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寻找抗日道路

赖石昂，又名启武、裕尚、石昂。1918年1月出生，广东普宁县麒麟乡奇美村人，他的祖父和父亲由于家乡地少人多生活难以为继，先后前往泰国谋生，他与大哥随祖母和母亲留在家乡，1927年在亲友的帮助下，举家迁徙泰国。石昂自九岁起在泰国读小学，先后在北榄坡、曼谷黄魂学校就读。1932年6月转入曼谷的崇实学校，在学校里受到抗日和爱国思想的教育和影响，于1933年春回国，边读书边寻求抗日救国的机会。先后于厦门集美中学、汕头友联中学上学。由于参加进步的读书会，该学生组织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查禁，石昂被迫转至香港读书。在一二·九运动和全国各界抗日热潮的影响下，寻找党的组织，并于193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在香港学生支部工作，当时香港共产党的组织已被破坏了两年有余，中共南委派人在该学生支部的基础上，逐步恢复了党的工作，发展壮大了党的组织和抗日爱国力量。石昂后来被选派为中共南委的内部交通员，担负着传递文件和上级指示；护送党的领导和干部；接待和联络从海外或国内来香港的同志，帮助他们接洽关系、办理党内事宜。在出色地完成这一系列重要工作任务后，于1937年12月随方方同志到闽西南革命根据地，在福建龙岩白土镇参加了红军，分配到红军游击队任教导队列宁室主任。 

戎马生涯  南北转战

1938年2月底，新四军誓师北上抗日，他所在红军部队改编为新四军二支队，部队北上到南昌后，石昂又被选派到军部教导营三队学习，当年9月毕业后，分配在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任组织干事，1940年10月调军部特务团任组织股长、党总支书记。1941年1月皖南事变时，石昂在军部特务团组织股任上，特务团被派为军部突围部队的前卫，他带领一个中队，昼伏夜行，避敌锋芒，并联络地方党组织，闯出一条突围路线，将部队带到铜陵、繁昌地区，向新四军第七师报到。随即又受七师曾希圣政委派遣，返回江南，将滞留在皖南铜繁地区尚未过长江的特务团的部队带过长江，与新四军七师会合。两次共带出约300人，为保存我军实力立下功劳。他不怕牺牲、机智勇敢、依靠群众、摸清敌情，出色完成突围任务，受到了上级领导的赞赏。1941年4月奉调到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工作，5月调华东局党校工作、学习，1942年3月任军部抗大总分校党总支书记，1943年 2月调军部调查研究室（以下简称“调研室”）工作，历任研译员、科长、处长，由于工作成绩突出，1944年在新四军华东军区司令部调研室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47年任山东军区司令部调研室副主任。而后在华东军区参与了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以及解放上海等战役的情报搜集工作。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默默无闻甘当无名英雄。1949年8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二局副政委。1950年3月参加了技术侦察部队的重要会议——“二五局会议”，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等领导亲临会议，并为技术侦察工作题词。自1950年总参某部成立党委以来，石昂即被选为该部党委委员，直至离休。1959年调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1960年被授予正军级大校军衔。1960年毕业后担任总参某部政治部副主任。任中，由于国民党积极准备“反攻大陆”，石昂临危受命到福州军区三局任代理局长，主抓战备。在该局严密侦控下，我军全歼了“小股袭扰”的敌特，击落了窜扰的敌U2侦察机，我军总部依据他们所提供的情报进行部署，在沿海集结重兵，迫使国民党搁置了“反攻大陆”的计划，收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1964年又被派到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任整风工作组副组长，1965年调任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副政委。1969年调任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院长。1978年调任解放军郑州信息工程学院院长，至1985年7月离休。 

军校育才  薪火相传

石昂同志在军队院校工作20余年，为外语学院和信息工程学院这两个院校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培养了数万名国防和建设的人才，带出了一支专业水平好、管理能力强、具有科研创新能力的教员和干部队伍。他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深刻认识军队院校工作对军队建设的重要战略意义。在教学方针上，他遵循客观规律；注重教学与工作实践相结合；在“读书无用论”等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他敢于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他将基础教育和专业、特色教育融会统一在战备工作需要这个目标上。

在十年动乱期间，同其他许多领导同志一样，石昂同志受到了严重冲击。他在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处变不惊，依靠党的上级领导，坚持党性，坚持原则，在惊心动魄的政治风浪中展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品格和胸襟。在“文化革命”后期，在总参党委领导下，在学院党委的积极努力下，团结学院的各个群众团体，在全军院校第一个实现“大联合”，尽快地恢复了正常秩序，力争尽早地开展“复课”工作。在此期间，通过“五七干校”锻炼干部教员的同时，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老教员，储备了学院的师资力量。所以能够在六十年代末学院奉命南迁洛阳，改编为解放军第一外国语学院时，在全军院校中最早恢复教学，且使学校的各项教学工作很快地走上了正轨。

1977年，军委决定在郑州新建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选调赖石昂同志担任院长。经过紧张筹备，于一九七八年四月在郑州创建学院，并开始招收新学员，于当年走上教学正轨。石昂同志和其他领导一起，因陋就简，艰苦奋斗，边教学边建设。几方面一起抓：从军内外选调教员、干部；规划校园，兴建办公楼、教学楼、实验楼、宿舍楼和各项教学设施，处理好内外团结并进行艰苦奋斗的思想教育，充分调动大家勤俭建校的积极性。在短短四、五年间，学院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至1982年，学院建设主体工程基本竣工，建成十万平方米教学和生活用房。在教学上更是一步一个脚印，不断总结经验，把握住理工科院校的特点，将院校建设的长远规划和短期安排相结合，在较短时间内使学院发展壮大。他将大胆创新和稳抓基础相结合，学院在建校实施本科教育五年后，与研究所合作开设了硕士研究生班，这个发展速度在全国高校中也属鲜见。

石昂同志意识超前，敢于开拓创新。在七十年代末的建院初期，正是电子技术等高科技新兴之际，为了给我军培养符合国际科技发展水平的新型人才，他重视师资培养，选送一批青年教员到军内外院校进修、深造；他重视专业的科学性，邀请军内外专家学者作学术报告，介绍有关学科、专业的最新发展，提出创办这些专业的意见和建议，因此学院的专业设置合理、科学、先进。他坚持教学与业务工作需要相结合，采取“请进来走出去”和在职干部函授培训等办法，与对口业务单位、地方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合作，既为技术侦察部队培养了大量的适用的人才，又进行了高新科技项目的研制开发。学院在电教中心、计算机网络、卫星地面接收站建设，计算机生产试制、程控交换机研制、建立国家级“网络工程中心”等方面都走在全军前列，信息工程学院很快就跃升为全军重点技术院校，科研成果累累，在军内外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石昂同志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工作业绩，与他的思想作风和高尚品格密切相关：他治学严谨，事业心强，凡事都是事先调查研究，深入分析后才决策，视教育事业重于生命。他酷爱学习，知识面广，信息量大，对新生事物十分敏感并能很快接受，运用到教学实践中去。看问题有前瞻性，年过九十仍经常阅读网络和报刊信息。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思想受禁锢的年代，敢于冲破“左”的束缚，遵循教学规律，尊重和爱惜、重用知识人才。他关心部属的职称职务评定、住房生活、身体健康等细节；经常看望归侨教员，看望受伤、病重的教职员工；公平公正、实事求是、以给出路的方式处理人的问题。他以严格律己、坦荡真诚之心，得到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敬重。

他对军队院校工作的奉献正如一位从事院校工作三十余年的老同志所评价的：“他为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和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两院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不仅培养了数万名国防和社会主义建设人才，而且提供了宝贵的办校经验。赖院长以他的高尚品德、真知灼见和领导魅力，赢得两个学院广大教职员工的尊敬与爱戴，他不愧为技侦部队杰出的教育家。”

崇尚自然  德传馨香

在生活中、家庭中，石昂是一位淡泊名利，朴素生活，爱好体育和劳动，崇尚自然的普通人。他平时爱穿旧军服、普通布衣，出差时往往会被接待人员误以为是跟班随员，而不知这正是首长。离休后他经常穿的是运动服装，体现了天然本色。

他的住家也是分配住哪里就住哪里，从不计较。他离休后的住房从来没搞过装修，也没有置办任何像样的傢具，看上去极为平凡，甚至有点“寒伧”。

他不计较名利地位，没有“架子”，和部下、学员、炊事员、驾驶员、理发师、送牛奶的工人，一同打球、下棋、玩牌……都能欢乐在一起。群众和他在一起也感到没有拘束，用流行语来说就是“零距离”。他也善于和自己的疾病作斗争，按照科学的方法治愈了多年的糖尿病。在染上重疾后，他请人录了抗战时期的革命歌曲，每天放听，激励斗志。

他热爱体力劳动，在过去的年代，穿着破军衣，打着赤脚，一面高声唱歌，一面挑上两大桶粪水浇地。离休后，依旧利用房前屋后一点儿闲地劳作不绝。无地可种时，他就跑到附近郊外、大路旁寻找荒坡闲地，种菜点红薯。

他爱好各种体育活动，以顽强的毅力坚持不懈。早岁就以篮球运动员打“海派”球在新四军军部驰名。晚年则经常打网球、游泳、骑自行车。他积极参与老年杯网球赛，驰骋网坛在全国许多城市参赛。他曾计划骑自行车漫游全国，在七十岁后单人独骑远行，先是天津、秦皇岛，后来又骑到郑州。

他的爱好体育和劳动，是他热爱人生、崇尚自然的天然表现，是与他不以追求名利物质享受为乐的品德相一致的。

一个成功的男人身后常有一位贤内助，石昂的战友、夫人李执（植青）同志就是如此。她是燕京大学地下党员，1935年“一二．九”游行的冲锋队员。抗战初期参加“南下宣传团”，后又在宋美龄主持的“妇女指导委员会”搞宣传、搞调研，在前线后方到处跑，宣传我党的主张。日本投降后，曾和另三位燕京大学女同志联名发表给司徒雷登大使（原燕大校长）的公开信，要求他支持和平反对内战，影响甚广。她一生支持石昂同志的工作，随他到处调动，可算“南征北战”，有时不免作出自我牺牲而无怨憾。战争年代两人工作驻地相距遥远，有时赶来相会，甚至要揹着背包跋涉，艰苦情状有老战友以一绝记之：

          奔波六十里，风雪夜归人。

          土垡充床脚，芦蓆代柴门。

          竹排舖厚草，薄絮借余温。

至诚相濡沫，革命爱情深。

李执一辈子有志于教育，毕生历任校长、教务长、教育局长一类职务。到了晚年石昂也从事教育工作，先后任外语、信息两个学院的院长，二人殊途同归。

两位革命者、教育家组成了家庭，育有三女一子。他们的治家之道，使人感到民主、健康、公正、和谐。李执同志说，我们对子女是“抓两头，带中间”，一抓品德，二抓身体，中间的学业放手发展。对子女如此，对婿、媳也是如此。对第二代如此，对孙子辈也如此。这中间虽然没出什么“大人物”，但都是合格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可谓余庆绵长。 

石昂同志从一个爱国华侨、青年学子，走上革命的道路，七十年如一日地以一颗赤子之心，报效祖国。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下，都出色地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重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石昂同志是一位无私无畏的唯物主义者，他早在2003年就交代子女，后事从简。2006年初大病初愈，则留下文字嘱咐：“在有生之年，我希望健康、快乐地活着，走时能平静地撒手而去，去见革命前辈和先贤。”“丧事尽可能简化，不要通知亲朋好友，不发讣告，不送花圈，不写生平，不举行告别会，以免浪费别人的时间、精力和钱财。家人可以通过简短的追思仪式，来怀念亡者。然后由家人送去火化，骨灰撒于大地林木之间，以作肥料。不造墓穴，净化大地。”并立嘱要求家人：“不损人利己；不贪赃枉法；不以权谋私，不以势压人。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以平等友好的精神和积极帮助别人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人们，要立志做一个正直的、有道德的、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祖国、有益于民族的人。”

石昂同志于2012年2月11日辞世，享年九十五岁。他为自己的一

生划上了圆满的句号。正如亲人纪念他一生的挽联所述：

“海归赴国难  转战突围  隐蔽战线默默耕耘

军中遍桃李  薪火相传  教书育人悠远绵长 ”

                                  李敬贤  

                                 2013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