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1945年——1954年的9年中，作为一名军人，投入了伟大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有幸参加了人民空军组建阶段的工作，曾在这革命的熔炉中经受了考验。我感到要回忆那段短暂的战斗生活，以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一、参加抗日找到了出路

1925年我出生在上海，还在我童年时期，就耳闻目睹了日寇对我国的野蛮侵略，1932年我刚上小学，就看见学校来了不少东北的流亡少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内镇压人民，对外不作抵抗，在日寇大举进犯时节节退让，使日寇铁蹄长驱直入。从1931年日军进攻沈阳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起，短短几年大片国土沦陷。日军吞并东北，侵占华北，矛头指向了我的老家上海。人们不堪蹂躏，纷纷起来反抗，就在1932年、1937年上海发生了“一·二八”“八一三”两次抗战，显示了中国人民抵御外辱的英雄精神，号称“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英烈事迹很快传遍了各地，这对我幼小的心灵印象很深。日本鬼子太可恨，我们在学校也经常唱抗日歌曲，抗日浪潮此起彼伏。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不死，经常发生敌特，汉奸搞投毒，暗杀等恐怖活动，施虐的“奸淫烧杀”“三光政策”越演越烈。1937年后上海沦陷，我家的住房被日寇烧的片瓦不存。我也只好汇入流离失所的人流。整天逃难，躲敌机轰炸，在我学龄段失学多年，后投奔姑妈家。稍大一点，一面做手工活勉强谋生，一面求学补课，1938年后大汉奸汪精卫叛国投敌，日伪残暴统治，民不聊生。人们不愿当亡国奴，纷纷离开上海。其中有我的堂姑、舅表姐，当时我不了解他们上哪儿去了。原来在这民族矛盾尖锐时刻，是共产党领导人民起来抗日。还在1934年红军北上时就曾发表了“北上抗日宣言书”。1937年卢沟桥事变宣告了中国人民伟大抗日战争的开始。就在次日即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布了通电，号召人民“只有实行全面抗战，中国才有出路”，后来爱国青年们纷纷冲出敌人的白色恐怖，投奔党领导的抗日前线去了。

1944年我在念初中时，常和表叔周飞发泄对日寇和黑暗社会的不满。他不断启发我的革命志向，介绍进步书刊让我读，并向我暗示了只有参加抗日，才能找到出路。他还向我介绍了新四军七师根据地情况（解放后我才知道他那时已是个地下党交通员，并已介绍了好几位青年去了根据地，他也常往返于根据地）。周飞叔告诉我七师根据地是专门抗日的，都是中国自己人。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那里有着最“新鲜”的空气。这正是我所向往的理想的地方。我毫不犹豫地辍学南洋中学，由他介绍，我于1945年3月16日和潘姓亲戚（他到根据地看他的亲弟弟）同往。转辗南京、芜湖敌占区，于次日下午在芜湖过江，过江上岸后就是七师根据地。步行了20多里路，于是日傍晚到达无为县汤家沟七师财经处办事处，蔡辉副处长接见了我们。以后我们和前后到达的其他10多位同志一起受到他的宴请。接待同志向我们介绍了七师根据地的概况：1941年1月国民党政府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接着就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反对内战，针锋相对地发布了重建新四军的命令。并将新四军扩编为7个师。同年5月1日根据中央军委和军部命令，于安徽省无为县东乡将原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二团、第三支队挺进团和从皖南事变突围出来的部分人员合编组建成新四军第七师。1945年3月我到达时曾勉（曾希圣）任师政委，谭希林任师长，王集成任政治部主任。

七师根据地地处长江之滨，水陆交通方便，又拥有巢湖水利，物产丰富，成为敌、我、顽角逐之地。日军侵占了无为、巢县的县城及铁路，河流，公路沿线的重镇，国民党桂系顽军盘踞着大别山大块地区。日伪频繁扫荡，顽军不断骚扰，斗争十分尖锐。为此组织上安排我们白天在汤沟学习，熟悉了解情况，夜晚驾小舟到河网地带的老乡家分散打埋伏，开始过游击战生活。环境是艰险的，但同志们对我在思想上，生活上的关怀和热情照顾，互相间的团结真诚，使我真正体会到了革命队伍的温暖。在老乡家也是亲如一家人，体现了党的军民鱼水情，最使我难忘的是在这里确立了我的人生道路。在一次学习中见到《大江日报》上刊登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抗日战争的讲话。他说：“日本鬼子一定要被我们消灭光”。短短几个字，使我顿觉见到了光明前途。

铁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经过八年浴血奋战，就在我参军半年之际的1945年9月（当时我调到七师军工生产部工作）。我们赢得了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了。日本鬼子被我们消灭光了。我参加抗日找到了出路，由此坚定了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心，坚决跟着共产党走。（我于194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七师大江银行

1945年3月我们在汤家沟住了10多天，4月初调我到青苔锋七师财经处。处长叶进明同志接见了我，分配我到所属的大江银行发行课工作，课长徐静同志。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革命工作。具体业务是将该行发行的经过流通后回收的旧币逐张对号核销。因币纸较粗糙，也防止假币出现，所以经常回收更换，这是根据地对人民负责，也由此使人民增强对根据地的信任。

工作1个月后，5月的一天，领导组织我们到附近师部参加一个在山地举行的规模较大的追悼会，花圈很多，这是追悼在战斗中牺牲的烈士。参加者们沉痛悼念烈士。建立根据地和革命的节节胜利是用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换来的。庄严的新四军军歌，我是在这里第一次听到的，使我受到很大教育。

三、七师军工生产部一大队

1945年6月初调我去七师军工生产部。政委林立同志、主任张昌龙同志，都接见了我。分配我去设在季家大村的生产部所属的一大队工作，具体业务主要是财会，兼做些文书，统计及文化教员等工作。大队长石明林、政委蒋祖同，这里的领导和技工大部分都是上海来的，我们很快就都熟识了。

早在1941年4月，中央军委根据当时敌后武器弹药补充日益困难的形势，电示各根据地：“必须利用一切可能发展兵工生产。”1941年七师成立时，就按军委电示，由十几位老军工筹集一批简陋工具，选调数十名修械人员，初创了修械所，主要任务是修复枪械。随着战争的深入发展，前方急需不断补充弹药，首先扩大技术队伍，很快汇集了由上海及沪宁沿线各工厂来的热爱国家，热爱人民，志愿前来参加抗日战争的各类熟练技工。1942年底曾勉同志到军部汇报工作，通过军部请兄弟部队支援技术力量。1943年被选调的孙允三、乔坚、石明林等同志来到了。师首长对他们十分器重，亲自接见并委以重任。乔坚同志是当时唯一的大学生，他曾在浙大化工系学习过，熟悉化学。他在三师参加了铜头子弹的研制和参加军工人员的培训工作。来七师后把新成立的技术研究室交给他领导，技术力量加强了。在当地人民的大力支援下，材料设备的紧缺，通过购买，搜集，捐献及顶替等办法，也逐步得到了解决。渐渐发展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兵工厂了。1943年3月队伍不断壮大，产品逐步更新，兵工厂改变为军工部，对外称生产部。军工生产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经过军工人员的艰苦创业，由修理发展到制造。研制成了手榴弹、地雷、迫击炮及炮弹、掷弹筒及枪榴弹等都生产出来了，还研制了步枪、仿制卡宾枪、刺刀等武器。几位具有高技术的军工人员自己设计，自己制造了车床，利用木制圆轮雇佣盲人摇转解决了所需动力。前方子弹需要量大，没有薄铜板，就收购曾作为流通货币的铜板，一遍一遍在碾轴上碾薄了再冲压成弹壳，具有一定杀伤威力的武器弹药一批批制造出来了，满足了前方需要。在我到达时，正是七师军工生产发展的高潮时期，人员800多，主要设备也有了。

在边反“扫荡”边生产的境况下，军工生产部领导很注重科学技术的交流。我到一大队不久的7月2日，去季家大墩生产部参观了一个“军工生产创造发明展览会”。是由乔坚同志主办的，展览会上展出了我们自制的各类武器弹药的样品。展览会门口挂了由乔坚同志书写的一副对联“虚心求教、发扬创造精神。检阅成品、提高生产技术”。看得出当时是非常重视群众的发明创造的。

四、北撤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置人民利益于不顾，蓄意再开内战，以篡夺抗战胜利果实，1945年9月上级决定北撤，9月中旬组织上征求我意见，问我是否愿意回上海继续求学（当时还年青）。但由于自己目标已定，继续革命，不怕艰苦，表示愿意随部队北撤，当组织四人同行时，在绕道经南京时，他们3人称“愿意扫马路，倒痰盂，也不愿北撤了”。他们折返回了上海，而我只身经浦口，过江到六合兵站报到。后在那留下工作了一段时间后继续北上到淮安板闸集合。

1945年12月份，经过长途跋涉，冲过陇海路等敌人封锁线，800多人的队伍，还携带了大批军工器材，绝大多数都自觉按时到达指定地点的山东临沂傅家庄。我们和山东军区军工部合并了。这支由新四军七师初创并发展转移来的军工队伍，在以后的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七师分会 张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