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三省沦陷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锦秀河山，无尽的宝藏被蒋介石卖国投降政策断送得干干净净。抗日的怒潮也在全国掀起。在我的家乡和县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运动。我开始受到一位名叫李明宗的爱国人士的启发影响，通过一位姓王的木匠联络，我和邱继鹏组织了一个名叫全皖救国铁血义勇军。邱继鹏任第三师师长，我为副师长。但由于没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支武装始终没有发展起来。

1936年，我的侄子赵永智因为抗租抗税被伪县长王殿之抓捕入狱。一年后他出狱即担任了和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由于王殿之和国民党保安团的许克久、柏承君关系密切，因为我的侄子赵永智积极组织青年开展抗日救国运动，深为柏、许忌恨。在他一次南下到耿华二村视察地形时，不幸遭保安团毒手杀害。我也因此被迫出走。为了报仇雪恨，1938年春我联合了义勇军人士：小金子，过廷、邢其富等大约五六百人，同盘踞在和县的国民党保安团许克久、柏承君的部队打了一仗，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吃了败仗。

国恨家仇使我愤慨激昂，一个强烈的愿望从心中升起，我要参加共产党，参加新四军，但是党啊!你在哪里？我只听人说过共产党抗日救国为劳苦大众谋利益，但是慕其名难见其人。正当我踏遍青山无觅处时，我到了无为县，见到了我的哥哥赵德彬。他对我说，和县北乡有支新四军队伍，为首的是冯文华，他与我们的侄子赵永智有故交。

1938年3月的一个夜晚。由张恺帆同志做向导。我带着队伍连夜急行，开赴和县北乡接受改编。后我的部队编为二营，我任参谋主任兼二营营长。从此，这支民间义勇军队伍，一行300多人真正踏上了抗日救国的革命征途。我也在这一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支部队隶属罗炳辉的新四军五支队，后编入二师。战斗在和县北乡的是一个大队。冯文华任大队长、童浩生任政委、张恺帆任政治部主任，活动在张集一带。不久一营调到新四军五支队，接着二营也编到五支队。后来三营的范涪泯部队叛变后，这个大队也就不存在了。

1939年初，上级派来祁式潜同志和我率领30来人的小分队到无为县南乡的前后唐和无为县东乡一带开辟财源，发动群众打游击战，扩大我党的影响。

当时汤沟镇的街道，刮风尘土飞，下雨烂泥窝。我们强令镇上的财主汤少南出钱铺石修路。每天晚上还要给每个渡船口加油点灯，此举深得当地群众的欢迎。同时我们在当地又组织了一支游击队。枪支一部分是从敌军那里缴来，一部分从地主家里收缴，这支队伍逐渐扩大到200人左右。

这年秋冬之际，皖南二支队一营来到和县，营长余龙贵、教导员廖成美，我们配合在一起，就更加活跃起来。一次我与廖成美同志采取突然夜袭乌江行动，把范培泯（叛变者）的父亲、哥哥捉来带到南义。要他们赔偿范培泯叛变造成的损失，结果他们给了我们约二三十支步枪和3挺机枪，经过地方说情，释放了他们。

1939年底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我党在大别山工作的同志大批东撤，顽军进攻的局势已箭在弦上。此时，刘少奇同志来到皖东，立即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搞武装斗争，建立抗日根据地。我们在农村组织了便工队，互助组搞二五减租，为抗日根据地铺路奠基。在军事上，我们在这个地区坚持游击战争，扩大军事行动，完成牵制敌人的任务，保障我新四军在津浦路东歼灭韩德勤的保安团，建立华中第一个抗日根据地。这个时期，我们攻打了和县、含山县城，武装支持裕溪口煤矿工人罢工，并且有意识在淮南铁路线的马谷云、马蹄丁一带活动，牵制裕溪口及和县的敌军，另外在赤镇河活动，保证游击纵队与二师的交通。

1940年夏，根据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指示，将皖南二支队一个营（约300人）和我的部队（约200人）合并扩充成立江北游击纵队的新七团，其扩编人员是我们在无为东乡和县南乡招来的青壮年，大约500人，这样新七团的人数达到1000来人。江北纵队司令是孙仲德、政委黄岩，开始约有两个团兵力。新七团团长余龙贵、政委廖成美、政治部主任祁式潜，我是参谋长兼二营营长。成立大会是在西李村果园开的，队伍编好后就行军。当部队进到定远的将军庙时，二营交给了四支队戴季英同志。当时组织上要调我到太平集学习，出发前，孙仲德同志又打电报给戴，要我回到巢南。

1940年秋，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一小撮民族败类，公开充当汉奸，其敌后大批游杂部队投敌，尚未公开投敌的和日寇相互勾结共同反共。一时大有乌云密布摧城之势，盘踞在皖中境内的国民党部队，由原来的暗中摩擦走向公开向我们袭击。使我们面临着日本侵略军、伪军和国民党军队的联合进攻和封锁的局面，处境变得极其困难。

1941年1月4日蒋介石制造了震动中外的皖南事变，皖中抗日根据地肩负着接应突围同志的重任，情况十分危急。为了打破这种险境，我于这年1月奉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孙仲德同志的命令，带着一个连的部队去无为东乡，坚持敌后斗争，保护、接应突围同志的安全。我记得孙司令这样对我说：“即使只有一村一庄，也要坚持到底，不要离开。”

那时正值三九严冬，大雪纷飞，寒气逼人，我带着师部28名干部迎着风雪，深入到无为东乡，开展新的斗争。到达目的地后，我们即做好了埋伏。我即去见了曾希圣同志。他说：“你来了正好，我马上就要离开这里。”并关切地说：”你要注意，敌人是要画像捉你的。”

无为东乡四周是敌，三官殿，六州、汤家沟、姚王庙均驻有日军，碉堡林立，彼此相望，敌伪经常出来扫荡，骚扰频繁，给我们活动带来很大困难。正月十五那天，我们在五房墩子过夜，拂晓前，日军从两面包围。当听到哨兵的枪声，我们立即撤出村庄。当时天很黑，伸手不见五指。待我们走出村庄不远的地方，日寇的脚步像猪哼一样的喘气声被我听见。正是大雪天，我们顺着路旁雪地滚下了沟。我们停顿了一下，想知道到底有多少日军，根据脚步声，人数不少。我们必须赶快撤退，若等天亮了，我们就要吃大亏。沟底是一道深有三四米宽的河沟，必须浮水过去，不会游泳的同志怎么办呢？正好摸到一条老百姓的泥船，我脱下皮袍子缠在头上说：会水的跟我一道游过去，不会水的上船，就这样浮过了二道沟，天色大亮，敌人扑了个空。我们胜利转移到二闸刘。这次战斗中，我们牺牲了一名哨兵，在浮水时一名战士被淹死。

至此，我们在群众的支持掩护下开展了游击战。白昼隐伏，夜间行动。斗争的方式采取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这里给他一枪、那里给他一弹。今晚捉奸、明晚摸哨，到处冲击，来去无踪，用各种方式和手段骚扰敌人。而敌人找不到我们就乱放枪炮，壮自己的胆子。

敌人白天仗势、壮胆地出来骚扰一番，黑夜里却是不敢越堡一步。每当夜幕来临的时刻，广宽的无为东乡，就成了我们的天下，一些原为敌伪所用的基层组织，也不得不听命于我们，他们名义上仍然是国民党的保甲长，实际上必须在我区政府的领导下，为我们送情报、收税、掩护部队等，这就被称之为“灰色政权”。日军要粮无粮、索钱无钱、被我们骚扰的行住不安，消耗的弹尽粮空，拖得他精疲力尽。无可奈何，日军终于被迫撤离所有的据点，黯然退去。

无为东乡的胜利，为我们再进和含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搭了跳板架了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于是在这年秋天，七师政委曾希圣召我到师部。一见面他就说：“和含地区前临长江，背依巢湖，东有梁山，扼据马当要塞，北有鸡笼，鸟瞰皖东风云，不但资源丰富，素有鱼米之乡，而且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为兵家所争，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我们必须据为己有，在于多种原因，均未获得成功。现在区党委决定，还是让你回到和含。”我说：“只要首长下令，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于是由80余人组成的一个连队，由陈仁洪和我率领着，在1941年深秋，又踏上开辟和含地区的征途。

为了出敌不意，我们长驱直入，出发的第1天疾行到大司村、第2天到张葛吴、第3天到邱家凹、第4天到抗河泊、第5天到西陈村、第6天到驼唐黄、第7天到甘家嘴，并沿路在五显集、孙家口、兰花桥等地设7处收税机构。由于我们的突然出现，到处布疑，闹的敌人风声鹤唳，除了日伪仍驻在几个交通要道的集镇外，国民党的游杂部队，则都紧缩在善厚集到沽河一线，不敢妄动，我们抓紧战斗，间隙访贫问苦、锄奸除害。

当时，对我们来说，如何站稳脚跟，建立起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这次行动的首要任务。我们立即召开诸葛亮会，大家积、集思广益，我和陈仁洪找来连长彭思宝，排长姚振家、刘发宜、指导员吴昌武等同志一起商量策略。这些同志都是革命坚决，有勇有谋的好同志，大家献计献策，一致认为要打好第一仗，树立军威、夺取敌人的武装，通过战斗的胜利建立我们的新政权。

第一个要打的目标是黄山寺。为什么？因为黄山寺处于裕溪、沈巷、白桥3个日伪据点的中间，拔掉黄山寺这个钉子，就能虎穴探子，给敌人以较大的威胁。但是问题来了，黄山寺处于3个据点中间，怎么办？经过反复研究，一致认为黄山寺要打，目标不改变，不能强攻，只能智取。于是我派了侦查员谢金陵再去侦查敌人内部的情况。从黄山寺伪镇长陈汉卿嘴里得知，当时无为县伪县长胡振刚的弟弟胡祖炳被打死（黄山寺人），于冬至这天除灵（安葬）。伪军都要在谢家酒馆吃斋酒，这样一个战斗胜利的蓝图就出来了。我们的作战方案：一是偷袭黄山寺警察所，二是奇袭谢家酒馆，一网打尽，速战速决，快速撤退。

冬至深宵，风紧气寒，一切都按照预先的战斗部署进行，一个排由侦查员谢金陵带路，潜行到岗子下面的警所，来个突然袭击，当敌人还没有弄明白怎么回事，枪就被我们缴了，被关在警察所里的进步人士、受害群众也被全部放了。与此同时，几处纵火烧草堆，风助火燃，火趁风势，一时间火光冲天，杀声震耳，弄得裕溪、沈巷和白桥的敌伪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敢出来增援，只是漫无目标的枪炮齐鸣，壮壮自己的胆子。就在偷袭警察所的同时，另外一个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强占了黄山寺大庙，用棉被护体迅速爬越铁丝网，进入谢家酒馆，前后门一堵，未发一枪，即将聚集在酒馆吃酒赌博的30多敌军全部生俘。整个战斗不到10分钟胜利结束。

这次战斗中，战士们表现得非常勇敢，谢金陵同志最为突出，他空手从敌人手中夺得一挺机枪，七师还编了一首歌叫谢金陵空手夺机枪，区党委的报纸还表扬了谢金陵同志大无畏的英雄事迹，大大地鼓舞了全区战士的斗志。

黄山寺之战，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扩大了我军的影响，使得和含地区的抗日根据地得到重建和巩固。但这时也正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加紧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它集中主要兵力和几乎全部伪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最野蛮的“扫荡”，实行“三光”、“蚕食”政策，国民党顽固派也加紧封锁包围解放区。当时在和含地区主要集镇交通要塞都驻有日军，如和城、乌江、姥桥、西梁山、沈巷、白渡桥、八角庙、黄山寺等。还驻有亲日派曹亮文的绥靖队。刘子清、刘志刚的伪保安队，柏承君的伪县保安队，日伪军多似牛毛。当时我们这支部队是直插敌人心脏，搅得敌人不得安宁，他们时刻都想消灭我们，并提出了“活捉赵鹏程”的口号，但是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我们紧紧地依靠群众就能取得战争的主动权。那时候，我们每到一村，群众就自动放哨，发现敌情马上向我们报告，晚上我们无论到哪一个村庄，只要说是赵营长的部队，群众就开门让我们进村，为此，群众也吃了不少苦，一些伪军也冒充是我的部队，等群众一开门，就遭到毒打和审问。我们的战士也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在村子里睡觉，有“五不走”：门板稻草不送不走、地不扫干净不走、水缸不挑满不走、损坏东西不赔偿不走、不向群众打招呼不走。那时我们与群众的关系真是鱼水相依，在群众的支持和掩护下，我们才得以生存。

1942年4月，上级又派马长炎、顾鸿同志，率领的一支部队来到和含，我们配合在一起，抗日的力量大大增强了，为了打开这一地区抗日新局面，我们在马长炎同志亲自领导指挥下，攻打螺丝滩。螺丝滩坐落在沈巷西北面，四周沟渠纵横，恰似水网遍布，敌人只要集中火力封锁一条通道，我们就难以攻入，而且要付出很大牺牲。另外它与沈巷、八角庙、黄山寺的日军据点很近，因此我们必须智取速决。在研究作战方案时有马长炎、顾鸿和我。我对情况比较熟悉，首先作了介绍。我说，在前一段时间里，王万法小游击队，两次袭击螺丝滩据点时，伪军都出来追击小游击队，然后他们绕到村子里，抢劫老百姓的财物，满载而归、忘乎所以。于是马长炎与顾鸿同志决定采取调虎离山，两头截击的作战方案，用两个排的兵力埋伏在孙家大家桥西北的赵柏村一带，一个排兵力埋伏在孙家大桥西南的河北埂，天不亮便进入埋伏地点，王万法小游击队又照样给它瞄准几枪，投几颗手榴弹，敌人又被引了出来，300多伪军像长蛇似地追击着小游击队。当敌人完全离开堡垒，进入我们的伏击地点时，预伏在在孙家大桥西北的赵柏村的担任阻击任务的两个排迎头袭击，敌人吃了个冷不防，折身往回跑，但是退路已被埋伏在桥南的河北埂的1个排强大火力所封锁，敌人腹背受击。狼狈逃窜，中弹的中弹、落水的落水，敌副大队长夏复初扛着1挺重机枪，掉到河里淹死了，300多伪军全被我们打垮了。此役，我们战果辉煌，缴获了两挺轻机枪，1挺重机枪，100多支长、短枪。

接着我们又攻打百旺市据点，参加这次战斗的有马长炎和我，还有连长彭士保、闻杰同志，驻在百旺市的伪军有两个中队，分别驻在市东和市西北两座庙里，在东岳庙据点的伪军中有我们一个内线叫肖班长，我们的作战方案是强攻和智取相结合，先东后西。待到夜晚，战斗打响了。不幸的是一开始马长炎同志腿部中弹负伤，为了不影响战士情绪，我及时派了两名侦察员，把他抬了下去，战斗正在紧张进行，我命令用梯子靠在庙的屋檐上，推开瓦扔进两颗手榴弹，一声巨响，乘敌人死伤混乱，不敢接近时，把稻草点着火扔进庙里。敌人一看大火冲天，慌乱一团，我们就喊：“肖班长把门打开，”战士一涌而上，冲进庙里，缴了敌人的枪。进攻西边据点时，我们集中四五把军号一齐吹，制造声势，然后由俘虏喊话，里面敌人一听到喊话就知道东边的据点已被攻破，无心抵抗，乖乖地缴枪投降了。

在这次战斗中，马长炎同志虽然身负重伤，不能亲自指挥，但他并没有离开战场，充分显示了他身为指挥员高度的责任感和坚强的革命意志。

胜利的炮火在和县南乡播下了革命火种。我们活动在群众的汪洋大海里，局面打开了，脚跟站稳了。但是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越发加紧进攻我新四军江北抗日根据地。他们纠集重兵，妄图吃掉新四军二师，为了牵制敌人主力，加强反顽斗争，1942年7月新四军七师副师长傅秋涛同志来到和含地区。要我连夜集中200人，再集中南姥、清林等几个区武装，成立独立营，这个营一共300多人，我是营长，政委王荣森。独立营一成立，就配合兄弟部队作战，我将队伍带到距离国民党部队占领区很近的乌石山、鸡笼山、半边月一带活动，有枪的侦察班，特意将枪缨子飘露在外面，站在大路口放哨。无枪的战士将草鞋绑在屁股后面充当驳壳枪，300多人一散开，形成了漫山皆兵。这是我们“示形”于敌，造成敌人过失，敌人果如所料，以为我们是在集结大部队，从南面进攻善厚集，于是他们调兵遣将，加强这边的防守力量。就在顽固派目不转瞬地盯住我们这边的时候，善厚集的另一边由马长炎同志和顾鸿同志指挥，出其不意的强攻了大孔村，一举歼灭了顽敌一个连，给顽固派一个很大的教训。由于七师有力的牵制了敌人，顽固派的阴谋彻底失败了。

由于在军事上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和含地区抗日革命根据地巩固发展了，为了适应形势，更好的开展斗争，根据党中央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三三制”的原则，根据七师曾希圣同志的指示，于1942年阴历8月15日在南城村正式成立了和含办事处。办事处成立那天，军民齐欢聚，联席开了庆祝大会。办事处主任是马献龙，副主任是倪则耕同志。

为了更好地加强和保卫这块抗日革命根据地，又于秋冬之际组建了和含支队。支队长孙仲德，副支队长马长炎，参谋长张铚秀，政治部主任杨汉年，下辖独立团和江全、和西、和含、含巢四个大队。我任和西大队长。后来调我到师部学习，大队长由闻杰同志接任。

时值早春，正是春节前后，我们营以上干部参加师部举办的整风学习班。开学时傅秋涛同志做了动员，他的报告妙趣横生，使我这个从来都没有听到过哲学这个名词的人也入了迷。我们学习的内容是整顿三风，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和反对党八股。学习时分成很多小组，我们小组长是桂林栖，副组长是黄龙（后改名王玉田，是个医生），有十几个人，整个学习班大约有200人左右，地点在大俞家岗的几个村子里，总共学习20多天。通过这次整风学习，我们受到一次深刻的马列主义的教育，同时我们也检查了思想上和工作中的缺点，使我们在马列主义的思想基础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1943年2月，我从师部学习回来后，又组建了和县总队，我任总队长，贾世珍任政委，杨金福为总队直属营长，政治部主任陈隶华。

从这一年开始，我们度过了抗日战争的最困难时期，迎来了新的战斗。在党的号召下，学习南泥湾精神，掀起了一个大生产运动。我们总队在娘娘庙、环桥、耿家嘴子、陶埂等地开荒生产。每处都有几十亩，共有二三百亩。战士们把枪带到地里，一面打仗、一面生产。特别是娘娘庙的大生产搞得最好，受到山猴子报的表扬，表扬他们干部积极带头、战士不甘落后的劳动热情。通过大生产运动，我们收获了大批粮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同时密切了军民间的关系。

经过艰苦的8年抗战，日寇终于在1945年8月宣布无条件投降。根据党中央指示，日伪应就地向我军缴械。但盘踞在雍家镇的曹亮文和警卫三师却拒不执行。于是我们在谭希林师长的指挥下和含支队、和县总队及兄弟部队一起，合力打了雍家镇。因为我们对地形比较熟悉，经常在圩埂作战，所以我们的作战地点在河北面水网地一带。在街西头有一碉堡，机枪从里面喷出火舌，封锁了我们前进的道路，我们必须拔掉这颗钉子。为了炸掉这个碉堡，战士付出了血的代价，有十几名同志在这里英勇牺牲。里面的伪军也得到相应的惩罚，战士们用炸药包让他们坐着土飞机一一升天了。当战斗进行到牛神堂，由于战士的勇猛冲杀，敌伪军来不及逃命，当场被我军打死和掉进河里淹死的就有100多人。这一仗打得很凶，打了10天10夜，全歼敌伪1000余人，为和含地区游击史所罕见。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革命的航船进入了新的航程。日本帝国主义被我们打败了，但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迫在眉睫。我们整装北上迎接新的战斗。

统一战线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我党一项很重要的策略方针。只有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筑成全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才能把日本侵略者驱出中国。争取并改造帮会是我党统一战线的一个方面。

青帮又名三番子，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产物，参加的大部分是农民、工人。由于他们受封建地主的压迫，生活成了问题，才参加帮会的，我年轻的时候也参加了，并且收了不少学生。当时在和含地区很多人都参加了三番子，它是这个地区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各帮派的政治力量都想利用它。少奇同志指出：为匪者无不在帮，在帮者有不为匪。要我们争取帮会。

根据党中央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在1939年上半年，孙仲德同志对我说：“你要继续收学生”。我说：“已经不搞了”。他说：“这是任务！”我接受了党交给我的任务，为了做好青帮工作，我定了“十大帮规”，其中内容有：大敌当前，我们有责；团结为重，一致对外；国家需要，父子上阵；保护群众，如同父兄；三大纪律，不能违犯；争取伪军，为我抗战……使青帮变成抗日力量。1943年傅秋涛同志来到和含对我说，你以前收的学生不算，今后还要收3000。当时我感到很惊讶，现在计算起来，到底收了多少学生也搞不清楚，恐怕远远不止3000。

在四方包围与敌、伪、顽三面作战的皖中新四军，必须随时积蓄力量，发展武装。我在抗日战争时期多次组织游击队和地方部队，而且能很快的发展壮大，其中最主要的途径是通过收学生的方式解决的。从参加冯文华部队到新七团、独立营、河西大队、和县总队等利用收学生武装的人数，大约可达到三五千人之多。应该说明，这不是我的功劳，而是因为有党的正确领导。在1938年以前，我也曾组织了一支武装，由于没有党的领导，这支武装一直没有发展起来。尽管有时队伍也达到千余人，但没有一个正确领导，很快就散了。现在依靠党的领导，情况不同了，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是党领导的队伍，越打越强。但武装的发展也还有一个过程，那时很多群众对党的认识还不清楚，但是他们的本质是好的，利用个人关系把他们带出来，然后经过党的教育，革命队伍的锻炼，就成为革命战士。有人笑说我是兵贩子，我是根据党的政策利用这个条件为革命输送兵源的光荣的“兵贩子”。

我有个侦察班，这些同志开始都是通过收学生招来的。他们是谢金陵、郭正道、张益明、凌德壮、凌维炳、朱仁义、朱仁礼、张家才、毕天祥、杨在和等经过党的教育和革命战争的考验，都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勇敢，有智谋。群众都称他们为十大呆子，他们的呆劲就是不怕牺牲，什么样的艰巨任务都能完成。群众喜欢他们，敌人害怕他们。其中有3个同志是革命战争中牺牲的。他们是谢金陵、郭正道、张益明同志，为了纪念他们，我讲述几件有关他们的作战故事。谢金陵同志在黄山寺战斗中空手夺机枪已经闻名。一次他在侦查敌情中与凌德壮一起，二人化装成农民到集镇卖草，被两个汉奸发现，就尾随他们后面。谢、凌两人即进一家店吃饭，两个汉奸也在对面的桌子上坐下。乘汉奸还未坐稳的时候，当机立断拔出手枪打死汉奸一人。顿时饭店和整个集镇的群众大乱，另一个汉奸见势不妙，拔腿就跑。他们从尸体中取出汉奸的枪，在混乱的人群中离开了。

1941年秋，在板桥镇侦察班的谢金陵、朱仁义、凌维炳3人一道带着7个群众，逮到伪军刘子清部下的一个姓任的排长。谢自称是游击大队长，用诱降和威逼的计策，未发一枪缴了这个排的武装。

1942年春，侦查员郭正道、张益明、毕天祥3人一道，在夜晚神不知鬼不觉地爬上汤沟伪区长家的房顶，又从天井下到他的家。3人找到卧室，把伪区长从床上拉下来，逼他交出藏在家中的4支枪。1942年冬，郭正道护送我党一位高级干部过封锁线，他走在前面，遇到敌情，他撤退在后，不幸中弹牺牲。死时仍然紧握手中的枪对着敌人，好像说我还要继续战斗。敌人一时不敢接近他，使我们这位干部安全转移。他们虽然牺牲了，但是烈士的光辉业绩与世长存！

还有一班人也是通过收学生招来的。他们在另一条战线上做出了出色的成绩。他们是朱词道、陈继友、周家旺、邓炳炳、朱新之、朱学联、胡镒东、王三栋、姚安祥等同志。从1939年开始，凡是部队需要的物资器材，就请他们到芜湖购买。以后他们参加了革命成为正式采购员。由于需要购买的东西增多，采购的地点从芜湖转移到南京、上海。从布匹、医药、军号、望远镜到车床、刨床、电台收发报机、印刷机等无所不买。那时买布做军衣，不能买黄布，必须分两次买，一次买白布、一次买黄染料，回来自己染成黄布做军衣，否则是不能通过封锁线的，特别是买电台、收发报机及15马力的马达是极不容易的。在敌占区没有敌伪证明，严禁买卖，若被抓到，不是坐牢就是杀头。为了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必须做很多艰苦细致的工作，在敌占区建立一些可靠的关系。他们为我军采购了很多电台部件和大批军工器材。为了能把买到的军用物资迅速运到根据地，他们千方百计的利用敌伪交通工具。在我们北上以后，他们还把我们需要的物资运到苏北和山东。他们在购买成千上万批军用物资没有出任何差错。他们成为七师一条红色的补给线。当时七师授予他们一个光荣的称号——革命商人。

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历来如此。怎样才能克敌制胜呢？统一战线是法宝。1940年8月19日中央关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要求在200万国民党军队中扩大交朋友，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使我们有了新的认识。我一方面利用收学生为我军收集情报，另一方面利用敌伪做一些抗日宣传工作，使我们在战争中取得了主动权。这也是取得最后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1941年临江大队有个名叫水厚谱的人，叛变投敌。国民党三战区委任他为大队长，条件是临来前带一个排来，还要一挺机枪，打死临江支队负责人。事前我的学生何翠如（是三战区指导员）派人送信给我，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当时在临江支队的马长炎同志，并建议要逮谁，最好是派我的侦查员郭正道同志去，因为郭身高力大，只有他能对付，另外他俩关系也不错，郭去水不会怀疑，我的建议被采纳了。水厚谱的家在无为东乡小洲上，郭去了后，两人见面很客气，喝酒吃饭毫无介意，趁水毫无防备之机逮捕了他。并在水的家中搜出了国民党的委任状，避免了一次流血叛变事件的发生。

在无为东乡有个开茶酒馆的叫李承典，是我的朋友。也是参加三番子的，经常给我送情报。一次他告诉我，三官殿有个敌人特务机关。密谋在无为东乡搞武装暴动。我得到这个情况报告了孙仲德同志，在孙仲德同志的指挥下，事先在三官殿和烟墩埋伏好部队，我带一个营从杨桥直上三官殿，一举歼灭这帮暴徒。

在芜湖有个特务机关11号，专门训练了一个班的特务，准备打入我们内部，然后打死我们负责人搞叛变。事前我的学生高世发给我送了信，把来人的特征、外貌告诉了我，这几个的特务一到，就被我们认了出来，通过审问，他们供认不讳，使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

我们有个五连，当时连长是王志树同志，指导员是闻杰同志。有6个士兵叛变逃跑到伪区长沈向明（老国民党员）那里，我派人去联系，要求连人带枪一起交给我们，他说已经报告县里，枪不能给，人的问题准备送到芜湖11号。但他告诉我们走的时间和路线。于是我们带着游击队在路上安排劫案。6个人被我们抓回来了，由五连枪毙了3个，震动很大，对部队的反逃亡起了很大的作用。

那年我们部队住在无为北埂，我有个小警卫员叫张大友偷了我的驳壳枪跑了，通过侦查证实，是跑到沈港投了伪团长曹亮文。于是我用威逼的口气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地方士绅，另一封给曹亮文。过几天，他们把我的枪和子弹原封归还给我，张大友一看不好就跑掉了。当时我们游击队在敌伪的影响是很大的，如果没有争取敌伪工作为基础、革命的武装做后盾，恐怕写十封信，敌人也不会予以理睬的。

斗争的实践证明，只有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才能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抗日，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开辟财源

新四军从一成立起，就同日寇展开了艰苦卓越的游击战争，然而国民党反动派不仅不给枪支弹药和经费，而且一再制造摩擦。加紧进攻和封锁抗日根据地。为了解决我军吃饭、穿衣及装备问题，为根据地提供资金，打破敌人对我们的封锁，必须自力更生，开辟财源。

从1939年到1941年组织上要我担任和、含、无、庐的货检处处长，我们先后在和县南乡、无为东乡成立了十几处收税机构，相当于税务所，通称货检网。货检处的任务是发税票、收送税款、调整网点及选用人员。当时的税票很简单，用白纸裁成小长方条子，盖上我们的私章就可以用了。收送税款基本上是隔一天一次。网点的设置一般在交通要道，收税人员都不是上级委派，一部分是我的学生，另一部分是可靠的熟悉群众，每个点都有三至五人不等。每天或两天送一次收款，并汇报情况，我们根据情况，指导他们的工作，向他们交待政策。

由于皖中地区前临长江，后有巢湖，土地肥沃，资源丰富，素有鱼米之乡的称号，和、含、无三县与南京芜湖比邻，是交通要道，也是根据地与敌区的交界地，是物资交流和进口的必经之地。在这个地区开辟财源是得天独厚。时间不长就取得明显的经济效果。记得有一次我因为发高烧不能起床，没有把交来的税款送到纵队，结果一个星期的税款就有一麻袋，都是一百元一扎子，我发烧刚好送到纵队，因为钱多，来不及点数，送到纵队与交上来的数字一对照不差分毫。虽然我们的财经收入在新四军中是最好的，但是战士的生活还是很艰苦的，每月的生活费用为15元至3元不等。我们从不乱花一分钱，所收税款全部上缴。

这个时期我们还开了一个盐行，目的是为了解决群众吃盐困难和增加税收。为了照顾群众的生活，当时盐税是很低的，大约每百斤收三角，若每天转卖三四百担，税收也能达到上百元。这个盐行是1939年秋，我们在无为东乡收税时，看到汤沟一带有大批的盐贩，他们的盐都是从芜湖挑来的，由于他们都是远道而来，还要过江，芜湖又是敌占区，运输有很多不便，效率也低。于是我们就在新沟下面开了个盐行，具体任务是动员群众到江对岸芜湖运盐来，这些群众路近，每天可到芜湖运很多趟，盐行主要是转卖给小商贩，这个盐行开始是由赵三刚、童宗凯、朱九洲、管自有几个人搞起来的，以后发展到几十人，生意异常兴隆，方圆几百里的小盐贩都来这里运盐，财务收入非常可观，我把这些收入全部上缴，七师从不乱花一个铜板。

奇特的收税

所谓奇特，就是在敌占区收税，收的是特税。什么是特税呢？就是鸦片税，那时候在东关以下，沿铁路两旁一直到裕溪口的几十万亩土地都种的是鸦片。这些地方都是敌占区，我们力量有限无法禁止，但是我们可以收税。从1939年到1941年组织上要我负责特税局的工作，下设有分局、分局有杨铭、赵玉书、汪家华等同志负责。我的基本任务是派武装人员，给伪保长写信，利用复杂的社会关系应付复杂的情况等挂名负责工作。具体工作都是由分局负责人去做，他们分片负责，收集敌伪情报、乡保长的情况。白天在游击区，夜晚活动到敌占区，每年春季要求每个保长把种鸦片的田亩册子交来，这个工作比较艰巨，既要说服教育，又要掌握敌态。一次杨铭管辖区，有个保长很坏，拒不交税，根据他历来表现不好，和日伪勾结，决定除掉他。我们这杀一儆百的方法起了很好的作用，当鸦片收上来的时候，根据田亩册子缴税。我们的税率约为10%，一亩田交三四两鸦片的税，每两鸦片土约值十几元，所以特税的收入是相当大的。由于同志们的努力工作，这些敌占区的特税，大部门是交给我们，这叫大头朝里，国民党只能收小部分。

在敌占区收工商税，也是我们特殊的一种收税法。因为工商业一般都在城市集镇，而这些地方多为敌人占领，我们就要集镇上的头面人物当我们工商税会长，如姥桥镇的高士恭、白渡桥的葛开远、黄山寺的陈荣贵、雍家镇的雍连甲、沈港的黄仁政都是我们的商会长。会长的基本任务：一是收税款，二是上缴税款，并把税票收据带给每个交税者。上缴的税额是根据自愿和按比例相结合的原则。我们鼓励交税多的，说明是支援抗日、爱国的表现，所以他们把税票都小心保存，看得很重。

利用社会关系取得税收，也是一种奇特的税收，收上来的鸦片土必须挑到芜湖去卖，在途中收过境税，若10%的税率收，100斤鸦片要缴十斤税，那时挑三担鸦片土，就要挑一担伪币交税，数字是很大的，但是鸦片都在敌区，怎样能得到这笔税收呢？我们利用党外人士王志超做工作，王有爱国思想，想拥护抗日，他是我们的朋友，他与当时烔炀河伪团长陈俊之也很熟，通过王志超做工作，陈俊之向自己管辖区域的运鸦片商人宣传走散兵这一条路安全。我们在散兵设立一个货检处，并成立一个护商队，就是这样收鸦片过境税。周永祥同志就是这个货检处的负责人兼护商队队长，护商队的任务就是保护商人从散兵到芜湖途中的安全。

随着武装斗争的日益紧张，天天忙于打仗，加上根据地成立了税务局，1942年将这些收税的关系，交给了上级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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