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四军这支英雄队伍中走出来的共和国开国将军们，他们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一同出生入死，结下了情逾兄弟的革命情谊。有许多高级将领，为了民族的解放和革命的胜利，未能看到革命胜利曙光的到来，而是过早地牺牲在了血与火的战场。他们留下的子女为生前的战友抚养成人。这种牢不可破的战友情和兄弟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谱写出了动人的新篇章。

在南京市鼓楼区颐和小区的民国建筑群落中，有百名共和国开国将军先后居住于此，他们当中有陈毅元帅，有粟裕大将，也有张爱萍、王平、许世友、钟期光、唐亮等上将，还有更多的像王近山、张震、赖毅、杜平、向守志、邓仕俊、谢胜坤等中将和少将。在这些开国将帅中，流传着很多“将军征战共生死，功成抚孤情亦真”的动人佳话。

1944年9月11日，传奇名将彭雪枫在新四军西征战役中牺牲于夏邑县八里庄，他的夫人林颖当时正有孕在身，三个月后生一子取名小枫。后来，失去父爱的彭小枫在母亲及周恩来、张爱萍、张震、邓子恢、邱一涵等叔叔阿姨们的抚养和关怀下长大成人，最后成为解放军队伍中的一员上将。对于烈士遗孤彭小枫的成长故事，很多人都耳熟能详，备受感动。

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的袁国平，是中央红军中屈指可数的儒将，1906年5月26日生于湖南省邵东县范家山镇梅仁村袁家台一个手艺人之家，1922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5年10月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29年，他以中共湖南省委巡视员的身份被中央任命为湘鄂赣特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与曾任中共万载县委书记、湘赣省委妇女部部长的邱一涵（湖南平江人）结为夫妇。袁、邱夫妇是红军中走完长征到达陕北为数不多的一对夫妇，军中上下都称赞他们是一对志同道合的“模范夫妇”。新四军组建后，袁国平被中央军委任命为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邱一涵被任命为新四军教导总队政治处宣传科科长、组织科科长。此前，袁、邱夫妇为了革命工作，将小女珍珍送回老家让母亲代为抚养，可惜因病不治夭亡。1939年5月，袁、邱夫妇又生下一子，取名“浣郎”，他就是后来的海军指挥学院博士生导师袁振威将军。当时，由于战事紧张，条件艰苦，为了党的事业和更好地为新四军工作，袁、邱夫妇再次忍痛将出生不久的儿子浣郎送回了老家。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袁国平将军在事变中指挥突围时身中4弹，重伤难行，为了不影响部队行动和不连累战友，他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结束了年轻而又宝贵的生命。邱一涵与胡立教的夫人顾平、李一氓的夫人王仪由组织安排，提前转移到了盐城，此后相继担任抗大四分校政治部主任、中共华中局后方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华东局组织部干部科科长等职。1946年夏，身体一向不好的邱一涵，因长期积劳成疾，不得不在地下党的掩护下秘密到上海接受治疗。在沪期间，中共地下党组织为了缓解邱一涵的病情，秘密派遣地下人员将小浣郎接到上海与她团聚。此后，小浣郎便一直跟随母亲生活。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邱一涵历任南京直辖市学区党委书记、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南京市人事局局长、华东地区妇联主任、上海市妇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江苏省监委书记、全国妇联执委、华东行政委员会监察委员等职，携子浣郎居住于鼓楼区宁海路30号，与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一家结为近邻。

1956年11月2日，邱一涵因病在南京去世，年仅49岁，尚未成人的浣郎便成了失去父母的孤儿。在邱一涵的追悼会上，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宣布省委决定，表示要尽职尽责地照顾好袁、邱夫妇的遗孤，并主动承担起培养和教育小浣郎的责任。邱一涵的追悼会一结束，江渭清就将小浣郎接到了自己家中。此后，小浣郎便与江渭清一家生活在一起，直到长大成人。对于江渭清、徐敏一家的关怀，纪念江渭清诞辰百年时，袁振威在《怀念渭清叔叔》一文中写道：“南京一解放，母亲随军南下，我就被寄放在渭清叔叔家，由徐敏阿姨带养，和小林（江旅安）哥哥作伴。后来我母亲和渭清叔叔、徐敏阿姨都转业到南京市委，江苏恢复建省后他们又一起在江苏省委工作，叔叔和妈妈都是省委常委。渭清叔叔任省委第一书记，我母亲任省监委书记。自1949年开始，我们两家就住在一起。进驻南京后我们搬了无数次家，但不管搬到哪里我们都是邻居。有的地方院子还是相通的，我和小林哥哥是小伙伴，总是在一起玩耍。……1956年，我母亲因积劳成疾不幸病故，江苏省委常委会决定我由渭清叔叔代管。徐敏阿姨在家里亲自为我安排住的房间。渭清叔叔对我说：‘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虽然你喊我叔叔，我承担的却是做父亲的责任。’就这样，我成了江家一个不姓江的儿子，得到的却是比儿子更多的关爱。”

与江渭清一样，朱德、陈毅元帅，粟裕大将，还有与邱一涵同籍的钟期光、张震等开国将军，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中，共同战斗，出生入死，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一向都尊称邱一涵为“大姐”，并让自己的孩子都称邱一涵为“姑妈”。小浣郎住到江渭清家中后，张震将军时常让夫人马龄松将浣郎接到家中，改善生活，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对此，袁振威在《须鬓如霜白，长征继向前》一文中回忆道：“妈妈下葬后没几天，张震叔叔和马龄松阿姨把我接到他们家，把一张叔叔亲自拍摄的马阿姨和小阳兄妹在我母亲墓前的合影照片送给我，并动情地说：‘你妈妈走了，还有江叔叔，还有我们，以后有什么事就跟我们说。’因为母亲生前任江苏省委常委兼省委监委书记，辞世后省委常委会决定我由第一书记江渭清同志带养。马阿姨则满含热泪指着照片上小阳诸弟妹对我说：‘他们就是你的弟弟妹妹！’我禁不住放声痛哭，马阿姨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妈妈去世3周后，南京军区和江苏省委根据妈妈的遗愿，将她与父亲袁国平合墓。而这张照片就成了世上我母亲独立墓碑的唯一留影，也是我们两家、两代人情谊最珍贵的见证。……张叔叔和马阿姨把她（指袁振威的母亲邱一涵）当作自己的大姐，家里的孩子也一直称呼我母亲为‘姑妈’，自然我也就成了小阳兄妹的大哥。”

江渭清、张震等革命前辈抚养袁、邱的孤儿袁振威的事迹实在感人，而张震将军、谢胜坤将军抚养另一位亲密战友罗会廉之子罗承廉的事迹同样让人备受感动。

    1938年9月，彭雪枫、张震率领由373人组成的新四军游击支队从被誉为“小延安”的河南竹沟誓师东征，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创建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和淮北抗日根据地，这支小小的游击队在抗日的洪流中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步成长为一支千军万马的队伍。在这支抗日劲旅中，幸存下来的将士们没有忘记长眠于地下的战友，他们将烈士的遗孤当作自己的亲生子女一样看待，长期呵护培育，关爱有加。罗承廉常说，他参加过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其实他是躺在马背的摇篮里耳闻着隆隆的炮声，目睹着胜利的红旗插遍江淮大地。罗承廉清楚地记得，在渡江战役中，他登上一艘装载着黄金、架设着机枪的后勤机帆船，跟随前方主力登岸后安全渡江。这都是华东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谢胜坤安排的。谢胜坤将军和夫人路慧明一直关怀罗承廉，后到舟山和杭州工作期间，仍一直关心着罗承廉，还经常接已是中学生的罗承廉到家中，关怀备至，情同父子。

罗会廉是从新四军第四师中走出来的革命烈士。1914年，罗会廉出生于贵州省普安县楼下河畔一个殷实之家，少年时代相继在兴义中学和昆华中学读书，1934年考入上海暨南大学土木工程系，1937年奔赴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大毕业后被组织上分配到八路军一一五师随营学校学习谍报和情报业务，后调入新四军第四师司令部侦察科担任科长（团级）。1944年12月3日，罗会廉在率侦察分队到安徽省涡阳县执行秘密侦察任务时，突遭日伪军的夜袭，不幸壮烈牺牲。罗会廉牺牲时，他与时任新四军第四师作战科防化参谋的夫人许璞的爱情结晶罗贵安只有8个月。1942年10月14日，彭雪枫、邓子恢等第四师领导为罗会廉、许璞在师部驻地半城举行了简单的战地婚礼，参加婚礼的还有在第四师检查工作的新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钱俊瑞部长等。1944年3月4日（旧历二月初十日），许璞分娩生子，彭雪枫师长得知，很替罗、许夫妇高兴，他知道罗会廉是贵州普安人，其夫人许璞是安徽霍邱人，于是便从罗、许夫妇的老家省名中各取一字为新生婴儿起名为“贵安”，并有“富贵平安”之寓意。此后，第四师上下也都称这个可爱的小宝宝为“贵安”。

罗贵安于1952年踏进了南京卫岗小学，许璞为了让儿子能更好地继承父亲的遗志，给儿子取了“承廉”的学名。此后，张震与夫人马龄松便承担起了抚养罗会廉遗子的部分责任，直到罗承廉从学校毕业参加工作后，还一直念念不忘地关心着他的工作和生活。对此，罗承廉在《无尽缅怀张震伯伯》一文中写道：“从我记事起，张震伯伯就是我的亲人。……张伯伯一直关心我的安危和成长。……我们是张家的常客。我母亲和马龄松阿姨抗战初期就是新四军四师的战友和好姐妹，她们有讲不完的话。我和小阳、连阳年龄相近，是儿时的伙伴和同学。周末我经常去张家，他们家人多，热闹，大人们谈话，孩子们玩耍或一起去打球、游泳、看电影。……这是一段让我难忘的欢乐时光。几十年来，张震伯伯和马阿姨一直没有忘记我的父亲，也时时关照我的母亲。……我母亲病故后，1999年5月张震伯伯再次来到了南京，专程到殡仪馆，在我妈妈的骨灰盒前，马龄松阿姨声泪俱下，张震伯伯的眼睛也湿润了。……后来张震伯伯又亲笔题写‘怀念罗会廉同志’，我把它雕刻在父母陵园的石碑上，让深深的战友情谊永远伴随我逝去的父母。”

当时，与张震将军一家住处仅一墙之隔的谢胜坤将军，也是罗会廉在新四军四师的老战友，谢将军与张将军一样，对战友罗会廉的儿子罗承廉等烈士遗孤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怀。江渭清、张震共同抚养浣郎和张震、谢胜坤关怀和培养罗承廉的感人事迹，让所知的人无不交口称赞。

张震将军与谢胜坤将军都是从新四军第四师走出来的亲密战友，两家住得很近，来往一直较为频繁，而且他们两家的前后院连在一起，借以方便走动。对此，罗承廉在《无尽缅怀张震伯伯》一文中即写道：“谢伯伯和张震伯伯在南京分别住普陀路（5号）和莫干路（6号），虽不在一条路，但两家仅一墙之隔，打开一扇小门两家就通了。遇有情况，张伯伯就通过这个小门到谢伯伯家，有时连住几天。当时，越南正在进行抗美战争，有一条胡志明小道是越共南北秘密通道，张震伯伯戏称这是‘马路小道’，马和路是马龄松阿姨和谢伯伯夫人路慧明阿姨的姓。‘文化大革命’中谢伯伯、路阿姨日子也不好过，但危难时刻再显真情。”

张震将军对红军团长张永远的遗子张国赢，也像他对小浣郎、罗承廉一样予以了慈父般的关爱，使这位烈士遗孤茁壮成长并铭记于心。1945年10月1日，张国赢出生于河南永城。其父张永远1913年生于湖北省黄安县高桥镇，1927年月11月参加黄麻起义并参加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历任队长、排长、教员、连长、营长、团长等职，与新四军四师参谋长张震是亲密战友。1944年，张震在担任四师参谋长兼十一旅旅长时，张永远是该旅第三十二团团长。张震担任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时，张永远是该纵队第七十五团团长，在长达10年的战火考验中，两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1946年8月9日，张永远在率部攻打泗县东北八里桥的战斗中不幸壮烈牺牲，当时未足周岁的张国赢便成了失去父爱的孤儿。新中国成立后，张永远的母亲顾学义调到北京工作，张国赢留在南京读书。在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读书时，他寄宿在学校，每当学校召开家长会时，张国赢总是觉得既孤独又羡慕，常常独自一个人眼巴巴地望着同学们的家长，这时他是多么盼望自己的父亲也能来到学校出现在自己的面前啊！直到1962年9月初开学不久的一天，学校照例又召开家长会。正当张国赢又羡慕地望着同学们的家长一个个都走进学校时，忽然一个同学跑到他的面前，对他说“你爸爸来开家长会了，老师叫你快去教室”。张国赢知道自己的父亲已牺牲10多年了，他带着满腹的渴望与疑惑来到了教室。这时，那个同学指着一个身材高大的叔叔对他说：“他是你的爸爸！”张国赢听后，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满脑子都是乱飞的思绪。直到家长会开完了，那位高大的叔叔这才走到他的面前，亲切地对他说：“我叫张震，是你爸爸的战友。你的父亲在战争中光荣牺牲了，以后我就是你的父亲，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张国赢听后，既疑惑又惊喜，既激动又幸福。张震将军还亲切地问了他许多。张国赢后来在《给我家的温暖和慈父般的关爱》一文中写道：“我有‘父亲’了，又有家了，再也不是孤儿了，一股幸福的暖流涌上心头，热泪夺眶而出。我什么都不会说了，只是向张叔叔深深地鞠了一躬。”

此后，张震、马龄松夫妇多次亲切地对张国赢说：“不要有顾虑，家就是家，有空就回来，不要见外。”后来，张国赢真的就把张震的家当作了自己的家，张震、马龄松夫妇也将张国赢视若己出，待如亲子，张家的兄弟们也都将他当作自己的亲兄弟看待，使他充分地感受到了这个新家的亲切与温暖。对此，张国赢进一步写道：“我又有了一个家，到了周末和节假日心里也有了盼头。……多少年后家里已四代同堂，就是第四代的孩子们都没有把我当作外人。50多年了，在我成长和生活阶段都得到了张叔叔的关心关爱，让我深切地感受到这个家的亲情。”

张国赢中学毕业后，考入南京炮兵工程学院。他在去学校报到之前，张震将军还特意告诫他，叮嘱他时刻都要牢记自己是革命子弟，是烈士后代，不能辜负党的关怀培养，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严格要求自己，讲政策，守纪律，既要做一个好学生，又要做一个好军人。在张震将军的不断教育和鼓励之下，张国赢一步一个脚印地在人生的道路上努力前行，认真践行张叔叔对自己的谆谆教诲。他深有感触地说：“多年来，我和家里一直都保持密切的联系，我深爱张叔叔马阿姨，把他们视作我的亲爸爸亲妈妈，我也深爱家中的每位亲人。我们几个烈士子弟每年都参加家里的重大活动，每次去京办事都要回家看看。我们都是张家的孩子，都是张家的人。”

张震、江渭清、钟期光、谢胜坤等开国将军和革命前辈，他们关怀烈士遗孤和战友亲属的高风亮节，以及他们对战友的情，对战友的爱，泽被延及烈士的子女，这既是开国将军革命情感的真实表露，也是革命队伍纯真情谊的崇高反映，正如袁振威教授在《须鬓如霜白，长征继向前》一文中称赞张震将军的：“张震叔叔情重如山，无论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中还是在离休退出工作岗位之后，无不浸透着他对家人、对战友和老区人民的深厚情谊。特别是对与他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更是一时一刻不曾忘记。……他还把对烈士的怀念之情寄托在对他们遗孤的关爱上。把他们看成自己的孩子，给他们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有的甚至成为他们家的一员。除我之外还有彭雪枫烈士的儿子彭小枫，张永远烈士的儿子张国赢，罗会廉烈士的儿子罗承廉等。张震叔叔在我心中不仅是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也是一个情重意切的慈父。”

袁振威教授的这段话，既是他成长过程中感同身受的经历与认知，也是众多革命遗孤对以张震将军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和开国将军，无私地关爱、抚养和培育烈士遗孤高风亮节的美好称颂！

一师分会 苏克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