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庭

我家住江苏省宿迁县闸塘区龙潭乡高庄村，兄妹6人，我排行老二，后边有3个弟弟1个妹妹。父亲高善夫是当地有名的乡绅，曾担任宿迁县参议员。家庭收入以农业种植为主，兼做小买卖，贩过私盐。

父亲是典型的中国农民，土地是他的生命，平时省吃俭用，不抽大烟，有点积蓄就买地，到土改时划成分当然就很不好。父亲虽然过日子节俭，但是对孩子教育却肯花钱，大哥在苏州东吴大学上学，每个学年要交80担粮食的学费，这在当时是很高的价格。对我们小孩子也舍得花钱请私塾家教。

母亲是个小脚，脾气温和，没什么文化，但是对种菜很在行。我家的菜地，都是母亲管理，有时指导佣人干，有时自己动手，收获的菜自己家里吃，不往外卖。父亲脾气暴，母亲尽量弥补，维持家庭和睦。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兵荒马乱的时期，国民党兵、日伪军、跟土匪差不多的地方维持会，最坏的是日本兵，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受欺负的总是老百姓。很小的时候我就有“跑反”的印象。“跑反”就是来了军队，乡亲们怕被抢掠，把值钱的东西和粮食藏起来，离家锁门到外边躲藏。来的军队有时是国民党兵，有时是日本鬼子或维持会，有时是地方的民团土匪，甚至新四军来了我们也跑，因为不了解。听到有人在村里边跑边喊“兵来了”，俺娘就把我的脸抹上黑道道，穿上老太太一样的衣服跟着大人一起离家躲藏。

革命启蒙

1942年，家乡江苏省宿迁县虽然成了新四军淮北根据地，但是洋河镇及津浦铁路仍被日本侵略者占据，日军经常下乡“扫荡”，抢粮草，骚扰百姓。新四军打过来，日军就撤回镇里，呈现拉锯形势。中国共产党在当地已经建立了区乡政府。政府工作人员会经常到我家坐坐，新四军的人也经常来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我上过私塾，能识字，在家乡的女孩子中是很少的。记得政府工作队的女同志王英、祝庆兰、门素珍等常和我一块玩，教我唱歌，如《中国不会亡》。后来村里的其他孩子也和她们有了接触，听她们宣传抗日，讲全国的抗日形势。大约1942年底时，乡指导员刁群（曾任泗宿县中和淮北中学教员）让我发抗日传单，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拿着传单，我首先想到给我的好朋友、离我家不远的北边辣条村的马二姐。我给她送了一份抗日传单，没想到她接到传单后脸都吓白了。马二姐说日本鬼子还未从洋河镇撤走，他们经常带着伪军和新四军打仗，还经常下乡骚扰百姓,可别让他们碰上。那时的百姓对日本鬼子既恨又怕。我按照乡干部教我的说法，对马二姐说，中国大，人多，我们大家团结抗日，日本鬼子早晚要失败，他们待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二姐一边把传单烧了，一边对我说：“你不要让我父亲和老师（私塾老师）知道。”马二姐让家人给我做了点好吃的饭，饭后便送我出了门。我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想到马二姐说的话，脑子里胡思乱想的，真有点害怕。不过，我还是相信共产党的宣传，日寇不会在中国长驻下去，应该把全国人民都发动起来抗日，新四军宣传的那些道理是对的。我继续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发传单，唱抗日救亡歌曲，动员村里的年轻人参加新四军。但因为他们都不识字，文化程度低，宣传起来困难很大。

入党离家

我的行动被乡指导员刁群看在眼里，他认为我是个爱国者，1943年3月4日介绍我在本村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很激动，感到我的生命与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联系在了一起，回家看到父亲仍然把我当孩子呵斥，我的想法就不一样了——我是有组织的人，遇事有组织撑腰，但是我没告诉家里我入党的事。大概过了半年的时间，刁群动员我离开家去参加地方或军队工作。我很高兴，但是却没有勇气离开家，不是我留恋自己那个动辄对孩子呵骂缺少温暖的父亲，而是我爱我的母亲，怕把母亲气出病来。

我对母亲很有感情，至今思念她的养育之恩。当年要离开家参加革命，唯一让我牵挂的就是母亲。另外，在我们那个封建大家庭里，如果一个女孩子离家出走，有辱家风，会让人说闲话，家里人会很没面子，这也让我左右为难，思想斗争了很长时间。在乡干部的动员下，我最终下定决心离开家庭，参加革命。我家规矩很严，家人对孩子看得很紧，我怎么跑出去呢？1944年8月，工作队决定设法帮助我。一天区妇女主任、宣传队长祝庆芝和江爱华偷偷来接我，请一个佃户老太太给我送了一个纸条，写着：我和祝庆芝来接你，我就在你家后边，祝庆芝在罗园（村名）后等你。我觉得这次是个好机会，于是毅然决定偷跑离家。当时母亲领着大嫂和一些佣人在院子外剥玉米皮。我趁她们看不见，溜到老屋后，见江爱华正等我，她拉着我的手说：“家里人没看见吧？快走。”我们走到附近村子罗园，见到祝庆芝，祝庆芝说你们两人快走，到区里去，我在这儿等着，她们家里如有人来找，我挡住他们。到区里后区委干部宋均说：“高英杰同志，终于把你接出来了，真让人高兴。”说话间，我母亲骑着小毛驴到了。宋均在院子里发现我母亲后，赶快叫我到屋里躲起来，他在院里跟我母亲周旋。我母亲说：“我女儿高英杰到你们这里了，她人呢？让她跟我回家。”宋均说：“高英杰已经到淮北中学去了，不在这里。”宋均还说：“大妈，您女儿去学习不是坏事，您就别找她了。”僵持了一会儿，母亲无奈地被我家佣人接回了家。这一夜，我和区里工作人员为了躲开我的家人，换了三个地方。

入淮北中学

第二天，我来到阳景庄淮北中学，校长是爱国民主人士任崇高。

我开始了在淮北中学的学习生活。上午在松树林中上文化课，下午有时上军事课，有时去劳动；晚上到各村宣传抗日救亡道理，也做些组织民兵的工作。淮北中学的老师我记得有张瑞、刁群（后来叫林群）、裴干元、李金祥、张允中、高育民、田嘉和等。课程有中学语文、历史、生物等，挺全面，我第一次知道树有年轮就是在淮北中学学到的。军事训练老师是苏老师，既讲军事，也讲政治课。至今还记得苏老师教过我们一首民歌：“一更里，月正明，自卫队集合来点名，队长当场下命令，呀哈，今夜要袭敌兵营，呀哈嘿。”

为了防止敌人偷袭破坏，在淮北中学夜里要两人一组轮流值班站岗，女生也不例外。站岗时我背一支长枪，枪内没有子弹，听到一点动静，就使劲拉一下枪栓，吓唬吓唬敌人，也给自己壮胆。我不敢说话，怕人听出是女的。我们两个站岗的人商量坏人来了如何对付：你用枪托打他头，我用枪横扫他的腿，打不死敌人也不能让他跑了，有情况了赶快报告。不过，我站岗时没遇到过异常情况。

进入淮北中学约学习了一个月左右时，母亲又找到学校，直接跟我谈要我回家。母亲说由于我离家出走，村里邻居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我跟人私奔了，给高姓家祖坟头土都辱了三尺深。我的一个舅舅说，高家人向来是受人尊敬的大户，如今因为我的出走，高家都没脸见乡亲了。我说：“娘，你看到我在这学习挺好的，没做给家里丢脸的事，你回家跟他们多解释解释。”同时表示坚决不回去。母亲说：“你真要学习，我送你去大后方重庆上学，那里学习条件比这里好。”我说：“我不去别的地方，就在这里学习。”也许重庆的学校确实比淮北中学条件好，可是母亲不知道，淮北中学是共产党办的学校，我已经是共产党员了。母亲见劝不动我，失望地哭着走了。望着母亲慈祥的背影，我心里也很难过，禁不住流下两行热泪，心想，不知何时还能和娘见面了。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人在外很容易出意外。后来我好几年没跟家里联系，家人以为我死在外面了。直到1947年底，二纵队一位认识我的同乡，回家时告诉我家里人，高英杰还活着，并且在部队工作得很好。家里人听后很高兴，这时最反对我离家的父亲思想也转变了，他对我的弟弟妹妹说：“还是你们姐姐有志气，敢闯敢干，你们要向她学习。”

参加路西工作队

1944年8月，彭雪枫、张震、吴芝圃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率新四军四师主力跨过津浦线向西发展。９月在河南夏邑县八里庄的战斗中，彭雪枫不幸牺牲。9月13日，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张爱萍为第四师师长，韦国清为副师长，继续执行西进任务。到10月，西进部队基本上收复了原豫皖苏边区的失地。1944年11月，由邓子恢任书记、刘瑞龙为副书记的淮北区党委决定成立淮北二地委(即路西地委)，书记由吴芝圃兼任。

开辟津浦路西根据地，需要大量基层干部，于是在淮北中学抽调40多人组成实习工作队，我在淮中虽仅学习了几个月，但也报名参加了。实习工作队由几名地方干部带队出发，途中要穿过敌伪控制的津浦线。日本鬼子在铁路线上开着装甲火车，由北向南又从南往北定时巡逻，发现铁路两边有人就用机枪扫射。我们藏在射程外，利用过火车的间隙，快速跑过铁路。有个叫蔡小霞的女同学跑了一段，坐在铁道边石头上说她实在跑不动了。配合我们行动的地下工作者说，再有十几分钟鬼子的巡逻车就要过来，太危险了，你们还不快跑。我和同学李静君分别拉着蔡小霞的胳膊，用最大力气，拖着她向前跑，终于跑出巡逻车的视线。虽然大家累得喘作一团，但是我们觉得胜利了，面面相对而笑。带队干部说我能吃苦，是个革命的好苗子，我很高兴。想当时我们对敌人封锁情况不了解，如果不是地下工作者的指导、掩护，我们是很难穿过敌人封锁线的。

到了津浦路西的永城县，我和一位叫周营的同学被分配到永城县张庄乡搞减租减息。我们的减租减息运动开展得很有成效，贫苦群众减轻了负担，对中国共产党、新四军有了认识，为下一步巩固地方政权，扩大新四军队伍打下了基础。

进入路西建设中学

在实习工作队工作3个月后， 1945年春，我又到路西建设中学继续学习。建设中学是1944年12月由中共苏皖淮北行署二专署在萧县张庄寨创办的，专员彭笑千兼任校长。老师有从淮北中学过来的张瑞、蒋光化、王子建、陈枫等。记得当时一位音乐课女老师和他的丈夫是从路东调来的，另外一男一女两位老师是从敌后方来的，还有一位萧县本地老师姓王。学生来自路东和路西，年龄参差不齐，我20岁，算大的，是学生骨干。我是秘密党支部的委员，党支部书记是张瑞。张瑞同志后来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了。

建设中学的课程设置跟淮北中学差不多，记得政治课学习过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论联合政府》。一次全校考试，我的政治课考试成绩最好，政治课老师评价说：“路东学生政治课学的好，这与解放区青年受的教育有关系。”我心中暗暗得意。

在建设中学我们迎来了抗战的胜利，然而短暂地高兴之后，内战的阴云又笼罩了中国。

到苏皖八分区

1946年1月，建设中学放寒假，我就到苏皖八分区找我在淮北中学时的同班好友史维。史维来自上海，文化水平和见识都比我强。史维比我大两三岁，像大姐姐一样处处照顾我。记得有一次她家人托人从上海给她带了两双力士鞋，当时算是名牌，她分给了我一双，让我感动至今。

八分区的领导希望我留在八分区工作，因为史维大姐在八分区做会计工作，我就高兴地留了下来，在八分区担任文化教员。我没做过文化教员，缺少经验。当时学习条件很差，没有教材，没有课桌椅，每人发一支笔、一个很糙的本子。参加学习的人员主要的是炊事员、司号员、饲养员等。那时部队里很多人不识字，我就凭借自己仅有的一点点文化知识，为大家做扫盲教育。先教他们写自己的名字，然后教他们学写身边的人和事，如“天地”“日月”等词。这些同志年龄大，理解慢，学习很困难，但是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学习还是很有成果的，几个月下来，学习进步快的人已可以掌握500多字。

走上机要工作岗位

由于我是中共党员，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又有一定文化，1946年5月，我荣幸地被组织上选派学习做机要工作。我们一男两女共三人（男同志叫宋光宗、另一女同志叫戴纯）到淮阴地区宝应县范水镇雪枫大学所在地机要训练队学习，我学的是译电。我们那一期是雪枫大学三大队九中队，全队9个班，学员共100多人。我所在的九中队三班有13人，除我之外有：华政、江秋、王俭英、宋静珍、毛娟、季涵、程世平、志明、顾一民、徐利、王辉明、康健。队干部有陆光、潘松林、朱大成等人。我记得王俭英是上海女孩，从家里带来蚊帐，我没有，于是和她挤在一个蚊帐里睡觉。在机要训练队，我跟华政成为一生的好朋友。

1946年9月，训练尚未结束，内战已经不可避免。虽然国共双方1945年在重庆进行了谈判，还签订了“双十协议”，但是国民党倚仗强大实力，根本不想遵守协议，一心想消灭共产党。中共中央提出“向北进攻向南防御”的方针，中共主力部队决定撤出部分南方根据地，包括淮北地区，向北转移。国民党军队却在向淮北地区靠近，敌情十分危险。这时训练队如果不结束学习，学员集中在一处，容易被敌人包围，于是上级决定把我们尽快分配到各部队。我们五男四女组成一个小分队，由朱大成带队，按照领导的指示往西北方向去寻找指定部队。

找部队

那时部队随时都在转移或战斗，没有固定地址，交通工具就是两条腿，一路上随时有可能碰上敌人，危险性很大，能否顺利到达指定部队，全凭运气。我们身穿老百姓的衣服，夜宿晓行。国民党军队一般都占据着较大城镇，我们专挑偏僻小路行走，混在百姓之中，谁也不知我们是干什么的。大约走了三天四夜，一天10点左右，走到一个村庄时，听到前方传来密集的枪声，经过打听得知是新四军和原伪军如今改称国民党军的部队正交火。我们心中又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马上就要找到自己的部队了，紧张的是部队正在战斗不知伤亡情况。突然从空中传来飞机声音，抬头望去，几架敌机前后左右来回飞，时不时用机枪扫射地面。我们9个人18只眼睛一直盯着敌机，想办法躲过飞机扫射的子弹。最先是在老乡家躲着，可有时子弹仍能从房顶射下来，老乡院子里一头小猪被子弹打中当时断了气。后来我们觉得房间里不安全，就赶快躲到街道对面高大的墙角里。过了一会儿也不知谁说了句：敌人认为村子里有人，老往村庄里扫射，干脆我们到公路边灌木树下藏着去吧，于是我们戴着草帽一起跑到路边树下隐蔽起来。敌机不停地来回巡逻俯冲扫射，我方没有高射炮，打不到飞机。公路上有前方后撤伤员的担架，抬担架的民兵利用敌机射击间隙弯腰跑步快速通过公路，隐蔽到安全地点。我们看到敌机一趟趟扫射都未能伤及我方人员，不禁忘记了危险，一起鼓掌哈哈大笑。华政的笑声尤其爽朗，她指着飞走的敌机说：你的子弹总是不长眼，不会拐弯，每次扫射都打不到我们。敌机飞走一次，我们就鼓掌大笑一次，直到天要黑了，前方战斗停止，敌机不来了，我们又继续行军追赶大部队。

半夜时分，遇到一条不知名的河。我们第一次趟水渡河，水面黑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清，水深到大腿，水中有许多杂草。我和华政两人手拉手，相互嘱咐不要摔倒，男同志也在我们身边给予帮助，我们终于顺利渡过这条河。上岸不久，我们到达了部队。首长让人将我们安顿下来，饭后，美美地睡了一觉。第二天，我和华政被分配到山东野战军二纵队的机要科。

浙东分会 高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