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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从抗日青年到新四军指战员

  • 时间:   2023-05-22      
  • 作者:   吴 安      
  • 来源: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四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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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李浩然,原名吴懋德。1911年1月7日生,四川省渠县岩峰场杨家坪人。少读私塾,后入渠县县立小学读书,又考入县立中学读初中,于嘉陵高中毕业。之后在岩峰场小学教书。父亲少时聪明,家中长辈因为怕遭土匪抢劫,把他放在舅舅家读书。他上小学和初中时都跳过级,学业成绩优秀;但是,土匪可以在乡间横行霸道、肆意抢劫,父亲有家难回。为此,他深恶痛绝!

在乱世年代认准中国共产党

父亲17岁离家读高中,毕业后当了教员,按理说生活安稳、富足。但他为什么后来又参加了革命呢?父亲说那时主要有两点使他义愤难平!一是他们家乡那个小地方封建势力特别强,有个女学生仅仅是因为演文明戏上过舞台,回家后就被家人活活地打死了!虽然可能不是亲生父母下的手,是族里其他人将她打死的,但是,因为演戏就被打死,法律不能保护,人世间也无人问津!社会怎么这么黑暗?公理和正义又在哪里?!第二点是,四川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农村里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根本没地方去说理!就是这两点,使父亲决心去寻找真理,希望改变黑暗的旧社会。

1930年9月,父亲考入中央军校(黄埔)武汉分校第8期,编入第一队学习。父亲向往学点儿革命理论,学点儿军事,好回乡闹革命。1931年九·一八事变,激起全国怒潮,该校九队学员要求收回汉口租界。中央军校的高级少将总队长在学校大会上公开说假话,说支持抗战,但实际上是执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抓捕抗战学员,镇压学员的抗日活动,并收缴了父亲等同情者们的子弹。

1932年春,国民党将武汉分校迁往南京,与总校合并。蒋介石每周六都例行训话,他对日寇不仅不抵抗,而且推行愚民政策,要求大家绝对忠实于蒋介石个人。父亲因为一次窗户未擦好,手就被打肿了,一个星期都不能端碗吃饭,这种军阀作风令父亲很是愤慨!

父亲看到这一切,深思熟虑后决心去上海找共产党,或是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上半年,他自动离开学校肄业回到上海,参加了革命。1932年8月在上海加入“反帝大同盟”,1933年3月加入“少共”(CY),193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无候补期)。

1935年9月,父亲被上海地下党组织(前特科)派到云南,组成了“中共云南临时工委”,任主要负责人。相继在罗平、昆明、易门、楚雄等地重建和发展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在易门、楚雄发动了200多人的武装斗争;并且发动和组织昆明各界人士和学生声援北平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中共云南临工委还创办秘密油印刊物《火山》小报,共出版发行5期,由父亲等撰稿编辑,曾刊登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等重要文章。

父亲在云南坚持斗争近两年时间,1937年7月返回上海汇报工作,党组织派他留在上海青浦做地下党的工作。

“四川旅沪同乡会战地服务团”在枣庄

1937年七七事变、8月13日上海抗战后,各种形式、名称的抗战群众组织像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四川一些旅沪同乡会也发起组织了“四川旅沪同乡会战地服务团”,主要是进行战地宣传、救护、募捐、支前等工作。该团的负责人都是四川人,但队员来自各省。为便利公开开展工作,父亲以四川人身份参加了“四川服务团”,并带了十余名宣传员到上海青浦区做宣传工作。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四川服务团”星夜离沪。

父亲当时带部分宣传员也按照通知从水路西去,在镇江与服务团大队汇合,准备经南京到蚌埠。但是刚刚到南京,父亲和十几位同志就都患了伤寒病,发高烧,实在是无法继续前行了。经该团与在南京的“抗敌后援会”部长钮玉书(中共党员,1947年被敌人秘密活埋,牺牲时仅41岁)联系,将他们安排到安徽省怀远县教会医院治疗。父亲等3位同志病情稍有好转,钮玉书又把他们送到了自己的老家钮家湾养病。父亲病愈后,钮玉书送他们到徐州(此时怀远已沦陷)。他们去徐州找到服务团,随即转郑州,拟去汉口。就在这时,该团联系上川军二十二集团军邓锡侯部,随又转返徐州,到徐州以北前线服务该军战地工作。服务团经过上海撤退,徐州、郑州间往返徘徊,好多队员脱离了团,只余60来人了。此时,该团辖宣传队和医疗队两个分队,宣传队驻枣庄,医疗队驻微山湖滕县城,在前线参加救护工作,徐州失守后即失联了。

1938年2月8日,父亲带服务团20多人到山东枣庄做宣传工作,被该团选为宣传部主任。他们当时人数不多,主要是写标语、街头演讲、教唱抗日歌曲等等。国共虽然重新合作了,但宣传内容很不相同。我们的宣传主要是根据我党发表的抗日十大纲领为内容,如“全国军事总动员,实行全国抗战”“全国人民总动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巩固和发展民族统一战线”等等。而国民党宣传的是:“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军抗战”“焦土抗战”等等。

到枣庄不久,父亲即与当地中共地下党“林郯费峰中心县委”负责人宋子诚同志联系上了。宋动员了十余位地方中学生(内有些新党员)参加了服务团,用该团公开合法名义展开了抗日宣传工作,也便于掩护我党的建设和组织群众抗日自卫武装工作。县委还从枣庄组织了一些武装自卫队,1938年3月18日枣庄沦陷后,武装自卫队撤出枣庄参加了抗日队伍。

徐州地区特委书记郭子化同志当时的公开身份是第五战区群众动员委员会负责人,与国民党C.C派(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的简称,指国民党内以陈立夫、陈果夫为首的政治派系)联系,统战工作搞得不错。在服务团驻地,为C.C派办了一期专门讲解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训练班,约一个月。自然,C.C派有40多名区乡干部来学习,也有侦查了解我党情况的意图,对该地区当时的国共合作起了一些积极作用。学习结束时,一位敌占区的国民党县长坚决不愿再回国民党,参加了我们的抗战队伍。

我父亲是服务团副团长,在徐州时接受了特委书记郭子化的嘱托,领导该组织在枣庄地区开展抗日活动。3 月,宣传队召开抗日群众集会,会后进行了游行示威。曾任国民党县长的韩文一在集会上发表了激昂的即席演说,并于会后加入了服务团。特委还以服务团的名义举办了两期游击战术训练班,委派共产党员任教员,训练的对象是农村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

3月初,服务团宣传队到达滕县,为伤员慰问演出。中旬,津浦前线的日本侵略军再次发动攻击,服务团募集一批医药和慰问品,继续组织慰问活动。

在枣庄快沦陷前,大批的军队从前线混乱地撤离下来,“战地服务团宣传队”对这些军人做了慰问、收留等工作。但除了中共领导的300多人的抗日游击队整理队伍,转入敌后斗争外,其余的人都撤往南边去了。

在枣庄沦陷后的3月底,我党立即将已组织领导的各地群众武装500多人及枪集合起来,还用“服务团”这个合法名义存在约一月多,但这时该团已经名存实亡。团员中能下连的下连,做文书、当政治指导员等,一部分做宣传队员。该团团长田拓夫要求离开队伍到西南去,大家欢送他们夫妇离开了宣传队。

就在这抗战最艰难、最严峻的时刻,父亲与同乡会战地服务团的团员们坚决选择了拿起武器,留在敌后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墓山会师,鲁南地区成立了第一支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

枣庄沦陷后不久,郭子化同志以“动员委员会”名义在第五战区游击总司令李明扬处取得了三个游击队的命名,即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徐州东北数县地区)、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徐州西数县地区)、人民抗日义勇队独立大队(徐州东南邳睢铜地区)。

1938年4月,根据鲁南中心县委的指示,朱道南、刘景镇率领的鲁南抗日自卫团到达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邹坞镇北部山区的一个小山村——墓山,和郭致远、褚雅青等率领的大北庄抗日武装、李浩然领导的四川旅沪同乡会战时服务团三支抗日武装力量在墓山会师,合编为峄县人民抗日义勇大队。

1938年5月19日徐州沦陷后,郭子化同志即到枣庄北直接领导该部队,将枣庄周围组织的部队整编为第五战区苏鲁边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父亲李浩然任该总队第三大队副队长兼第四中队队长,7月,任苏鲁边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政委。

5月21日,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在墓山村以北的老古泉村召开特委扩大会议,决定按照中央洛川会议精神,举行鲁南人民抗日武装起义,成立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张光中任总队长,何一萍任政委。总队共800余人,编为3个大队和警卫连及直属工作团各一个。

沛县抗日武装为第一大队,滕县抗日武装为第二大队,峄县抗日武装为第三大队。三大队人数最多,教导员为纪华,副大队长为刘景镇、李浩然、郭致远。三大队下设4个中队,四中队人员为李浩然领导的原四川旅沪同乡会战时服务团成员。三大队在墓山一带活动。总队队部设在滕县二区南塘村,郭子化带着特委机关驻在羊庄沙冯村。

其中,父亲所在的三大队的武器最好,每人还配备20发子弹。政工人员配备齐全,纪律也好,战斗力也较强。为培养干部,特委举办了几期训练班,对部队里的知识分子进行政治培训,为义勇总队培养了一批政工干部。之后不久,三大队在甘霖伏击日军运输队,打死打伤数人,缴获战马两匹、指挥刀两把、弹药物资一宗。

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是鲁南地区第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1939年9月,八路军一一五师进入抱犊崮山区后,义勇总队正式编入一一五师苏鲁支队。从此,这支土生土长的地方人民抗日武装在一一五师的领导和指挥下,为鲁南地区的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抗日战争中历练为新四军的指挥员

1938年9月,父亲调中共山东分局军政干部学校(岸堤干校)第二期任组织科长。12月,山东分局派他随八路军陇海南进游击支队钟辉司令员南下苏皖地区,先后任中共苏皖特委组织部长和代理书记、陇海南进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南进支队先遣第一梯队队长兼政治委员,八路军五纵三支队七团政委。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新军部在盐城重建。父亲所在的八路军部队改编为新四军建制,父亲任新四军第三师九旅二十五团政治委员,后整建制转到第四师,还是九旅二十五团政治委员。

从1941年1月到1944年三年多的时间,父亲一直任新四军九旅二十五团政委。该团参加了收复青阳集(今泗洪县),清剿洪泽湖顽伪,攻打屏山,收复泗县、灵璧、睢宁地区,夺取灵(璧)北小圩子,歼灭反共顽军并俘获韩德勤等一些重要战斗,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二十五团也因此成为了在“常胜九旅”中建制最全、战斗力很强的一个团。父亲在新四军九旅旅长张爱萍的直接率领和指挥下,参加了以上所有的战斗。

收复青阳镇

1941年1月22日,新四军刘少奇政治委员、陈毅代军长电令张爱萍旅长率领两个团回到皖东北,“肃清当地土匪和顽固武装,建立根据地,并保障皖东北与彭雪枫之后路”。 1941年2月,攻克青阳的战斗打响了!战前,九旅奉命由张爱萍旅长率领二十五团、二十七团从淮海区返回皖东北(九旅韦国清政委率二十六团仍留在淮海区坚持武装斗争)。张爱萍旅长与团领导共同开会研究攻下青阳镇的决策方案,决定出其不意,速插敌人心脏。那时正是春节期间,数九寒天、朔风凛冽,灰蒙蒙的天空云层很低,风雪好像随时会来。

2月11日傍晚,九旅部队出发奔赴青阳。到达后决定先集中旅、团侦察分队,由旅侦察科长杨勋统一计划、指挥,二十五团、二十七团侦察员对青阳镇及其周边进行了详细的侦察。20时30分,夜色如墨,青阳镇死一般的沉寂,只有敌人炮楼里的点点灯火在跳动。此时,九旅二十五团、二十七团部队迅速完成了对青阳镇的合围,然后兵分四路攻城。二十五团由西北方向包围青阳镇,与二十七团共同组成合围,插入青阳镇。二十四团则负责打外援,专门截击泗县东援的日伪军。

战斗中,二十七团赵汇川部担任主攻,越打越勇。二十五团也占领了十字街口东面的炮楼和西大街北侧的民房,还歼灭了城隍庙的守敌。到2月12日上午9时,整个战斗胜利结束了。我军全歼青阳镇守敌,俘伪副团长以下600余人,缴获机枪6挺及其它武器、装备、物资等。由泗县五河出援的日伪军因距离远,迟迟不前,最后缩回据点去了。青阳镇解放了!人民涌向街头欢呼雀跃,庆祝胜利。

在张爱萍旅长的指导带领下,父亲他们这些团指挥员亲身参与和学习了张爱萍旅长指挥战斗的全过程,指挥素质得到很大的提高。

清剿洪泽湖顽伪

1941年2月12日,青阳镇战斗胜利后,父亲带着二十五团随张爱萍旅长参加了剿灭洪泽湖顽伪的战斗。青阳镇战斗的胜利,把洪泽湖周边陆地上的敌人消灭了,但洪泽湖区还在敌人手中。湖上的敌人有伪军匪首高铸九100多人,还有水匪主力顽军陈佩华300多人。日本鬼子的大队部设在盱眙县城,老子山上有鬼子一个小队的据点,主要是控制洪泽湖,保住淮河运输线。

旅长张爱萍下定决心打一场水战。他先训练战士学会游泳,备齐船只,动员渔民,搞清敌情,一切都准备好之后,进行战斗部署。

5月4日拂晓,战斗打响了。旅长张爱萍亲率九旅二十五团三营和旅警卫营下水,其他各部在岸上进入阵地。三营和旅警卫营刚进入洪泽湖口,就与高铸九设卡的十余只钢板划子和其他30余艘船遭遇。新四军高射机枪(从日军飞机上拆卸的)猛烈开火,击穿水匪船上的钢板,水匪大惊,四处溃散。这时,张爱萍下令各部展开追击。团政委李浩然率二营和团直属部队接近高铸九水寨,向高铸九部开火。高铸九乘船南逃进了盱眙城。副团长沙风率一营从成子湖北向南进攻,团主力从临淮向东进攻。下午,敌人全部投降。

1941年5月5日,九旅在高嘴(地名)召开隆重的洪泽湖之战祝捷大会!军民人人笑逐颜开,儿童们爬到舱板上欢歌雀跃,渔民自发地慰劳我部队。部队清剿了洪泽湖内的顽、伪、匪武装,使淮北、淮南抗日根据地联成一片。

在张爱萍旅长的带领下,父亲在这场战斗中指挥能力得到进一步的历练。

长途奔袭战和对敌攻心战

1941年12月,父亲随新四军第四师九旅旅长韦国清参加了长途奔袭战和对敌攻心战。

顽军挺进第十七纵队副司令孟墨林和泗县县长许合壁100多人枪并携有电台,驻扎在泗县北部大肆活动,准备迎接第十七纵队司令许志远等从路西东进。

韦国清旅长令二十五团远程奔袭。部队进至情报站所在地三候家停下来了解最新情况后,分头迫近顽军驻地一举突破,敌主力乘夜间逃跑。

1942年1月28日,顽军泗县县长许合璧跑到日伪据点中间的孙圩子,以图东山再起。韦国清旅长同二十五团团长徐体山、政委李浩然、副团长沙风研究认为,许合璧如惊弓之鸟,对其夜间攻击不易歼灭;日伪据点兵力不多,虽与顽军互相利用,恐不愿为其拼命,因而可以争取3小时的作战时间来取得胜利。他们据此确定长途奔袭,夜间行动。次日下午2时在赵集展开3小时激战,二十五团未伤亡1人即解决战斗!许合璧以下130余人均当了俘虏。我军缴获电台1部、轻机枪1挺、长短枪60余支等。歼灭战捣毁了顽军一个重要情报站,锻炼了部队长途奔袭的能力,提高了在日伪据点间作战的信心和指挥力。

部队在邳睢铜地区休息1天,韦国清旅长率二十五团、二十六团押着许志远、赵觉民等返回皖东北。到新圩子后,韦国清旅长要团政委李浩然找许志远谈话,因他与许志远是黄埔军校同学。父亲对许志远说:“老同学,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许志远见到老同学后放松了,就交待了汤恩伯命令他东进的经过。父亲向韦旅长汇报了谈话情况,韦旅长又找许志远谈话,随后带领侦察科长杨勋及1个排的骑兵,将许志远、赵觉民押送至半城新四军四师师部大院,彭雪枫师长已在那里等候。

在前线的指挥员

1944年12月,父亲李浩然到淮北津浦路西任四师十一旅兼淮北二分区政治部副主任。1945年,参加了十一旅组织的收复永城和萧县两座县城的战斗。

抗日战争胜利后,从1945年10月至1946年12月12日,父亲李浩然任新四军四师十二旅兼华中军区八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为贯彻党中央指示精神,八分区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提高部队指战员对抗战胜利后形势的认识,戳穿国民党以假和平手腕玩弄的真诡计,时刻准备投入保卫解放区的战斗。1945年年底,父亲参加了津浦路破击战,阻止沿津浦路北进抢夺胜利果实的国民党军。1946年8月,又参加了晋冀鲁豫野战军发起的陇海战役,攻克黄口、李庄车站,肃清了铁路沿线国民党地方武装1000多人,破毁了黄口至砀山段铁路,有力地支援了中原军区李先念部的突围和山东野战军在山东的作战。

  11月下旬,父亲率分区部分武装转移到柘城、太康一带,归编党中央已批准成立的豫皖苏军区。12月中旬,豫皖苏军区正式成立,华中八分区改称豫皖苏三分区。父亲李浩然临危受命,任三分区司令员。他和地委书记寿松涛、专员许西连,在鹿邑吴台庙(今郸城)召开东征誓师大会。会后,三分区武装大部渡过涡河进入雪枫、商丘、亳县边区,消灭了当地一些国民党地方武装。到7月,三分区恢复和新建了商亳鹿柘、雪商毫、雪涡、夏邑、萧宿永、宿蒙、宿怀等县民主政权和商南办事处,还新开辟了砀南和涡河以南地区,为开辟苏皖抗日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回顾走过的路,父亲李浩然从任政治委员转为任司令员,而且他指挥的战斗基本都是胜仗,这要归功于新四军对他的培养和历练。

人民的怀念

 父亲曾对我们姐弟三人说,他自己的一生,有“抗日战士”四个字就可以概括了,他最重视的就是抗日战争。我翻看父亲留下的“自述”文章等,看到他写的抗战初期,在枣庄、在徐州拿起武器与日本侵略者战斗的往事。

2021年5月初,姐姐吴阳去鲁南苏北:枣庄——徐州——连云港——日照四地游。当到达台儿庄时,走入台儿庄大战遗址公园,她偶尔一抬头,竟发现父亲正面对面地看着她呢!吴阳震惊之余,赶紧举起手机,把台儿庄大战遗址公园进门左手第六块展板拍摄下来。李浩然,那是我们的父亲啊!(前边的展板有周恩来、叶剑英、张爱萍等老一辈革命家)。

2022年1月,新四军四师后代花纯征给我发来照片,我才知道在山东省枣庄市墓山村,建立了一个“邹坞红色文化广场”,把鲁南地区第一支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用雕刻呈现出来。父亲是参加“墓山会师”的五位领导者之一,当地政府和村民没有忘记这些抗日将士,为当地参加抗日战争的军民建立了纪念广场,以永久纪念他们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的英勇事迹,使红色基因世代传承!

我被深深地感动了!虽然这两个地方我都没有去过,但是,我要把这两段珍贵的抗战历史写出来,以后一定争取去看看。它记载着父亲从抗日青年到新四军指战员所走过的路。

四师分会 吴 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