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初，我们部队奉命南下，参加天目山反顽战役。

那些日子，整天下雨不停。我们通过地下党的关系，打通了过长江的关节，夜间避开日寇的巡江炮艇，从江都、扬州南渡到镇江。过江后我们一路小跑，经丹阳、金坛、溧阳一路南下，长时间的连续行军，连绵不断的雨水，双脚长时间地泡在水里，天气又湿又冷，我的10个脚指甲盖都掉了。

那3次反顽战斗打得很顺利。战斗的规模也蛮大的。共救治了2981名伤员，往往第1批伤员未愈，第2批伤员又下来了，收容治疗任务很重。

李振湘同志（时任苏浙军区卫生部长）当即将医务干部轮训队的20多名队长级干部和医务学校学员编成临时野战医院，由陈海峰同志任院长。下属3个野战医疗队。我们在陈海峰院长的带领下，夜以继日地工作。

第2次反顽战斗结束后，为了诱敌深入彻底聚歼顽军，军区命令将滞留在战区的伤员全部转移到苏、浙、皖边区一带。由于战斗部队已后撤到五云里和孝丰一线，大批伤员一下子突出暴露在前沿。

当时部队所在的丘陵半山区地带属新开发区，政权还未牢固建立，人民群众不了解我们，一时也无法找到那么多担架和民工。就在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传来了粟裕司令的命令。军区首长悉知有那么多伤员无法转运，果敢地作出了史无前例的英明决断，决心从作战部队中抽调4个主力团（实际上是3个半主力团），要求天亮前做好转运准备。

首长在战斗动员时动情的说：这2500名伤员是我们的兄弟，是我们亲人。你就是抬，哪怕是背也得安全无损地，一个也不能丢下地给我运送到目的地。

战士们被感动得热泪盈眶，毫无怨言，抬着、背着、搀扶着伤员，在崎岖的山路、泥泞的小道上艰难地前行。

1945年6月15到6月17日3天，大雨倾盆，引发了山洪爆发。从五云里经白水湾、灵峰寺、鹤鹿溪、景坞里、章吴村、大王村到达宜兴的太平村、乔下、大栗园、乾元岕、张家和深洞一带。由于连续行军、长途跋涉、雨水浸泡，积劳成疾，我终于病倒了。部队到达目的地的深洞时，我也住进了刚建立的深洞医院。

这次三百里伤员大转运中，2500名伤员中，重伤员1200多名。像这样动用作战部队来转运伤员的罕见范例，不仅在我军的卫勤史上，而且在古今中外的军事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人民军队中官兵平等、战友手足情深，甚至在战场上为抢救伤员牺牲自己。军队和人民亲如一家、鱼水相融血浓于水的感情，就是我们克敌制胜、夺取全国革命最后胜利的法宝。

在胜利完成反顽作战任务后，我随部队返回苏北。在行军途中，我们听到了日寇投降的消息，抗日战争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我们欢呼、跳跃，流下了激动、开心的眼泪，多少年的艰苦奋斗、流血牺牲、终于盼到了胜利的一天。

1947年我和哥哥蒋克定的合影

8年抗战总算胜利了，辗转收到了家里的一封信（那时交通封锁，不知信是怎么转到我手的）得知父亲已因病去世，母亲身体不好。我已离家3年了，真的好想妈妈。

年底，部队在如皋修整，国共开始谈判，3人调停小组就驻扎在如皋城里。哥哥是担任谈判的共产党方面中校首席谈判官。上海的各家报纸都登出了哥哥的大幅照片，妈妈和马思南村的邻居们都认出了这个当年的“阿庆”。于是，思儿心切的妈妈，只身来到苏北如皋，我们匆匆见了一面。

很快，谈判失败，长江封锁，眼看又要开打了，赶紧找到一个贩猪的泰兴小老板，让妈妈搭乘贩运生猪的小船回上海去。那晚江边刮起了大风，含着眼泪在江边和妈妈分手，其实妈妈这次来，是想说服哥哥和我，要想把我带回上海去的，只是一直压在心底没有说出来。船开了，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外流。此一去不知何时再能见到妈妈。直到上海解放我才知道，本来就身患重病的妈妈，吹了一夜的江风，到上海不多久就去世了。

一师分会 韦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