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5月15日，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270天，是我们中原解放区1000名伤病员和100名医护人员到达应山的国统区广水车站乘火车北撤的日子。时光已然过去几十年了，现在回想起来，我仍然是胸愤难平，记忆犹新。

那年4月间，我被调到驻大悟宣化店镇的中原局组织部，受命管理干部疏散资料。当时，中原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陈少敏大姐、副部长张成台同志在我中原军区部队被围困和准备武装突围的严峻情况下，正全力以赴地主持着干部疏散和转移工作。我去时，疏散工作已进入极度繁忙紧张的阶段。时间紧迫，压力很大。马兆祥、李其祥、李力、张靖武科长没日没夜地四处奔忙，核对一个个干部安排化装突围的具体方案。到组织部来探望领导，询问安排，办理化装手续的同志们，从清晨到深夜络绎不绝。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抢在中原部队突围行动之前做好。当时的疏散方针是：争取走出去的人越多越好。能多走出去一人就减少一分损失；同志们早动身一天就能减轻中原局和组织部的一份担忧，早日让他们放下悬着的心。

5月13日晚，军区政治部干部科张靖武科长找我谈话说：“小李，明日清晨，我、你、小胡三人在街东头河边集合，执行护送伤病员乘火车北上的任务。”那时，我对自己怎么离开中原，还不清楚。所以，没有去向任何一个战友告别，就争取时间去休息了。

14日晨，宣化店街上还没有行人，陪伴我到达箭杆河边的只有军区直属政治处干事兼政治指导员、我当时的亲密女友钟鸣同志。她立于河岸，目送我们越过河。此处像是渡口，河小，平时水浅，既无桥也无船。由于昨夜大雨，水涨到齐河沿了，很深，有急流。张科长是北方人，比我和小胡个子高。他对我说：“我把你先背过去。”上岸后，我转身向钟鸣同志挥挥手，她向我们点点头，一转身走了。

我们前进方向是应山广水车站，那属于国民党统治区。

过河后，到达小村头上。张科长向我布置的任务是：一、当北上的同志通过这里时，要负责约1100人的报到登记；二、向报到的同志交代清楚行动口令；三、指引同志们注意路标；四、做好登记一人，催促先行一人；五、叮嘱大家到达目的地后向组织部的同志再次报到。我方的随车护卫团长给张科长、小胡送马来了。张科长向团长介绍我说：“这是留在河边负责登记的李承贞同志。”团长笑着说：“你留在这里，要我帮你什么吗？”顺着他的话，我拎起背包拜托他帮我把它先带走。紧接着，张科长将油光纸印的两本登记簿交给我。他们一行人几乎同时上马，一扬鞭，马蹄发出“咯噔、咯噔”的响声，很快就看不见了。

他们去后，我急忙去村口借来一张桌子，将登记报到簿和笔摆在上面，守候在村口。约7时许，有同志来到，一人、二人、三人，一群人……我又从挎包里掏出第2本簿子，挨着摆上。时间过得很快，人也走得差不多了。晌午过后，人来的稀稀拉拉，出现了断断续续的隔几分钟、十几分钟的间隙。我站在桌旁探望着：小村坐西朝东，村前有一条由河岸伸向南去的路，可通过一来一往的两辆牛车。太阳渐渐地向西偏去，不见有人再来。这时，我感到晒和热，便招手请来了一位同志帮忙送还了桌子后，背起挎包就跑。跑了一段路之后，感觉口渴，嗓子发干。抬眼向路东边看去，一片田地，细看田间无人做活，路旁田间的大树下也无人歇阴凉，连一个牵牛的牧童都未发现。我明白，讨水喝的希望是没有了。向西望，地势高些，有村子，距离远。这时只有一个念头：“赶路”。又走了好久，由于我的注意力集中在路两旁的草皮、树底下寻找白色的油光纸片——路标，不知不觉中，日光照射在花草树木上的影子越来越长，估计得有两个多小时过去了。路上只有我一人，一边跑，一边心想：怎么还没有赶上队伍呢？这时，才想起我一路之上未见有牛拉车、人挑担；路中的马粪，因为不见有老人和小孩背粪筐用粪叉拾去，都晒干了，有的还被踩碎了。5月正是春夏之交，天长了，平日里，孩子们会在路旁嘻笑玩耍，你追我赶的捉迷藏，采摘杨柳的细枝条做口哨，吹出“呜呜”的口哨声，今天怎么这样静？

黄昏将近时，遇见路旁坐着一个额头冒汗珠、脸色不好的同志。我对他说：“是累了吧？”他点点头，我从他面前走过，他掉队了。路还有多远？我不能等他，也不能陪他，抓紧时间赶上部队去向张科长报告登记的情况。忽然，我想起了张科长的话：“做好登记一人，催促先行一人。”我即转身回去，向他说：“后面不会再来人了，你起来慢慢走吧!”我想去拉他，他已起身上路了。走到山边，又遇见一个同志，手握着一根树枝当拐棍，使劲地戳着地，艰难地一扭一跛地爬着山坡。

太阳落山了，微风拂面，清气宜人，口渴减轻了。走着走着，我们的人数不断地增加着。天黑了，我歇下来，向同志们说：“现在看不远，又是走在树林里，要把走在你前面的人看做是‘路标’，不可拉距太远，要努力跟上。”我即跑到前面担负起寻找“路标”的任务。这些身体虚弱的同志都是清晨吃的饭，心急赶路，经过一天的日晒，又渴又饿，身体消耗很大。入夜后寒气袭来，大家都说冷，即便这样也不能停下前进的脚步。

一阵摸黑过后，月亮从行进的右前方树叶和树枝条的缝隙里，照在半山坡林间我们走着的小道上。我回头向后看：有两人一前一后走着的，不远处有两个一左一右并排走着的，再后面还有几米远、几十米远地拉着距离跟着的。看着这种状况，令我思绪万千：这次，1000多人的转移，牵动着中共中央的心，牵动着中原局党组织的心，牵动着中原解放区无数朝夕相处的战友的心，还牵动着与共产党与人民军队鱼水情深的父老乡亲的心；这1000多同志中不少是8年抗战负伤、残疾的指战员，其中不少团、营、连、排、干部和地方的县、区、乡负责人，还有少数相当于旅和地委一级的领导人；这1000多人的行动中有马匹，有担架队，有婴幼儿和亲属，还有送行的战友。医护组背着红十字布挎包忙前忙后，既要为战友治伤，又为战友化装；炊事班扩充成排随大队行动，一路辛苦的送水送饭，保证了浩荡的队伍行动神速。沿途群众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队伍要往哪里开去，干什么去，只能默默目送。现在，我们这一小拨掉队的人，正在努力地往前赶路，寂静的路上只有月亮相伴。

不知又走了多久，迎面出现一个与山相连的村子，我们走的这条路是从村子背后近山处伸进去的。离村子还有好远，突然，路边矮树丛中发出一声吼：“站住，什么人？”“口令!”听到这声吼，猛然一惊，旋即我的心踏实了——我们到达目的地了。定睛一看，果然是我们的小胡同志站在路口，我急忙喊：“小胡！”

小胡见是我便问：“来了？后面还有多少人？”我答：“8人。”“张科长在哪里？我去向他报告情况！”小胡回答说：“我在这里又登记了一份。你把报告簿交给我吧，是张科长叫我来等你的。快去吃饭，争取时间休息。张科长在编队。”他用手指引伙房和女同志们住宿的方向后，迅速地离开了。

我进入女同志住的院子，发现同学李和亲睡在一个小园竹篾簸箕里。我推醒她，然后挤在一块儿进入了梦乡。当哨声唤醒我时，听李和亲在说：“开饭了，我要还簸箕去。”吃饭之间，小胡同志来说：“女同志们!该准备了！出村跟在伤病员后面，边走边排队。”村外是一起一伏的大片麦田。当我们的队伍弯弯曲曲蜿蜒地行走在麦田埂上时，前面传来命令：“原地休息，整理好队伍！”小胡同志走近我身边说：“李承贞，你是班长，你这个班都是未婚女同志，叫作医护班。你站在这，我去把人找来。”一会儿，他找来18个人，除李和亲外我都不熟。前面又传下命令：“整理每人所带来的东西，凡是不合适带往国民党统治区的一律销毁，个人认为不能和不应该销毁的，报告组织部，带回宣化店去。”

天还没有亮。葱青油绿正在灌浆的麦穗上挂着露珠，鞋尖被小草上的露水打湿，衣服和头发上也都潮潮的。我从挎包中取出小笔记本，撕得稀碎，埋入泥土中；又两手捏着我在中原仅有的也是唯一的一张照片：那是1944年夏，我参加边区“组大”（“组大”即组织人民大多数。指1944年2月鄂豫边区党委要求，秋收前组织群众200万）工作队时，我们洪山公学师范部和中学部20多同学相约在黄陂县某村照相馆拍摄的合影，我的一件珍贵之物，欲带不能，为保护同志们的安全，只得忍痛也将它撕得稀碎，埋入了泥土中。我思索着，想到还有一件东西比照片更珍贵，更心爱，那是3月10日我调离（黄）安、麻（城）、（黄）冈中心县委会时，涂超凡同志得悉特来送行写下的赠诗二首：一、《赠给远行人》，二、相约革命胜利《会见在南楼》（南楼是指涂超凡同志家乡某地）。我实在舍不得撕毁，犹豫了片刻，还是将挎包带握在手中，右手摸着线疙瘩，把它揪断，从带缝里将诗稿取出。这是我在黄安（现为红安）临行前藏入带与包的夹层中的。珍惜亦需忍痛。我刚轻装完毕，小胡同志又一次走到我的跟前，耳语了几句，此时我才知道，他和张科长不北上，是来向我最后告别的。这时张科长迎面而来，擦身而过，回过头来向我挥挥手。我欲言，一字还未吐出，张科长和小胡就一前一后地走了。小胡同志小我一岁，个儿比我稍高些，机灵，还有点男孩子的稚气。而组织部的那个罗秘书，部长、科长们都唤他“小罗”，大我两岁，却比我成熟多了，是当年革命大家庭中表达同志心、战友情的爱称和敬称。我们在听到这些称呼时，内心中总是乐滋滋的。我凝视着张科长和小胡的背影，向他们行着告别的注目礼：“我们就要走了，请你们转告中原局组织放心吧！”

天刚蒙蒙亮，队伍开始行动。同志们的脸绷得紧紧的，脚步缓慢，连幼小的孩子们都没有吵闹声，不久便走出了我区警戒线。昨晚的宿营地，已被抛在后面老远、老远。1000多人，正在有序地平静地向国统区走去。

前面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被命令原地站立休息。这时，突然想起宣化店东北面的干部队，他们都是北方籍团级干部，正在准备携带轻武器——手枪，化装农民模样，预计夜行晓宿，徒步行走3个月，到达北方我根据地。两天前，河北籍的王大明同志来到组织部对我说：“小李，你如随伤病员的列车到华北去了，请到我的家中看望一下我的父母，说我在这里。”他的话让我感到组织部工作人员的责任重大。可惜，当时没有记下王大明同志家的确切住址，现在真的是要去了，感觉有些对不起同志对我的希望，徒留遗憾。

太阳挂在高处。原来我们这支队伍的先头部队已到达国统区的广水车站。国民党的部队有的三五人一队来来回回地巡视着，有的持枪站立着，横眉冷对着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钢铁战士。我们这个班是1100人的后位班，年龄最大的唯我一人——21岁。我是共产党员，又是组织部派来的，是班长，越遇艰险越应挺身而出，我应该且必须最后一个离开我区警戒线，最后一个进入国统区。

进广水车站，要先过一条半干枯的小河。我们这个班不到20人，走成“A∧”形，从河这岸拉到河那岸，约近百米长。大家强抑愤怒，以稳重的步伐对待顽军凶恶的面孔。我站在岸边的田埂上，依依不舍地再次回望一眼我区警戒线后，才走下河沿。我们这次的北撤行动，是通过国共和谈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达成协议的，由汉口第九执行小组、三方代表及工作人员监督执行。

国民党军队见我们这个班走得慢腾腾地，有些耐不住了。突然，“哒哒”地响起了机关枪声，子弹从我们的头顶“嗖嗖”地飞过。经过战火锻炼的我们，无一人惊慌，因为我们能辧别得出子弹飞过的响声，敌人是在放空枪。这表明不是我们惧怕，而是他们心虚惧怕。

上到河岸，先头部队已经在上火车。沿河岸摆着三张执行小组的办公桌，每张桌旁站着两个人，第一桌是国民党的代表，在命令他的兵，一个拿着一尺多长的喷雾筒，另一个拉着我们的衣领朝我们后背上喷石灰似的白粉面，再把衣领一拎撒到全身；第二桌是美国代表，在指挥身穿白大褂的女人，给我们每人的胳膊上打一针，说是怕我们把“瘟疫”带进国统区，对我们进行“人体消毒”；第三桌是我方代表，在给我们每人发一张约5.5公分见方的盖有图章的白报纸片，上面编写着我们一行人的人头数字号，代作乘火车的车票。气氛恶劣，太阳晒得令人焦躁。我从两肩把背包带搁下，将背包放在地上，坐在背包上，十分懊丧、惆怅。过去，两军对阵，你死我活，能打就打，不能打可以跑呀!而现在受这样的侮辱，上了火车是什么样呢？

李和亲提醒我快去处理我们班的事。这时我发现许多（以后知道有300多）同志受到国民党方阻挠没有拿到乘火车的纸片，不过，我们班作为“护士”全部通过了检查。

我们乘的是最后一节敞车，男同志占去了大部分，我们坐在车的尾部。一车人经历了14、15两日的行军和进入国统区的折腾，衣服被汗水反复湿透、焐干过若干次，有的部位，布质由软变硬，摩擦着皮肤。车厢里，太阳蒸晒着，敌人不给水喝，全身燥热，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气味。烦闷、沉默，大家互相依偎着。由男同志那里一日多次传来执行小组的我方代表和总支书记的指示：提高警惕，防止坏人混入车厢内。“去厕所要多人一起去。”“到了站下车要同车上保持密切联系。”一连数日，我们都是百倍地提高着警惕。过去钻山沟、住农村是在自己的根据地，现在是国民党统治区，这样乘火车很不是滋味。上厕所时发现火车站有自来水，于是每当下去时同志们便互相关照带上毛巾和洋瓷缸子洗脸、漱口、喝水。

难熬的三天两夜过去了，火车到达河北省的安阳车站。我华北解放区党、政、军、群派代表来接我们了。行程中已受到敌人一个劲地刁难，到了安阳站他们更是变本加厉地百般刁难，不让华北解放区的担架队靠近车站，并且是一个车厢、一个车厢地放行。我们这节车厢距车站入口处很远，坐在车厢内只听见远处有拍手声和锣鼓声，却迟迟得不到我们要怎么办的消息，甚至不允许站起来看。原来，是国民党的故意刁难使我们的重伤员下车艰难。当我们这节车厢打开时，全体同志一溜烟地跑掉了。这时，我们这个伪装的“护士”班恢复了在中原战场上的英姿，我们姐妹们跳跃的脚步如小燕般地快，一个也没有拉在男同志的后面。敌人始料未及，后面几节车厢内都是无伤的健康人。我们的代表见机行事使我们获得顺利放行。（后来得知，我们个别的重伤员，眼、腿不好的，还没能下车，就被拉走了。）

出安阳站不远就是我们华北解放区，群众敲锣打鼓，扭秧歌，送猪、送羊、送鸡蛋欢迎和慰问我们，那情景使人欣喜，令人感动。不知不觉地眼睛都湿润了。啊！华北！我们解放区的大后方！绷了数日的紧张情绪顿时松弛了下来，一种回到家中的平安温暖的感觉充满全身。在邯郸市，华北局为我们召开了多种形式的欢迎会。在连以上干部欢迎会上，刘伯承司令员接见了我们。那时，华北局与华北军区迁到邯郸市时间还不是很长，可在生活上却给予我们好多的改善与照顾。

一天，袁文副部长对我说：“要着手清查党员关系。”我记起小胡同志向我耳语时的交代：“党的关系是由中原局向华北局发报的。”便建议袁副部长向华北局请示报告。在我们的党支部和党总支委员会都组成后，华北局组织部派人召集我们班的同志座谈，了解我们的情况，征求学习或工作的意见，同时，介绍邯郸市有中学、邢台市有范文澜任校长的北方大学（人民大学前身）。我们班多数同志选择了上学，我也选择了学习，不久到邢台市上了北方大学。

 五师分会 廉杰（李承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