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赵明诚1918年8月出生于安徽省巢湖市中垾镇一个富裕农民的家庭。1938年冬天，老家被日本人占领了，我父亲和所有难民一样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受到我爷爷革命思想的影响，经当地党组织的引荐，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指引徒步前往延安。后来据父亲讲，我爷爷早年去广州参加了北伐军，一直打到河南后又回到原籍参加了柯庆施等人组织的安徽地下党组织，为此还被国民党抓去坐过牢。虽然张治中在黄埔军校当教育长，很多同乡投奔了黄埔军校，但是我爷爷坚持要父亲去延安上抗大，从此决定了我父亲一生的革命道路。

到延安进入了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团结 紧张 严肃 活泼”的校训让一群有志青年献身于抗日救国运动。“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承担”，这首抗大校歌父亲的晚年依然在吟唱。抗大的生活是紧张而充实的，边学习、边劳动，边学军事、边学政治，开荒种地、纺线织布可谓样样精通。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经常到抗大去演讲，毛泽东的演讲深入浅出，朱德的演讲朴实无华，王明的演讲高深莫测，即便在延安的大街上，也经常可以看到毛泽东坐着那辆陈嘉庚捐赠的、经常抛锚的救护车往来于王家岭、枣园之间。这辆车居然是靠烧木炭行驶的，于是帮毛主席推车就成了抗大学员一项经常性工作。

父亲毕业后被分配到八路军一二〇师任见习侦察参谋，要从正排级干起，当时的一二〇师师长是贺龙，司令部参谋长是周士第。侦查科最兴盛时有70多人，包括一部分绘制地图的内勤人员，解放后活下来的只有4人。那个年代，一个侦察参谋要带着一个侦察连、一部电台，负责一个方向的敌情，全师官兵的安危系于一身，容不得你有半点差错。八路军没有什么技术侦察手段，“抓舌头”（俘虏日伪官兵）就成了最重要的情报来源。趁着夜色，侦察员乔装成当地农民，混到日本鬼子炮楼附近，找个厕所蹲下佯装大便，等到炮楼的鬼子或汉奸也出来上厕所的时候，伺机用枪顶住他的脑袋，喝令他解下腰带捆住自己的双手，然后自己提着裤子跟着走，这样想跑也迈不开步了，从俘虏嘴里得到的情报当然是第一手的。也有的时候，侦察参谋化妆成农民背着一捆稻草，等骑着自行车的汉奸靠近时，一脚踢翻自行车，用稻草压在汉奸头上，等汉奸缓过神来，黑洞洞的枪口已经指着脑袋。无数次的死里逃生，靠的是几分机警、几分运气，由于经常在老乡家里留宿，村里的汉奸会向鬼子告密，经常是半夜里被鬼子把院子团团围住，房顶上都站上了鬼子。千钧一发之际，父亲先推倒屋里用单砖垒砌的烟囱，向院里扔出两颗手榴弹，冲到院里后再向房顶扔一颗，趁着手榴弹的爆炸，一跃跳墙而出，消失在夜幕中。凭着平时养成的机敏细心、一丝不苟，父亲征战一生却从未负过伤，也算是一个奇迹了。晚年病重的父亲，在病床上依然将衣服鞋袜摆放的井井有条，鞋子永远整齐对外放好，就像要随时准备冲门而出一样。父亲的一位战友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由于过度疲劳居然沉睡过去，直到鬼子进了屋把他叫醒才发觉做了俘虏，在押解回炮楼的路上，他勇敢地拉响了鬼子身上的手榴弹，与鬼子同归于尽。

艰苦的军旅生活并不枯燥，有时外出侦察工作回来晚了，被贺龙师长看到就会叫到首长小灶里打一次牙祭。同为侦察参谋的刘桐树叔叔年轻时喜欢睡觉，父亲他们就会找一撮新拉的鸡屎抹到他脸上，再用鸡毛逗他痒痒，随手一模满脸都是鸡屎。就是这个刘桐树叔叔，1979年以十三军负责军事指挥的第一副军长兼参谋长身份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战后，刘桐树叔叔到三〇一医院探望病中的父亲，两个生死相依的老战友聊起了刘叔叔军旅生涯的最后一站，仿佛又回到了那炮火连天的南疆。

完成解放大西北任务之后，1949年父亲随部队进军大西南，奉命进驻川西，执行剿匪肃特、维持地方治安的任务。时任十九师侦察科长的父亲更是担任开路先锋。四川广元有一个威震巴蜀的恶霸地主，掌握着大量的土匪地方武装盘踞一方。如果强攻必致部队重大伤亡，于是我父亲演了一出“智取威虎山”。他装扮成商人住进了恶霸地主的家里，记住了庄园周边的防御设施和兵力部署，利用夜暗打开大门引导解放军奇袭土匪武装，一举抓获了恶霸地主。多少年后，广元县政府送来一个证书：“解放广元第一人”。国民党的一个团企图负隅顽抗，为了促其放下武器、停止抵抗，父亲再一次扮演孤胆英雄的角色，只身不带枪进入敌人团部与其进行投诚谈判，最后争取了敌人整团的投诚。

1952年，十九师整编后编入解放军铁道工程第五师，后改编为铁道兵第五师，随即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我的父母就是在这时候相识结婚，这对新婚燕尔的夫妻又先后投入到抗美援朝的硝烟里。我父亲是第一批入朝作战的，我母亲是第三批入朝作战的，2020年适逢抗美援朝入朝作战70周年。据我母亲回忆，父亲有一专长，会根据炸弹落下时与空气的摩擦声判断出炸弹的落点。每当美机投弹，他并不惊慌、侧耳细听，然后拉着我母亲再一路狂奔，扑倒在母亲身上。就这样历经三年抗美援朝，他们毫发无损地回到了祖国。

1960年，父亲奉调进京组建铁道兵司令部装备计划处，并担任首任处长，一家人总算过上了几年团聚的日子。装备计划处管理着整个铁道兵15个师各种机械装备的集中采购和下拨分配，铁道兵在全军各军、兵种中，机械化水平名列前茅，父亲经手的经费和装备可谓天文数字，用现在的话说属于“高危职业”，但父亲两袖清风，从不以权谋私。三年自然灾害，家里住满了从农村逃生的亲戚，为了让大家都有饭吃，父亲作为军队的高级干部居然也饿得浑身浮肿，靠吃特供的一点点黄豆勉强支撑。虽然日子过得艰苦，精神世界却很充实，父亲在楼前开了几垄荒地，种了些蔬菜红薯，使一家人平安度过饥荒。多年后，当年的中央军委装备领导小组组长、开国上将陈士榘来家里串门，还夸奖父亲是“铁道兵装备建设的有功之臣”。

平静的日子没有过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父亲受到了造反派的冲击。扒掉领章帽徽、戴高帽游街、抄家批斗，关进“牛棚”反省、每天清扫马路。所到之处受尽了白眼，平日要好的同僚都躲得远远的，唯恐没有划清界限，可谓尝尽了人间冷暖。从父亲的嘴里才知道，被打成“叛徒”源于历史上的一段冤情：1938年在赴延安参加革命的途中，遇到国民党军队的阻拦扣押，为了麻痹欺骗敌人写了一份“悔过书”，表示不再去延安参加八路军，才得以释放，当晚又偷偷过河去延安参加了八路军。在既没有参加革命又没有参军的情况下，一份欺骗敌人的“悔过书”就成了“叛徒”的罪证，使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冤受辱。孩子们难免为父亲的冤枉鸣不平，可他总是说：要相信党、相信组织。我的问题总有一天会查清的。在投诉无门的情况下，为了自证清白，老父亲咬破手指写下了“赵明诚绝不是叛徒”的血书。在那个时代里，谁会理会一个“叛徒”的申诉。于是，一家6口祖孙三代被下放到了湖北襄樊“五七干校”，为了表示甘当一辈子农民的决心，父亲注销了全家的北京户口，举家迁到了湖北农村。住的是劳改队的牢房，一家6口挤在20多平米的空间里，四面漏风、顶棚漏雨，为了盖伙房，母亲摔断了一条腿。50多岁的老父亲默默承担起了全家的重担，上有70岁老母，家有断腿残妻、还要照顾3个未成年的孩子，种地、拉粪、挑水各种苦活、累活都要干。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浩劫，彭德怀元帅、贺龙元帅这些与父亲共事多年的老首长都被折磨致死，父亲曾为此愤愤不平：说彭德怀、贺龙反党、反毛主席，把我拉出去枪毙了我也不信。父亲的性格刚直不阿、勇毅坚强，任何时候都不会讲违心的话。在运动中吃尽了苦头。他把一切的委屈深埋在心里，总是把乐观幽默带给家人，即便在最艰难困苦的关头，也从没见他有惊慌失措、垂头丧气的时候。

1989年5月27日，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写这篇文章寄托我们全家人的思念，父亲是我们人生的楷模，也许我们永远也达不到父亲那高山仰止的高度，但我们子女们会努力攀登，因为我们血管里流淌的是父亲的血脉。

老兵不死！

七师分会 赵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