得后来是谁挟着她闯过了急流。当时，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他们顾不上感激，没有时间感伤，甚至来不及去记忆。他们心中只能容下一个念头，“走过去！”走到对岸去夺取胜利。

突围后的1947年, 党中央致中原部队的慰问电说：“我中原各部在极端困难条件下，执行中央战略意图, 坚持游击战争，曾经牵制了蒋介石正规军30个旅以上，使我华北、华中主力渡过蒋介石进攻的最困难时期, 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 所有参加这一英勇斗争的指战员均为全国人民所敬佩。”

2013年春季，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五师分会组织了一次重回大悟山五师师部的活动。我陪着年迈的母亲参加了那次活动。从北京出发，乘高铁5个小时，到湖北孝感站下车，驱车到了随县。一路瞻仰了若干纪念碑、纪念塔，走访了许多陈列馆，参观了五师的司令部、大会场。遗址都得到当地政府的全面保护。

一路上，母亲很兴奋。她用心搜索记忆，跟眼前的景物仔细对照着。汽车在大山中盘旋，有时到了云层的上面，在露出一个个孤立的小山包之间绕来绕去。窗外像是无边的棉田，棉朵上飘着袅袅薄雾轻纱。有时到了云层以下，被壁毯一般的绿色的山体挡住视线。母亲东张西望了好一会儿，问:“花呢？怎么看不见花了呢？”她记得，那里到了春天，漫山遍野火红的杜鹃花构成一幅绚丽壮观的图画。

大山深处的白果树湾，一排各自皆两进院落，院内布局相同的房子，是五师最后的师部。它是当地一位拥护抗日的开明绅士主动让出的。大门外一侧有几口砌得方方正正，排列整齐的石堰，是那家主人修了分给儿子们各家蓄水用的。院门前，下了高高的台阶，是一片开阔的坡地，坡地上似乎什么都没有。母亲却说那里有一条河。听她说了再看，才能看出那里本来是有过河流。坡地上，干涸出裂纹的泥地掺杂着细沙，随意躺着东一个西一个的鹅卵石。坡地挨着有灌木丛的一侧，自上而下排列了一长串形状不很规则的大块条石，一直延伸到靠近坡底的地方。我站在那里，想象着年轻的母亲在河边跟人一起洗衣，戏水，彷佛听到了空气中她们银铃般的笑声……

母亲要求去小花岭。小花岭本来不在行程安排中，但是她坚持要去。我常听母亲和她的朋友们说小花岭，那里是五师十月剧团的所在地，也是15岁的母亲来到五师的第一站。可是，当地的接待同志竟然没听说过这个地名！原来小花岭应该是小焕岭。它被母亲她们叫错了几十年。

到了小焕岭，满眼都是一块块油菜花镶着边的麦田，几乎不见人迹，母亲脸上不禁透出几分茫然。地上早已看不出她们当年的足迹，可是母亲相信它们留在那里了，而且很多。她倔强地寻找着……终于遇到了一位老人。而他，竟然当年来这里看过五师的大戏！说起那时10岁的他从十多里外跑来看演出的往事，老人兴奋得像个孩子。再听说我母亲正是当年舞台上的演员时，更是惊喜万分。他自告奋勇地带路，一路上有说有笑。

到了五师十月剧团的驻地附近，母亲发现她们当年的宿舍仍在，不过它躲藏在深深的草木背后，显然已多年无人问津了。房子像个大破庙，里面隔成两间。在几十年前应该还算体面，可是现在已经破败不堪了，到处布满了厚重的尘土和密密的蜘蛛网。母亲思索着指着一间说，谁住这里，谁住那边，她自己住在另一间里。倒像是叙述着别人的故事。离开当年的宿舍，高抬着腿走出乱草的重围，那位热心的老人领着我们沿着山间土路又走了不多远，来到一片空地。空地就在路边，土路的另一边还种着庄稼。空地碾得光溜溜的寸草不生，据说是打谷场。母亲认出这里就是她们当年的演出场地！她们经常就是在这里表演节目，宣传鼓动群众的。在打谷场一端用泥土堆得高出地面一截的平台就是戏台。那时候，天还没有擦黑，戏台两边挂在高高的大木杆子顶上的汽灯，就被点亮了。十里八乡的人们看见了，就知道今晚五师要有演出活动。远远近近的乡亲们就都赶过来了，哪怕就是来看看亮锃锃的大汽灯都超过了过年的喜庆。就连母亲，经过了这么多年，提起那对明亮的汽灯，脸上仍然显现出喜悦和向往的神情。

那是我们此行最快活的一天。母亲找到了过去，活生生的过去。临别，我们跟老人合影留念后，白发老人们的手紧紧地握到一起。他们攥在手心里的根据地人的深情厚谊，比岁月更加绵长。

记得父亲到陕西工作后，每年他总要跑几趟陕南，并且经常力所能及地帮助地方单位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他偏爱陕南。陕南有些东西牵动着他的心，让他难以忘怀。那里有他们曾经留下的脚印，有活在他心中的战友，还有善良淳朴的老百姓……

   我曾经向吴世希许诺，去陕南看看他们，可是至今也没有实现，但是我一定会去的。我要去陕南，去走一走他们走过的山路，那条我年轻的父母匆匆留下脚印的小路。看看山上密密匝匝的青松。青松迎风此起彼伏，松涛呼号，滚滚不息。

   五师分会 赵晓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