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昭贤
骑兵团努力从战争中学习战争，除了擅长的伏击战、追击战和奔袭战外，也参加了攻坚战、遭遇战、守备战和阻击战。我参与指挥的侍卫圩子攻坚战和刘集遭遇战就是其中的战例。
一、侍卫圩子攻坚战
孟昭贤
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也是我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阶段。日伪军对我淮北抗日根据地边缘进行“蚕食”和“伪化”，以逐步扩大伪化区，缩小抗日根据地，最终达到摧毁我抗日根据地和消灭新四军主力的目的。于是，伪军大队长赵大麻子奉日军命令在侍卫圩子、三棵树、枯河头建成了3个据点。他经常率队配合日军侵犯我泗县、睢宁地区。
侍卫圩子据点位于泗县至睢宁之间，赵大麻子伪军有100余人驻守，圩子周围有坚固的围墙，圩子外壕设有鹿
砦，内有堡垒20余座，有砖砌的坚固地下掩体数十个。
我四师主力一部分散配置到各边缘地区，打击深入根据地的日伪军，并相机进袭日伪军薄弱据点。彭雪枫师长、邓子恢政委决定由张震参谋长率领骑兵团拔掉三棵树和侍卫圩子伪据点，粉碎敌人的蚕食政策，解救那里的人民。
3月1日下午，张震参谋长来到大江庄骑兵团团部驻地，向周纯麟团长、姚运良政委和大队以上干部传达了彭师长、邓政委的决心。介绍了敌情和地形，组织大家研究了作战方案。最后确定：一大队攻打东大门，五大队攻打西大门，三大队做预备队，团指挥所设在圩子东南角的小村上。具体战法是：天黑行军，到达战场后，下马徒步悄悄接近敌人，直到被敌人发现，再猛打猛冲。为此，要求一、五大队要组织突击队，周密部署，保持有后续力量。最后张震参谋长做了指示。
接着，骑兵团全体人员在练马场上集合，姚运良政委冒着小雨进行了战前动员，他激昂地说：“同志们！彭师长、邓政委命令我们骑兵团坚决拔掉侍卫圩子伪据点，彻底消灭圩内的敌人，扩大我们的根据地。同志们！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全团异口同声地回答：“能完成！”姚政委接着又说：“我们经过补充、训练、整顿，提高了作战的本领，通过这次战斗来考核考核同志们，看谁服从命令最好，完成任务最好。”动员会后，各大队进行了传达和部署。
当时，一大队大队长是程朝先，教导员是刘传新，我是党支部书记。程朝先大队长将此任务向党支部、军人大会传达后，指战员们人人摩拳擦掌，个个抢先报名打前锋。王玉坤说：“我曾参加过8次突击班，我有经验。我负责投手榴弹。”梁天作说：“我参加火力组，我这机枪是白拉林的，保证指到哪儿打到哪儿。”最后，程朝先大队长决定，全大队分为一、二梯队，第一梯队即为突击队，其余为第二梯队。突击队由二区队担任，能打善战的区队长王崇古（他1933年参加红军，后改名王崇国）任突击队队长；吕传德、张同振分任突击班正副班长；组长分别是张致山、孙永风和韩玉玺；王玉坤任手榴弹班班长；梁天作、刘怀歆分任火力班正副班长。由一大队党支部书记孟昭贤带领突击队完成这一任务。
接着突击队在村西头一个草屋里召开了诸葛亮协同会议。会议上充分发扬了民主。突击队队长王崇国总结了大家的意见，就开始行动了。
在黄昏前，我们喂好战马、备好马鞍，立即出发。那天刮着风下着雨，突击队冒着蒙蒙小雨，穿着水洗似的棉衣，臂上扎着标识物——白毛巾，骑马在泥泞的道路上行军，人和马都跌了许多跤。4个多小时后，约夜里10时左右，按时到达了展开地区——侍卫圩子东南角的柏楼子西头，又询问了几个当地的老百姓，了解敌人的情况。
我们乘着天黑向侍卫圩子挺进，临近时下了战马，设立了栓马樁（栓战马），分成一、二梯队悄悄地接近敌据点的东大门外，突击队为一梯队。突击班又分为3个突击组，组长分别是张致山、孙永风和韩玉玺。这时敌人还没有发觉我们。吕传德指挥的突击班悄悄摸上去，轻轻拉开围壕外面的鹿砦，通过了第一道和第二道鹿砦，到达围壕边。吕传德发现壕里是沙土，有一点水，他第一个跳进了围壕向上爬，由于沙土松，一爬就掉土，往下打滑。第1次滑下来，第2次又滑下来，像一个泥人似的。他指挥两个战士采用接杆法，蹬着肩膀爬上围壕。高个子陈长林蹲在围墙底下，王永丰个子小，外号“王矮子”，先上了陈长林的肩膀，爬了上去，解开绑腿带，挂下来，孙永风踩着陈长林的肩膀，抓紧王永丰挂下来的绑腿带，接着又上了围墙。这样用绑腿带把全班都拉上围壕，在东门南侧隐蔽起来。他们听到东门炮楼上推麻将的声音，乱糟糟的。吕传德还悄悄爬到东大门观察了情况。孙永风一个人摸到围门那边，看到有门土炮，炮口朝外，便偷偷上去，想搬回来，但他一个人拿不动，便把炮口倒过来。孙永风悄悄地隐蔽在一边，听到敌炮手回来后奇怪地说：“这炮怎自己转过来了。”这是战斗后孙对王永丰说的，还说敌人“真是笨蛋”。
我和突击队队长王崇古在围壕外密切关注着情况，手榴弹班班长王玉坤说：“我也爬上围壕，好向敌射击孔内投弹。”我调整了部署，命手榴弹班也进了围壕，隐蔽在围壕脚下。命火力班隐蔽在围壕外的高土包上，对准东门炮楼上有灯影的发射孔。一大队突击队一切准备就绪，等待着团指挥所发出的攻击信号。这时，同志们又冷又急，像水洗一般在墙脚下静静地隐蔽着，有些爱咳嗽的同志都用棉袄袖子捂住嘴，所以，敌人一直未发现突击队的动静。这样一直坚持了约2个小时。
但由于夜色漆黑，团指挥所和五大队都迷失了方向，走错了路。一大队一等再等，始终看不到团指挥所发出的攻击信号。时至大半夜，大家多次要求发起攻击，就在这时，一个敌人拿着手电筒查哨时发现了突击队：“干什么的？”，接着打了几枪，顿时东门楼上的敌人向我突击队猛烈射击。
我们立刻向敌人发起攻击，手榴弹组先用炸弹向敌东大门轰炸，接着我火力组用机枪封锁了敌碉堡上的射击孔。在得力的火力掩护下，我第一梯队大喊杀声冲上了敌东大门两侧的围墙上，在猛烈攻击下，东门楼上的敌人投降了。突击组的成功入圩为大部队的进攻开辟了通路，扫清了障碍。我和王崇古立刻带领火力组登上门楼，占领了这个制高点，打开大门，放下吊桥，让第二梯队进了圩子。
这时，团指挥所也发出了冲锋的两发信号弹，李玉兴号长吹起了冲锋号。
圩内敌人乱作一团，贼心不死的赵大麻子带100余人边打枪边投弹，直奔东大门进行反冲击，我军利用围墙有利地形，发挥机枪组和手榴弹组的火力，向接近我们的敌人猛烈射击、投弹，这时充分发挥了王玉坤能连发手榴弹的特长，一连打了10几发手榴弹，将敌打退。不久，敌人又组织了第二次反冲击，我第二梯队在第一梯队猛烈的火力掩护下，插向敌人的纵深。
当我带着部队冲进侍卫圩子时，已经是下半夜了，当时圩子里还有一座3层的碉堡没有摧毁。突击组长孙永风将一张盖着几条湿被子的桌子顶在头上，冒着敌人的弹雨奔向敌人的碉堡，站在桌子上几次想爬上碉堡都未能成功，只好把两个手榴弹绑在一起，从碉堡的射击孔里扔了进去。随着两声爆炸声，底层的敌人大部分被炸死，余下的敌人从碉堡里逃出向西突围至野外。这时，五大队也冲进了西门。骑兵团一、五大队迅速将敌人包围，激战半个小时，全歼了余敌。
侍卫圩子战斗，我无一伤亡，毙伤伪军22人，俘虏41人，缴获步枪39支，短枪3支，子弹200多发，炮弹21发，法币915元。睢宁县政府带着1000余民工，很快把圩子内的碉堡全部平掉了，军民们喜笑颜开。
战后，骑兵团召开了庆功会，孙永风被骑兵团评为战斗模范。师《拂晓报》头版头条报道了战斗经过，突出表彰了一大队。
孙永风，安徽宿县人，1945年9月9日于河南夏邑县会亭集蔡庄战斗牺牲。吕传德，河南杞县人，1944年在宿东游击队任传骑排长时牺牲。王玉坤，河南永城县黄口镇李平楼村人，1949年1月9日在淮海战役陈官庄穆楼战斗中牺牲。
永远怀念这些英勇的骑兵，我最亲密的战友们！
二、刘集遭遇战——48名骑兵智逼敌降
刘集战斗是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骑兵团一大队（营级）与国民党军在淮海战役中打的一场遭遇战。当时，我任骑兵团一大队长兼教导员，我大队仅以一线48名骑兵和少量伤员，逼降孙元良兵团四十一军及一二四师1100余官兵，俘获该军少将副军长杨熙宇、一二四师少将师长严翊以下10几名将校军官，创造了特种兵纵队乃至华东野战军以最少兵力俘获敌军人数最多的记录。
（一）受令北上
1948年11月30日，杜聿明率徐州守敌30万人仓皇西逃。华野8个纵队20多万大军急进追击，至12月4日拂晓，将杜聿明集团合围于永城陈官庄地区。
12月2日夜，就在杜聿明西逃的第二天，我团接华野司令部加急电报，令星夜兼程向北永城、亳县方向急进，堵截徐州南逃之敌。
骑兵团在汝南埠北金铺镇团部驻地召开干部紧急会议。会上，团长戴彪、参谋长程朝先宣布：下午5时出发，按五、三、九、机炮、一大队顺序行进（七大队随野司行动），经上蔡、项城、界首到达皖北亳县集结。我团渡过沙河后，再次接到华野司令部加急电报，催令我团向北急进，随时侦察和堵截突围之敌。
全团咬紧牙关，日夜兼程，经近2天3夜急行军，到达了亳县、永城边界地区。各大队展开队形，搜索前进。我们一大队被安排带病号、病马在后边跟进。一大队是骑兵团的主力大队，一向打头阵，这次走在后边，大家心里不痛快，我和几个大队干部只好做大家的思想工作。
（二）发现敌情
1948年12月7日早7时，我大队行至亳（县）、永（城）边界刘集南边，听见北边有零星枪声。我走到刘集大街上时，前卫三区队（连级）的副区队长万福才飞马向我报告说，前面有敌人向南来。当时，我有点不相信，团部和其它4个大队1000多人马刚刚过去，怎么会有很多敌人呢？我摧马到刘集北侧，用望远镜一看，确实有很多国民党兵向南拥来，黄腾腾一片，足有1000多人。
我想一定要打掉这股敌人，一面派出骑兵向团部报告敌情，一面在脑海里揣摩如何打法。本来我们大队有100余人，由于执行全团的病号、病马收容工作，一部分人要去照看病号、病马，一部分人要将战马牵离战场（1人最多牵4匹马），这样算起来，真正能投入一线作战的人员只有48人，显然硬拼不行，必须巧打。
我与张遵三副大队长商量后，立即命令：三区队迂回敌东侧打敌后尾；二区队迂回敌西侧，抢占柏树林坟场用急袭火力杀伤敌人；病号带病马占领东侧大村庄向敌射击但不冲击，尽量造大声势迷惑敌人。我看二、三区队基本就位后，即命令号目吹起冲锋号，全大队立即向敌人发起了冲锋。为避其锋芒，我带领一区队向敌后尾猛烈冲击。这时占领柏树林坟场的二区队也向敌群射击，占领东侧大村庄的病号也开始向敌群射击。敌人受到攻击，死伤不少，乱成一团，拼命通过十孔桥，慌忙向刘集方向溃逃，到了刘集见没有围墙作掩护，就急急忙忙地占领了刘集南面的一个叫殷楼的小土围子，并用几挺轻、重机关枪和六〇炮向我们猛烈射击。
这时，我简单审问一名被俘的国民党军少尉后得知，这股敌人隶属孙元良兵团，主要是四十一军军部及一二四师的，约有1000余人。
（三）包围殷楼围子
我观察地形后，觉得首先必须迅速包围殷楼围子。于是命令各区队尽量接近敌人，把敌人包围起来。
敌人利用占领的围墙向我猛烈射击，王永丰的马被打死，三区队副区队长万福才负伤，二区队战士肖传祥中弹牺牲。我的大衣被打了两个洞，还有几个同志的棉帽被打掉了。二区队长（连级）王永丰带领区队徒步向前运动。在机枪掩护下，快速通过大路，进入树林，迅速接近敌人。
这时，二区队副区队长王广华带了满身手榴弹向我请战，要领1个班打进围内。我观察敌情，敌人虽没有什么坚固工事，仅靠土围的围墙做掩护，但敌人人多，不能与敌拼消耗，更不能硬冲进去，于是制止了他。
我观察到十孔桥西侧的交通沟地形很有利，于是令二区队掩护，带着一区队下马徒步，向交通沟运动，但瞬间被打伤了三四个同志。袁化先、杜津民挺身而出，连续向敌投了几枚手榴弹，趁着烟雾，通过了敌火力封锁，进入交通沟，逼进了殷楼围子，距敌200米左右。接着，三区队又攻占了围子的西侧柏树林内的几个大坟包，距敌不到100米。病号们相机占领了围子东、南侧，并组织部分人员骑马跑来跑去，虚张声势，从而将敌人团团包围起来。
尔后，我命令全大队集中火器向围内射击，炮手用2门“八八”式小炮向围内发射小炮弹，因为围内敌人密集，每发1枚小炮弹都能杀伤敌人。接着，支部书记张德才组织人员向敌喊话。这些敌人龟缩在围内，乱乱哄哄，士气低落。
这时，有几个国民党军官到围墙边视察动静，一班长张兴远立即举枪射击，击中了为首一人。事后知道被击中者是敌一二四师少将师长严翊。严翊在日后写的回忆录《第一二四师的挣扎与溃灭》中写道：“遭千余骑兵包围，又被骑兵的神枪手打中，脑胀眼花昏倒在地。”
过了一会儿，有一个副官模样的人打着白旗探出头来，高声喊叫：“不要打枪，我们要投降，我们找你们团长谈判。”原来严翊负伤后，与四十一军副军长杨熙宇商量，派出一名参谋与我谈判。
我一看这种情况，悄悄地对通信班长时用海、通讯员张友田、蔡国龙、张玉山和支部书记张德才以及文化教员李峨卿等说：“你们就叫我孟团长，要装得像，沉住气。”我们还整整衣帽，拍拍身上灰尘。等那位参谋走近。张德才指着我对他说，这是我们的孟团长。那个家伙连忙恭恭敬敬地向我敬个礼，我故意不理睬他，高声发出命令：“张参谋，通知各营和机炮大队加修工事，暂时停止射击。”那位参谋又从口袋里掏出我军发给被俘蒋军官兵的释放证说：“报告团长，我已向贵军投降过2次了，我们的官长说我们愿意投降。但我们要求：一是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二是私人东西不被没收，允许回家；三是先叫我们吃顿饱饭，再发干粮。”我当即答复说：“回去告诉你们的头头，优待俘虏是我军的一贯政策，给你们半个钟头时间，放下武器，把队伍带出庄来。”那参谋连声说：“是，是，一定照办！”转身回去了。
（四）深入虎穴谈判
半个小时过后，敌人并没有把队伍拉出投降，但敌围内很不平静，乱哄哄的，我们等得也不耐烦了。这时，那个参谋又探出头来对我们喊道：“喂！我们官长要你们团长过来再同我们谈谈。”一听这话，骑兵们愤怒了，有的说：“他妈的，又耍什么鬼花招，我们干脆打进去，叫他看看我们的厉害。”有的说：“别给这些家伙磨嘴皮子，咱们的武器也不是吃素的。”张兴远走到我跟前说：“大队长，趁敌人现在松劲，我带1个班打进去，打他个乱七八糟，敌人包投降。”被我制止了。
我想，当前敌众我寡，强攻并非上策，逼敌投降才是办法。于是，就和副大队长张遵三、支书张德才商量，通过分析当前情况，大家一致认为，目前不宜强攻，还是尽可能采用政治攻势解决问题。我跟他们两人说：“我去敌人那里谈判，张副大队长在此指挥，进一步加强工事做好打的准备，我要是回不来，你们就顺着我去的路打进去，歼灭敌人，要组织突击班，多带手榴弹。”他们两人和其他同志同意派代表去谈判，但都不同意我去。我就和大家说：“敌人虽多，武器弹药虽好，但是溃兵，疲惫不堪，又没有后续部队，没有援兵，1000多人挤到一个小围里，兵力展不开，对我们情况也不清楚，而且地形对他们不利，我们完全有可能争取他们投降。”最后，大家终于同意了我的意见。
出发前，为了摆出团长的样子，我整理了军装，打掉身上的灰尘，腰里别上20响盒子枪。王广华、张玉山和林忠兴作为警卫员，挎着汤姆式冲锋枪，身上挂满了小型手榴弹。准备完毕，我们与同志们握手告别，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围子内。
进了围子，我看见敌人如临大敌，巷口、门口、房上架起的枪支枪口一律对准我们。我们4人更加昂首挺胸，大步向前。敌人那位参谋迎面而来，向我点头弓腰说：“孟团长来了，敬仰，敬仰。”带着我们朝一户住家走去。
走到一个院子前，那个参谋示意我们到院内谈判。当时，我留心观察，只见在院外一副担架上躺着一个瘦子，穿一件酱色大袍，头上裹着绷带，把一只眼睛也包扎住了，他在担架上挣扎歪斜起来，用剩下的一只眼睛瞅瞅我们，四周站着一群持卡宾枪的护兵。我注意到有军官低下头向他请示，心里马上明白这一定是敌人的头头。我想：不能随便进院内谈判，谁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干脆就在这个头头面前谈，谈崩了就先打死他。打定主意，我向前方走了几步，靠近那个头头的担架，提高嗓门大声说：“到院内干什么？我们就在光天化日之下谈判。”
我大声地说：“你们现在已是瓮中之鳖，我们随时可以向围子轰击，只不过想叫你们少流血罢了，你们的出路就是缴械投降，条件已讲过，我们解放军光明磊落，决不失信。”这时，在场的许多敌军官兵乱哄哄地争论起来，无形中分成了两派，乱吵乱嚷。于是，我对那个谈判官长（敌副参谋长陈玺畴）说：“愿不愿投降由你们决定，至于后果，就不是你们定的了。”那人忙说：“有话好说，有话好说。”慌忙又向担架上的头头请示去了。
这时，在现场的敌官兵越聚越多。我趁此机会，走上一个粪土堆上，对这些敌官兵大声说：“蒋军官兵们，你们大部分是受苦的人，是抓壮丁来的，给蒋介石卖命当炮灰值不值得？淮海战役我军就要全胜，黄伯韬兵团已被歼灭，蒋家王朝眼看就要覆灭。”。敌人中的顽固分子大声喊道：“你们不要在这里做赤色宣传，不要欺骗我们。”我针锋相对地说：“我讲的是实情，有目共睹，人人皆知，你们的报纸也承认这些情况。你们为什么从徐州逃出来呢？这不是事实吗？开封、洛阳、济南、徐州被我军攻克这不是事实吗？”那几个顽固军官还想进一步威胁我，大声发出准备打的命令，他们手下的一群护兵，哗啦一声，把子弹推上枪膛，把枪对准我和3个警卫员。在这种情况下，我迅速用20响盒子枪对准躺在担架上的那个头头严翊，张玉山用汤姆式冲锋枪对准那个谈判的官长陈玺畴，王广华两手拿着两枚拉出线的手榴弹，4人脸不改色气不喘。我冷笑着用高大的嗓门向他们说：“你们开枪吧！我们进来与你们谈判是为你们的生命考虑，你们要是执迷不悟绝没有好下场，一切后果由你们承担！”因为这时围观官兵很多，顽固分子也不敢向我开枪。僵持不大一会儿，袁化先带一个班冲进围内，举着机关枪对着敌群大声叫喊：“赶快放下武器！”敌人分化得更厉害了，叫嚷着要打的越来越少，大部分表示投降。
那位谈判的官长再次向躺在担架上的头头请示，严翊无可奈何地挥挥手，示意同意。蒋军官兵纷纷放下武器，一窝蜂似地拥向我指定的集合地点。这时，一大队大部分已冲进围内。骑兵团戴彪团长和芦富贵政委带着团部和九大队到了围外，豫皖苏军区小部分武装和地委书记寿松涛也来到围外。
（五）战斗尾声
新华社华东分社社长康矛召拍摄于淮海战场
这时，天色已晚，近5点钟，围门口集合了国民党军少将副军长杨熙宇、一二四师少将师长严翊和副参谋长陈玺畴、政工主任吴焕然等10几名将校军官。我与他们谈话才得知，被我华野包围在陈官庄的杜聿明集团3个兵团，在逃还是守的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的意见，蒋介石命令南进，可是当时的情况又不可能突破我军包围。5日，杜聿明召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研究突围办法，不经请示蒋介石，自行决定当晚各兵团同时向淮河以南突围，随后，杜聿明怕承担责任又取消决定，但孙元良已抢先于当晚向西南突围，除一部溃逃回邱、李兵团防区外，其主力被解放军部队分别歼灭于永城附近之黄瓦房、张老窝和亳县地区，孙元良及少数随员化装逃脱。一二四师一部率部乘黑夜突出包围圈，在下半夜窜至亳县东刘集地区，12月6日碰上第四十一军副军长杨熙宇带着突出来的几百人，两部合起来约1100余人。
至此，战斗全部结束。共俘虏敌副军长以下1100人，毙55人，缴获八二迫击炮2门、六〇炮5门、重机关枪10挺、轻机关枪28挺，各种冲锋枪、卡宾枪、马步枪、手枪若干，电台4部，骡马44匹，各种弹药20196发。我仅亡1人，伤3人，亡马3匹，伤6匹。
就在这时，我地方政府人员带着老乡们喜笑颜开地给我们送饭来了。我迎上前去，拱手感谢来送饭的乡亲们。国民党军的那些将校军官看到此景，很好奇地说：“我军从来没享受过老百姓这样的温暖。”副军长杨熙宇说：“孟团长，这就是贵军胜利之本！我们也说不吃老百姓的鸡，但所到之处都吃光了，不叫压迫老百姓，但我们每到一处老百姓都逃光了。”我跟他说：“我军是老百姓的队伍，爱护老百姓是我们的根本路线，我们全靠老百姓支援。”
事后，这些人知道俘虏他们的只有48名骑兵和几十名病号时，都大为吃惊。
我带着一大队，押解着1100余俘虏兵，连夜开进到酂城休整。从此，我们一大队全部换上了美械装备。
第二天上午，华东野战军来电嘉奖了我们骑兵团一大队。
四师分会 孟昭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