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底，我中原军区部队由桐柏山转移到平汉路东大别山宣化店(属今湖北大悟县辖)地区，国民党武汉行辕主任程潜，立即在我军驻地周围之信阳、罗山、光山、黄川、商城、经扶(今新县，以上六县属河南省)、礼山(今大悟县)黄安(今红安)，麻城、英山、应山、孝感(以上六县属湖北省)，六安、立煌(今金寨县，以上二县属安徽省)等县部署兵力，形成对我中原野战部队包围之势。到了1946年4～5月间，包围我之蒋军兵力，相继增加到11个军。这些蒋军的番号是:第四十一军、四十七军、十五军、十八军、六十九军、六十六军、七十二军、十军，七十五军、七十六军和四十八军。这十一个军共辖二十六个师，总兵力达30余万人。与此同时，蒋介石为推行其在宣化店地区围歼我军计划之实现，还特派刘峙在郑州组织所谓“剿匪”指挥部，以统筹中原地区蒋军作战的指挥，防备华北我刘邓大军向黄河南出击，策应我中原部队突围作战。
1946年5月初，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看到我宣化店地区中原部队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处境十分险恶，他奋不顾身，以军调处执行小组(当时由国共两党和美国三方人员共同组织的调处国共双方军事冲突的小组)视察的名义来到宣化店，向中原军区领导人李先念、郑位三传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示，要求中原部队，百倍警惕，立刻作好准备，寻求机会，坚决勇敢地突破敌人包围。然后，拖着这部分蒋军，延缓其向华北、陕北解放区进攻。
1946年5～6月间，我军周围敌军调动频繁，加强对我中原部队围攻的部署。就在此时，我情报部门得悉:蒋介石命令拟在7月1日向我中原部队发起总攻，企图在一个星期内全歼我军于宣化店附近。根据这个情报，为打破敌人的恶毒计划，李先念、郑位三电请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批准，决定在6月下旬，我中原部队向西突围。在冲破敌人包围圈后，第一纵队、第二纵队分别向鄂西北武当山和秦岭山区前进。
1946年6月20日左右，我在吴家大店军分区医院治病，疾病已治得基本痊愈，但身体很弱，还需要休养一个时期。有一天，院医务主任殷觉民前来通知我说:“黄林司令员要我们医院转告你，目前情况很紧张，国民党军队将向我军大举进攻，你可尽快些出院，回到军分区商量一下你今后怎样行动的问题。”我听了这话，顿时思想上警惕起来，决定第二天出院。
当时豫南军分区驻在四望山西麓的朱家店(该镇归湖北随县管辖），我由医院驻地吴家大店出发，不巧遇雨，两天才赶到朱家店街上。正好遇到军分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葛天民，他对我说:“杨玉璞、周春鸣在确山坚持斗争困难，现已撤到这里来了。他们现住朱家店北边周家小塆，你可到那里和他们一起住下来，我马上向黄司令报告，说你已出院到军分区来了，他会抽时间邀你来司令部谈话。”听过葛说的这话，我二话没说，去到周家小塆和杨、周会合了。杨玉璞向我谈了从我离开确山后，他和周春鸣与敌人斗争的情形。他说:5月间国民党开始在平汉铁路沿线据点增兵，不断向我解放区进攻。竹沟、瓦岗、石滚河、任店、蚁蜂店等确山重要集镇，先后被敌人占领。继而，敌人伸近南山地区，我们在确山境内已难以立脚。经请示军分区首长批准，除留下1个排交由胡友禄指挥，在铁幕山一带坚持斗争外，其余的部队和20几名干部，我和春鸣把他们都已带到这里，分别交给军分区和地委组织部了。
我来到周家小塆的第二天，黄林和地委组织部部长钟玉邀我在黄的住房里谈话。我进屋入座后，黄林首先说：“路东宣化店一带我军遭国民党军队包围，情况严重。我军即将进行突围，为避免在战斗中干部受损失，中原局决定，凡不在职干部，能够化装到别的解放区去的，尽量化装走。我们研究了你的情况，认为你的病虽已基本好了，但体质差，虚弱得很，突围随部队进军，恐怕受不了。不能留在信(阳)确(山)一带坚持斗争。你可否化装走，到华北解放区去。”钟玉接上说:“要是化装走，你考虑如何走出去，需要组织上给你什么帮助，也请谈一谈。”我听了黄林、钟玉这一席话，一时感到震惊，没有料到他们是来动员我化装去华北的。这时心里虽不愿意，但出于中原局决定精神，我也不好立时拒绝他们的意见，只好答应，请他们容我两天时间，考虑一下再定。
我回到周家小塆征求杨玉璞的意见，杨说，他的身体很差，地委已同意他化装走。对我化装能否去到华北，他难以断定出不出危险。继而我又征求周春鸣的意见，周说，根据他的情况，个人分析来分析去，只有跟随大部队走为上策。他劝我也随大部队走。我听了他们两人的意见，决心对化装与否这个问题，不再考虑，跟随大部队走定了。
两天时间刚过，一个上午8点左右，地委组织部干事李凌云忽然来到周家小塆我处，送来35万元国民党的关金票，说是给我化装走在路上用的。我一见非常生气，激动地对李说，我潘友謌十几岁参加革命部队，在国民党统治的社会里，没有人事关系，我没有办法能够化装到华北解放区去。你们这样赶我走，居心何在？这钱你如数拿回去。李凌云吃了个没趣，只说了叫我别激动，别激动!便拿上钱，怏怏地走了。李走后，周春鸣同志来到我的住处，安慰我说：你刚才做得对，就是不能化装走。我们一起跟大部队走，路上行军遇到艰险，彼此互相帮助，共渡难关，没啥了不起，如此我不平静的心情，便渐渐安定下来了。
我中原部队经过2个月的准备，于1946年6月26日拂晓，以大河奔流之势，分两路向西突围。一路由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委郑位三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率领二纵队十三旅、三五九旅、干部旅(含警卫团)、军区直属队和四十五团，由信阳以南的柳林火车站等地突破蒋军平汉路封锁线(歼灭守敌1个连)，打开了西进通道，顺利进入信(阳)南、应(山)北地区。突围部队到了应北以后，根据敌情调整了行军序列：以三五九旅为前锋，干部旅跟随其后，在最前头行走。四十五团掩护军区首脑和直属机关部队，在干部旅后边跟进，十三旅殿后，准备抗击敌人追兵。部队由应北继续西进，经随(州)北、枣(阳)北、豫西南，向鄂豫陕边秦岭地区前进。这一路突围部队，是我们中原部队的一支劲旅，被称为北路(中原突围)部队。
另一路，由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一纵队司令员王树声率领一纵队二旅、三旅和二纵队十五旅(不含四十五团)由平汉铁路孝感县境内的王家店车站以南，冲破蒋军封锁线，并打退敌人装甲火车的阻拦，进入安(陆)北地区，旋即又奔赴应(山)南、随(州)南、枣(阳)南，朝着鄂西北武当山地区前进。这支部队(包括先期鄂西北的江汉独立旅)，人们称他们为南路(中原突围)部队。也是后来遭受敌人拦截、阻击、“清剿”，损失最为严重的部队。
还有，一纵队的一旅，本来是留在光山雀园，执行牵制蒋军不向西追赶我突围部队任务的。但敌人发现我军向西突围后，全力跟在我突围部队后边追，并没有去攻打他们。因此，一旅便由旅长皮定均、政委徐子荣率领向东转移，路经河南商城、皖中、皖东胜利到达苏北解放区。皮旅(即皮定均同志带领的中原一纵队一旅)是中原突围部队进军最顺利、受损失最小，而且最先到达老解放区的一支英雄部队。
大概是6月28日或29日早晨，集中在朱家店豫南军分区和地委的县团级干部孙石、周映渠、黄绍九、张子明、张国兴、周春鸣、吴泽芳、王国信、余新、邵亚农、石飏和我共10多人，接到司令员兼地委书记黄林通知，要我们大家一起立刻出发，赶到吴家大店向中原军区干部旅政治部报到，以便跟随三五九旅行动。我们10多个干部连同随行人员共30多人，急忙吃了一点干粮，便由吴泽芳、周春鸣率领匆匆上路，快步行军走了1天，傍晚赶到了吴家大店。不料，干部旅在当天上午已离开这个镇子向西走了。我们当即连夜往西追赶，翌日清晨在随州高城南边才追上了他们。吴泽芳、周春鸣带着我们大家报到以后，干部旅政治部主任吴祖贻及时将我们10多个人，与路东宣化店来的20多名干部合在一起，编成1个干部中队，指定吴泽芳任队长，周春鸣任副队长，指导员由路东过来的一干部担任，其人大概是宋孟邻(原罗礼经光中心县委书记)，名字记得不一定准确了。
我们这批豫南干部编入干部旅以后，连半天时间也没得到休息，便随着大部队连续3天往西行军。大致经过了随州尚市店、吴山镇、枣阳鹿头镇和太平店，第三天赶到河南新野南部，接连渡过了唐河和白河。这时在十三旅后边追赶我突围部队的蒋军(川军四十一军、四十七军)改乘汽车已抵达南阳、唐河；南路追赶一纵队的蒋军(第十军、六十六军)到了襄樊和光化。我北路部队算是幸运，敌人四十一军、四十七军没有来得及赶到唐、白河边上堵击我们。若是被他们堵上了，那可够麻烦的了。
我军渡过唐、白河以后，在新野西部一带宿营。次日清晨得悉蒋军已到达新野，迫近邓县，我们连早饭也来不及吃，急忙向邓县西南方向行进。当我们部队在新野邓县边境一条公路上行军时，上空出现2架蒋军飞机。不大会儿，那敌机擦着公路边上的树梢飞行，从低空向我军扫射。我和通信员潘义生一起躲避在公路边烟叶地里，敌机的机关枪子弹将我腰间束的皮带擦破，潘义生背的水壶被打穿一个窟窿。这次敌机肆虐，造成我军20余人伤亡。
这天遭受敌人飞机袭击之后，并未影响我军进军，当即快步急走，是日晚在邓县西北文渠、张村一带宿营。次日北行进入内乡县境，复折回经师岗至马蹬(淅川县属)稍停待命。这时，三五九旅已将浙川城的敌人保安团包围起来，准备攻城。我干部旅当即由马登顺着南阳至淅川的公路西进。行到淅川城以东不远处的一个村庄，休息半天，打算经过淅川城奔荆紫关。但因三五九旅攻城不克，后边敌人追兵已到达马蹬，我们只得由淅川城东边泅渡丹江，从这条江的南岸湖北郧县境内沿山边西进。
那天我们干部旅是夜间初更时分强渡丹江的。因为先一天陕南商洛一带下了一场大雨，山洪暴发，丹江水涨，不仅水深，且江面较宽。然而这时候丹江里一条船也没有，部队人马只有泅渡了。聪明的三五九旅侦察参谋，不知从哪里弄来三条耕绳(农民用的一种又粗又长的麻绳)，他们把它结联在一起，由江的北岸牵到江的南岸，两端各系在江岸边的大树身上。就这样不会游水的人（包括我在内)，攀着这根长绳一个个凫过水去，登上丹江的南岸。
渡过丹江以后，我干部旅在湖北郧县境内沿山边小道上向西行进。夜色漆黑，天下大雨，行走艰难，我不止一次地摔跤。我在一家农民茅房里稍事休息，天亮后雨停了，继续行军。大约走了40余里，正午时分，到达荆紫关南侧的高山——鲍鱼岭上，远望右边山脚下沿着丹江一大片房屋，它便是荆紫关。
此刻我干部旅三四百名干部和警卫人员，分别坐在鲍鱼岭山顶几个较高的山头上。前面几个小山头，由三五九旅九团防守着。九团防守的山下面，横着一条长长的山梁上，便是堵截我们的蒋军胡宗南的部队。他们时不时地朝着我们放冷枪，我九团部队正严阵以待，监视着敌人。
荆紫关位于河南淅川县西端，在豫鄂陕三省交界处，滨临丹江，南北两边均是高山，地势险要，是河南通往陕西的隘口，出了荆紫关便是陕西商南县了。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之所以派他的主力第一军占领此关，旨在阻止我军进入陕南秦岭商洛地区，进而配合蒋军追兵妄想将我军围歼于淅川郧县(属湖北辖)一带。
我干部旅到达鲍鱼岭的当天下午2点左右，中原军区王震副司令员来到干部旅和我们大家见面了。他左手拿着一支手枪，右手拎着一顶草帽，站在我们的正中央，提高嗓门对大家说：同志们，现在我们被占据荆紫关的胡宗南第一军堵住了，我们的后边还有川军和蒋军第十五军也追来了。眼看我们将被他们合围，遭受攻击，处境十分危险。眼下我们出路只有一条，向鲍鱼岭西南方向冲出去，别的办法是没有的。我要求大家即刻做好准备，听到冲锋号一响就跟着九团向西南面山谷冲下去。有进无退，拼死也要冲出去。王震讲话一毕，我们所有干部及警卫员们纷纷进行轻装，手中握枪，子弹上膛，只等军号一响，就跟着九团冲破敌人包围，往鲍鱼岭山下奔去。
大约下午3点多钟，九团的迫机炮、掷弹筒、轻重机枪和步枪，一齐向他们阵地前面的敌人猛烈开火，压得敌人抬不起头来。九团本是由我五师豫南挺进一团(其前身是十三旅三十八团三营)改编的，战斗力较强。当他们的火力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死伤累累的时候，九团团长吴坤让司号员吹起冲锋号。听到号声，与敌人相持在最前头的该团第一营，向敌人第一军发起了攻击。先是机步枪射击，接着投手榴弹，继而冲入敌人阵地，与匪兵进行拼搏。胡军哪里能顶得住，横尸遍野，丢盔撂甲向荆紫关撤退。
就在九团冲垮敌人的时候，只见王震用力将手中的草帽向前扔了出去。随后他高举手枪，大呼一声：干部旅的同志们，敌人已被我们打垮，赶快向前冲呀！一定要冲出去。一刹那间，干部旅的全体人员，紧跟九团后面，谁也不顾敌人射来的枪弹纷飞、炮弹在身边爆炸，像一股巨大的洪流向前冲去，向鲍鱼岭西南部山谷冲了下去。
大家冲出鲍鱼岭西南口后，又向前走了10来里，已把敌人远远甩在后边了。此时，干部旅旅长张文津招呼大家在一块坪地上集合，清点人数。经查只有应北县委组织部部长吴恒民没有到，有人见他牺牲了。有2个警卫员也没跟来。另据悉：九团在战斗中只伤亡10余人，并缴获敌人机枪步枪30余支。荆紫关突围胜利了，这是我军从宣化店突围出来，在平汉线柳林火车站打垮蒋军堵击后，在西进路上取得的又一次胜利，这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我军士气。
从荆紫关突围出来，天已黄昏。为了甩掉敌人，我干部旅又连夜行军，天亮到了湖北郧县南化塘镇。当地居民怕蒋军前来骚扰，逃亡已空，我军不便在此停留，转向西北往陕西商南县境走去，进入秦岭山区。天空下起大雨，连续不停，山洪暴发，河水猛涨，行走十分困难。由于接连几天行军，大家鞋底都磨穿了。我的脚被石头碰得流血，只得用破布包上行走，且饥肠辘辘，周身无力，行走更是非常艰难。
这天仍雨中行军，黄昏时雨停了，我干部旅在商南县一条山梁上露营。人人皆已精疲力竭，倒在地上一觉睡到次日天亮。周春鸣的警卫员走下山去，从农民家里弄来半瓦罐碗豆，他把瓦罐支起来，向里面加水，燃起火来，将碗豆煮熟。然后春鸣让他将碗豆分给我、王国信夫妇、周自己和夫人以及3个警卫员每人1份(约三四两重)食用。大家就这样吃了一顿难得的早餐，止住了饥饿，疲劳减轻不少。这件事切不可小视。虽然每人只得到三四两碗豆充饥，却表现出周春鸣同志在患难之中与大家苦乐与共的精神。这是一种高尚的品德，难能可贵的风格，令人感动。
这一天，我们在露营地吃点碗豆后，部队向东赵川行军。没走多远，侦察员报告蒋军第十军已占领东赵川，企图阻止我军西进。王震、张文津根据此情报，决定改变行军路线，往西北方向湘河街走去。这天行军上路不久，我就闹腹泻，上下午拉了不下七八次。晚间宿营不仅拉稀不止，且发高烧。次日行军病不见好。干部部吴泽芳部长，将我病情报告了旅领导。中午部队到达湘河街休息时，干部旅政治部主任吴祖贻前来探视。他告诉我:如果不能行走，就在此找个地方隐蔽，病愈后到延安去。我回答他说：在湖北时黄林让我化装去华北，我有困难没有走，到了这里人地两生，怎能离队寻找地方隐蔽呢，我还是尽力跟部队走。吴祖贻见我不同意，不再说什么，只是告诉跟着我的通信员，要他好好照顾我，他便走了。
部队在湘河街休息到下午2时，继续向西行军，途径梁家坟、大竹园、白路础等地，进入山阳县境。此时已夜幕降临，部队进入夜间行军，半夜时分爬上一条山脊，我既病又累又饿，一点也走不动了。倒在地上和同行的王国信夫妇商量，歇息一会再走。他俩同意了。岂料由于疲劳过度，大家不知不觉一齐睡着了。一觉醒来已是次日早晨日出三竿。大部队也已走得无影无踪了。我们慌忙往前追赶大部队，没走多远，东北方向响起了机关枪声。一听机枪响，王国信夫妇顾不得给我招呼，便匆匆向右前方山冲里走了。我迟疑一会儿，往左边山冲走去。走了10余里，沿途不见我军通过的踪迹，我意识到掉队无疑了。
在山冲里找不着部队却遇上一人，看来有30多岁，农民装束。经我询问知他名叫张君来，是当地渔洞河村人，是种庄稼的，我问他村上人过得是否太平，他说还可以。说着说着他谈出八路军领导的游击队常来渔洞河一带活动，并且他还认识游击队的一位蔡队长。谈话中间，我发现此人比较纯朴，不像是油滑说假话的人，听他说这里有我党游击队活动，我觉得有希望了。
根据这一情况，我认为自己跟上大部队已无指望了。不如到这位农民家中住下来，暂时隐蔽几天再说。若是我党游击队真的来了，那就好办了。想到这里，我便向张君来提出来暂时到他家住几天，希望他收留。
张君来听到我提的要求，开始默不作声。犹豫了一会儿，回答说：去他家住几天可以，不过渔洞河地处大路边上，大白天带新四军2个当兵的进我家里，太招人眼。他表示带我们到黄龙洞(半山一座尼姑庵)先休息一下，待天黑后，再去他家。对此，我表示同意，即随他一起去了黄龙洞。到那里后，尼姑很友好，给我们让出一间房住下。张君来说他回家去给我们准备饭吃，便下山去了。
天黑以后，张君来果然来到黄龙洞，还带了他哥哥张正来一起来的，说是请我们去他家吃饭。到了他家饭前闲聊当中，我看出张正来颇明了一些当前的时事，不同于一般不懂时事的农民。他还说了他被保长抽丁，当过国民党军队的兵，到过山西中条山。他们部队与八路军驻地邻近，听到当地老百姓讲了不少八路军爱民故事。他在国民党军队受压迫挨过打，很受苦。对国民党厌恶透了，说此地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是站在农民一边的，表示好感。并表示愿意帮助我们找到游击队，帮我们回到自己的部队去。
张氏兄弟和他母亲与我们一起吃晚饭，还特意杀只鸡做了几个菜。饭后张正来说，听人传这里还将有军队路过，不知是何军队。万一是中央军，住在他家就不安全了。要送我们到渔洞村对面山洞里去住，问我行不行？我说由他们安置，住哪里都行。于是他们两人一同送我和通信员潘义生到那山洞里，让我们安心睡觉，并告知他们次日早晨还要给我们送饭来吃，然后他们下山去了。
潘义生在山洞里情绪低落，嚷嚷着要回河南老家，再也不干新四军了。我劝他不能政治动摇，等我们见到当地游击队就有办法了。我们渐渐地睡着了，一觉睡到第二天日出，我走到山洞口向外看，一眼看到像是我军正从渔洞河路过，向西开去。我便走下山来，看见正是我五师三十八团一营的部队，营长陈得志和我是熟人。他表示欢迎我和他们部队一起行军。随后我叫出潘义生，跟一营一同走了。
我跟上三十八团后，当天晚间在一村庄宿营时，我即找到第二纵队参谋长方正平(原五师十三旅政委)，向他汇报了我掉队的情况，他向我说了一些安慰的话，然后告诉我，就跟着三十八团一同行军。是夜在一打谷场露营，第二天早晨部队继续西进。行走不久，我头晕不止，腹泻发高烧，勉强行走到下午3时左右，在一座高山上我倒下了。我让潘义生下山去弄点水来喝，他从此一去不回。
恰巧在这时刻，陕南游击队一位名叫刘山的游击队长来到这座山上。他是奉我党陕南游击队总指挥巩德芳同志的命令，前来找李先念取联系的。这时二纵队十三旅政治部组织科干事杨森行军正从我身边路过。他见我无力行走，便请刘山想办法将我安置一个地方隐蔽起来养病。刘山同志欣然同意，他和一队员亲切地扶着我下山，去到一个叫曹家河的村庄，将我安置在该村农民曹忠义家里。他向我说，他急于要去找李先念，马上要离开这里，二三天后，返回曹家河来，接我去他家乡大凹村去养病。他嘱咐曹忠义要好好照顾我，而后就去追赶我们的部队，找李先念。
我到曹家河村，已是傍晚时分，当晚即跟随曹忠义一家人去到该村后山石崖下隐蔽，村民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听说“中央军”快来了，大家害怕得很，必须躲起来。果然第二天早晨蒋军便过来了。他们顺着我军行走过的路线往西追赶我军，追到第二天下午大队人马才过完。第三天早晨，躲在山上的村民正准备回村时，又一支蒋军窜进曹家河，他们先杀农民的猪又宰鸡，后往山上爬到处寻找抓人。此时躲在石崖下的村民见状，纷纷往密林里钻，我同他们一起逃避到山的南坡上去了。
我随曹忠义一家躲在一片密林覆盖的乱石当中。这时曹忠义若有所思地对我说，你跟着我家也得漫山跑反，说不定会出危险，还不如到大凹刘队长(指刘山)家里去。他那地方偏僻比较安全。大凹村在此地东南方向，距离我们这里只有30里，不用半天就能走到那里。我听了曹的这些话，骤然感到震惊，想不到曹忠义要我离开他家，不知如何是好。可思考了一会，觉得这里的确不安全，万一我出了事，他不好向刘山交待。从这一点着想，或许他也是一种善意。因此，我答复他说，我可以到大凹找刘队长，你告诉我路线我即走，死活听天由命，不用你管了。
曹忠义向我指出去大凹的路线，我就下山了。岂料刚下到河谷，便遇到蒋军一排押伙食担子的队伍(他们也是掉队的队伍)正坐在河滩下休息。我被他们捉住交给一个排长，那排长问我叫什么名字，我答叫潘祥麟。问我在新四军干什么，我说在团卫生队里当文书。又问我因何到此地，我说行军患病掉队了。再问我你们部队到哪里去了，我答我已掉队多天，弄不清楚他们到哪里去了。审问至此，那蒋军排长见我脸色焦黄，体躯消瘦，脚登草鞋，衣着破烂，看不出像干部模样，便对我不在意了。他将我和被他们抓来挑伙食担子的民夫放在一起，然后继续沿着河边向西南方向进军。
这股蒋军行军半天，傍晚到达西罩川(山阳县以南一个小镇)北边一个小村庄宿营，他们还是将我和民夫关押在一处没有院墙的三间房屋里。我一进屋，就看见此房南间有一后门，门扇紧闭，被门闩插住。到了午夜，坐在房门口看管民夫的哨兵不断打瞌睡。我乘这哨兵疏于防范之机，轻步走到后门跟前，悄悄把门闩拉开，推开门扇，跳出门外，跑上山了。
我从西罩川敌人那里逃出来以后，连夜翻山越岭向正东方向朝着大凹那边走去，这时天不停地落雨，我在一棵阔叶树下避了约一两个小时的雨，雨下小了，我接着走。到太阳从东方出来以后，走到半山坡上一间农舍，向那家农妇讨了一碗玉米粥吃了，并向她询问了去大凹村的具体路线，又上路了。中午到达大凹，此时刘山同志不在家里，他与李先念司令员取得联系后，赴商州竹林关向陕南游击队总指挥龚德芳汇报去了。
正好，我五师四十五团政委齐勇带领该团一营驻在此村。一营长周子怀曾在三十八团任过连长，我们是熟人。他带着我去见齐勇，齐勇热情地接待了我。在他面前我不禁热泪盈眶。庆幸由于陕南有我党领导的游击队，有当地非常好的老百姓，才使我这个罹难的人回到党的怀抱里来了。齐勇同志对我十分关照，爱如家人。安排我与他同吃同住，一起活动，尽量使我生活得舒心。
齐勇是率领四十五团一营掩护中原军区领导机关，在商南县东赵川与敌人作战后，与大部队失去联系的。听说山阳县大凹一带是我陕南游击队的根据地，才把一营开到大凹来休整部队。
在我和齐勇会见后的第三天，四十五团团长万德坤率领该团二营和三营也来到大凹和齐勇会合了。万德坤向齐勇和一营连以上干部（也邀我参加)传达了7月22日中原军区李先念司令员、郑位三政委给四十五团领导人的电报，内称：刘邓大军为了支援中原军区突围，在陇海东线展开破击战，国民党郑州绥靖区主任刘峙惊慌失措，已从追击我突围蒋军中抽调13个师开赴豫东，陕南形势可望缓和。中央军委指示，我突围部队停止前进，不去延安，留在陕南开辟豫鄂陕游击根据地，拖延胡宗南部队对延安的进攻。大家听了万团长的传达，都感到非常高兴。
我同样非常高兴，我中原部队突围胜利了，蒋军的“围剿”失败了。我们为钳制蒋军做出牺牲，实现了中央战略要求。我个人也经受了考验，几经脱险，追随大部队成功突围。
五师分会 潘友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