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爸爸，一个意思，那个生你养你的人。我如今已荣升奶奶，仍然不习惯叫父亲，感觉叫爸爸更亲，好像我还是他身边那个梳着小翘辫的黄毛丫头。

爸爸方升普的档案年龄是1915年生人，今年105岁。按他1953年在南京总高级步校写的自传，说自己是1914年出生，今年应该106岁了。爸爸1981年12月21日病逝，悼词上写他享年66岁，我已经比爸爸在这个世上多活了一年，比他老人家“长寿”了。爸爸在我心中的印象既清晰又模糊，既高大又矮小。照片上看他很清晰，闭上眼想他，却有些模糊，毕竟他已离开我快40年了。我在他身边生活的时间不过十几年，年幼时期，我还不懂得用心去了解自己的爸爸。说他高大是因为他身上有股子军人的霸气，说他矮小是因为他身材瘦小。

我小时候，爸爸经常出差不在家，出差回来也总是到指挥所值班，我很少能见到他。有次听说爸爸要出差，我就缠着他带我一起去。爸爸说只有一张火车票，你没有票上不了火车。我说，你把我装在木头箱子里，我不出声，别人看不见，不就可以把我带上火车了吗。爸爸看着我笑笑就坐车走了，我只好看着他远去的背影，硬忍住不让眼泪流出来。

爸爸一直都在前线工作。我小时候有一句话如雷贯耳：“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那时国民党空军不但出动飞机到东南沿海一带轰炸扫射，还不断派飞机入侵我沿海甚至内地进行航空、电子侦查。为了保证我军对东南沿海地区的制空权，1955年10月在福州成立防空军第一军，主要负责高炮、雷达、探照灯和军用机场修建。爸爸1955年12月从南京总高级步校调往福州任防空一军军长，我们全家从南京搬到福州。1957年空防合并，防空一军更名为空军第一军，爸爸任空一军军长，1958年7月以空一军为基础组建福州军区空军，聂凤智任司令员，爸爸任副司令员，他是福空的元老。

1959年以前，台湾国民党对我东南沿海地区的航空侦查因为我高炮部队的空中严密防守总是无功而返。1960年以后，国民党改用美制侦察机对我东南沿海实施侦查。这种侦察机上装有航空相机，可以高空、低空、垂直倾斜航空照相。台湾侦察机经常来犯，对我军用机场进行侦查，虽曾被我高炮击伤，但未能给以毁灭性打击。敌机经常选择我们的节假日或午休时出动，保持无线电静默，贴着海面100多米超低空飞行，隐蔽出航，接近目标时突然升空，顺我军用机场跑道方向一擦而过，立即高速返航。每当敌机来了，爸爸就指挥空军用高射炮射击。敌机很狡猾，绕一圈就往回跑。由于敌机飞越海峡高度很低，在目标上空活动时间极短，我雷达难以立即发现，歼击机来不及起飞，高炮直接瞄准射击也很难抓住战机击中它。有一次爸爸在家里开玩笑说，台湾飞机经常来，我们开炮打不中就得给军委和空军写一份检查，说今天几点几分敌机来犯，我们开炮没有击中，让敌机逃跑了。台湾飞机经常来犯，我们开炮没打着就经常向上级写检查，后来觉得老写同样内容的检查太麻烦，干脆印成格式检查，只要敌机来犯没有击中目标就填一份检查上报。

1960年春节，爸爸要在晋江前线指挥所值班，决定带我们去晋江过年。空军的前线阵地在福建沿海的山中。我听说去晋江过年很兴奋，终于可以看见前线是什么样的了。我们和爸爸分坐两辆吉普车前往晋江。途中忽然看见天空有一排大雁，爸爸立刻从前排换到后座，让司机开慢点，他打开后门，上半身倾斜在车门外，举枪瞄准大雁，只听叭叭两声枪响，两只大雁从空中掉下来。爸爸说拿去食堂，春节我们有大雁肉吃了。爸爸很喜欢打枪而且枪法特准。到了晋江，我软磨硬泡缠着警卫员叔叔带我去看阵地，他无可奈何只好带我上山。阵地在一座座不高的小山上，表面看上去除了树没有什么特别的，走近了才看到树丛里藏着一门门高射炮，炮筒像树一样直冲天空，加上伪装几乎看不出来。爸爸打过多年游击，他按游击战术把高射炮布置在不同方位的树丛中，形成火力交叉。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大炮，吓坏了，最后是警卫员叔叔把我从山上背回来，那一年我7岁。

小时候，我家住在福州茶园山福空大院，因为台湾的飞机经常来扰，我们每个小孩都有一个小防空洞。所谓防空洞其实就是在小土山下挖一些类似窑洞一样的小洞。每当国民党飞机来时就会拉警报，警报一响，我们都跑着躲进自己的防空洞。爸爸在家时，只要警报一响，他就立即奔向指挥所，有时鞋袜都顾不上穿就冲出家门，事后警卫员叔叔再回家来给他取鞋袜。那时国民党很猖狂，有一次入侵的飞机竟然在福州市上空投弹炸了仓山区的大桥。为了给敌机有力打击，福州空军针对敌机的活动特点，调整作战部署，制定战斗预案，并且规定部队实行一日生活战斗化，保证随时能投入战斗。1961年8月2日上午，台湾的侦察机又一次以超低空和高时速向我闽江口飞来，敌机低空飞行时，我空军雷达开机搜索也看不见踪影，敌机接近闽江口开始升高，刚一露头就被我们配置的对空观察哨发现，立即用报话机报告敌情。在极短时间里，各级指挥所和高炮连就确定防区上空没有我机，发现的目标是敌机，指挥员果断一声令下：“瞄准敌机，密集开炮，狠狠地打”!整一个连的高炮同时向敌机开炮，敌机中弹，飞机残骸坠落，飞行员跳伞被擒。那天我正好站在家里阳台上，突然看见天上有架飞机冒着黑烟往下掉，后来听说我们福空打下一架台湾国民党的飞机，飞行员跳伞掉到了河里，还把机密文件吞进肚子里。福空受到中央嘉奖。

1962年，中苏关系破裂，我军加强北线战力，爸爸被调往兰州空军，我们全家从福州搬到了西安。当年兰空管辖的地域是所有军区空军中最大的，包括陕、甘、宁、青、云、贵、川、藏，爸爸仍然分管部队。他常年累月都在下部队，足迹走遍陕、甘、宁、青等辖区的每一个军用机场，又从成指(成都)，到昆指(昆明)，到拉指(拉萨)。他视察完各军用机场后，决定去检查昆仑山上雷达站的工作，那里是西北的门户，日夜监视着空中走廊，而且条件十分艰苦。他到新疆和田之后，就开始攀登昆仑山，车从叶城出发就上山了，沿山的简易公路十分险要，山上白雪皑皑，寸草不生，荒无人烟，他们靠着干粮和凉水，在山上行驶了一个星期到了康西瓦，雷达独立营就驻扎在那里。只见一座座帐篷依山而立，萧瑟寒风像刀子一样，冷得透进骨髓。听说兰空首长来到雷达兵站，干部战士们感到莫大喜悦，像迎亲人一般把爸爸迎进帐篷。他顾不上旅途劳累，急于了解部队的情况，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和各类情况反映，和干部战士促膝谈心，鼓励大家克服困难，扎根边疆，完成保卫祖国边疆的使命。

开饭了，战士们送上各种罐头、脱水菜，还有麻将牌大小的馒头。爸爸奇怪地问：“你们做的馒头怎么这样小?”回答是：“这里饭煮不熟，馒头只做这样大。”其实这样小的馒头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吃得下的，很多同志因此得了胃病、关节炎、眼底出血、高山昏迷症，患了感冒如果治疗不及时还会并发其他疾病，甚至献出年轻的生命。爸爸也因高山缺氧感到头晕头疼，吃不下东西，每天只能喝点高山上的雪水。晚上，虽然帐篷里面生着火，但被子上还结着一层霜。他亲自体验了部队的艰苦生活，决定每个战士必需每天服用维生素C，每个连队都要配备军医，各种物资和营养品必须充分供应，一定要赶在大雪封山前送到雷达站，尽一切可能改善雷达站的生活条件。

爸爸在昆仑山上的雷达独立营和同志们共同生活了一个星期，因为高原反应他基本上没有吃什么东西，但仍顽强地工作着。干部战士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们委婉地劝他快点儿下山去，有个战士把他亲手制作的一对黄羊角送给他留作纪念。他们为能在昆仑山上看到自己的副司令员而骄傲，并庄严地表示一定不辜负首长的期望，立足边疆，保卫边疆。

爸爸去昆仑山视察雷达兵站，人没有回来，家里已经收到他好几箱行李，很重的铁皮箱子。我们小孩以为爸爸出差给我们带回什么好东西了，都翘首以盼，等他回来打开箱子才知道，全是昆仑山的石头。

我们西安家的院子前后有不少的地，爸爸让全部都种上菜，有辣椒、茄子、豇豆、西红柿、花生、红薯等。爸爸让我们每个孩子包一块地，他若在家，吃完晚饭要看着我们给自己包的菜地浇水。他还教我们打草鞋。有一年他去汉中出差带回一捆麻，一天晚饭后，他找来一个长木凳，在木凳一头订上一个大铁钉用来编草鞋，让我们站在他身边看着他怎么编草鞋，说这叫打草鞋。他一边编一边教我们打草鞋的方法，说打草鞋一定要把麻勒紧鞋才结实，还说早年打仗的时候如果有这种麻编的草鞋穿是很幸运的。我当时对爸爸教我们打草鞋并没有想太多，只觉得解放这么多年了，他还没忘记怎么打草鞋。现在想来，爸爸是在用言传身教告诉我们不要忘记革命传统。

小时候，爸爸总嫌我们太娇生惯养，看我们这些孩子一个也不顺眼，我们几乎听不到他的表扬。“文化大革命”期间，1967～1968年西安还没有太多学生上山下乡，爸爸把哥哥姐姐们分别送到兰空的农场和他参加“社教”认识的陕西蓝田农民家去接受劳动改造。从农村回来后又把两个双胞胎姐姐送到西北国棉一厂交给吴桂贤。当时吴桂贤是全国劳动模范赵梦桃小组的组长，所在的车间是细纱车间，两个姐姐在细纱车间学习挡车工。吴桂贤经常要去开会，姐姐们就帮她完成生产任务。离开工厂时，她们俩已经是细纱车间的熟练挡车工了。我14岁也被爸爸送到西安电容器厂下厂劳动。我所在的车间当时接受了最重要的任务——制作毛主席纪念章，我在车间劳动几个月，熟悉了制作毛主席纪念章的每一道工序。

1969年初，我不到16岁就当兵去了甘肃，直到爸爸1981年去世，除了休探亲假，我再没有和他一起生活。在和爸爸难得相聚的日子里，我们很少能听到他讲自己的过去，比如打过什么仗，有什么战功，和谁是战友，只记得他讲过皮定均叔叔、王诚汉叔叔、刘忠伯伯。他说和皮叔叔一起打仗，急行军能累得走着走着就睡着了；王诚汉叔叔很能打仗；刘忠伯伯的孩子名字好听，小名叫狗娃子、鸡娃子……

1974年爸爸开会期间突发脑血栓，幸亏抢救及时但还是留下了半身不遂的后遗症。1978年军委批准他离职休养。突然要离开工作了一辈子的岗位，加上半身不遂行动不便，他心情很烦躁。我们这些孩子轮流回家陪他说话，想让他给我们讲讲过去的历史，他却总说打仗死了太多人，那么多人都牺牲了，我有什么好说的。我们问他，文革前出版的《星火燎原》上有你写的一篇文章“红偃师”，他也只笑笑不语。1976年是他最悲痛的一年。这一年周总理、朱老总、毛主席相继去世，他更没有想到皮叔叔会突然去世，尤其得知皮叔叔因飞机失事去世，气得他三天不吃饭，妈妈急得没有办法只好请空军医院的医生到家里强行给他输液。他想不到皮叔叔会死在空军手里，这是他最受不了的。他心里非常痛苦，不知该恨谁，恨皮叔叔为什么要同意飞机起飞，还是恨空军的飞机为什么会摔？这件事他至死不能释怀。

爸爸脾气很倔，总说老子不怕死，从来不听医生和家人的劝，有病不吃药不治疗不住院。1981年，他的脑血栓加重了，全身动脉粥样硬化导致尿毒症。那个年代透析不像现在属于一般治疗手段，爸爸的身体日渐衰弱，开始出现嗜睡，我们强行把他送到北京空军总院治疗。

有一天我陪床，刘忠伯伯的夫人伍兰英阿姨来看他，鼓励他战胜疾病，当场给他演示自己如何锻炼身体，腿能踢到头顶那么高。我很奇怪这个阿姨根本不管爸爸听不听一直在给他说教，而爸爸那天态度出奇的好，一点也没有急躁的样子。我不认识伍兰英阿姨，问妈妈这个阿姨是谁，妈妈说这是刘忠同志的爱人伍兰英，是个老红军，你爸对她很尊重。

爸妈六十二军的老战友汤骏叔叔来看他，送来一本“金陵春梦”第五卷，其中有一章题目是“西路突围，李先念纪律严明；掩护主力，皮定均任务完成”。书中写道：在十九日正午，我们怀着比七月的阳光更热的感情去访问刚从中原突围前来苏皖边区的方副旅长升普同志。他是和旅长皮定均同志一同率领数千健儿从大别山突破蒋军重重封锁，穿过合叶公路、淮南公路、津浦铁路，徒步长征千余里而刚到达苏皖边区的。当他了解我们的来意后，有力的手亲切地和我们紧握着，把我们引进他的房间，请我们在临窗前的一张四方桌前坐下，他顺手在桌上翻出一本破烂的袖珍地图，就开始侃侃而谈了。这一支部队是怎样指挥的呢？方副旅长说，我们为了轻装作战和行军，什么都没有带，连一张军用地图都没有，我们只靠两件东西确定突围方向：便是这唯一的一本袖珍地图和一个指南针。为了掌握方向，指挥战斗，二十几昼夜，我与皮旅长都是走在部队的最前头，我们没走过一次错路。除了战斗之外，疾病、饥饿也追击着这支铁军。方副旅长说：“一路上，天气热，雨水多，部队烂脚、害疾病的不少，但革命的意志终于克服了一切困难。牲口也走坏了，十几个女同志中有两个在路上生了小孩子，拖着产后的身体跟着走，白天走，晚上走，每天24小时中只能争取夜半一两个钟头休息。只要一有敌情，枪声一响，便个个精神百倍振奋起来。敌人就在四面八方，随时都准备打仗，战士们说，一打起仗，浑身都是劲，瞌睡就不来了。我们经过不少高山、密林、河道，从松子关到大化坪，生活最苦，山大村小，粮食缺少，有几天一天只能吃一顿，有时前卫能吃到一顿，后卫就没得吃。有时只能向老百姓买点瓜和玉苞米来生吃。有时什么都没有，只能冷水充饥。总之，困苦是说不尽的，即使是一夜的安眠，一顿饱饭，都是大家最大的幸福。但是，我们没有向困苦低头，我们征服了一切困难，也正如打垮沿途攻击我们的反动派一样。我们这一旅已经完成了党给我们的任务。我们要告诉敌人：共产党部队是包围不了，消灭不了的，他们会创造历史，创造奇迹。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我从爸爸1953年写的自传中看到他对1946年中原突围的思想总结，真实地反映了他在中原突围时的心路历程。自传中写道：当时在我的思想中认为我们能否胜利，起决定性的关键就是全旅上下要团结一致，因此在旅的党委会上提出了团结则存，不团结则失败的口号。会上决定，在军事上我们绝对服从旅长决定，在总的方面我们绝对服从党委书记政委的最后决定。这样我们做到了全旅团结好像一个人一样，每通过一个较困难的地区及交通线时必须开会研究，甚至每天每时都在研究我们的行动。在这样的团结下，在全旅党员、干部及战士坚决顽强的战斗意志及决心下，我们克服了一切困难，完成了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爸爸所在的中原一纵一旅(皮旅)胜利完成了掩护中原军区主力部队突围的任务后，自己选择突围路线到达苏皖解放区。听说徐海东在当地养病，他和王诚汉叔叔、黎光叔叔等4人专程去看望老首长，还照了一张合影照片送给老首长作纪念。徐海东看到自己的老部下非常高兴。皮旅在苏皖解放区修整一段时间后，改编为独立师，编入叶飞指挥的第一纵队，爸爸任独立师师长，参加了孟良崮战役。

1948年2月爸爸从华东军区独立师调到太岳军区给刘忠伯伯当副手。他向刘忠伯伯建议把太岳军区的基干部队集中起来再组织一个纵队，这样能作为野战军参加更多更大的战役。刘忠伯伯也有此想法，就找了一个机会向徐向前司令员提出这个建议。这年8月，军委决定由太岳部队组成一个新的纵队命名为十五纵队，刘忠伯伯任纵队司令员，爸爸为副司令员。1949年3月，十五纵队被命名为第六十二军，参加太原战役和解放大同的战斗后就奉命参战扶眉战役，之后进军甘肃、宁夏、青海追击马匪。西北解放后，六十二军又奉命参战解放西南的战役，部队一路急行军向四川进军，胜利完成了解放西南的任务。西康省军区成立不久，爸爸就前往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他是我军建立的第一所军事学院的第一批学员。

妈妈肖谷是六十二军的一名战地记者。在总攻太原战斗中，她到军指挥所采访，写下了《解放太原》的特写；在六十二军挺进西南的战斗中，她写下《横跨岔岗岭》的通讯，颂扬了炮营指战员们顽强战斗的英雄气概。一批批胜利的消息通过《向前进报》传遍各个部队。妈妈1942年参加新四军浙东纵队，1948年调往华北野战军十五纵队后终于实现了她想当一名战地记者的愿望，从此她一生没有离开记者这个职业。解放后，她先后在《浙江日报》《福建日报》《西安晚报》工作到退休。

在爸爸最后的日子里，为了逗他开心让他笑，我们就给他念《金陵春梦》中这段与他有关的内容，他听后真的笑了。

爸爸方升普出生在安徽金寨斑竹园方家上湾一个穷苦农民的家里，1929年参加红二十五军，是徐海东的部下。他活着的时候不爱和我们这些孩子讲自己过去的事情，总是说不要忘记战争年代牺牲了很多人，有的连姓名都没有留下。爸爸身材瘦小，个子不到1.70米，长征中受枪伤，子弹穿过肺打断两根肋骨，是钱信忠在山洞视察伤病员时看到他，让几个战士抬着他跟上队伍才活下来。他常说钱信忠救了他一命。抗日战争中，他患了伤寒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爸爸虽然身体瘦弱，但精神矍铄，总是充满战斗意志的样子。很讲究军容风纪，军装永远穿得整整齐齐、一丝不苟。出门不管去哪里，上车就一句话“出发”。爸爸给我的印象是战争年代爱打仗，和平年代爱下部队，生活中爱喝口小酒，心中爱我们这些孩子。他对我们的希望是不要忘记自己是农民的后代。

   五师分会 方晓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