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铲，原名许庆文，曾用名许剷。1922年出生于家乡广东潮阳，其父亲早年去泰国谋生，许灿一岁多时即随母亲赴泰国。父母亲希望他不忘记自己是中国人，设法送他上华文学校。1937年许灿在泰国中华中学读书。当时，泰国当局反华排华，封闭了华文学校。父母亲为了让许铲继续学习华文，于日本占领上海之前，送许灿回国，到上海投奔他的姐姐，在上海暨南大学附中读书。在上海期间，他结识了一些爱国进步的朋友，其中就有也是从泰国来上海读书的侨生蔡演威，他们两人在战乱中结成兄弟般的情谊。上海沦陷，他们所读学校不能读书了。这些从国外回国的侨生因为战乱，与泰国家人的联系被截断，失去了生活来源；又无法回到泰国亲人身边，只能在上海流浪漂泊，失去了生活来源。据后来也在上海流离失所的泰国归侨蔡演威说，当时他和许灿差不多在上海流浪了两年多，从1942年珍珠港事件太平洋战争爆发，泰国家里的汇款断了没钱了，直到1944年，他和许铲都无家可归。没有住处，有时夜里就在许铲认识的小老板办公室的地板上盖着地毯睡觉，就算是流浪期间较好的境遇了；饿了常到救济处喝一大碗稀粥，这就是一天的饭了；有时候同学和老师邀他们去家里吃饭，只吃一两顿就不好意思再去麻烦老师同学了。他们至今还感谢上海的那些救助过他们的老师学生、工人、商人和善良的市民们，没有这些上海人，他们早就会饿死冻死在街头了。许灿和蔡演威在上海流浪时，亲眼看到日寇的侵略罪行，民族恨、爱国心更强烈了。许灿在上海结识了一些进步人士，其中就有共产党和新四军的人。1945年1月许灿被地下党介绍到安徽参加了新四军。按照约定，许灿参加新四军不久就带条子给蔡演威，介绍蔡演威也参加了新四军。1945年4月至9月他们分到抗大第十一分校三队学习。结业后许铲因为懂一点日文，被分配到七师21旅宣传部，负责对日军宣传和做日军俘虏的工作。在革命队伍中，许灿迅速成长起来了，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亲身参加了对日作战，经受了战火的洗礼。
许灿后来的回忆文章，记述了他奉调到七师师部特务营炮兵连，做了二个日军俘虏的工作，帮助我炮兵使用九四山炮。在战斗中用仅有的两发炮弹摧毁了敌人炮楼的重机枪等武器，使攻打枣庄的重要战斗取得了胜利。许灿忆起当年战斗情景仍历历在目，他写道：“1946年夏天，新四军七师把我从连队调到师部特务营炮兵连。炮兵连长介绍了有关情况，希望我带好两个日本俘虏兵，他们是炮手，连长让我安排好他们的生活，把九四山炮的操作规程学到手。”“我与他们很快便在生活上沟通了，有什么困难也替他们解决。当时，我们连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把盘踞在枣庄的敌伪军王继美部队中最危险的炮楼上多部重机枪摧毁掉。以减少冲锋时我军的伤亡。”“这两个日本炮手和我们搞好了关系， 帮助我们反复测定了九四山炮后面的标准点。从山炮的小镜子就可以看清楚敌军的炮楼（目标）和炮身及后面的标准点，三点一线。日军俘虏告诉我们，测好标准点，拉线打出去就可以百发百中。我对他们说我们只有两颗炮弹，如果打出去打不中目标，我们也是死啦死啦、冲锋上去的战士也要死啦死啦，所以要多多测定做到万无一失啊！”
“为了落实停战协议，我方派代表进入枣庄城。敌伪言而无信，王继美部下化妆成矿工和农民手持棍棒铁器，对我方去谈判的同志进行棒打，甘重斗专员被打成重伤昏迷过去。我方部队的战士们对敌伪背信弃义气愤填膺，个个摩拳擦掌。两天后的晚上，在我师部布置下，信号弹一响，冲锋号也响了，我们炮兵连马上发射山炮，由连长拉线发射，顿时敌军炮楼变成一团火海，我方再发第二炮也打中要害，炮楼机枪完全被我方摧毁。这时，只见城墙云梯竖起，杀声震天，战士个勇往直前，不到二个小时即传来捷报：枣庄解放了。
许灿完成任务后，又回七师二十一旅，途径临沂时与战友徐佐雄（即挚友蔡演威的化名）、郑国龙、陈骏相会，当得知他们已经被批准到东北航校，他的好朋友蔡演威也被调到东北航校，他即向旅参谋长申请也去航校学飞行。首长考虑回国的侨生文化水平较好，又刚刚圆满完成协助炮兵连攻打枣庄的任务，便批准他的请求，同意他和徐佐雄（蔡演威）等同志一齐前往东北航校报到。在步行辗转一个月后走到丹东（当时的安东）空军航空学校（大家称“东北老航校”）。 从1947年冬到1948年春，许铲在老航校学习机电知识，后来被调到哈尔滨工作。1949年全国刚解放，许灿又从东北调到北京中央侨委。参加了统战部主办的“青训班”，准备接受新的重要任务。青训班同学王谦宇回忆：“许灿是青训班第一队的队长。当时他头上一顶灰色军帽，身上一袭掉了色的军衣，同我们这些从香港或国统区来的同学相比，俨然是一个没有小资气息的土八路。他工作积极，待人热情，这些给了我深刻的印象。”王谦宇还回忆：“青训班的纪律是严格的，实行军事生活，作息定时，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要起床操练，在队伍前头吹哨子喊口号的就是许灿。从1949到1950年的两个夏冬，我们都是在许灿的哨子声中跑过来的。”
许灿还参加了他一生中最难忘的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当他和青训班同学列队站在天安门前的金水桥畔，听着礼炮隆隆轰鸣声 ，看着红旗冉冉升起，威武雄壮的阅兵仪式和欢乐热烈的群众队伍，毛主席向全世界宣示：“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这个时候，他们这些海外赤子，把他们在海外忍受的全部屈辱和辛酸，一齐迸发出来，欢呼着跳跃着，泪涌如泉。
青训班毕业后，大部分同学南下参加土改，许灿直接到了工作岗位，先在中联部，后调交通部，又下到广州，他被 派到广州海运局工作，曾担任科长。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他因做过日军战俘工作和为了实现铲除旧世界的理想改名为“许铲”，则被污蔑为“日本特务”、妄图铲除共产党等罪名，戴上了右派帽子，开除党籍。在他申请回家乡工作未获批准后，被发配到湖南广东交界的山区劳改，过着十分艰难和清贫的生活。多年以后，他获得了平反，原单位曾经请他回到广州工作，核定为15级干部，他没有接受，而是完成人生对亲人的承诺，回到泰国探望亲人、到台湾看望老姐姐，之后于1979年8月在香港定居。
许灿在香港侨界是一位热心的志愿者，他在“侨友社”中努力工作，为在港的归侨侨眷服务。香港老侨友们评价他：“许灿虽然道路坎坷，遭际困顿，但是他爱国之心不变，服务人群之心不变，对朋友的真心实意的热情不变。这有他移居香港后的活动作为佐证。有朋友说，许灿这一辈子活得不值，付出了许多，却没有收获。是的，许灿为中国的革命，献出了青春和力气，最终没有捞得一官半职，甚至连晚年的退休金也没有。可是我要说，这就是生命价值的全部吗。徐世民先生说过：热心报国的华侨，他们冒着风险投身革命事业，却无心做官，他们仗义疏财，也没有任何以金钱入伙的想法，没有想到要求祖国来报答自己。许灿不就是这样吗。
许灿决定移居香港，是要有极大勇气的。他置经济物质于不顾，为的是维护做人的尊严。许灿晚年经济不宽裕，靠着香港政府的“综援”为生。但他活得自在，摆脱了思想禁锢，寻回了自己。在他生命最后的十年，社会活动少了，却是乐于读书，勤于思考，偶而同朋友通通电话。青年时候失去的东西，老年时寻回来了。”
2008年4月，许灿在与疾病顽强抗争之后，离开了人世。他当年在青训班的同学们纪念他，青训班北京校友会向他致哀，在唁电中评价他说：“许灿极其珍惜给了他新生的改革开放。他定居香江后，几经争取，虽仍未能获得应得的待遇，无缘分享大陆经济跃进的成果。许灿和费曦夫妻相依，仅靠港府养老金聊度余生。但他为人民服务、为归侨华侨服务之心，炽热如昔。他是香港‘侨友社’创始人之一。因其优异服务，而被选为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委员。”
石苏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