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0月“联抗”部队在曲塘区成立了动员委员会，我和周晨觉同志就到该会工作。不久周晨觉调走，我一直坚持到动员委员会停止活动。现在回忆起来，有许多情景仍历历在目。
当时，苏北地区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黄桥战役以新四军取得完全胜利而告结束。随后，在白驹狮子口的新四军与南下的八路军胜利会师，从此苏北绝大部分地区获得了解放。红旗十月满天飞，广大民众欢天喜地，群情振奋。曲塘地下党的同志，过去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进行工作，时刻提心吊胆。现在解放了，有说不出的高兴。大家学着哼唱：“我们自由地走、纵情地唱，在这广大的平原上。”黄桥战役结束的第二天(10月7日)，新四军进驻海安。泰县县政府、中共泰县县委 ( 以民运部名义对外 ) 也进海安建立了办事机构，对外办公。紧接着县政府召开了双十节庆祝大会，我也参加了。县长惠浴宇报告当前形势，发表施政演说。县委召开区委书记联席会议，周晨觉去参加，布置苏北解放后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工作。会后，县委把我们留下，告诉我们县委决定曲塘区委的同志公开工作。周晨觉到胡家集一带，王仲伦到孙家庄一带发动群众，建立农抗会，开展减租运动。同时还决定区委宣传科科长景某某到“联抗”政治部宣传科工作，党内仍为曲塘区委宣传科科长。
我们根据县委决定，回家稍作准备，带着简单行李，前往指定地点。当时流行改名字，丁翔雯同志建议周晨觉改为陈觉，王仲伦改为钟轮。其实上述两地距离我们的家仅十余华里，经常碰到熟人，故没有必要改名，实际上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我们回到曲塘后不久，县委组织部部长孙珮同志来到曲塘，找景谈话，告诉他县委的决定。景某某提出家庭困难，孙珮同志说明当时形势，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重要意义，“联抗”部队的性质和任务，以及党员必须服从组织分配等道理，景仍坚持个人意见，拒不接受。孙珮同志反复讲道理，耐心说服，并要他认真考虑，谈话持续了很长时间。最后，孙珮同志说，再给你几分钟慎重考虑，景仍坚持家庭困难，不能离开。孙珮同志代表县委宣布停止景某某的党籍。从此，景就离开了党的组织。在此以前，景某某曾为宣传抗日做了一些工作，对曲塘当地党的建设也起了一定作用。但在革命形势大发展的情况下，思想跟不上，既不服从组织分配，又不接受党的教育，以至和党分道扬镳。对此我们感到惋惜，也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
我和周晨觉两人到胡家集、孙家庄一带工作时间不长，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时以外围军名义出现的“联抗”部队已经组建就绪，着手政权建设和开展群众工作。除接收了原国民党的泰县曲塘、白米两个区公所外，还收编了两个区的常备中队。经过改编，列入“联抗”部队建制。与此同时，为了扩大争取更多的人参加抗日，曲塘、白米两区都成立了统一战线性质的民众抗日动员委员会，也是改造政权的一种过渡形式。同时根据协商，曲塘、白米的群众工作，也由“联抗”负责，“联抗”政治部在两区派出了民运工作队员。
根据上述情况，县委决定我和周晨觉两人撤出上述地区，转入秘密状态，任曲塘区动员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掩护党的秘密工作，党的领导关系仍归属中共泰县县委。
曲塘区动员委员会由“联抗”副司令员李俊民兼任主任，曲塘士绅代表沈鸣岗和进步青年康鸣拳为副主任。下设总务、组织、宣传三个科。总务科科长由曲塘区区长申朗轩兼任[申原为国民党泰县第七区公所(曲塘) 民政助理，联抗部队成立时，原区长周玉麟(字剑秋) 离去，“联抗”部队委任申朗轩为区长]。组织科科长肖竹林，宣传科科长陈伯华。为方便工作，曾拟任周晨觉同志为组织科副科长，因周已接到泰县县委的调令，就委任我为组织科副科长。
“联抗”政治部派往曲塘的民运工作队员，除肖竹林、陈伯华外，还有殷恕、祝玉林、焦剑青、程兆瑞、崔畴、张凎、邱惕等10余人。杨列平同志曾派到曲塘，但不久又调到白米区去了。
民运工作队一到镇上就大刀阔斧地放手发动群众，建立青年会、妇女会、箩担工会、店员工会等各种群众团体。这些团体的活动地点，大多都在当铺巷内的报本庵庙上，这里也是动员委员会的办公地点。我们到动员委员会后，就住在报本庵。除了和镇上、曲北、曲南秘密党支部联系外，镇上的群众性活动，我们一有时间就去参加，并布置秘密党员以群众中积极分子面目出现，使工会、商会、妇女等团体的日常活动更加活跃。
民运工作队的重点是青年工作，因为青年比较容易接近，大多数有抗日的要求，对“联抗”的统一战线政策也很赞成。工作队从组织青年学习着手，帮助青年提高认识，增强抗战胜利的信心。当时青年中对形势和政治的认识是很不一致的。有一次，工作队组织青年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联抗”战地服务团秘书长张圭同志主持了这次讨论会。到会青年20余人，会议开始无人发言，张圭对照签到簿，指定周晨觉发言，周讲了几句，大意是：新民主主义是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我们现在要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实现新民主主义而奋斗。话音刚落，有一位从外地回来的小学教师站起来发言说：三民主义只有一个，就是民族、民权、民生，没有什么新旧之分。他的发言，引起了争论。大家七嘴八舌发言之后，张圭作了学习总结，说明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就是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思想体现。它和三民主义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希望大家多学习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提高认识，提高抗日的信心和决心。这次学习讨论，对提高青年们的认识，很有帮助。
动员委员会是群众性的抗日动员组织，因此，一些重大的群众性活动，都由动员委员会出面召集和主持。我印象最深刻的有这么三次：
一是“联抗”部队成立不久，在曲塘东街头都天庙开大会欢迎新四军苏北总指挥陈毅同志，动员委员会主持了这次大会。陈毅同志在会上首先代表新四军热烈祝贺“联抗”部队的成立，还阐述了“联抗”部队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接着讲了当前形势以及新四军联合友军共同抗日的主张和决心，痛斥了韩德勤消极抗日、坚决反共的倒行逆施，并号召抗日军民联合起来反对亲者痛、仇者快的反共摩擦，团结合作，坚决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陈毅的报告，义正词严，感人肺腑，从到会各阶层群众阵阵掌声中，就充分证明大家受到了极大鼓舞，并热烈拥护。
二是在农民仓库广场上，召开反“扫荡”动员大会。动员委员会副主任沈鸣岗主持会议，他那宏亮的声音，慷慨激昂的语调，给到会各阶层群众以极大鼓舞，至今我们记忆中还有深刻的印象。
三是在皖南事变之后，也在都天庙，曲塘动员委员会以抗日军民的名义召开大会，热烈欢迎新四军陈毅代军长。会议由李俊民主任主持，黄逸峰司令致欢迎词。陈毅代军长也讲了话，大意是：皖南事变是国民党亲日派反共投降阴谋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蒋介石如果真心抗战，必须悬崖勒马，停止挑衅，取消1月17日反动命令，惩办皖南事变凶手，恢复叶挺军长自由，继续担任新四军军长；陈毅将率全军将士苦练杀敌本领，团结友军，为夺取抗战胜利而英勇战斗。
动员委员会与曲塘(七区) 区公所是平行单位，但动员委员会主任是“联抗”副司令员李俊民兼任，区长申朗轩则兼任动员委员会总务科科长，由于动委会社会活动较多，除领导各乡动员委员会外，还和民运工作队一起直接指导曲塘镇的商会、青年会、妇女会、箩担工会的日常活动，并领导曲塘镇第一、第二两个戒毒所的工作(第一戒毒所在曾家营，所长陈宝琢；第二戒毒所在曲塘镇里，所长陈济民)。区长申朗轩对此有意见，但又无法提出。申本人当时虽然表面上接受了“联抗”的委任担任区长，但他内心仍然系在韩德勤的省政府上。有一次申朗轩竟然将韩德勤收田赋的布告贴在了曲塘镇的大街上。动员委员会的同志发现后，向“联抗”政治部主任张孤梅反映，张把申找去训斥一顿，责令其将布告撕去。申仍不死心，又指使各乡镇长(都是国民党政府委任的) 对动员委员会采取不合作态度。我通过何惧同志在“联抗”小报上揭露了申朗轩的错误。申朗轩找司令部、政治部告状，经张孤梅主任、周至堃副司令员弄清事实原委后，对他进行了教育。讨李(长江)战役后，“联抗”部队转移到曲(塘)白(米) 河北农村开展游击战争，申朗轩竟不辞而别，走上了反动的道路，于1946年秋被我泰县政府镇压。
周至堃副司令员对我担任副科长后的工作给予了肯定。许多日常应做的工作，我跟肖竹林科长打招呼后，便以动员委员会的名义去布置落实。皖南事变后，有些零散的我方北撤干部和小股部队经过曲塘，我都是以动员委员会的名义出面接待，经费由商会筹措。在讨李战役中，动员委员会积极发动支前，通过商会、店员工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筹集了大批草鞋、猪肉、糖果等慰劳品送给了一师各部队。还通过船泊管理机构增设渡口，并动员了数百条民船支援运输，加快了部队前进速度，提前抵达了前沿阵地。为此，受到了战役总指挥粟裕司令员的表扬。这些活动，曲塘的秘密党员如周宝元、潘国荣等，也都主动参加，发挥了积极作用。
皖南事变后，中共泰县县委派陆荫、周群(原名丁捷、后改徐星光) 加强曲塘区委的工作，他们也住在动员委员会，通过康鸣拳副主任以动员委员会工作人员的名义出现。但主要是进行党的工作，准备应付敌人的“扫荡”，对镇上党员进行审查教育，准备长期坚持地下秘密斗争。
讨李战役后，日伪军占领交通线，“联抗”部队转移到海(安)、曲(塘)、白(米) 河北农村，坚持敌后游击战争。曲塘区动员委员会的活动基本上停止了。
我随康鸣拳跟着“联抗”司令部在章郭庄、戚家湾、梁王寺等地活动，动员委员会的其他工作人员，大都自动离职。次年2月底，周至堃副司令员找我谈话，要我到曲塘河南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后派参谋把张进先找来，当场宣布：张进先为曲塘自卫第二大队大队长，我为教导员。并派邱惕、程兆瑞、张淦、袁某敏等同志随我到甸涂、柯张、青萍、景贾等乡发动群众，组织农会。3月初，张进先和我在花庄南边报本庵南庙设立大队部，扩充部队。4月底，队伍发展到了50多人。但由于人员成份不纯，张进先又系旧军人出身，约束部队不严，发生了敲诈、欺压群众的行为。我向组织上反映后，故被其他部队改编，撤销了第二大队的番号。
1941年4月底，中共曲白区工委成立，我分工负责河南地区工作，故到“联抗”司令部交待工作，结算账目。这次周至堃副司令员嘱咐将邱惕、程兆瑞等同志介绍回“联抗”，并安排我和康鸣拳亲切话别。此后因敌人封锁交通，河南、河北联系困难，河南地区又划归雅周区委领导，我改任雅周区区长，从此离开了“联抗”地区。
曲塘区动员委员会从成立到停止活动，历时约四五个月。时间虽短，但在动员民众参加抗日，特别在团结社会各阶层人士支持抗日，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今天回首往事，我感到自己当时热情很高，工作积极肯干，然而初出茅庐，政治上幼稚，又无经验，工作上往往是顾此失彼。我在动员委员会里虽然做了一些工作，除了当时“联抗”政治部领导的正确指挥外，与动员委员会副主任康鸣拳的关心和支持是分不开的。凡是我们请求协助的事项，他都能积极帮助解决。
我写到这里时，自然而然地引发对康鸣拳同志的无限怀念。
一师分会 王仲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