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我们敬爱的父亲程超明与党同庚，也诞辰100周年。虽然他在20年前就离开了我们，但是青山不老、气宇长存。他的优秀品质陶染我们，乃至受用终生。更可贵的是他在政治上长期蒙受不白之冤，仍然几十年如一日，无怨无悔地战斗在我国政法战线的最前沿，展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风范，令我们肃然起敬。
父亲出生在湖北省安陆县程家冲的一个富足人家，我们的爷爷程子文，20世纪20年代曾在武汉一税务局任局长。但他目睹当局紊乱，时政腐败，遂弃职还乡。1940年，爷爷作为开明绅士代表，应中共邀请，出席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被选为京（山）安（陆）县第三区区长。爷爷借助自己的声望，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并资助抗日工作，遭到国民党的敌视，国民党以突袭方式闯入我们家宅，将其杀害。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追认爷爷程子文为革命烈士。
父亲在学生时期受爷爷爱国思想影响，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声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组织“涢西同学宣传队”，宣传抗日思想，编写刊物，揭露日寇侵略暴行。1939年，中共安陆党组织开办培训班，培养党的干部。爷爷动员父亲报名参加，从此，父亲走上了革命道路，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培训班结业后，父亲被分配到京安县委机关担负党务工作。同年，李先念、陈少敏等人在京山县养马畈村举行会议，整合各地武装，创立了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队伍——新四军独立游击队（后为新四军第五师）。父亲直接参加了会议的选址、后勤保障和保卫工作，组织“抗日十人团”站岗、放哨，警戒日寇占领的县城动向。父亲还担任锄奸队队长。老人们回忆，那时父亲身背一口大刀威风凛凛，令敌顽闻之胆寒。一次，父亲得到情报，日寇探子以卖货郎身份在刘家冲活动。他带领“十人团”潜入村子巧妙将敌探抓获，并获悉日寇要袭击驻刘家冲的游击中队，便及时通知游击队连夜转移，避免了损失。
父亲在革命斗争中不断经受磨练，他历任村党支部书记、分区委书记，大区委书记，1942年中共京安县第一次党代会上，父亲当选为中共京安县委委员，担任县委敌工部、组织部部长、工委书记等职。
京安游击区敌我力量犬牙交错、形势复杂。日寇、国民党、顽匪随时都想歼灭中共力量。父亲作为敌工部部长的任务艰巨，要在复杂环境中及时掌握情报、甄别敌我、锄奸除恶，不断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经过敌我双方的较量，不但根据地没有被吃掉，反而不断扩充。在对敌斗争中壮大了自己，武装了自己。直到解放后，父亲还珍藏着一把手枪（“文化大革命”时上缴）、一个军用望远镜和一架德国蔡司相机，都是当年缴获敌人的战利品。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我党曾处于十分困难境地，父亲变卖家里田产，资助革命。1946年中原军区奉命突围，经鄂中地委决定，父亲和母亲化装通过武汉、上海、南通等国统区，辗转抵达了华中解放区。又由山东渡海抵东北辽（宁）南，并授命担任中共复县（今瓦房店市）县委委员、社会部部长兼公安局局长。当时复县刚解放，新政权正着手建立，土地改革尚未开展，境内蒋帮土匪横行。打黑枪、搞破坏、暗杀农会干部，社会治安极为混乱。其中南极乡伪乡长兼清剿队队长牛吉洪危害极大，他组织“戡乱救国会”，抢劫民财，杀人放火，反动气焰十分嚣张，群众谈“牛”色变，强烈要求消灭这股匪帮。父亲他们缜密研究敌情后，采取“拉出来、打进去”的侦察手段，掌握了敌人的动态。最终一举活捉了匪首牛吉洪并肃清了“戡乱救国会”反动组织，缴获了各类武器和财宝。复县群众闻之无不欢欣鼓舞，纷纷要求严惩牛匪。公安局因捕捉牛匪，受到县委的嘉奖和辽南公安处的通报表扬。
东北解放后，复县的反动会道门派系繁多，特别是一贯道、九宫道，历史长、活动广，毒害群众深。他们利用时局不稳，宣扬“天下大乱，唯有入道才能免灾避祸”，挑拨群众与党的关系，破坏正在进行中的减租减息运动。县委决定取缔反动道会门，父亲在工作中讲究方式方法，组织坦白较好的道长、点传师进行现身说法，揭露道会门的内部黑幕、活动伎俩，瓦解了道会门成员，教育了广大群众，使群众自觉抵制反动道会门的骗术。
复县相邻区域海岸线长达460多公里，为了防止国民党特务从海上潜入、加强船舶管理，父亲组织筹建了水上检查站。建立船舶户口，对船只编号、编组，颁发证书，制定了出入港口报告制度。从此复县海防有了公安保卫机构，有效地防范敌特从海上潜入，即使潜入也插翅难逃。
1949年，全国解放战争形势进展迅速，党号召干部随四野大军南下，支援浙、赣、鄂新解放区建立人民政权。父亲响应号召先是到达江西，任九江地区公安处副处长，继续战斗在对敌特斗争的前沿。短短半年时间破获了国民党特务3部潜伏电台，抓捕一批敌特。
1949年秋，父亲调回武汉，被任命为湖北省公安厅政保处（一处）处长。当时，国民党败退后湖北的治安形势极为混乱。潜伏的国民党中统和军统特务、黑社会组织、反动道会门等地下活动十分猖獗，潜伏的敌台电波不断，暗杀活动、散发反动传单时有发生，搅得民心不安。及时清理这些残渣余孽成为公安机关的头等要务。父亲上任后立即组建起相关科室、扩充人员、购置侦查设备，以保证公安人员的素质、侦查水平、侦查器材对敌人具有压倒性优势。为了掌握敌情，政保部门在武汉设立多个据点，发展特情，建立耳目，做到耳聪目明。父亲和战友们在湖北全省范围内破获多个敌特电台；打掉了美蒋特务披着天主教外衣的破坏活动；带领侦查员侦破谷城县老河口外国神父的敌特案件等。在短短几年里，父亲为肃清湖北境内的敌对势力做了大量工作。
1953年2月18日，父亲执行了一次终身难忘的任务，那就是参加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武汉视察时的警卫工作。一次，毛主席听取武汉长江大桥建设规划时，突然提出要去蛇山看地形。这个意外安排使大家措手不及，没有任何准备。当他老人家健步来到蛇山，走到游玩的群众中间时，消息瞬间传开。人们沸腾起来，潮水般涌向蛇山。“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天空，现场人山人海。拥挤混乱，人群混杂，给保卫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警卫人员手拉手、肩并肩筑起一道道人墙，但也难挡群众的热情和激情。许多警卫人员因此受伤，仍带伤坚守岗位，顺利地完成了这次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事后清扫蛇山时，群众丢失的鞋子就装满了一卡车。可见群众对领袖爱戴之深，达到了忘我的程度。每当父亲谈起保卫领袖的细节时，总是流露出自豪的神情。直到20世纪80年代，他还梦到当年为毛主席做警卫的情景。
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成立后，父亲又调任省人民检察院任办公室主任、常务副检察长。为了尽快地适应新的工作岗位，他把机关当成家，钻研、学习苏联检察工作的专业知识，并坚持在“学中干，干中学”。很快熟悉了业务，掌握了工作的主动权，主动承担起领导交给的重任。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在各级党委的支持下，帮助各地（市）、县建立起了检察机关，为更好地开展全省检察工作打下了组织基础。父亲还组建了湖北省第一个劳改农场——沙洋农场，服刑人员在农场通过劳动改造，悔过自新，获得了重新做人的机会。
由于父亲工作出色，1956年奉调到北京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不久，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起草工作。起草小组认真总结了革命根据地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公安司法办案程序的经验，并参考和借鉴中国历史上和外国有关刑事诉讼立法方面有益的经验，本着以我国的实际情况为出发点，草拟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草案（草槁)》（共7篇，16章，325条），在广泛征求意见的情况下，对草稿进行了修订，向中央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初搞）》。1957年由于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起草修订工作被迫停止，直到1978年才在原有基础上继续修订。
父亲所在的最高人民检察院二厅，主要负责全国的监狱和劳改场所的监督管理。他常年奔波于全国的监所之间，每到一处除了向监狱的警务人员询问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外，也了解犯人们的思想改造、学习情况，鼓励他们作对社会有用的人，提出对那些认罪态度好、劳动积极、有悔改表现的犯人应适当减刑，给他们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当他了解到一些警务人员长期生活在偏远、艰苦的地方，与亲人团聚时间少，家庭出现困难时，提出除了休假制度外，还应当进行轮换制，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1960年自然灾害时，他去河南调研。由于粮食短缺、缺乏营养，患上肝腹水，双腿浮肿。但他一声不吭，依然带病往返各基层单位。最终身体不支大量吐血，在当地政府的强烈要求下，才被迫回京治疗。
在“文化大革命”中彻底砸烂“公检法”的狂潮下，全国各级检察机关被撤销。高检院全体干部被下放到湖北沙洋劳改农场的五七干校劳动。父亲创建的沙洋农场，为自己提供了劳动场所。五七干校除了几间平房几乎一无所有。一下增加了1000多人，住宿成了大问题。当时父亲已是50多岁，但和大伙一起打石头、烧石灰、运砖头，盖起了三层楼房和一批宿舍。几年的辛勤劳动，干校已建成了一个基础设施完善，生活物资富足的世外桃源。但是，干部们失去的是工作权利，政治和精神生活极度匮乏。
粉碎“四人帮”后，国家恢复了公、检、法正常机构。父亲调回高检院并参加高检组建工作。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忧破坏，原高检干部被分配到全国各地从事其他性质的工作，听说要重组高检，很多人主动向父亲反映渴望重返队伍，振兴政法战线的愿望。这些同志都是年富力强、富有工作经验的中青年干部，其中也有“文化大革命”中批斗过他的人。但是父亲以大局为重，不计前嫌，只要适合继续工作的干部，他都积极推荐给组织部门，加快了高检院的组建工作。
1983年父亲离休，参加革命44年来，他始终战斗在反敌特前沿和国家的政法战线上，为保卫红色政权奉献了一生。这期间，他也并非一帆风顺。1952年家乡的两个族兄到武汉找他介绍工作。因两人成分不好，有历史问题，被认定躲避镇反和土地改革运动。父亲也因“丧失立场，包庇地主、反革命”受到免职、降级和党内处分。父亲多次申诉无果，成为极“左”思潮影响下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直到1985年在李先念、曾志、郑少文、张执一、文敏生、刘少卿、蔡斯烈、鲁明健等老领导和战友们的关心和帮助下，中纪委颁布文件（中纪函[1985]54号），为父亲平反，含冤30余年，终于还给他一个清白。尽管如此，父亲在含冤的几十年里职务从省副检察长降到副处长，又通过自己的努力先后晋升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党委委员、厅长、高检检查委员会委员。说明父亲在遭受不白之冤时没有沉沦，依然兢兢业业为党工作，同时，也是各级党组织对父亲工作能力和业绩的肯定。
2021年8月18日，是父亲诞辰100周年的日子。他的一生既展现了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平凡经历，更彰显了一个党的忠诚卫士的品格和为打造共和国金色盾牌殚精竭虑、奋斗不止的革命精神。我们子女后代会永远怀念他、学习他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为祖国和人民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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