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恢自1941年6月代表华中局率新四军军部巡视团赴洪泽湖东的淮宝县仁和集（今属洪泽县）检查和帮助第四师工作后，就与湖区大地结下了不解之缘。之后，他从湖东到湖西泗南县的半城、大王庄（今属泗洪县），再折回湖东北两淮地区的淮城（今属淮安区），在辗转洪泽湖畔的六年多时间里，邓子恢践行为国为民的初心，忠诚担当，艰苦奋斗，与湖区军民共度抗战的艰苦岁月，共享抗战胜利的喜悦，共创解放区民主建设的新局面，书写了数不清的动人故事，留下了深深的红色印记。
一、胸怀全局 整训部队
1941年5月，新四军第四师主力奉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命令撤离豫皖苏边区，转移到洪泽湖地区驻防。由于第四师在豫皖苏3个月反摩擦斗争中连续战斗，损失较大，部队中存在着情绪低落、纪律松弛和不团结的现象，因而急需休整。
邓子恢时任华中军分会（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华中分会）委员、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正在皖东半塔集着手第二师的合编和总结经验工作。一天，机要员送来一份电报，邓子恢打开一看，是刘少奇发来的，要他以华中局代表名义率领新四军军部巡视团去淮北第四师驻地仁和集检查和帮助工作，邓子恢深感责任重大，二话没说交代好手头的工作，匆匆上路了。
邓子恢对第四师的历史和现状是了解的：第四师是一支很能战斗的队伍。他们当中有许多曾是红军游击队员，师长彭雪枫曾率领部队首登长沙城、喋血八角亭，歼敌娄山关，直下遵义城，横渡金沙江，飞越大渡河，进军天金城，通过大草原，立下赫赫战功。抗战爆发后，他率领第四师将士纵横驰骋在豫皖苏边区，积极打击日伪军，粉碎了日寇一次又一次的“扫荡”，开创了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在国民党发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第四师进行了长达3个月的反摩擦战斗，在日伪顽的夹击下，第四师部队及豫皖苏边区党政机关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在战斗中共伤亡、失踪及非战斗减少4000余人，这是国民党顽固派继皖南事变后制造的又一次严重的反共反人民事件。
6月初，邓子恢率巡视团一到仁和集，他就与彭雪枫一道深入到干部战士中去了解情况，与他们交谈，做思想工作。7月19日，邓子恢在仁和集左家楼主持召开新四军第四师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及团以上干部会议，彭雪枫在会上作专题报告，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带头开展自我批评。邓子恢在会上作了《关于四师三年来在豫皖苏边区斗争总结》报告，对第四师三年来的工作作了正确的估计，对第四师在3个月反顽斗争中受挫的主客观原因及其教训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同时明确指出了第四师今后军事建设的任务和方法。这个报告说到了全体与会同志的心坎里，特别是师长彭雪枫被邓子恢那坚持原则，是非分明，以理服人的诚意所感动。会议于7月25日圆满结束，达到了统一认识，稳定情绪，增强团结，提高胜利信心的预定目的。
1942年3月，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四师及豫皖苏边区党委在反摩擦自卫斗争中的错误的决定》，《决定》中虽有的提法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但充分肯定了邓子恢对第四师工作的总结“基本是是正确的，而且对第四师以后的工作转变起了很大作用。”为开好这次会议，邓子恢倾注了大量心血！
二、百姓至上 为民算账
1942年冬，淮北区党委机关设在洪泽湖西岸半城镇大王庄，时任淮北区党委书记兼第四师政委的邓子恢，就借住在农民家里。这是一间两室的草屋，屋内陈设十分简陋，除摆了一张木床外，还有一张粗制的木头桌和几张长、短凳子。这里既是他生活起居的场所，又是他办公的地点。
此时，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为解决抗日根据地面临的经济上的严重困难，党中央号召各抗日根据地走生产自救的道路。作为淮北区和第四师的党委负责同志，邓子恢正琢磨着如何把中央的精神贯彻下去。
一天，第四师骑兵团的领导来向邓子恢汇报训练和战斗的情况。听完汇报后，邓子恢就掰起手指头算了一笔账：“你们团有500多匹马，目前每天8斤料，五八得四十，每天全团马料要4000多斤。加上你们600多人吃饭，每人每天要吃一斤多，一共要吃近千斤。你们一个团每天要用公粮5000斤，一个月是三五一十五，一共是15万多斤粮食。”接着，他说：“再说草吧，马每天吃12斤草，500多匹马，每天要吃6000多斤。三六一十八，每月要吃草18万斤。”说到这里，他有意识地向骑兵团领导提出了一个问题：“你看，一个老百姓每天能割多少斤草？”这位领导同志小时候在家里割草喂牛，但没有计算过一个强劳力一天能割多少草，心里没有多大把握地回答说：“每天，一个强劳力至多能割三五百斤就很了不起了。”邓子恢接着说：“就算能割上400斤吧！你们团的马一个月要吃18万斤草，要花去400多个强劳力，还不算运输。要是吃老百姓的高粱叶、谷草，那么老百姓喂牛就只好用麦秸了。老百姓爱护我们，千方百计为部队着想，我们也要实事求是地替老百姓打算。”骑兵团领导听了他这番话，深受教育，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最后，邓子恢郑重地对他们说：“今天，我跟你们谈这些，主要是和你们研究不与民争食、不与民争草这个重要问题，研究你们骑兵团如何贯彻党中央关于尽可能生产自给的问题，设法减轻人民的负担。”说完，他叫译电员拿来党中央发来的几份电报，交给骑兵团领导。通过这次“算账”，骑兵团迅即开展了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解决部队的粮草问题，大大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
三、实事求是 平反假案
1943年秋至1944年春末，地处洪泽湖畔的淮北泗阳县发生了一起震动苏皖边区的“泗阳案件”。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43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一年，日伪顽加紧对根据地进行“扫荡”和“清剿”，各根据地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损失。淮北区党委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在军事上反击的同时，布置各地开展反特运动。泗阳是淮北区的中心区，也是在大后方，开展反特运动愈加显得重要。一天，泗阳县公安局破获了金锁区（今属泗洪县）一个伪特务武装及情报站，由于大搞逼、供、信，县委和公安局对供词未加深究，就依照口供去捕人。此后，案情发展到混乱地步，对供词更深信不疑，以至大肆逮捕“内奸分子”。这样，从教育界到群众团体，从行政部门到党内和武装部队，像“滚雪团”一样，越滚越大。到1944年3月，已逮捕人犯150多人，受牵连者千余人。
当邓子恢得知泗阳案件进展的严重情况后，心里异常着急：一个县哪来那么多的特务？其中一定有问题。他略加思考后，电示彭雪枫、刘瑞龙，要求泗阳县委和政府立即停止逮捕，并作出四条指示：第一，立即停止逮捕人犯。第二，不重要案犯释放受训。第三，严禁逼、供、信办法。第四，淮北区党委委员、淮北行署主任刘瑞龙亲往泗阳县处理此案。电报发出后，他还放心不下，又邀新四军政治部锄奸（保卫）部副部长梁国斌一道赶回区党委机关，连夜召开各有关方面领导会议，仔细了解案情，并提出清理方针。会后，邓子恢亲自参加了审查和清理工作。他一方面亲自参与对被捕者的审讯工作，另一方面派人去乡村中了解实际情况，经过一个多月夜以继日的工作，查清了这是一桩假案。1944年3月18日，淮北区党委召开会议，由邓子恢报告案情审查经过和对案情估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此案善后办法：一是在泗阳县进行平反，号召一切被冤枉的人向党和政府伸冤，一经查实，立即宣布平反；二是泗阳县委和政府必须实事求是、大公无私，以对党对革命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做好平反工作，以取得人民的信任。事后，他召集淮北区各县委书记会议，宣布给受冤人平反，对搞逼供信者严惩，对抵制假供者奖励，并认真总结了这次案件的深刻教训。他还对《拂晓报》记者发表谈话，撰文论析案件的经验教训，从而挽回了人心，挽回了影响，获得了群众的谅解和拥护。
四、负重致远 开创新篇
1945年9月，以解放淮阴、淮城为标志，地处华中的淮南、淮北、苏中、苏北四个解放区连成一片，形成拥有2500多万人口的苏皖解放区。根据党中央决定，原华中局北移山东，与山东分局合并成立华东局，新成立华中分局，受华东局领导。
华中分局领导的苏皖解放区，处于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卧榻之侧，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面临着全国抗日战争胜利、国内和平尚未实现的严峻、复杂形势，面临着日伪军长期蹂躏两淮地区留下的“烂摊子”，面临着进一步建设和保卫解放区的崭新的重要任务，邓子恢深知领导这个解放区责任重大，当华中局提出由邓子恢主持华中分局工作负总责并上报党中央时，他“考虑华中局面大，深恐难以胜任”，并向党中央发去电报：“我仍主张谭震林为书记，我为副书记。最好张鼎丞同志任书记，谭为政委，我为副书记。事关今后华中局，不是我客气，望中央慎重考虑。”他以华中解放区全局为重，不计个人名利的恳切之情，溢于言表。
但当党中央最后讨论决定还是由邓子恢主持华中分局工作时，他以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如磐初心，以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毅然担当起这个历史使命。他总揽全局，凝聚力量，1946年元旦他就提出华中军民必须全力以赴的动员一切力量，争取自卫战争胜利等十大任务，号召全体军民一致奋起实现以上任务而奋斗；他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提出群众工作要从群众切身利益出发等六项基本原则；他雷厉风行，以点带面，领导全地区土地改革运动，让农民圆了成为土地的主人梦；他锐意创新，大胆实践，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私人企业的政策方针问题给他的“指示信”，积极鼓励和扶植工商业的发展；他亲自担任华中财委会主任，着力抓好财政金融工作，确保发展经济，保证供给方针的落实，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如此等等。邓子恢负重致远，与李一氓、张鼎丞、谭震林、粟裕等其它党政军领导人团结合力，殚精竭虑，率领解放区军民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在邓子恢和华中分局的统一领导下，苏皖解放区取得了民主建设的辉煌建树，跻身于全国民主建设的先进行列，成为屹立在长江北岸的一盏民主明灯；取得了经济、文化建设的辉煌成果，各行各业呈现了“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繁荣景象，成为展示新民主主义建设的“窗口”；不断取得自卫战争的伟大胜利，成为华东野战军转 入战略进攻夺取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前进基地。以上成绩的取得，是与邓子恢忠诚担当、不辱使命的崇高品格和优良作风密不可分的。
五、躬身实验 领导土改
1946年4月1日，邓子恢赴延安向党中央、毛泽东汇报华中解放区工作，参加研究制定土地政策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与邓子恢多次交谈，听取他对新的土地政策的意见。5月4日，全会经过深入讨论，形成并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当党中央决定向全党公布这个文件之后，他兴奋异常，为终于能够解决中国农民千百年来对土地的渴望而欣喜万分。
5月24日，邓子恢返回淮城，他立即召开华中分局委员及各地书记联席会议，传达贯彻中央《五四指示》精神，部署华中解放区全面土地改革运动，同时制订一系列适合华中实际情况的土地政策。而当时在解放区随着反奸、清算、复仇斗争的深入开展，各方面对土地问题的思想比较混乱，传闻很多。为了取得经验，掌握政策，形成共识，在邓子恢的主持下，华中分局领导作了明确的分工，他自己直接抓第五地委，掌握第一手材料。华中分局派出以分局委员、民政部副部长李坚真为队长的土改工作队到淮安鹅钱乡率先搞土改实验乡，邓子恢十分重视，多次找李坚真了解工作情况，对一些原则问题及时予以指导。他还亲自总结了鹅钱乡“中间不动，两头平”的经验，并在《华中通讯》等刊物连续发表关于鹅钱乡土地改革的文章。这些经验不仅对华中解放区土地改革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为尔后山东等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这个经验在1947年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上被党中央肯定为“最坚决的土地政策”。1946年6月底，国民党军向苏皖解放区发起重点进攻已迫在眉睫，自卫战争一触即发，一些地方的领导忙于备战，对开展土改多少有点迟疑，邓子恢发现这个苗头后，立即以分局的名义指示各级党委无论环境多么严酷，战争动员如何紧张，后勤任务如何繁重，都必须加紧进行土地改革。在他和分局三令五申的督促下，华中全区（除淮南外）到秋收季节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李坚真后来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曾动情地说：“直到1972年，邓子恢病危，我去北京医院看望他时，老人家正在昏睡之中，邓老夫人陈兰同志告诉他说：‘坚真同志来看你了！’邓老吃力地睁开眼睛看看我微笑地说：‘坚真，你土改回来了！’我一时实在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一股热泪簌簌地往外流，连一句安慰老人家的话也说不出来。”确实，邓子恢当年为了华中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为了实现农民“耕者有其田”而操碎了心，直到生命垂危之际还念念不忘此事。
邓子恢在洪泽湖畔革命征程中铸就的革命精神，具有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共性。我们要学习、传承并使之不断发扬光大。
三师分会 柳宏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