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9月，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将七八十位女学员编成第十一队，住在云岭镇观街尾一家地主的粮仓里。学员中，有从上海动员来的一批女知识青年及工人，有参加过三年游击战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还有少数当地参军的女同志。女生队设有正、副队长和指导员各一人；下设班、排，每班十二三人。正班长都由参加过战争的女同志担任，负责行政管理，副班长领导全班学习，也就是学习组长，全部由上海来的女知识青年担任。我与张西蕾、罗伊都被指定为学习班长。

教导队是培训干部的，有的队以学军事为主，有的队以学政治为主。十一队是学政治为主的，也学些军事知识，进行必要的操练。不久，上海与其他地方又陆续来了不少女同志，便改编为八队；根据文化程度高低，分为八一中队与八二中队，八一中队由文化程度高一些的女同志编成。这时，整个教导队由云岭搬到中村。

我们的生活像陕北的抗大那样，建立团结、紧张、活泼、严肃的作风。每天一早，随着军号声起床动作迅速，穿戴整齐，理好内务，洗漱完毕，即在军号声下奔向操场集合，由值星排长带领跑步。跑步结束便进早餐，紧接是上课。一上午共有三节课。吃午饭前，按班排站队，队长经常利用这时间通知一些事项，解散前由一位同志出来指挥大家唱一支歌，然后按班集体吃饭。午后休息一小时，下午上两堂课。晚饭时，也是全队集合，这叫晚点名。队长、指导员队前训话，批评与表扬兼有。晚上以班为主进行学习讨论，九点钟在熄灯号声中睡觉。每周一次生活检讨会，互相间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

由于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生活，所以整天感觉紧张。但大家都是自愿前来参加革命的，所以都努力克服着，不叫苦。当然，也难免有些跟不上。如一早起来上厕所，几只粪桶实在不够用；若遇上便秘、月经之类，那就更糟。集合号吹响了，也只好带着负担去出操、跑步。于是，有的同志不得不深夜起来，提前解决困难。 

再如睡觉是集体通铺，木板面积有限，只能沙丁鱼式地躺着，想翻身便会影响他人。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紧张的生活中，经过战争锻炼的红军女战士起了模范带头作用，从各个方面帮助并团结我们。一遍遍手把手地教我们怎样打绑腿。晚上睡觉时，又教我们按顺序放军帽、绑腿、衣裤。起床先穿什么后戴什么以及怎样整理内务等等。

为使我们适应战争环境与今后工作的需要，队领导有意识地让我们锻炼体力，除出操跑步外，还与男生队爬山竞赛。老红军陈铁君同志给我们讲游击战争，还组织我们实地演习，教我们怎样利用地形掩护自己，杀伤敌人。深秋时节，山坡上操场上都铺满了厚霜。我们一人一支七斤半重的汉阳造，进行步枪操练。先是持枪跑步，几圈跑下来，便汗流浃背，喘息不止，又练习立式射击。双手举枪瞄准目标时，教员检查每个人的姿势，看是否掌握了瞄准器的准星。站久了，阵阵寒风吹来，步枪既重又冷，手指开始麻木了，已不能按要领扣动扳机，当教员下令“放”时，只听扳机声七零八落。卧式射击，人紧贴霜地，待站起时，霜地上出现了每个人的身印，霜花被体温融化了。教员说，革命战士爱护枪枝要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枪要常擦并加油。我们的班长胡平然同志，经历过三年游击战争，有初中文化，曾坐过牢。她能将一支枪拆散，指出每一零件的名称、作用，然后又一件件装配起来，使我们增长了知识。

八队营地前，设了个哨位，每班日夜轮流放哨。晚上，点完一支线香换一次岗，带哨的班长，将接岗的叫醒带去上岗。遇到班上有病号或人手不够，班长得代为站岗。我虽然是副班长，也常有机会负责带班放哨。那时，就整夜不能安眠了。因我队营地靠大路口，来往行人多，要求格外提高警惕，夜间更是如此。不知是哪位同志，对皖南的五香花生米特别爱好，在放哨时吃了起来，掉了一些花生米皮在哨位地面上。队长集合全队人员，作了严格遵守军事纪律的要求，责成那位同志作了检讨。

举行夜间紧急集合时，要求在一刻钟内穿好衣服，打好绑腿，背上行装，集合行军。八队动作迟缓，有人背包打得不紧，走不多久便松散开来，掉在地上，还有掉队的等等，洋相出了不少。

打过一次靶。每人三发子弹，每枪射中了得10分，偏了些的可得七八分，什么也没有打中的是零分，此时靶场上就有一面乌龟牌摇晃着。打了满分的，则是一面红旗招展。靶场安排在离营地较远的山坡间，大家采用卧式姿势，有军事教员指导。他要求大家沉着，右肩紧顶枪托，扣扳机时要屏住气。我是近视眼，尽管认真地按要求扣动扳机，结果只得了七分。其他同志有得分多的，也有被枪托后挫力撞痛了肩头而哭了起来的。

我们的学习挺紧张。政治经济学由冯定同志讲课。为了讲清楚剩余价值以及资本家如何剥削工人，他列举30年代的电影《摩登时代》中工人被剥削的动作，一面讲一面模仿，逗得大家捧腹大笑，很容易地理解了这一论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由夏征农同志讲解。这是战略策略性较强的一门课，同志们没有这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很不容易理解。夏征农同志耐心地列举各种情兄，不厌其烦地反复讲解，直到大家理解。妇女问题与社会发展史则由罗琼同志讲课。她讲得通俗，有条理，受到大家的好评。国际问题由陶白同志讲。这是比较费劲的，诸如帝国主义五大特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垂死的前夜，以及首先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等理论，在学校时只接触过这些名词，至于论点根本没有听到过。那些红军女战士和女工们就更难听懂了。为弄懂这门课，我们死记硬背兼阅读其他书籍。文化低的，采用互助办法，由学习班长帮助她们一条条死记。持久战，忘了是哪位同志教的了。为了学得更多些，有的同志还在云岭街上的新知书店买了《国家与革命》《政治经济学》《大众哲学》《列宁主义基本问题》《联共党史》等书拼命地啃，做读书笔记，不懂的就请教罗琼教员。由于认识到没有理论就不能指导实践，革命者没有理论会犯盲动的错误，所以，把在学校读书时的用功劲儿，完全用到学习革命理论上来了。这一时期的学习，使我们在革命理论方面打下了基础，对以后的工作帮助很大。

课外的学习讨论会上，根据教员出的题目逐个讨论，规定每人都要发言，领会多少就讲多少。定期举行问答晚会，题目事先不公布，写在纸上卷起来，放在一只碗里，开会时自由报名上前抓题目，谁抓的便先由谁回答，同一班的人可以补充，其他班认为不足的，可以另行发言。发言者如果达到了“抓住中心、联系实际、有所发挥”三个要求的，奖励一个炒米花团（泾县一带民间食品）。大家对问答晚会很感兴趣，它不仅考验每个人是否真学懂了，还锻炼了每个人的表达能力。工农同志积极性很高，争取回答问题，她们能抓住问题的中心，熟练地运用一些政治术语（如基本上、原则上、革命立场等），而且比我们知识青年大胆，不害羞。这些学习方法，对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启发思考问题，起了很好的作用。

在中村时，因为从上海、温州、金华等地又来了一批新同志，八队的学员既有大学生、中学生，也有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有资本家、地主的女儿，也有工厂女工和童养媳；还有少数已经结婚。尽管生活、思想、作风各不相同，入伍动机也不完全一样，但为了抗日，挽救民族危亡，大家从五湖四海汇集到皖南。怎样从政治、思想上教育好这批青年，把她们培养成革命女干部，政治思想工作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队里要求每个党员努力学习，团结与帮助非党同志，起模范带头作用。党员在问答晚会、学习讨论会上抢着发言，劳动时争着干重活，课余时间找群众谈心。由于学生占有一定的数量，自由散漫习气有所表现，谈得来的聚在一起，看不惯的则疏远些，与工农同志显得有些合不来。队领导针对这些现象，提出知识分子与工农打成一片（我估计也向工农同志提出如何团结知识分子）。这一号召使情况起了很大的变化：课余时知识分子与工农同志手携手散步谈心，知识分子了解到工厂女工、童养媳被剥削压迫的痛苦，工农同志认识到知识分子优点……这样一来，双方的情感发生了变化。不久，整个队里出现了团结、友爱的气氛。

八队强调组织性、纪律性。外出要请假，遵守作息时间，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大家，全队集合时，队长带头唱这支歌，加深大家的印象。

表扬好人好事，批评不良倾向。除在全队集合时进行外，更多的是在日常班组生活中进行。党小组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抓得更是严格而及时。

抓俱乐部工作，如办墙报、教唱歌、组织文娱晚会，活跃队的文化生活，使大家精神饱满乐观。我曾担任过一段时间的俱乐部主任，直接体会到队领导很重视这项工作。

学习中联系思想实际。难忘的是，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的《反对自由主义》时，先要求逐条背，然后联系实际，如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同乡同学关系，明哲保身……等，这对参加革命不久的青年，是一次很重要的思想教育。

队领导以身作则。要求学员做的，她们也一样做到。同时，学员中有困难就帮助解决：如有人想家了，就耐心地做工作；有病的，专门给她做病号饭；对生病住院的，队领导包括教员都亲自前往探视、慰问。队长于晶同志给同志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八队的同志对队领导很满意，她们对实际问题既能帮助解决，又注意让学员们在实际生活中建立自力更生的观念。

当时，皖南山区群众普遍患有疥疮。八队女同志常借用群众的木盆洗衣擦澡，不少同志很快传染上了，又痒又痛，厉害的还影响走路、坐和站。队领导发现后，即刻抓卫生教育，配备了卫生教员郑素文同志，教育大家要用灰锰氧将借用的木盆浸泡消毒，用硫磺膏擦抹疥疮。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为此募捐了一笔钱，建造了简易澡堂。

就在这时，又有些学员生了虱子，并很快蔓延开来，卫生教员督促大家勤换衣服，修剪指甲，定期进行检查，还动员大家剪短发。我的头发里也长了虱子，在于晶队长的动员下，带头剪了短发。短发梳洗方便，便于抓虱子，脱下军帽，放在膝盖上，用梳子一梳，便可见到不少小小的黑色虱子落在帽里。

谷场、山坡、祠堂都是我们的课堂。没有课桌，做笔记、写信一律在膝盖上。座椅是草垫，自己动手用稻草编成，与蒲团差不多。去云岭陈家大祠堂集会时，每人手里都拎一个草垫。编草垫要先搓草绳，不少同志的手搓破了皮，有的则根本不会搓。有人编的草垫好，有的编得拎不了几下就松开了。从云岭搬到中村时，队里用具及各人行李，大家动手搬，办法是互助，两人找一根扁担慢慢抬，10华里的路程，不知休息了多少次，还走得汗流浃背。中村的营房建设，也是动员大家扛木料协助工人建成的。

八队伙食搞得好，同志们至今谈起还很是留恋，我甚至认为比现在机关食堂的伙食还好。早餐，大米稀饭，两个菜：花生米炒豆腐干、油条，或是嫩豆腐拌皮蛋、肉皮或肉骨头炖黄豆或蚕豆，经常变换。花生米豆腐干合吃有熊掌之味。炖黄豆与蚕豆，烂而入味，汤成胶状，营养丰富。这是炊事员利用余火，晚饭后炖上，第二天一早就成了。午饭是大米饭，大青菜炒得嫩而有味，红烧青弋江的新鲜鱼，加点辣椒粉，汤变得红澄澄的，再撒上些绿色的葱蒜，色香味实在诱人。大家总是吃得特别多。汤很少，不能满足每个人的要求，为此，在班务会上讨论决定，在吃第二碗时才可以舀汤，看来是小事，却锻炼顾全大局，克服自私思想。晚餐与中午差不多。富有营养的伙食，乡村的新鲜空气，特别是精神上的愉快，使每个人都增加了体重，面色红扑扑的。

在我们心目中，中国共产党是崇高的，代表着光明，是劳苦大众的救星，是中国的希望。不少人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不远万里奔向延安，投向党的怀抱。那么，在新四军有没有共产党呢？我在八队生活一段时间以后，便注意并考虑这个问题了。我发现，有些学员学习、劳动特别积极；晚饭后，有些学员三三两两地离开营地，向山坡僻静处跑去。以后才知道她们都是中共党员，去山坡那里开党小组会。

在云岭时，我与班长胡平然同志，因是正副班长，接触的机会较多。我俩的铺位紧挨着，交谈的机会也就多些。她问过我的家庭情况，试探我对党的认识与入党要求。一天凌晨，她发觉我醒了，便紧挨着我的被窝，将一张入党志愿书交给了我，并要我保守秘密，填写时不能让人看见，也不能告诉任何人。当时我强压着兴奋，至今难忘。第二天，黎明前悄悄地躲进俱乐部，点着一个剩余的蜡烛头，激动地打开了入党志愿书，坐在地上，利用膝盖逐条填写。在对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持什么态度一栏里，我糊涂地希望国共两党永远合作，多么无知与幼稚。搬到中村后的一天下午，天气特别晴朗，大家在山坡上听课。突然，于晶队长把我叫了去。我心跳加速了：是否我有什么不是之处，要批评我了？怀着不安的心情，跟着她来到队部。进门一看，周林同志坐在那里。队长温和地说，周林同志找你谈谈。于是，我随周林同志来到营房边的山坡旁。他手里拿着一迭文件，一只脚支撑在山坡上，详问了我的家庭情况，对人生的意义和对共产党的认识，以及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等等。我如实地一一作了回答。谈话结束后，他在腿上摊开我的入党志愿书，写上“该同志认识忠实……”。1938年10月6日晚饭后，胡平然同志悄悄地扯了我一下，说随她出去一下。她把我带到营房后面的山坡上，只见陈铁英、陆角初、陈建平等同志坐着聊天。我们一到，胡平然同志便宣布开会。从此，我便成为中共候补党员（3个月候补期）。这是我参加第一次党组织生活，从这时开始，我获得了政治生命，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为党的事业工作了一辈子。胡平然同志告诉我，她与于晶同志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八队是一座革命的熔炉，在当时，集中而有计划地培养女干部，除延安外，就是新四军皖南教导总队的女生队了。这是对党的事业一大贡献，有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在新四军历史上，也应有其一定的地位。作为我个人来说，八队更是永远难忘。

一师分会 季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