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也是我父亲袁国平牺牲80周年、母亲邱一涵辞世65周年。4月，我来到安徽泾县汀潭村蜈蚣山抗战遗址考察，那里当年曾经是我父母亲历的“皖南军部保卫战”的战场。站在蜈蚣山顶，我似乎看到了父亲、母亲矫健的背影，看到了新四军战士们挥臂英勇杀敌的英雄形象……在皖南的所见所闻，我更感受到了新四军与皖南人民的鱼水之情。我难掩内心的激动，禁不住对乡亲们说：谢谢皖南人民当年对新四军的支持，感谢养育过我们袁家两代人的皖南父老乡亲。

我生在皖南，父亲袁国平牺牲在皖南，我与皖南有着割舍不断的生死情结。

一、我的出生

1938年，新四军挺进敌后，开展了多次抗日游击战，狠狠地打击了日本鬼子的嚣张气焰，打破了日寇不可战胜的神话，赢得了广泛赞誉。同时，新四军自身也得到了壮大和发展，这使蒋介石深感恐惧和不安。国民党消极抗日，竭力反共，不断制造摩擦，挑衅新四军。1939年3月，国民党捏造了新四军72条罪状，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决定召开师以上军官会议，要新四军领导去回答他们那些所谓的“责问”，并扬言要惩罚新四军，显然这是一个鸿门宴。新四军领导经过研究，认为赴会虽有风险，但这个揭露敌人阴谋、教育国民党官兵的好机会不容错过。决定接受挑战，坚决予以回击。正在皖南军部视察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考虑再三，点名要袁国平去，父亲受命应战。那时母亲已经怀我七八个月。听到这个消息，想到国民党顽固派的阴险狠毒，坚强的母亲落泪了，而我父亲却充满自信，他安慰着母亲，说：“只要他们让我讲话，我就能很快回来，当然，也要准备他们一点点理都不讲，不让我开口……”于是他嘱咐母亲，如果孩子生下来是个女孩，长大了就让她学音乐；如果是个男孩，就让他去当兵，名字就叫皖南。意思就是要我记住皖南，记住皖南人民，记住为民族生存、人民解放而英勇战斗的新四军。

周恩来听说我母亲的担忧后，亲自去汤村（袁国平办公室兼宿舍）看望了我父母，并送给我母亲一条毛毯（毛毯已捐云岭新四军旧址纪念馆），一床军被，同时还送给父亲一支钢笔表示慰问。

父亲就这样告别了他深爱的妻子和未出世的孩子，踏上了征途，去迎战国民党顽固派的挑战。

随我父亲从延安来新四军工作的顾鸿将军后来告诉我，开会的那天，国民党官员表面上还是很客气的，甚至有专人在门口等候迎接。会议室中间是一长桌，上面摆放着袁国平的席卡，还有茶杯和香烟。父亲望了一眼，并没有走向那个位置，而是扭头坐在了另外一个位置上。这时一位国民党的副官将一大摞材料呈送了过来，父亲不但不接，甚至连看都没看一眼。

那天的会议，从早上八九点钟一直开到下午三四点，轮番不停地发言的都是国民党的代表。因为他们领教过袁国平的口才，知道他是难以对付的儒将。所以在代表中，他们还专门挑选了一些能言善辩的秀才。他们发言的内容都是对新四军无端的捏造与诬告，说新四军不打日本，游而不击、不游不击；新四军不遵军令，破坏政令、军令之统一等等。父亲默默地听着他们的狂言乱语，边喝茶边抽烟，始终不发一言。直到下午太阳快要落山，终于轮到我父亲讲话了。只见他从容不迫缓缓站起，充满自信地用目光横扫了一下会场，开始了他的“答辩”。他说：“各位长官，你们讲了一天辛苦了。如果不疲劳的话，请再坐一会儿，不要一个钟头，我就可以回答完你们的全部问题。”

他镇定自若，侃侃而谈；他一身正气，大义凛然。直驳得在座者面面相觑，哑口无言。

父亲说：“我们新四军积极抗日，打了无数的胜仗，消灭了大量的日伪军，牵制了华中地区百分之八十的敌人。而你们在哪里，你们在干什么！？顾长官在屯溪，委员长在峨嵋山。请问，究竟是谁游而不击？究竟是谁不游不击？”

“我们新四军挺进敌后，发动群众抗日，发展抗日救亡力量，不仅不是破坏政令、军令之统一，恰恰正是实行了蒋委员长‘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都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的宣言，怎能说不合法呢？”

“新四军的所作所为，无一不符合抗日救国纲领。向广大的老百姓宣传抗日，何罪之有？和日本鬼子周旋，让其不得安生，难道也有错？”

父亲一口气讲了40分钟，然后静静地看着会场，满以为会有人站起来与他理论。然而整个会场鸦雀无声。在座的国民党军官，不是目瞪口呆，张口结舌，就是面面相觑，低头无语。既无人回答，也无人辩解。袁国平轻蔑地一笑：“那就不奉陪了。”说罢扬长而去。

在回来的路上，警卫员熊思仔忍不住问我父亲：“你的位置有茶有烟你不坐，人家送材料给你也不接，这是为什么？”他哈哈大笑说：“你这小孩子不懂，那位置是国民党给安排的，其实就是被告席，我能坐吗？至于那些材料，都是国民党告我们的状子，我能接吗？接了就等于承认我们有罪。我就是要他们知道，我们共产党抗日就是要独立自主，我们新四军不是什么都得听他们的！” 父亲凭着他的聪明自信、胆识与才智，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凯旋而归。一个月后，我出生了，迎着父亲的胜利，投入了皖南人民的怀抱，我的乳名就叫皖南。我生在皖南，我就是皖南人，皖南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永远是皖南人民的儿子。

我父母是并肩战斗了十几年的战友，恩爱有佳，曾被新四军军部评为模范夫妻。父亲曾在皖南为我妈妈做过一首诗，称她“不是甜的蜜，不是香的花，好比茅台酒，淳芳与日加”。然而在妈妈已怀我好几个月的时候，从中村教导总队到十几里外的云岭军部开会，她却仍是步行。罗炳辉将军的夫人张明秀阿姨问我父亲，“你的马为什么不能给她骑？”我父亲回答说：“马不是配给她的。”接着又说：“腐败往往就是从公私不分开始的。”我母亲曾对我说过：“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纪律是成功和胜利的保证，应该自觉遵守。”

我的出生给父母带来了无尽的喜悦。我妈妈告诉我，父亲常常抱着我亲了又亲，用他那大胡子扎我，有时将我高高举起，开怀大笑。然而谁能想到，在我还不到两岁的时候，父亲就倒在了奔赴抗日前线的战场上。

二、我父亲的牺牲

1941年元月，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奉命北移，开赴抗日前线。行至泾县茂林地区，遭到了国民党顽军有预谋的重兵围剿，损失惨重。这就是蒋介石一手策划的皖南事变。

面对敌军的突然袭击，父亲袁国平镇定沉着，临危不惧。他在临战动员时对指战员们说：“皖南的新四军就像池塘里的龙，无用武之地；一旦出去就活了。龙入大海威震四方，定使敌人丢魂丧胆。现在国民党顽军对我们进行袭击，给我们造成了困难，我们一定要冲出去，最后胜利必定属于我们，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铁的新四军。如果我们有100发子弹，要用99发射向敌人，最后一发留给自己，决不当俘虏”！（《袁国平纪念文集》江苏省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268页）

父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41年1月14日，父亲带领部队奋起突围，多次打退潮水般涌来的敌人后，不幸身负重伤跌落在树丛中。被卫士连副连长李甫率队路过时发现，他身中4弹，其中一枪中在左胸，一枪中在右腿，已是血肉模糊，奄奄一息。他吃力地睁开眼睛，问李甫：“你还有多少人？”李甫回答大约有100多人。父亲说，“赶快把他们带出去，不要管我了！”战士们不肯丢下自己的首长，用树枝简单地扎了个担架，抬着他就走。一路颠簸，父亲强忍伤痛，不哼不叫，为的是不让战士们为他难过。第二天（15日）黎明前，他们赶到了章家渡青弋江边。江面宽约二三百米，水深齐胸。此时正值寒冬腊月，战士们不顾冰水刺骨，小心翼翼抬着我父亲下水。水浅时就用手抬，水深时就用肩扛，水深至胸时就用头顶，以尽量减少首长的痛苦。眼看快到江边，却被堵截的敌人发现，密集的子弹如雨点般地袭来，抬他的战士一个个倒下，父亲也曾跌落水中，后面的战士前仆后继，把父亲捞起来，用肩扛、头顶着他继续强渡……

约40分钟后到达对岸江边的一个小庙前，原本100多人的队伍只剩下三四十人了。战士们把我父亲从昏迷中唤醒，他吃力地睁开眼睛，断断续续地对李甫说：“这样下去我们一个都出不去,……这里的情况还要向中央报告，你们…赶快突围，…不要…管…我了……”

接着，我父亲挣扎着将一个笔记本和7块大洋交给了李甫，并指着大洋说：“这是党费。”然后用尽最后的力气，吐出了8个字“向组织上替我汇报。”战士们难过至极都在流泪。然而就在这时，谁也没有注意到，父亲悄悄地摸出了他的勃朗宁手枪，对准自己的头部扣动了扳机……

这一枪，父亲把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35岁，宣示了他宁死不屈，抗战到底的决心！

这一枪，父亲把生的希望留给了战友、留给战士、留给了他的部下，践行了他“愿以最后一滴血贡献于国家民族”的铮铮誓言！

这一枪，昭示后人，什么是铁的信仰、铁的信念、铁的纪律、铁的担当！

这一枪，让瞬间成为永恒，也将我与皖南、皖南父老乡亲的生死情结永远铭记在我们袁家子孙的心中。

“向组织上替我汇报”是我父亲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句话。虽然微弱，但清晰而坚定，那是他对李甫最后的嘱托。李甫在他后来的回忆中说，就是袁主任的嘱托支撑我“决心活着回到部队，完成了袁主任交给我的任务。”这一嘱托也是我父亲袁国平，身居皖南心系延安，对党无限忠诚的铁证！

81年前的1月13号，在皖南事变突围中，我父亲与教导总队的队伍不期而遇。当他看到这些来自各地的新四军精英，虽然已被围一周，不仅面无惧色，而且士气依然不减，在队伍中还有人哼唱《新四军军歌》。父亲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跳下马来走到队前发表了讲话，他说：“同志们！你们是即将奔赴抗日前线的革命火种，肩负着民族救亡的重任，一定要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只要火种在，中国就不会亡，革命就有希望。”“有的同志会在突围中牺牲，活着的人不要忘记他们，要把他们身上的担子接过来，抗战到底！”

我父亲自参加革命那天起，就下定决心为民族生存，为社会幸福奉献一切。远在北伐战争时期，在整装待发之际，父亲在给他母亲照片的背面写道：“愿拼热血头颅，战死沙场以博一快。万一凯旋生还，再睹此像，再谈此语，其快乐更当何如耶！”

对他来讲，只要革命需要，生与死都是快乐的事，这就是他那一代共产党人的生死观。父亲还曾在家书中写道：“此刻我身无分文，无法帮助家里，因为我们都是以殉道者的精神为革命、为国家民族服务的。或许有人要说，我们是太不聪明了，然而世界上应该有一些像我们这种不聪明的人。”我母亲曾动情地对她秘书丁健说过：“革命是要付出牺性的，是以牺牲党的好儿女为代价的。许许多多优秀的共产党人把自己宝贵的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袁国平同志就是其中之一。”因此，我们一家都为我父亲最后的壮举感到骄傲感到自豪。

2021年“七一”，我有幸作为英烈后代代表，在天安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盛典，倾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他代表党和人民对先烈的怀念和崇敬之情，使烈士英灵得以抚慰。我感到振奋、感到自豪、感到欣慰。没有无数先烈流血牺牲，没有革命前辈的巨大付出，就没有我们今天的辉煌！

先烈们生前肩负的革命重担已经传递到我们手上，让我们共同努力挑好从先烈、从前辈身上接过来的担子，传承他们的未竟事业，为民族复兴、国家强盛、人民幸福而继续努力奋斗！

我生在皖南，父亲袁国平牺牲在皖南，我们一家与皖南人民有着生与死的情结。尽管时光流逝，但皖南人民从来没有忘记袁国平，多年来也一直采取各种形式宣传他、纪念他。皖南人民对袁国平的深情和厚爱，令我感动。衷心地祝愿皖南明天更美好，成绩更辉煌！

 袁振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