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侨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一员。广大侨胞身居异域，心系祖国，世代以来始终保持着优良的爱国主义传统。在祖国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侨胞们的这种优良传统，尤其得到充分的发扬光大。为了救中华民族于水火，广大爱国华侨不仅在各居地奔走呼号，从精神上、物质上竭尽全力支援祖国，而且直接派送优秀儿女回国报效，对祖国的抗日战争事业，作出了永不磨灭的重大贡献。我们谨以调查整理的菲律宾华侨救国义勇队回国参战的英雄事迹，奉献给为祖国的抗战事业而奋斗和牺牲的华侨抗日志士。

组队筹资  回国请缨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制造了九一八事变，武装侵占我国东北三省，海内外为之震动。旅居菲律宾的广大华侨与祖国人民同患难、共呼吸，立即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热潮。随着日寇侵略的加紧，民族危机日益深重，1934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呼吁全国同胞武装自卫，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在长征路上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进一步申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号召海内外同胞奋起救国。民族的危难，祖国的召唤，迅速激起菲律宾爱国侨胞的强烈反响，在当地华侨进步组织和侨领许立等同志的领导下，很快在马尼拉成立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菲律宾分会”（以下简称“民武分会”），并在侨胞中开展广泛深入、形式多样的抗日救国活动。七七事变，开始全面抗战后，海外华侨更是群情激昂，救国浪潮席卷华侨社会的各个阶层，侨胞们同仇敌忾，捐钱献物，义卖义买，大力支援祖国抗战；尤其是热血沸腾的爱国华侨青年，更是纷纷请缨回国，誓与暴日决一死战。根据形势的发展，“民武分会”决定组织部分华侨青年回国，用更直接的行动支持和参加神圣的抗日救国事业。

1937年，“民武分会”在报上刊出广告，征召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日战争，消息传开后，广大华侨爱国青年踊跃响应，热烈报名。有从马尼拉以外远道而来的，有写信申请参加的，有华侨进步组织推荐选送的。他们中多数是工人、学徒、店员，也有青年学生。“民武分会”派了专人负责接谈工作，了解每个申请参加者的家庭、经济、职业以及对抗日的认识等情况，当即有六七十人被光荣吸收参加学习训练。“民武分会”委派得力干部沈尔七负责组织、训练这支队伍，并筹备回国事宜。沈尔七时年24岁，是菲律宾华侨总工会和“民武分会”的重要组织者与领导者。他热情奔放，办事干练，富于宣传、组织才能，更有着坚强勇敢的革命精神。为了与侨胞共赴国难，他毅然肩负起这一光荣又艰巨的使命。

集训工作从12月中旬开始。鉴于国内战局已经展开，回国的时间紧迫，各项准备工作都很繁重。但沈尔七仍以其出色的领导才能，有条不紊地带领大家作好各项工作。集训中，队员们学习了《中国近代革命史》、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特别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有关政策方面）以及艾思奇的哲学著作等书籍文献。沈尔七还经常进行个别深入的思想发动，给大家讲解政治时事以及国内革命斗争中的英雄模范事迹等，启发大家的政治觉悟和对革命的认识，为回国抗战打下较好的思想基础。在军训方面，主要是作队列等项目的初步操练，开始时在马尼拉市内中西学校进行，后来，经常开到马尼拉海湾的草场操演。集训队还制作了统一服装，大家情绪热烈，斗志非常旺盛。

学习训练之余，沈尔七又带领队员深入华侨社会，募集回国资金。当时，回国路费必须自筹，而队员多数收入低微，自费不起，“民武分会”及有关组织决定发动各界华侨捐资赞助。“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筹委会”暨12个基层工会，特地发表文告，号召全体侨胞踊跃捐助；藤器、洋衣，料器、印务、锌器等工会组织还自动举行募捐活动。在各华侨团体的宣传发动和沈尔七等的热诚劝募下，广大侨胞纷纷解囊、慷慨乐捐，有十元、几十元的，也有百元以上的，没有多久，即募集到 1500 元，解决了回国旅费的一大难题。

经过一个来月的组织、准备，回国条件趋于成熟。“民武分会”决定从集训队中挑选部分精干人员，正式组成“菲律宾华侨救国义勇队”（以下简称“义勇队”），先期回国，其中有余志坚（蔡建华）、李俊民等粤籍6人；沈尔七、郑映明（郑显玉）、戴血民（戴旭民、旅菲国民党老党员戴金华之孙）、杨血映、陈扬德、王天华、林振声、陈藻享、庄志忠、林谋援、孙仲英（孙平）、李铁民等闽籍22人，队员年龄多在20岁上下，队长戴旭民，副队长余志坚，政治宣传员郑映明，沈尔七同志以“民武分会”代表的身份为总领队。

义勇队肩负着海外华侨拯救华夏，抗敌报国的重托，告别了朝夕相处的父老兄弟和亲朋至友，乘坐“江苏”号轮船破浪回国。行前，各侨团组织暨广大爱国侨胞举行热烈的欢送会，各大报纸纷纷刊登义勇队回国抗战的新闻报道。义勇队也发表了庄严的回国《宣言》，对于旅菲各界侨团、人士以及全体侨胞的支持和赞助，使他们“能够达到回国杀敌的志愿”“表示无限的谢意”；呼吁海内外同胞“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动员全民族力量参加抗战”“清除日寇奸细，托派匪徒及一切汉奸卖国贼”“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宣言》铿锵有力，倾注了海外赤子在祖国危难之秋，毅然抛弃个人安逸，挺身而出，与祖国同命运，与民族共存亡的一片丹心。

抗日无路  厦漳受阻

1938年1月20日，义勇队的勇士们凌波涛，顶朔风，涉海几千里，历时三天两夜，顺利踏上祖国的东南大门——福建省厦门市，受到了厦门人民及有关抗日组织的热烈欢迎。当时，抗战初开，国共再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不久，厦门国民党当局也对义勇队表示“欢迎”，队员们为即将奔赴烽火连天的抗日前线而无比兴奋。殊不知，严峻的现实却与愿违。由于国民党方面不愿发动和武装民众起来抗战，尤其害怕民众跟着共产党去抗战，因此，他们虽在表面上作出“欢迎”的姿态，而在背后，却对这个旗帜鲜明、救国心切的华侨抗日团体，设置了种种障碍，甚至图谋加以破坏、瓦解。

原来，义勇队打算回国后，即开赴莆田与我党领导的闽中游击队会合，然后北出福州，挺进江南战场。但当他们上岸后，莆田生变，闽中游击队反而开至泉州，国民党当局及其驻扎莆田、泉州的二三九旅，正阴谋策划袭击这支抗日人民武装，闽中形势顿趋恶化。义勇队北上抗日计划的第一步即被堵塞，被迫羁留于厦，另寻北上时机。

紧接着，驻厦国民党一五七师即以此“编入正式部队”为名，提出要义勇军参加其“壮丁队”的“军训”，并许以训毕每人给排长以上的官当，企图收编这批华侨志士。但是，国民党过去不抗日而致广大国土沦丧的种种行径，早在爱国华侨中失去信任；现在，这种“官”与“禄”的骗局，更是理所当然地被义勇队所坚决“谢”绝。国民党的“收编”企图末能达到，又节外生枝，对义勇队施加压力，多方刁难，并无理要求每人交出照片两张，办理在厦居留的“集体护照”（28人的照片统一贴在“集体护照”上），限制队员的行动自由，企图以此来约束义勇队的活动，消磨队员的斗志。当然，国民党当局的这种无理限制，并不能动摇海外赤子投入祖国怀抱后的抗敌决心，但是它又确实给义勇队造成严重的障碍。

正当义勇队处于抗日无路、报国无门的困难境地，中华民族忠实的捍卫者——中国共产党及时地送来了亲切的关怀和有力的鼓舞。义勇队从我地下党组织获悉，奋战于闽西的红军游击队已奉命组成新四军（第二支队），准备开赴大江南北对日作战。于是，义勇队决定移师闽西，参加新四军北上抗日。为能顺利、及时地赶赴闽西，他们一面对外保守这一行动机密，一面同国民党当局进行周旋，并继续高举爱国抗日旗帜，积极开展宣传活动，努力创造前去闽西的条件。

根据当时情势，为彻底摆脱国民党当局的“收编”企图和其他无理阻挠，义勇队特更名为“菲律宾华侨义勇队回乡工作团”（以下简称“工作团”），提出要深入闽南故乡，宣传发动群众起来抗日，要求市政当局发给护照，批准放行。1月26日，“工作团”专门为此发表了《告祖国各界同胞书》，热切表示：“我们全体队员在末加入祖国抗日武装队伍，奔赴前线与日寇直接血战以前，决定先回到我们的故乡闽南一带，去报告菲岛侨胞的抗日救国运动，并宣传和鼓动同胞们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以最伟大的力量……来粉碎日寇进攻我们福建和整个中国的野心。……我们无限恳切地要求党、政、军当局与各界同胞指导和赞助我们，使我们顺利地完成回国的任务啊。”

为了进一步争取社会舆论和各界力量的支持，“工作团”不仅同厦门当局交涉，还广泛拜访有关的群众团体、新闻机构，并且特地举行了大型茶话会，招待各界人士。会上，沈尔七慷慨陈词，生动地报告了菲岛华侨抗日救国活动的盛况，阐述“工作团”回国的神圣使命，吁请各界同胞给予指导和帮助，并明确表示，一俟市政当局发给护照，“工作团”即可出发闽南各地乡村开展工作。1月28日，厦门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宣传工作团在各区召开民众大会，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6周年，“工作团”也派出沈尔七等代表，分头参加4个区的纪念大会，并分别在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再次阐述侨胞回国参加抗战的强烈愿望，给厦门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是，厦门国民党当局对“工作团”要求下乡宣传仍继续推拖延宕，迟迟不予签发护照，致使华侨的英雄儿女壮志难酬；而且，由于在厦久留，“工作团”的经费业已告罄，救国志士几乎是饿着肚子向国民党当局争取抗日的权利！为了维持生活，实现抗日夙愿，侨胞们毫不犹豫地戒抽香烟，变卖随身携带的一点简单行李和衣物，甚至连仅有的宣传工具两把小提琴也割爱抛售了，这又充分体现了海外侨胞为国赴难的赤诚之心！

在“工作团”齐心协力、坚持不懈的斗争下，并在我地下党及有关抗日组织的大力支持、帮助和广泛舆论的压力下，厦门当局不得不被迫放行。2月5日，侨胞们在熬过了半个多月艰难、焦急的羁旅生活之后，终于冲破重重难关，离开厦门前往漳州，在漳州又由于旅费无着，“工作团”再次被迫滞留，等待菲律宾侨界汇款接济，但他们仍然抓紧时间，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并进一步设法与闽西新四军联系，筹划避开漳州当局拦阻，直接进入龙岩的行动。约过十余天，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工作团”以出发去南靖县（与龙岩县紧邻）宣传为由，全体侨胞来个金蝉脱壳，包乘专车直驶龙岩。

报国有门  龙岩执鞭

根据国共两党协议，由闽西南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新四军第二支队，自1938年初陆续于龙岩白土镇集结训练，整装待发。当支队司令部获悉菲律宾华侨救国义勇队（即“工作团”）即将莅岩从军的消息，张鼎丞司令员等支队领导亲自部署了欢迎、接待工作，并专门抽调司令部副官处主任俞炳辉等同志，负责接待和带领这个华侨团体。

初春二月，东风送暖。义勇队在我地下党的帮助、指引下，又得到汽车驾驶员的大力支持协助，巧妙地避开国民党地方当局的视线，从漳州直接进入仰慕已久的闽西革命圣地。当饱受辗转之苦的侨胞们到达二支队的集中地——白土镇后，立刻感受到革命大熔炉的亲切和温暖。二支队召开了全军大会热烈、隆重欢迎千里回归的海外赤子；正在龙岩的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谭震林、参谋长罗忠毅、政治部主任王集成等领导同志都十分亲切地和大家见面、谈心，高度赞扬侨胞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海内海外的炎黄子孙，在抗日救国的神圣旗帜下，紧密地凝聚在一起，共同筑起了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从此，义勇队作为新四军中第一个爱国华侨团体，开始了抗日救国的戎马生涯。他们与从其他国家陆续回国参战的侨胞一起，成为新四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八省游击健儿”汇聚组成新四军的光辉行列中，又增添了海外华侨健儿这支朝气蓬勃的生力军。

从海外回到国内，从普通老百姓到革命军人，需要有个适应和转变的过程。二支队领导非常重视对这批年轻侨胞的培养教育工作，诸如组织大家参加军政训练，参观连队。听取部队战斗历史和英雄模范事迹介绍，进行人民军队的革命传统教育等。尤其是邓子恢、张鼎丞等领导同志专门抽空为他们上课，讲解抗日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我军的性质任务以及有关军事知识，使大家深受启迪和鼓舞。部队首长还经常表扬义勇队的先进事迹，特别是热烈赞扬他们“路过家门而不入”的可贵精神。义勇队中大部分队员祖家均在闽南一带，当他们被迫滞留厦门、漳州期间，全体队员紧密团结、共同奋斗，没有一个告假回家的。王天华同志的母亲曾专程从晋江乡下赶至厦门，挽留儿子回家；沈尔七的母亲以及其他队员的亲属同样都热切盼望他们回家团聚。但他们都以救国为重，耐心、恳切地说服家人，坚持为国赴难。正如后来沈尔七同志写给母亲的信中表示的：“惟今如不抗日救国，民众将永无翻身之日，故儿愿牺牲一切奋斗到底。”这种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伟大献身精神和壮怀激烈的报国大志，正是海外华侨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正是有了这种崇高的爱国思想，义勇队的同志们才毅然放弃较为优裕的海外生活，踏上回国杀敌的伟大征程，并且在前进路上团结一心，克服种种困难，坚持实现回国初衷；也正是有了这种可贵的精神，他们到部队后，都能以饱满的政治热情，积极投入各种训练活动，虚心学习老红军的好思想好作风，加强革命的组织性纪律性，从而使自己较快地熟悉和适应部队的生活，并迅速成长为优秀的抗日战士。

在开展军政训练的同时，支队领导还十分重视义勇队的组织建设工作。为了适应新的环境，根据支队领导的建议，义勇队又正式更名为“菲律宾华侨回国随军服务团”（简称“随军团”），由支队政治部任命沈尔七为团长，戴旭民为副团长，俞炳辉为教导员，许振文为秘书，并召开全体团员大会，举行隆重的授旗典礼。同时，经支队党委决定，由邓子恢同志亲自主持，沈尔七、郑映明、杨血映、林振声4位同志正式转为中共党员，建立党的支部委员会，由俞炳辉同志兼任支部书记，从而加强了党对这支华侨革命队伍的领导。

为了表达海外华侨抗日救国的决心和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军民的崇敬之情，“随军团”也利用整训空隙，深入连队、农村，并专程前往龙岩县城，进行热烈广泛的慰问、宣传活动。在龙岩，沈尔七等还专门对国民党专员公署和龙岩县政府，开展统战工作，再次呼吁“国共两党真诚团结，举国一致，抗日到底……。”是日，龙岩城突遭三架日机空袭，投弹轰炸，国民党官员甚是慌乱，而侨胞们却沉着镇定，经受了回国以来又一次考验。

从厦门到龙岩，侨胞们亲历了两种不同的待遇，亲见两支截然不同的军队和迥然不同的抗日态度，国共两党的一言一行，都成了鲜明的对比，使他们更加信赖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子弟兵。经过短时间的组织整训，“随军团”以崭新姿态，出现在抗日救国的伟大行列中。2 月下旬，二支队奉命北上集中，全军上下一片沸腾，“随军团”团员更是雀跃欢呼，他们脱下西装革履，换上新四军军装，佩带“随军团”胸章，面貌焕然一新；许多人还写了《决心书》，尤其是纷纷烧掉“大字”——出国护照，用实际行动表示抗战到底，义无反顾的坚强决心。2月27日，二支队在白土镇召开北上抗日誓师大会，支队首长作了振奋人心的政治动员，沈尔七同志也满怀激情，代表“随军团”在会上发言，表示“随军团全体团员值此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誓死忠心报国，驱逐日寇！……”临征前夜，大家情绪高昂，热切地等待着庄严的出征时刻的到来。

得偿夙志  江南赴敌

1938年3月1日，新四军第二支队在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等同志率领下，高唱着“……我们捍卫祖国，我们齐赴沙场，十年夙愿，于今得偿……”的嘹亮战歌，奔赴江南前线。菲律宾华侨回国随军服务团随军开拔，侨胞们杀敌报国的多年夙志，终于得偿，一个个精神抖擞，雄姿英发。当时，二支队还把从福建的漳、厦及广东的潮、梅地区前来参军的男女青年，和陆续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缅甸等国家回国报效的男女侨胞计100余人，组织编成“新四军二支队政治部宣传队”，抽调红四连政治指导员王直同志担任队长。“随军团”和宣传队在行军中密切配合，共同负责北上抗日的宣传工作。一路上，“随军团”和宣传队的同志们写标语，发传单，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宣传新四军北上抗日的重大意义。在龙岩小池等地，至今尚可看到署名“菲律宾华侨回国随军团”的大幅墙头标语：“拥护新四军上前线杀敌”。部队每到宿营地，大家又都不顾疲劳，积极主动地组织军民联欢，化装演出，并向乡亲们报告海外华侨抗日救国的斗争事迹，气氛十分活跃，博得广大军民的热烈称颂。新泉、长汀等地有些青年群众，就因受到侨胞这种爱国热忱的强烈感染，而毅然报名参军，随部北上的。

长途行军，经常爬山涉水，这对刚从海外归来的侨胞无疑是个难题。但是，炽热的爱国心驱使他们以百倍的勇气，去战胜征途上的重重难关。许多同志脚板起泡，出血，走起路来一拐一扭的，仍然咬紧牙关不甘落后；部队有时过大山赶不上宿营，需自筹军粮赶路，大家又都争着携背几十斤粮食，上山下山几十里，没一个掉队。他们不仅克服了自身的各种困难，还经常主动帮助、照顾宣传队的女队员和体弱的同志，并且参加司令部的警卫工作，深得部队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

行军中，不仅有自然界的困难，更时常要遇到国民党方面的横蛮阻拦，甚至武装挑衅。当部队路过瑞金、赣州等地，就曾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无理刁难，不让我军入城。为向广大民众宣传抗日和采办部队必需品，沈尔七、俞炳辉奉命携带支队首长的书信，径入赣州交涉，据理力争，赣州当局才被迫应允我少数部队进城。于是，沈尔七和王直同志分别率领“随军团”和宣传队，以齐整的军容，高昂的士气开进号称“铜赣州”城区。赣州人民不顾当局的控制，对我军表示热烈欢迎，尤其纷纷赞佩侨胞们不远千里的救国义举；有关的抗日团体还发动了许多爱国青年，协助“随军团”和宣传队深入大街小巷刷写标语、张贴漫画、散发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宣传品，很有成效地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在赣江边的万安县，驻城的国民党青年军和保安团公然又不让我军过渡进城。此时，侨胞们再也压抑不住胸中怒火，纷纷要求过江同国民党说理斗争。支队首长批准了大家的要求，沈尔七等立即率部渡江，船头上傲然飘扬着“随军团”的团旗。船到江中，国民党军竟然开枪射击，侨胞们怒不可遏，迎着纷飞的子弹，齐声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对外，一致抗日！”等口号，直冲对岸。渡船靠岸后，沈尔七严词斥责国民党驻军：“弟兄们，我们是回国抗日的华侨，你们为什么开枪？！应该把枪口转过去打日本鬼子！……”随之，全体团员引吭高歌：“枪口对外，齐步前进……”“随军团”的凛然正气，一扫国民党军的横蛮气焰，迫使万安当局不得不“欢迎”我军入城。斗争的胜利，使大家欢欣鼓舞；“南洋佬开路打先锋”，一时传为美谈。

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新四军二支队出闽西，经江西、过浙西、入皖南，于 4 月中旬抵达军部指定的集结地——安徽歙县岩寺，与一、三支队胜利会合。随后，二支队把“随军团”移交给军部，并向军首长报告了侨胞们回国参战的经历和各种优秀事迹；军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子芳同志亲自办理交接手续。李子芳同志也是旅菲华侨，早年回国参加革命，并很快地成长为我军年青的优秀领导干部。相同的命运，共同的理想，使得海外赤子的心贴得更紧，从而也更加激发了他们为民族的生存，为祖国的前途而赴汤蹈火的凌云壮志。在军部，叶挺军长专门举行茶话会，欢迎“随军团”，殷切勉励大家英勇杀敌，为国立功。为进一步加强和提高侨胞们的军政素质，以便更好地委以抗日救国重任，军部领导决定“随军团”稍事休整后，即调入军教导营学习。当时，教导营已有3个连队，多是连、排级以上的老红军，“随军团”组成一个排，沈尔七任排长，与相继从东南亚各地来到新四军的其他华侨合编为第四连；后来，教导营扩编为教导总队，“随军团”团员继续编入第二大队第六队进一步接受训练。他们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多次听取了叶挺、项英、陈毅等领导同志的重要报告，还参加深入农村，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实践活动，政治觉悟、军事素养都得到显著提高。是年冬，他们毕业于云岭军部教导总队，随即按军部分配，奔赴江南前线新四军各部，驰骋于战火纷飞的抗日疆场。侨胞们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谱写了反侵略斗争的不朽篇章，从而也得到了祖国人民的高度赞誉。1941年，中共中央就曾明确指出，“随军服务团”回国参战是菲岛侨胞“给新四军以极大援助”。

菲律宾华侨救国义勇队（即后来的“随军团”）从组队回国到江南赴敌，历尽艰辛，英勇奋斗，除少数成员因故中途离队外，大多数同志经受了血与火的严峻考验，在斗争中锻炼成长，许多同志还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军优秀的军事、政治干部。沈尔七同志曾在新四军政治部民运部工作一个短时期，又先后两次奉派返菲，继续在侨胞中组织人力物力回国参战。1941 年他第三次回国，经香港转入广东东江游击队，后在一次反顽战斗中，为掩护伤病员而壮烈牺牲，实践了他“愿牺牲一切奋斗到底”的崇高誓言。陈藻亭、庄志忠同志曾任我军副团长、营长，也都在硝烟弥漫的火线上为国捐躯。余志坚、郑显玉同志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奉召返回菲律宾，参加组织和训练华侨抗日武装，并分别担任“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的重要领导职务，在反抗日本法西斯野蛮侵略的伟大斗争中，与菲律宾人民并肩作战，为捍卫菲律宾的民族独立，保护旅菲华侨的生命财产，立下汗马功劳；抗战胜利后，他俩与其他旅菲华侨相继回国，继续为祖国的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贡献。戴旭民、王天华、杨血映、孙仲英、陈扬德等同志同样都是我军各级的骨干力量，一直战斗在大江南北，出生入死，直至新中国成立。

菲律宾华侨救国义勇队的光辉战斗历程，又一次表明了海外华侨不愧为炎黄子孙；他们的爱国精神和英雄业绩，将永垂青史，并将激励广大侨胞更加发扬爱祖国爱故乡的光荣传統，为振兴中华，推动祖国早日跨进世界先进行列，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一师分会 郑山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