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泰国，童年时家住佛统埠火车站附近，父亲是仓库老板。仓库工人大都是从中国远渡重洋来此谋生的穷苦乡亲。母亲是个勤劳俭朴、心地善良的家庭妇女。乡亲们经常来我家串门，叙谈怀乡之情。我进校读书后，老师教唱“打倒列强除军阀”等歌曲，召开国耻纪念会。华侨思念故土、忧国忧民之情，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萌生了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
一、别了泰国的亲人 女儿归国去抗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我家迁居曼谷，经历了泰国当局欺压华侨，强迫推行“同化”教育。这期间，我曾随母亲回国安葬祖父，在香港目睹连英国儿童都鄙夷中国同胞，处处受到欺凌的情景。回到家乡，更是满目疮痍，看到父老乡亲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心境难以平静。
我小学毕业后，因泰文较好，华侨学校为应付泰国当局有关“同化”的苛刻规定，特聘我为名义上的教员。在此结识了几位热血青年,经常阅读邹韬奋先生主编的进步刊物，视野的开阔使我对祖国的危亡忧心如焚，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极为愤恨。由于校政腐败，我参加了抗议和罢课的学生运动。随后又转入泰京的中华中学继续读书。在这里我认识了邱及老师，他思想进步、热情正直，给我极好的印象。我追随邱老师投入紧张的抗日救亡活动，还做推行世界语的工作。后来我才知道，邱及老师是侨共总支局的领导人。有一次我和同学在进行抗日救国募捐时，被泰国政府以妨碍“日暹邦交”的罪名拘捕，后经侨领伍左锋先生斡旋和家里担保释放。在邱老师帮助下，我开始懂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道理，愿为抗日救亡而斗争，为真理而斗争。我的家庭尚称富裕，但在广大劳动人民受苦受难的情况下，奢侈的生活使我有愧于心。
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我决心回国参加抗战。为了锻炼吃苦耐劳的精神，我谢绝哥哥用小汽车到学校接送的安排。每天从家里带午饭，早晚打赤脚步行往返20余里，将零用钱节省下来捐给国内的抗日军民。私下交谈，得知哥哥、二姐和大姐夫都支持我回国参加抗战，父母则顾虑甚多，始终没有松口。我乘哥哥结婚的吉庆日子，破例让妈妈给我戴上手镯和项链等金饰，准备作为回国奔赴延安的路费。我知道已不可能得到父母的应允，只好留信告别。
1939年1月15日下午，暹华抗联安排郭树青同志送我和许可、林苹3个姑娘登上太古公司的轮船，还把我们介绍给几位海员叔叔，请他们帮助照料。哪知轮船刚刚驶到阁世浅岛海面，正逢落潮而停下，必须等到第2天上午涨潮时才能继续起航。海员叔叔怕洋老板巡查，叫我们到甲板上的牛栏里躲一夜。晚上我们睡在牛群中，奇臭扑鼻，牛蝇袭扰，但一想到即将奔赴抗日战场，倒也不以为苦。次日清晨，当我们对着地图再一次议论去陕北的路线时，哥哥和父亲公司里的总管炳秋叔叔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们和妈妈租了小船追到大轮船上来。哥哥无奈地说：“妈妈找你来了！”我还没有来得及抱怨他，妈妈就进门了，乍见我先是狂喜，接着又伤心地哭泣起来，一定要我跟她回家。我先讲道理后哀求都不行，急得嚷了起来：“如果你一定要我回家，那我就跳海！”妈妈也急了：那你跳吧。你回国去还不是……她突然顿住不忍心说出那不吉利的话。我乘机连忙央求：“妈妈，我去了还会回来的。”这时炳秋叔和哥哥也在一旁劝说。最后，妈妈抹着眼泪问我：“你去了什么时候回来？”我说：“一年半载就会回来的。”妈妈于是把身上带的泰币全给我留下，然后抽泣着下了大船换乘小船走了。我看着小船越走越远，最后消失在雾中。万没想到，这是我和妈妈的永别。
轮船抵达香港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同志前来迎接，安排我们住下休息几天，并且告诉我们，国民党顽固派重重封锁了去延安的道路，到处扣留和迫害奔向延安的进步青年。办事处让我们先到东江游击纵队，我们知道东纵是抗日的，又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都表示同意。从此我的生活有了彻底的改变。
记得到东江纵队的第一晚，副官李家富同志安排我们在民房的一个稻草铺上就寝，盖着我们自带的毛毯，倒不觉得寒冷，只是地铺上跳蚤奇多，我们浑身搔痒，再加充满新奇，根本不能入睡。天还没亮，李副官就把我们叫起来，说是敌机来了，快到村外竹林隐蔽。没过几天，组织上分配工作，我们都光荣地成为游击队员，我还是政治战士，并于1939年2月2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游击队作战和行军都在晚上，新战士身佩大刀和佩枪的老战士搭配到树林潜伏或游动，寻机袭敌。生活虽艰苦，但大家情绪高、斗志強。我把参加抗日队伍的情况写信告诉母亲,让她和家人放心。
二、千里跋涉投奔新四军 “皖南事变”被俘
1939年秋天，我们奉命离开东江游击纵队，途经香港、越南，再由镇南关（现友谊关）入境，千里跋涉，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局面，一切都比较正规。我们被分配到新四军军部服务团工作，团里人才济济，热气大，朝气足，生活很愉快。服务团还请陈毅同志作形势报告，我听了更是热血沸腾。
家里给我汇来了钱，我悉数交公。军部战地服务团的简易浴室，就是用我家汇来的200元修建起来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华侨之家为抗战出的一份微力。
在1941年1月严寒日子里，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使我的人生道路进入了最严峻的考验。
我和汤惠民（化名唐秋明）等3人，被国民党军一四四师所俘，转了几个地方后被押解到安徽歙县的定潭集中营。路上，国民党一四四师一位士兵说：“我们的工事已修好几个月了，就等着打你们。”又一个传令兵悄声说：“这次中央（指国民党的中央）和鬼子订了密约，3个月不进攻、不轰炸，让国军专打新四军。”我想起在连续几天的血战中，确有日本飞机在低空盘旋，不轰炸不扫射，转几个圈就扬长而去的事实，心头怒火难抑。
当我们被关在敌四十师师部时，他们竟然设了“军事法庭”审问我们。由于我在前一天路上，在对敌人进行的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中挺身而出，敌人马上实行报复，首先审问我：“你是华侨为什么不在暹罗舒舒服服过小姐的生活，却要远道来参加穷新四军，吃苦受罪呢？”我回复：“华侨在国外受尽帝国主义欺侮，都是热爱祖国的，希望早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新四军英勇抗战，所以我才来参加新四军。这是每一个爱国华侨的心愿，你明白吗？”敌法官冷笑道：“新四军抗而不战，游而不击。”又说新四军不服从“军令”时，我当即怒斥：“新四军一贯坚持团结抗日，在皖南前线，在大江南北打了多少胜仗，歼灭了多少日寇汉奸，大家都知道。在皖南，保卫繁昌之战、保卫铜陵之战、父子岭之战、何家湾之战，威震江南。新四军一直打到南京城外，汪精卫吓得要死。全国老百姓都拥护新四军。难道这就违反了你们的军令政令？新四军有全国人民拥护是永远消灭不了的！抗而不战的是你们，你们国民党五十二师丟掉了泾县县城，是新四军血战夺回，又交还你们。你们恩将仇报，在皖南打过几次鬼子？”我继续愤怒回击：“我们新四军个个都是坚决抗日的战士！谁污蔑新四军，他就是和日本帝国主义、汪精卫一个腔调。”可能这句话触到了他们的痛处，“法官”恼羞成怒离座冲过来，用拳头对着我的头和身上连连捶打，我被突然袭击打倒在地，马上挣扎站起来，愤怒地斥道：“你们打抗日军人多么勇敢！为什么不敢去打日本鬼子？”那“法官”声嘶力竭地喊：“马上枪毙”。我把身上仅有的一个挎包取下来交给一同“受审”的顾鸿贞同志，准备去赴死。顾鸿贞说：“不，要死我们一块死！”这时李关玉同志也站出来厉声责问“法官”：“钟时是抗日的，为什么要枪毙她！”在场的所有被押解来的新四军战士齐声喊道：“不准杀害抗日战士！”“法官”气急败坏，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王八蛋”，将这场“审问”丑剧草草收场。
第二天，男俘中的王仍在别的同志掩护下，来到我们几个女同志跟前说：“你们的斗争精神好，但这种斗争会是长期的，我们不能一拼了之，要注意斗争策略。”王仍是位好同志，后来在赤石暴动中英勇牺牲。
就在这次“审问”后的次日，我们被拆散分押各处，有人继续关在敌四十师师部，有人被送去“步兵补充大队”，我和汤惠民等3人被押解到安徽歙县的定潭。
国民党顽固派在定潭设了一个临时集中营。在这里，有曾在火线上与我一起编入军部教导队，并在一起过组织生活的党小组长李捷同志（化名吕明），有当年和我一同从海外回国参加革命队伍的许可同志（化名陈云），还有在新四军服务团一起学习和工作的顾励（化名林村）、冯秉（化名顾新）、朱平（化名王洋）等同志。从斗争策略考虑，她们多数改换了姓名并编造了假履历。在敌人面前我们装着互不相识，实际是亲密无间的战友，凡事商量，团结一致，共同对付我们面临的更加艰苦和残酷的斗争。
被关押在定谭的女同志，我记得有29人。敌人把我们编在一起，美其名曰“女生队”，实质是“女囚队”。在这个队里，李捷、翟淑（化名徐明）、戴庆哲（化名陈月霞）等几位大姐，由于斗争经验丰富、坚定沉着、有威信，自然形成一个临时的领导核心。特别是李捷同志，在皖南事变的火线上表现得非常镇定和果敢，当时敌人的火力把我们压在一个山沟里都有点慌乱，是她挺身而出喊道：“同志们跟我来！”带着大家迅速冲过一片开阔地，转移到了一个隐蔽地。如今我们落入敌人魔掌，她又关心着每位同志，成了大家的主心骨。后来“女生队”建立党支部，推选她为支部书记。
起初敌人完全摸不到我们的底细，建“女生队”的时候，说要让杨瑞年担任“女生队”分队副。当时杨瑞年和我们都不知道采取何种对策为好，李捷等几位大姐碰头研究后认为：如果我们拒绝不干，敌人势必要另外物色他们的人，插到我们当中来监视我们，所以，只要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我们不但可以，而且应该去占领这个位置。事实证明，这一招对以后的斗争是有利的。
三、集中营内斗智斗勇 党支部作用无处不在
“女生队”的对敌斗争是非常尖锐复杂的。大姐们担任班长后，很有利于掩护党组织的活动。经与男队同志联系，李捷等同志决定，在定潭成立女队党支部。当时纪培陵来和我串连，告诉我：支部在这特殊环境里的任务是把原有的党员组织起来，带领群众共同战斗；临时支部不负责发展新党员；党员的组织关系，由在部队时同过组织生活、被捕后表现坚定的原有党员互相证明后确认；党支部书记为李捷同志；我们活动的主要方式是个别联系等。我为从此能置身于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之下而激动不已。
在定潭期间和以后向江西上饶的转移途中，不断有人越狱。当我们被押至上饶途中，在八都暂住的时候，汤惠民巧妙地越狱了。前一天，她以棉衣被雨淋湿作借口到老百姓家的灶边去烘烤，悄悄向一位老妈妈打听，不久前她投奔新四军时路过的龙溪保在哪里，老妈妈说距此仅20里。汤惠民知道，龙溪保的小学校长徐旭庭是地下党员，他那里应是新四军的联络点。汤惠民回来跟我说了这条线索，想带我一起跑。我因剪了短发，不男不女，口音又和当地太不一样，怕跑不脱连累汤惠民，没有立即做出决定。哪知第2天一早，她果断抓住一个时机，把棉军服脱在厕所角落里，一个人越狱了。当时，女队巳由女特务吴德光充当队长，她一进厕所发现有人跑了就大声闹开了，在女队看管我们的特务、中队副桂祖华立即把我们集合到“中山室”，由一个当大队副的特务训斥我们。与此同时，特务们四出追捕，两天后空手而回，却打肿脸充胖子，吹嘘汤惠民巳“捕获枪决”。我们看清这是敌人的诡计，党支部又领着大家旁敲侧击，用提问揭穿敌人的谎言。事后知道，汤惠民这次越狱非常成功，她机智勇敢地爆响了女同志越狱斗争的第一炮。
1941年4月，我们被押解到江西上饶的周田。从此以后，集中营变得“正规”起来，特务控制更为严密，“感化教育”也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他们给囚徒下的第一道命令是：男的一律剃光头，女的一律剪短发。说是为了清洁卫生，其实是防备我们越狱。还把照相馆老板召唤过来，要给男女囚犯逐个拍照，这当然是为日后通缉我们做准备。女队党支部立即决策，让我们在摄影师按快门的一瞬间猛然扭头，我们都照办了，结果给我们所拍像片全报废了。
重新编队之后，我们女队被编为第五中队的第三区队，另关在上周田的一所四面不靠的庙堂式的房子里。他们首先推出所谓“预备教育期”，强迫我们做苦役，修牢房、砌围墙、平操场、堵门窗等。而后，对女队采取一种怀柔政策，软化腐蚀我们灵魂，要我们自首变节，并沦为他们那些反动特务、军官的太太。党支部及时戳穿了敌人的阴谋，要大家持久地保持革命警惕和革命气节。
在这里，管理我们的除特务中队长曾恭生和女特务吴德光外，又派来一个外号“臭咸肉”的副队长程英。徐韧、施奇、朱秀华三位女同志也先后被押来女队，此时女队的总人数为32人。徐韧在押到女队之前，曾在别处关押了两三个月，同志们不了解她这一段情况，接触时自然与她保持一定距离，为此她很痛苦。有一天我见她独自伏在床铺上哭泣，便向她问明原因，又向李捷作了汇报。党支部立即对她的情况作了详细的了解，知道她虽然不是党员，但对敌斗争毫不含糊，在特务面前始终是一副傲骨。她的爱人、著名的音乐家任光同志在皖南事变的战斗中牺牲了，她也负了伤，胸中积蓄着巨大的悲愤。于是党支部派纪培陵等同志与她谈心，大家安慰她、鼓励她，从此她毫无牵挂地投入了战斗，处处以实际行动表明她是一个经得起严峻考验的非党布尔什维克。1942年6月，她在福建崇安赤石仙姑山虎山庙旁的大屠杀中壮烈牺牲。
施奇同志被抬到女队时，下身因被国民党兵蹂躏而溃烂，日夜痛苦呻吟。抬来女队后又被抬到无人照料的“医务所”里。为此，女队的几位班长去向特务交涉，坚决要求把她安置到队里。她来队后，同志们轮流护理她。对她身下流淌的脓血及时更换所垫草纸，后来因买不起草纸，改用布袋装上草灰逐日换灰洗袋。后来因队上无医无药，施奇病情继续恶化，班长又去向特务交涉，把她送到上饶医院去医治。
有一天，敌人把集中营里的全体男女囚犯集中到诸葛祠堂里“听课”。我们借机观察集中营里还关着谁。忽然瞥见“特训班”里有个女犯和新四军服务团的孙石长得很像，猜想此人是孙石的妹妹。看见她进厕所时，沈锐立即跟了进去，看她胸章上的名字是“孙子遂”，更有了把握，轻声问她“你是无锡人吧？”“是的”，孙子遂惊讶地看着沈锐。“你是不是有个在新加坡的姐姐叫孙石？”“是呀！”“她现在在新四军，工作很好，进步很快，已经入党了。”孙子遂被这意想不到的喜讯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后来听说孙子遂从此斗志更加高昂，并在1942年初，利用被调剧团的机会越狱了。
女队迁入下周田不久，敌特拿来“学员登记表”叫我们填写。为此党支部明确地提出两个“不”，即：不对敌人暴露我党、我军内部情况；不说与我党政治主张相违背的话。同时针对敌人采取的“怀柔”政策，明确提出对策：全体同志时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加强战斗团结，严防敌人用腐蚀手段在我们队伍中打开缺口进而各个击破，任何时候在政治上都要坚持我们的正义立场，不自首，不悔过，不说和不做任何反党、反新四军的言行。在生活上，对非原则问题，如内务公差、操场队列动作、劳动勤务等，尽力按其要求做好，以显示我们新四军女战士的威武形象，以防止敌人打击迫害。敌特找我们个别谈话，要尽可能少说话，问一句答半句甚至不答，以防言多语失。
党支部提出的对策，在对敌斗争中起了很好的作用，使我们的行为有了遵循的原则和应掌握的分寸。
这时候，敌人宣布了一项“规定”：“学员”可以与家里通信，接受家里汇款。条件是往来信件必须经他们检查，汇来的款项由他们“保管”。由于我们长久和外界隔绝，的确需要和集中营外的世界通通信息，了解当前的时局，也让外界了解我们的遭遇，争取一点必要的经济上的援助。于是党支部向大家提出：家在蒋管区的，应避免暴露关系，尽量不通信；家在解放区和沦陷区的，可以通信，但要注意隐晦，不要让敌人钻空子；家在海外的，可争取多通信。
我在李捷的帮助下，积极设法与泰国家人取得联系。恰巧第五中队的司务长是个同情新四军、有良心的中国人，他曾冒险为我们办过一些事。我在一封信中向家里透露：“我正在国内吃免费饭。”“吃免费饭”是旅泰中国人惯用的一句潮州话，意即“坐牢”。然后就托这位司务长绕过特务捎到上饶市里直接邮寄。同时又用草纸另写了一封假信，内容是发牢骚，收信人的地址和姓名都出自虚构，信封上写的“曼谷鸟肚社1199号”地名是根本没有的。这封假信由班长李捷替我交给特务曾恭生。过了几天，李捷又故意去问有没有将我的信发出，曾恭生板起面孔说：“我没叫她坐禁闭就算客气了。”而那位替我投寄真信的司务长，却在不久后被调走了，此后再没有见过面，我也不指望这封家信能起什么作用了。哪知七八月间的一个上午，曾恭生忽然传令叫我到中队部去。原来是泰国家里给我回信了，并给我汇来700元钱，送侨汇的差人正等着我去领款和写回执。曾恭生眯着老鼠眼问我：“你怎么会有家信？”我说：“我不是写信后请班长交给你寄出的吗？”曾恭生自知理亏，不好发作，当然更主要的是700元那笔不算小的款项吸引了他。事后我才知道，那天送侨汇的差人来到中队部，曾恭生拿出他们私刻的我的印章，要“代替”我收款盖章。但由于银信局有规矩，凡侨汇侨信（统称侨批）必须由送侨批的差人当面点交给收件人等规定，曾恭生才不得不叫我去领取。家信中告知母亲病故的噩耗，我没有当场哭泣，含泪接下了送批人点交给我的700元钱。曾恭生当即恬不知耻地提出要我把钱交给他“保存”，我乘着送批人在场的机会，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拿下300元，说我几个月没钱用了，还欠着别人的钱，必须立即还清。曾恭生当着办事认真的送批人不便动口动手，只好由着我拿了300元。我出来后经和李捷商量，把其中的200元严密地封在一个自制的厚皮本子里，以备越狱之用。其余被“强行代管”的大部分，则由党支部视需要支配使用，届时由我出面开条索取。
敌人虽对我们实行法西斯式的严密控制，但由于他们的无知和愚蠢，仍有缝隙可为我们利用。这样的例子不少，如1941年的“七一”，是我们在集中营里迎来的第一个党的诞生纪念日，恰好是公休日，特务中队长曾恭生和指导员吴用辉等都忘了这回事，各自去上饶市游玩取乐，特务中只留下吴德光。她为了便于监视我们，早早把我们集中到门口的大树下，叫我们自己做游戏。我们就唱各自喜欢的革命歌曲来寄托对党的思念。当玩游戏“碰球”碰到徐韧时，我们知道她是同济大学的高材生，英、德文具佳，便要求她用德语唱《国际歌》，她高歌一曲引得我们各个热泪盈眶，在场监视我们的特务吴德光竟毫无察觉。
距离我们驻地较远的三队，被国民党特务认为是最顽固的。原来音讯隔绝，以后逐渐有消息传来，谁受酷刑了，谁越狱了，我们女队也能知道一些。特别是敌人进行“思想测检”遭到失败，决定先拿三队开刀，大搞严刑拷打，强迫“悔过自新”。三队党支部决定：一些身份已经暴露，被敌人认作重点打击的同志，让他们各自设法越狱。此消息传出后，一天李捷向我传达，三队同志要求经济支援，我便把藏在身上的50元钱交给李捷，让她设法递过去。恰巧一天我们被带到诸葛祠堂去上课，散场时各队按次序整队退出，当三队在我们跟前走过的时候，原在新四军与我同单位的林严丢了一个小纸团在我脚边，我连忙捡了起来。回来和李捷打开看，只见上面画着一个和尚正用头撞钟，四周钞票纷飞，并有打油诗一首：“和尚撞钟，衷心要钱，济我其急，多多益善，相机授予，鬼神莫测。”林严在新四军时工作最为勤奋，经常通宵不眠，脸色总是蜡黄的，又剃着一个光头，所以我给他起了个“暹罗和尚”的外号。如今他递给我这个纸团，含意是明显的，要我在经济上帮他越狱。我和李捷商量后，拿出50元钱，也写了一首打油诗：“和尚出庵，西天取经，请留东道，以济后生。”意思也很明显，请他越狱前留下地址姓名，以便我们越狱时使用。我写完给李捷等同志一阅，她们看后笑我“真是个外国佬”，告诉我和尚住的是“寺”，只有尼姑的住所才叫“庵”。我把字改了，在下一次上课时，班长安排我坐在走道旁边，大家又用身体把我遮挡住，使我得以在三队走过的时候，顺利地把纸团和钞票交到林严手里。几天后，消息传来，三队的凌英（林严的化名）越狱了。
大约是1941年底，集中营又搞了一次“编队”。女队和残病班合编为第六中队，而李捷、杨瑞年、毛维青、程敦彦、李彩芝、陈丽霞和沈锐，被临时抽调到集中营里的剧团和球队。其实“剧团”和“球队”是国民党特务用来为法西斯集中营装点门面的，掩盖集中营是人间地狱的实质。但由于它活动空间大些，便于我们知道一点外界情况，甚至可乘机越狱。因此狱中党组织决定：调谁谁就去。果然，不久在剧团和球队先后发生了赖少其、邵宇两名画家和毛维青等八个男女成员越狱成功的事件。于是敌人又将剧团和球队解散，李捷、杨瑞年、沈锐、陈丽霞和程敦彦又回到了女队。她们在外面买了几本书，有“世界语入门”、“英文课本”等。有人提出学外文、学世界语、学新文字，党支部给予支持。我们买了些毛边纸、钢笔尖和墨块。多数人在室内学习，少数人在室外放哨，这种学习活动持续了不多日子，由于发生了一件事便被迫中断了。
一天，原来在新四军军部担任机要员的汪企求（化名黄兰）正在铺板上一张纸条上写着什么，突然鬼头鬼脑的特务指导员出现在她面前，她赶紧藏起纸条，那特务硬要抢过去看，她急忙把纸条塞进嘴里，立刻吞了下去。为此特务气急败坏，在审问无果的情况下，把汪企求押到茅家岭去坐禁闭，直到集中营又被编为“东南分团”时才被放回。赤石暴动后，汪企求同志被敌人杀害在赤石仙姑山虎山庙旁。
军部分会 钟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