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我在家乡江苏省阜东县（今滨海县）王桥战斗中，左肋部子弹贯通伤，第11肋骨中段粉碎性骨折，骨化型骨髓炎，身体内部存有许多处碎弹片。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战斗中视网膜脱落，左眼瞎了1只，近几年来，耳朵也不好，心脏不好，身体内装有8个支架，脑子还管用，大概能记得一些事情，说错了请大家指正。

                       —、 出生在上海闸北

    我的祖籍江苏省阜宁县獐沟区栾滩村，1940年，共产党、八路军在我的家乡建立抗日根据地，1941年9月20日栾滩村划归新置的阜东县。

我原名栾正治，1925年5月13日（农历）出生于上海闸北，是家中老三，在新四军队伍因佩服陈毅代军长和我是中华儿女，立志抗日而改名为栾毅华。我还有两个哥哥，大哥栾正清、二哥栾正洪。父亲栾志乾号栾淦元，二叔栾志航弄烟叶，工资低，一辈子单身。我外公姓刘，毕业于上海中医学院，二姨学习针灸推拿，我母亲祖籍也是滨海人，她师从外公，是名医生，学习中西医，懂英文、拉丁文，住上海锦绣里。

我母亲是医生，家里开销全靠母亲。由于父亲不务正业，所以母亲很早就和他分开过了。我一辈子没上过学，印象中，我很小的时候就跟着母亲跑，作为医生的母亲不准我穿好衣服，还把脏东西擦在我身上——她的用意是保护我。因为一旦遇到军警，身上又脏又臭的小孩子，他们嫌弃，就不碰。母亲既是医生又是地下党员，遇到重要情报需要传递时，会先用局部麻醉药喷我的肛门，然后再把重要材料塞我肛门里。母亲很辛苦（泣不成声）提到母亲我就说不下去了。我母亲的口头语是“宁给穷人一口，不给富人一斗”。 传递情报通过一个卡子时，如果检查出来有问题，军警刺刀就有可能把人刺死了。当时，工厂里军警排在那里，通过关卡风险很大的。你们想想：儿子是母亲的心头肉，母亲带着我，当时所走的这条路很危险，过去当报童送材料也是很危险的，但她还是义无反顾地带着我干，妈妈确实是好妈妈！

我的大哥栾正清，上海地下党员，在船业工会工作，中学毕业，英文非常好。1929年，大哥他们在楼上开会，母亲以医生作掩护。大哥在上海小沙渡路召集地下党小组会议时，被反动当局抓捕，关押在上海市龙华监狱。上海市龙华监狱都是活的抓进去，死的抬出来。我大哥牺牲后连遗体都收不到。1930年，我5周岁，母亲知道大哥遇害，在家里哭，晓得大哥作为地下党，危险性极大，因为我母亲也是党员，1931年夏天，因为大哥牺牲在反动派监狱，申冤无门， 我们只好从锦绣里搬到贵福里，母亲心力交瘁死在法租界贵福里，我清楚记得母亲去世的时候，头朝外脚朝里。在上海有刘太权、刘太炳与母亲是叔伯姐妹，母亲死后，家里经济支柱就没有了。单芝乔小姨当时是里弄当差的，让刘太权、刘太炳去买棺材，但是当时法租界无法放棺材。停灵在江北会馆，过几天，在苏州河租木船运母亲遗体回老家。

1931年夏天，我第一次到老家，就是为安葬母亲遗体，我舅舅他们刘家人为我母亲操办安葬事项，我母亲棺材被安置在东坎南边的坟茔地。

母亲遗体安葬后，妹妹栾凤鸣（小我3岁）随父亲回上海，我到东坎跟随单身汉二叔栾志舫生活。每天只有两顿大麦糁子和山芋干一起煮的山芋干粥。1934年，我9周岁时，饿得实在吃不消，只好去找二姨。二姨住在东坎洪套，行医针灸推拿科。我就跟她说：“在东坎忍饥挨饿，冬天只穿毛窝子（用芦苇穗子花和草绳编织的越冬鞋子），皮肤都咯破了，春天，一天三顿粥都喝不上，夏天，瓜菜豆角凑不饱肚子，日子实在没法过下去了。”二姨给了我一元四角另加一些铜角（当年一元龙洋是300个铜板，一袁头大洋是200个铜板），当时我从今天的东坎镇新建桥搭乘洪姓老板的木船去上海，洪老板让我父母过来，说没有一个9周岁小孩单独去上海的，一旦出了事情，他们无法承担。船上人就帮我回答说：“他母亲死了，送母亲回来安葬的，父亲在上海‘倒插门’，老板行行好，带他去上海吧。”

我母亲去世后，父亲‘倒插门’在上海。他在黄包车行给人打工，记账，收钱。而他拿的钱只够他自己开销，根本谈不上养家糊口，我就成为事实上的孤儿了。

我在东坎搭洪家船行木船，船老板问我：是否会水，我回答会水，我从河北岸游到河南岸，又游回头，给洪老板看，以证明我会水，不然他不肯带我。我没有父母在身边，他就问我：会不会拉纤？会拉纤就跟着我拉纤。当时是七月份，天气很热，太阳晒到船上，晚上烫人，无法入睡。冲凉后去睡，洪老板睡在船尾，我睡在船头，这样，鸡一叫就得起来拉纤，一直拉到天亮，我拉纤，过了泰州、黄桥，拉纤走过20多天时，已经靠近高港了。到了江边，我就跟着人家上船了。因为我小，就帮助人家拿东西，人家看我眼欢手快会帮人，手脚麻利。后来换大的轮船去上海。上船时，我想把身上的铜板掏出点给洪老板，洪老板说：“你不用掏了，大家是坐船来的，你是跟我拉纤过来的，晓得你没有母亲，算了……”上船时，我9周岁，需要半票，我只有4角钱，而半票需5角钱，船老板他把船票撕去了1角，我就4角钱坐船坐到上海十六铺码头。别人上海都有亲戚投奔，而我母亲死了，父亲“倒插门”到章寡妇家门下的，我一个人回到上海，另找出路。上岸后，遇到同船到上海的大爷大妈，我就给钱给人家想弄点吃的，而大爷大妈不要我的钱，说：“晓得你有多少钱，我们老家带的大麦糁子，熬的山芋干粥，一天两顿，家里吃时帮你带一口就行了。”我是穷人只好跪在地上向人家磕了两个头。到了老汉桥在上海的草堆角（菜场旁），找到贵福里。因为妈妈以前在这开诊所，人家都认识我，问起我囡囡（上海话意为妹妹）回来没有，我回“父亲‘倒插门’，妹妹一起去了。”他们就询问我，到上海有什么生活的办法？我说：“做童工。”别人说：“做童工很苦，只能给你一口吃的罢了。”“不要紧，只要给我一口吃的就行了。” 当时安达纱厂招童工，邻居让我去试试看，而此时我肚子饿得很，还是前一天晚上喝的糁子粥，饿得要命，只好买两块烧饼，弄点自来水喝喝，然后我就到了安达纱厂，当时纱厂来来去去人很多，（一番忙碌场面），招聘的时候摆了一张张长桌子。去参加招聘的人比我高的、矮的都有，还有一些和我个子差不多的，一看就是招童工的，招收的人让我把手拿出来看看，我当时拉纤的手，手上都是老茧，膀子晒得乌黑，然后让我把地上用一个四方水泥块搬起来，我立即把水泥块搬起来抱怀里，当时那工头提醒我道：光脚小心点，别水泥块砸到脚上。我就问工人师傅：“要不要我？”工头关照我：“不要吵，不碍事。明天早上5点钟的时候，我带你到厂里去。”出来后，又累又饿，找了地方倒在那边就睡着了。第二天早晨，工头把我带进厂办公室，让里面人把我名字记下来，然后把我带到二楼细纱车间，粗棉条在这里变成细纱线，工人让我跟着纱厂里的女工后面，女工拿几个，我就跟后面补几个铜罐子。我在工厂里，一天干12个小时活，一个月工资1块大洋，还得扣掉吃饭5角钱，不可以怠工、偷懒或玩耍，如被监工逮住要扣工资。晚上下工的时候，到工头那儿，他问我“读过书没？”我说“没钱读书。”他就让我去地下党办的夜校，让我和他去老师那里领2个本子和铅笔（其中一本是用来看图识字的），老师教导我们地、资、封〔地主、资产阶级、封建主义〕三座大山的推翻和数学加减法。我进安达纱厂后，多次参加地下党组织的罢工，罢工的理由主要是资本家无原无故扣压工人工资、殴打工人等等。1940年秋天，日本鬼子占领安达纱厂，所有人只准出不准进，而我们这批童工生活在厂里，当时5角钱生活费已经扣进厂里了，地下党很关心我们这些童工。地主、资本家这些势力压迫农民和工人。过年时，几家欢喜几家愁，上海是资本家、地主势力的天堂，而我们这些工人和农民平时拿债看病，过年卖儿卖女还病债。上海地下党发我2块龙洋，乘大达轮船，转乘木船到阜宁上岸，投奔共产党参加抗日队伍。

二、抗战在家乡苏北

按照上海地下党的指示，1940年10月，我来到了阜宁县天赐场（今滨海县天场镇天场村），八路军五纵队二支队，五纵队教导营刚刚驻扎，我报名参加八路军。八路军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黄克诚委派纵队供给部部长宋乃德担任抗日民主政府阜宁县政府首任县长，委派纵队组织部部长兼敌工部部长谢振华带上纵队教导营，组建地方抗日武装——阜宁大队，纵队任命谢振华为阜宁大队大队长兼政委。我参加的就是八路军阜宁大队，依稀记得首长的姓名，副大队长陈法鸿、计超（阜宁人），政治处主任程世清，副主任李寄峰（阜宁人）。一营营长闵敬德，四营营长管伯益（天赐场人），特务营营长祝斌（阜宁人），卫生队队长高良。

我因为年龄小，只能当首长通讯员，闲暇时间，我用树枝在地上写写画画拉丁文。这是母亲生前做医生开药方，我在一旁学来的，大队长谢振华看到我会拉丁文就派我做卫生员。

    阜宁县唐城乡顽乡长李炳生是个恶霸地主、土匪头子，此人身高仅4尺，人称“李小鬼”，平时持枪挂刀，身后跟着七八个保镖，横行乡里。他巧立名目，在全乡摊派户口捐、地头捐、监狱捐等十多种苛捐杂税，大肆搜刮民脂民膏，鱼肉百姓。他倚仗权势到处敲诈勒索，讹田、讹钱、讹女人，百姓敢怒不敢言。他曾联络淮安、涟水、阜宁三县土匪2000余人到獐沟一带抢劫，广大群众恨之入骨。

1940年12月，阜宁大队包围了李炳生的土圩子，命令李炳生缴械投降。李炳生负隅顽抗，拒不投降。最后土圩子被打开，战士们活捉了“李小鬼”。唐城、羊马庄群情激愤，300多名群众强烈要求部队枪毙这个杀人魔王。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天赐场召开公审大会，上百受害村民头顶香炉，手捻火纸，跪在会场喊冤， 阜宁大队枪决了李炳生，为阜宁西部地区人民除了一大害。

1941年年初，皖南事变后，八路军五纵队二支队在天赐场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下辖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时在皖东北）3个团，1941年4月，二十四团从皖东北归建八旅，开赴盐阜途中，在淮安苏嘴镇大胡庄村，遭遇日伪军袭击，二连83人，牺牲82人。8月份 ，以我们阜宁大队为主，二十四团机关、二营等部队在天赐场创建新的二十四团，我清楚记得，上午，我们叫阜宁大队，下午，我们上升为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新二十四团，成为主力部队。

新二十四团领导我记得一部分：团长谢振华，政委李少元等，副团长陈发鸿等，参谋长尹捷峰，政治处主任程世清。一营营长毛和发。二营营长洪有道，副营长王广汉。三营营长田晋杰，副营长王育才，教导员孙尚德。

1943年3月30日，当时八滩王桥战斗，鬼子100多人，伪军200人，三师参谋长洪学智指挥这场战斗，我们牺牲了很多同志。二十四团团长谢振华、参谋长尹捷锋一线指挥，一营营长毛和发率领部队以八滩西街向东攻击，二营副营长王光汉在战斗中牺牲了，三营营长田晋杰，副营长王育才，教导员孙尚德打援，王桥战斗是围点打援的案例。新四军参战的有三师特务营，二十四团全体约2700人左右，毛和发、尹捷峰、谢振华和我都在战斗中负伤，我的伤残军人证书上清楚记录我受伤的全部信息。

毛和发、尹捷峰头部擦伤是由我包扎的，日本鬼子躲在油坊围墙里头，新四军只好扔手榴弹进去炸，鬼子在油坊房间里都有隐蔽处，三连连长米富珍，陕西延安人，着急了，往屋上爬，搭人梯，人爬上了屋顶，把手榴弹捆在一起，把弦子拉开来，扔到房间里炸鬼子。谢振华、毛和发手背受伤了。这么一说仗打到下半夜了，便用棉花胎浇上煤油把王家油坊烧起来，王光汉副营长手持重机枪，牺牲在战场上，鬼子放出白色信号弹，救援增兵，鬼子死了70多人，200多个伪军除了被打死的，其余均被俘虏，这是一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战争。在围点打援战斗中，新四军也牺牲了不少同志。“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这是训练的一贯口号，我们以前打仗开始时麻雀战，后化整为零，化零为整，让敌人打不到。声东击西，打夜战（这是中国人特点），迷魂战，把鞭炮放在铁皮箱子里，到处是枪声，弄得鬼子要睁着眼睛睡觉，因为，随时会对他们的据点发起攻击。这是我们中国人打仗的办法，虽然我们武器装备不如鬼子，但是我们党所领导的军队会用兵，更会结合天时、地利、人和，老百姓都是我们抗战的好帮手，军民鱼水一家亲。

1943年8月1日，阜东县总队1个营和新四军1个营，于射阳河边某处伏击日军汽艇未遇，后分至三埝和刘大庄（今均属通榆镇）休息。驻东坎日伪军得到消息，日军1个中队加上部分伪军500余人，分3路包围刘大庄。这时，驻距刘大庄约5华里的新四军三师八旅二十四团三营教导员孙尚德和二排战士们，紧急集合驰援刘大庄方向。在距刘大庄约1华里的一条沟坎里，二排战士与日军接上火，首当其冲的孙尚德腹部2处重伤，忍着疼痛，他仍带领二排战士继续冲向日军阵地。紧随孙教导员的六班战士冲进圩沟里，同日军拼刺刀。战斗中，孙尚德光荣牺牲。现在，刘大庄战斗中牺牲的孙尚德等21位烈士墓迁葬在我县陈涛烈士陵园，只有孙尚德烈士有名字，其余20位烈士没有名字。2019年9月，我请求滨海县新四军研究会帮助寻找孙尚德烈士亲人，在中央电视台《等着我》栏目组、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三师分会、河南省滑县党史办的大力帮助下，在滑县找到了烈士后代，并且第一时间前来滨海扫墓。

1944年5月3日，我参加陈家港战斗，我们团和八旅的兄弟团、阜东独立团当时在废黄河南阜东县境内，而陈家港在废黄河北、灌河入海口，大概相距20多公里，5月2日，参战部队全部渡过废黄河，当时废黄河入海口没有节制闸，潮涨潮落和黄海同样的水位，有坐船的、有走舟桥步行的、有涉水而过的，我们是涉水而过的，尽管废黄河落潮，河水还是齐腰深啊，冰冷冰冷的。几十年后的今天，我看到八旅副政委李雪三当年拍摄的多张八旅官兵渡过废黄河照片，我感到十分亲切。

1944年10月19日，我参加合德战斗，二十二团团长陈发鸿牺牲。伪军少将司令顾景班是谢振华叫警卫员戴树德拖出去枪毙的。顾景班弟弟是在合德大黑桥枪毙的。合德战斗中三营九连指导员腹部中弹，出血很多，光荣牺牲，可能是山东沂蒙一带人，姓名记不得了。合德战斗前，他的老婆和孩子来部队看望过。

1944年12月10日，杨庄战斗攻打伪军孙良诚部，新四军八旅二十二团在西边，二十四团在东边，阜东独立团在东北边，把伪军夹在杨庄村中间，伪军孙良诚部从河南省开封到阜宁县换防，他们是日本装备，子弹多，装备好，10日下午我们是从东坎北赶到杨庄参战的，从凌晨一直打到下午，天气特别冷，河塘全部结冰，芦苇被打得齐刷刷一般高。杨庄村四周围河，只有东西两个圩门口可出入，伪军锯掉大树头朝圩门外，阻挡新四军的进攻，是典型的易守难攻。三营副营长王育才率部队冲击伪军，遇到伪军的反击，王育才倒在开阔地，我是卫生员，第一时间冲到阵地，我用手在王育才鼻子上试了试，已经没气了。第二天我们团在大套辛荡举行追悼会，团长谢振华致悼词。从此，安葬王育才等10位烈士的地方命名为育才村，陆续命名了：育才中学、育才小学。前几年，我和老部队年轻的战友们到育才小学举办“滨海县新四军英烈——王育才中队”命名仪式，我还到杨庄战斗遗址，在王育才牺牲地凭吊他和阵亡的战友。

1945年春天 我参加阜宁战役，我们在三灶打外围，曾经俘虏一个叫项志能（音）的卫生员，他有妻子。抗战胜利后，我随黄克诚师长大部队开赴东北，项志能没有去东北，回家了。

1945年秋天，我参加两淮战役，伪军旅长吴漱泉（苏北人叫吴独膀子），被我们新四军当场击毙。1940年夏天，吴独膀子妈妈在天赐场病故，他想收礼，当时36个乡都来吊唁，但是，他知道共产党、八路军要来了，不敢把妈妈尸体遣送回家，就叫大老婆用木船将婆婆遗体运送回老家，当年八路军开进天赐场，吴漱泉逃过一劫。冤家路窄，这个民族败类最终还是死在共产党的枪下，还是死在我们这支共产党抗日队伍的枪下。淮安城墙比较高，比清江城还高，云梯够不着，部队炸开4个洞，从洞里钻进去打的淮安城， 两淮战役胜利后，我们部队开赴东北。

三、解放战争在东北

     两淮战役胜利后，我们新四军第三师开赴东北，但是，八旅的三个团缺编二十三团， 二十三团已经调归八路军山东军区两年。在淮安，把参战的射阳县独立团、阜东县独立团联合整编为新的二十三团，和我们一起开赴东北。

    部队经过洪泽湖，一路向北，在山东临沂，陈毅代军长召开大会，我们才知道去东北的目的，也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见到陈毅代军长。

     我们部队开赴东北，过了山海关已经入冬，大雪下到大腿深，我们部队通辽过后到达双辽，有一天，二十四团政委沈铁兵妻子、团机关指导员易凤英（易林）难产，送郑家屯兵站医院抢救无效牺牲。

     1945年冬天，我们打过锦州后，又打葫芦岛东北部虹螺岘镇，我的左腿左眼受伤，左眼看东西是红的，现在已经完全失明。

     我们打四平打了4次，我的同乡战友沈家柱，三营九连战士，在大洼战斗中一条腿负伤，我们抢救沈家柱，送到齐齐哈尔兵站医院锯掉了一条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俩在家乡经常见面。

     我今年95周岁了，党和政府给予我优厚的待遇，我衣食无忧，余生能做的就是把我们那一代人真实的经历告诉后一代！

    三师分会 栾毅华口述  徐振理 王礼生 徐冬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