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方志敏创建了赣东北农民协会，李步新开始接触到革命思想，并积极参与农民运动。1927年春，他参加了上饶石嘴头农民协会，任理事。1928年方志敏创建了赣东北根据地。同年底，李步新组织了上饶地区茗洋关农民暴动。192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他任中共铅山县区委书记；1932年任上饶县委副书记兼军事部部长；1933年底随红军挺进纵队干部团赴皖浙赣开辟工作；1934年任中共上(饶)横(峰)战地委员会书记；1934年11月，他作为干部团成员参加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十军团)；1934年12月16日，他遵照方志敏同志的指示留在皖南发展党组织，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斗争。

他先后任中共泾（县）旌（德）宁（国）宣（城) 中心县委书记、皖浙赣特委书记、皖南特委书记、皖南地委书记、皖江区党委副书记等职。

他经历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英勇突围后，参与了新四军第七师的组建和领导工作。

他是皖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是新四军七师与皖江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组建和领导人之一；他为坚持皖南地区的游击战争、开辟皖南革命根据地，为皖南地区党组织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和壮大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在皖浙赣边三年游击战争中的革命经历

1932年秋，国民党政府调动了100万军队向各地红军发动进攻。其中，50万军队从9月下旬开始向中央苏区进攻。为了配合闽浙赣苏区的革命斗争，牵制并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巩固、扩大革命根据地，1933年冬，中共闽浙赣省委派省总工会秘书长李杰三到屯溪，秘密成立皖南特委，并担任特委书记，机关设在屯溪老街合记春号药店。尔后，闽浙赣省委又派省消费合作总社主任宁春生前来屯溪开展党的秘密活动。1934年4月，闽浙赣省委再派原省苏维埃政府工农检查部部长张金载、原化婺德（开化、婺源、德兴）县委组织部部长刘毓标、原铅山县河南特区区委书记陈直斋，以及船员工会干部黄天贵等前来屯溪，加强皖南特委的领导。当时，闽浙赣省委书记方志敏对开辟皖南新苏区工作非常重视，他对张金载等人临行前曾单独谈话，指示他们要把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地区，放手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创立游击根据地，以便把皖南、浙西和闽浙赣地区连成一片红色游击区。

皖南特委下辖歙县中心县委、石（埭）青（阳）太（平）中心县委、太平中心县委、泾旌宁宣中心县委（洪维恭、王晓南、李步新先后任书记），贵（池）秋（浦）东（流）中心县委、祁（门）秋（浦）贵（池）中心县委、黟县县委和浙西工作委员会。中共皖南特委在皖赣边、皖南对国民党反动派发起了武装斗争，先后发动了际村暴动、柯村暴动、杜家村暴动、金竹暴动，皖南苏区随着柯村暴动的发动而形成。

1934年10月，皖南苏维埃政府在柯村成立，宁春生任主席。他以江西带来的红军游击队为主体，吸收了一批地方游击队骨干，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皖南游击大队，县、区、乡也相继建立游击武装队伍，并组建了农民团、赤卫队等群众性军事组织。

1934年11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方志敏率领下进驻皖南，于12月18日进驻皖南苏区柯村休整。在此，方志敏召集皖南苏区负责人开会，听取各地汇报后，他指出，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于是将皖南苏区改为游击区，继续开展游击战争，保护已经公开的党员、干部和广大老百姓。同时，方志敏还决定留下一个侦察营与皖南红军游击大队合编，组成皖南红军独立团，约有500人，由原侦察营营长熊刚任团长，原太平中心县委书记刘毓标任政委，以黄山为中心开展游击斗争，秘密发展中共党员。

方志敏还题写了“紧握搀枪，任他风暴”八个大字，鼓励大家英勇不屈、顽强斗争。部队休整三天后，尾追的敌人逼近柯村。21日凌晨，先遣队除留下一批伤病员外，大部分离开柯村，继续迂回转战。当斗争局面转为对北上抗日先遣队不利时，方志敏为先遣队撤离皖南地区作了安排，派十九师政委聂洪均担任皖南特委书记，派干部团李步新在泾县太平一带开展工作，留下红十军团侦察营在皖南坚持斗争。1934年12月16日，途经太平县新丰时，方志敏决定李步新等留在地方，组织开展游击斗争。李步新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上级的工作安排。分别时，方志敏同志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在这里开展工作，要依靠这里的党组织，领导人民群众，同敌人作长期的斗争”。后来，李步新领导开辟了泾县、旌德、宁国、宣城游击根据地，成为皖浙赣边三年游击战争的主要领导人。

皖浙赣边的三年游击战争，前期是由中共闽浙赣省委领导，后由皖浙赣省委领导。游击区域包括赣东北、浙西、皖南和皖赣三省边区的40多个县。皖南是皖浙赣边游击战争的中心区域。其中泾旌宁宣游击根据地是由洪维恭、李步新等同志领导的。

1934年冬，中共泾县县委成立后，两支游击队伍会合，成立了泾旌宁宣中心县委，洪维恭为书记，李步新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中心县委成立后，李步新、王岐山率领游击队攻打了宣城县溪口镇、白果树国民党乡公所，乘胜追击至宁国县桃花园、太子殿、施村至大王山，后转至旌德县杨壁、泾县涌溪一带活动。由于连续作战的不断胜利，不仅增强了中心县委及其游击队的力量，同时扩大了中心县委在这一带的政治影响。至1935年4月部队已扩大到100余人，中心县委在周边4个县都开辟了根据地。

1936年初春，在敌人“清剿”的严峻形势下，李步新带领100多人撤出原地区，在婺源与休宁交界的鄣公山脚下里庄找到皖浙赣省委，并参加了1936年4月在鄣公山召开的闽浙赣省委扩大会议。会上，李步新担任新划分的五个特委之一的皖赣特委副书记（书记王丰庆）。随即，皖浙赣省委加强了党对根据地各项建设的领导，对所制定的政策也进行了调整。其中，在党的建设上，发展党员注意政治上的纯洁，要求具备出生成份好，社会关系好，经过革命斗争的长期考察；武装建设上，强调党对红军队伍的绝对领导，并加强了政治工作与政治委员制度。

1937年1月，关英、刘毓标、李步新率领红军独立团在石屋坑组织伏击了敌四十六旅一部，活捉敌副连长1名，打死、打伤敌人数十人，缴获步枪七八十支。由于党加强了对红军独立团的领导，部队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至1936年9月，红军独立团已发展到1100余人，各特委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发展到600余人，至年底，整个皖浙赣边区红军游击队壮大到近3000人，有力推动了皖南革命形势的大发展。

二、与皖浙赣边人民结下的鱼水深情

1935年1月，中共泾旌宁宣中心县委成立，洪维恭任书记，李步新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中共泾旌宁宣中心县委遵照方志敏提出的今后皖南党的任务是“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宣传抗日，积蓄力量”的指示”，成立了红军游击大队；为加强对泾旌宁宣游击武装的领导，中心县委还决定李步新兼任游击大队政委，与游击大队队长王岐山一起活动。1935年2月，游击大队先后取得消灭驻溪口宣城县保安队和袭击白树（华阳)乡公所的胜利；还进军宁国桃花园、太子殿、施庄、到达大王山，镇压了民愤极大的劣绅方桃生。游击大队在大王山驻扎休整时遭敌突袭，战斗中，李步新左腿受伤，突围下山后，到旌德十一都，被秘密安排在旌德与太平交界的黄花岭下里浮溪村刘永寿家养伤。

李步新选择在刘永寿家养伤，是因为这户人家是我党的地下交通站。刘永寿的哥哥和姐姐都是共产党员，政治上非常可靠，其母亲也同情革命。刘家坐落在旌德通往太平县的一条山路边，地势不很隐蔽。当时敌人为了搜捕前不久在谭家桥战斗中红军就地疏散的伤病员，到处张贴告示：“若知红军情况报告有赏，若窝藏红军，格杀勿论”。敌人还经常组织搜查行动，有时一天要进村搜查好几次。

为了避开敌人的严密搜查，刘永寿只得将李步新背到自家屋后山上一座坟窖里隐藏，洞口用柴草和荆棘掩盖着，就这样躲过了敌人多次搜查。由于坟窑里没有阳光，又不通风，阴暗潮湿，异味难闻，李步新伤势本来就很严重，子弹还深嵌在肉中，不利的环境使他的伤口更加恶化，浓血不止，疼痛万分；但李步新咬紧牙关，从未哼过一声。他每天吃的饭都由刘永寿的母亲刘大妈给他送去，刘大妈拎着个竹篮，打扮成上山打猪草的模样。到了山上，还忙着给他擦洗伤口。没过几天，突然下起了大雨，刘大妈担心李步新在山上被雨淋着，养不好伤，就和儿子刘永寿一起，将家中一间柴房的地板撬开，挖了一个土坑，夜深人静时，刘永寿将李步新背回家，藏在里面，将地板原样盖好，上面再堆放柴草和粪桶。敌人搜查时，见房内黑暗、杂乱又有大粪臭，也就避而不查。李步新每次吃饭，包扎伤口时，都是刘大妈和刘永寿轮换着在门口把风望哨；待李步新吃完饭、包扎好伤口后，依然藏于坑里，木板盖上恢复原样。那个时候，李步新与刘大妈一家人在一起同喝野菜粥，同啃糠粑粑，日子过得很艰苦。为了治好李步新的伤，刘永寿到旌德大礼村药店去买药，先在伤口敷些腐烂药，等伤口溃烂到隐约见到子弹时，将子弹取出，然后再敷些蓖麻籽与肌松散碾制的土方，使伤口逐渐愈合。

因为刘永寿常去大礼村药店买药，遂引起了药店老板的怀疑。有一天，药店老板突然问刘永寿：“你买药给谁治病？是不是给受伤的红军治病？”刘永寿一听这突如其来的问话，心里一阵紧张，但很快镇静下来，不紧不慢地回答道：“老先生，我买药是因为我母亲腿被狗咬了，你可不要乱猜呀，若是传到碉堡里(敌人据点) ，我可吃不了兜着走啊！”

在刘大妈、刘永寿一家的精心医护和调养下，李步新的伤势很快有了好转。但由于长时间蹲在地窑里，身上生了虱子。一天，趁敌人搜查放松了些，李步新便从地窑里出来蹲在院子里晒太阳，捉身上的虱子，不料被两位打猪草的中年妇女看见了，一见这情景，刘大妈急忙走上前去，告诉她们：“他是红军，是好人，是帮穷人闹翻身的”，并央求她们一定要保密，千万不能讲出去，说着还从口袋里摸出几块银元送给她们，由此又一次保护了李步新。

1935年2～3月间，李步新的腿伤好了许多，能走动了，便离开刘家出去开展工作。他先后到过樵山、水东翟村、茂林、黄花岭、麻岭、溪里凤一带开展地下工作，发展党的组织。以后，又返回泾县西南乡竹林村，住到李林花、李荷花家中继续开展工作。同年6月，由于叛徒出卖，泾县西南乡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为了不连累李荷花一家，李步新不得不转移到茂林西南角张北坑曹妈妈家里，一边继续养伤，一边开展工作。

李步新后来回忆道：“当时我们的经费十分困难，我在曹妈妈家里连吃饭钱都付不起。曹妈妈家也十分困难，我不忍心再住下去。后来，通过翟元寿介绍，我又转移到茂林东北角的溪里凤村赵允保家里。赵家当时比较富裕，因为翟元寿和赵允保是好朋友，因此，赵允保见到我非常热情。那天他一见到我就说：我早盼着共产党来了。赵允保父亲赵德高也忙着对我说：你没有钱，就在我家吃饭好了，没关系。这次，我在赵家只住了几天就离开了。7月2日，我第二次来到赵允保家，他一家人对我招待得很好。可是刚住了两天，泾县城里的2名警察突然来到赵允保家，他们根本不知我底细，是当天一个坏蛋向他们告密的，说赵允保家里来了个红军。他们听了这个坏蛋报告以后,才跑来找我的。警察见到我就问：“你是什么地方人？”我答：“铜山人！”但是警察以后再问我的问题，我都答不上来了。再加上我说话又是外地口音，警察就更加怀疑我了。我见苗头不对，乘警察没有防备，拔腿就向山上跑，只跑了约200米，终因脚伤未愈，被警察赶上来了。于是，我就同警察打了起来。赵允保的媳妇见状不妙，她赶忙去告诉赵允保。赵允保听说以后，连忙扛一把锄头跑过去，他举起锄头，一下子就把一个警察打昏了过去。另一个警察看情况不好，掉头就跑了。敌七十八师驻茂林，距赵允保家不远，我估计那警察一定会去七十八师报告。于是我和赵允保立即跑到石井坑隐蔽起来。我们离开赵允保家不到几个小时，七十八师来了两个连，把赵允保家团团包围起来，不但把赵家东西抢得精光，而且还把赵允保父亲赵德高押到泾县城关了起来。当时泾县城厢区区长赵某是赵德高本家，赵德高托人找到他，私下又送给他几十块银元，这位赵区长就把这件事给圆了，赵德高又回到溪里凤家中。我同赵允保跑到石井坑之后，再也不敢回溪里凤家中。我带着他又回到张北坑曹妈妈家,在她家山上的炭棚里住了一个多月，赵允保听说家里没事了，他就回家去了。我由曹传忠陪同，又回到旌德黄花山下刘永寿家里，一边帮人挖茶棵、割稻子，一边派人去和红军游击大队联系。我在旌德观音桥一带打了20多天短工之后，又回到张北坑曹妈妈家中，等候游击队消息。10月，赵允保终于找到了我领导的红军游击队。他把我接到他家里，赵允保全家人见到我都很高兴。第二天临别时，赵允保父亲一再对我说：‘我已尽了我的全部力量了，你走后千万不要忘记我们。花掉我几个钱没关系，只求你和红军多打胜仗。’赵允保一直把我送到离他家几十里的大坑王家，然后同我挥泪告别。我在交通员的带领下，很快找到了中心县委和红军游击队。”

新中国成立后，李步新担任党和政府要职，工作十分繁忙，但是他从未忘记战争年代在皖南打游击时与皖南人民结下的深厚战斗友情，更是时刻惦记和怀念那些在自己战斗负伤后收留和帮助过他的乡亲们。

新中国成立初期和三年困难时期，他两次邀请当年冒着生命危险为他治伤的刘永寿去上海、北京家做客；当得知刘永寿在赴京途中不幸病故，妻子改嫁，儿子刘春华年仅7岁的消息时，他立即写信与地方政府联系，妥善安排好刘春华的生活、读书，直至其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

1951年夏，中央人民政府为感谢老区人民对革命的付出，召开了一次老区代表大会，当年掩护李步新有功的曹妈妈也名列其中。1952年至1953年春，李步新到泾县，住在县委招待所，请人用轿子（那时泾县城到茂林还不通公路，只有羊肠小道）到茂林把当年掩护他的曹妈妈抬到县委机关，一连几天,他们畅叙亲情，有说不完的知心话。之后又将曹妈妈用轿子送回家中。

当年李步新离开赵允保家时，赵的父亲对他说的“你走后千万不要忘记我们” 这句话他始终牢记在心。此后，李步新在寻找赵允保踪迹一事上所作的努力,充分体现了一位革命者兑现对人民群众的承诺犹如山一般的厚重。

事情是这样的：皖南事变后，赵允保带着任务只身去江北联络，路经章家渡时,不幸被国民党特工跟踪，行至南陵远东铺时被国民党军队逮捕，敌人对他施以酷刑,妄图迫其招供，但赵允保始终闭口拒绝，国民党特工束手无策，将赵允保秘密杀害，致使赵允保家人及党组织无处寻其踪迹。

新中国成立后，李步新进京后与公安部的职能部门共商寻踪事宜，并向公安部职能部门提供了赵允保的体形特征等，由公安部的职能部门发文到全国的监狱、劳改场寻找知情人。结果这一招还真见效，有一名知情的犯人供出了事情的经过。组织上据此通知赵允保大侄子赵宗福到该地挖认，结果其遗骸特征：个头大，镶金牙与赵允保完全符合。确认无疑是赵允保后,便将烈士遗骸运回了赵家,进行了妥善安葬。

1982年初夏，李步新亲赴皖南，为在战争时期被错杀的干部平反昭雪，并专程赶到太平县新明乡，看望里浮溪群众。他深情地说：“在战争年代里，皖南的群众、地下党的同志在革命斗争中都是很坚强的，为革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皖南人民真是比爹娘还亲。如果没有皖南人民的掩护，我也早牺牲了。现在，当年的群众大都去世了，我永远怀念他们。”

无数史实充分证实了，李步新在在皖浙赣边三年游击战争中高举起党的旗帜始终没有改变，经受住了党性考验：他在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时，主动寻找党中央和上级组织，及时恢复和加强了党的组织系统；虽然手中还掌握着武装，却没有成为“山大王”；虽然饥寒交迫，仍保持着对人民群众秋毫无犯；虽然屡遭重挫，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不变，仍积极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烽火已远去，精神永流传。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南方游击区“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这道出了与长征同时同地发生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以下简称南方游击战争），是与长征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著名的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从史学的角度上评价“三年游击战争，在具有历史权威性的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是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同样的辉煌昭亮。”这是具有历史权威性的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从红色基因中汲取强大的信仰力量。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当前我们已经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完成好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更加需要大力弘扬包括“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南方游击战争精神”在内的革命精神，推动革命精神在新时代闪耀新光芒。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要自觉传承红色基因，大力学习和弘扬革命精神，把“可爱的中国”建设得更加美好。

七师分会 徐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