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想：如果上世纪30年代后期那场灾难深重的、几乎亡国的日本侵华战争没有发生，我会生活在哪个国家呢？因为：我的父亲钟非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就因生活所迫，跟随我爷爷远渡重洋去了泰国，而我的母亲魏林，本来就出生并成长于泰国。

父母亲在人生征途中永结同心、为革命鞠躬尽瘁，却甚少把自己无私奉献的一生挂在嘴边，以致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对他俩的过去只知道大概情况，还是在写这篇纪念他们的文章查找资料时，才对父母亲的经历有了多一些的了解。

岂容祖国惨遭践踏，赤子奔赴抗日前线

父亲钟非，广东揭阳人，1914年农历八月十八在老家出生，少儿时因家境贫困，跟随祖父漂洋过海去了泰国。在异国他乡，爷爷起早摸黑地去干活，而家里的日子仍旧是过得紧紧巴巴的，尽管如此，爷爷还是勒紧裤腰带，把我父亲送进华人学校去念书。我父亲深知机会来之易，学习相当刻苦，成绩也很不错，可惜10多岁时，因为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他不得不去打工。不过，酷爱学习的父亲没有因此放弃学业，他一直坚持勤工俭学。天道酬劳，他终于学业有成，当上了曼谷一所华侨小学的校长。当时，他还不满23岁。

母亲魏林，祖籍广东丰顺留隍镇，1916年11月22日出生在泰国曼谷一个富裕的华侨商人家里，我的外祖父挺开明的，为了继承中华文化，把我的母亲送进华文学校读书。毕业后，母亲进了我父亲担任校长的那所华文小学当老师。在那个学校里，两个年轻人相识、相知并相爱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泰国华侨纷纷行动起来，声讨日寇侵华罪行，开展抗日募捐，动员爱国青年回国抗日，母亲的恩师庄世平老前辈也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奔走呼号于其中。我的父母深受庄老的影响，对蹂躏祖国的日寇义愤填膺，对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忧心忡忡……产生了回国亲身参与抗日斗争的强烈愿望。，参加抗日斗争。1937年底，抗日战争已全面爆发。“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我的父母血性方刚，认为华侨抵制日货和捐资救国犹如远水难解近渴，与其留在泰国声援抗战，还不如回国与日寇拼个你死我活。他们决心义无反顾地放弃稳定的职业和安逸的生活，准备回国奔赴延安。于是，他们决定结伴同行，不远万里，远渡重洋，回国直奔延安。说起这段往事时，母亲告诉我们：当时，因为担心你们的外祖父、外祖母阻挠，本来从不说谎的我唯有谎称回国求学；你们的外祖父信以为真，给了我盘缠，还让我到广州后去他的商号拿学费。正所谓“忠孝难两全”，父母亲这一走，从此与家人天各一方，再也没能见到我的祖父祖母和外祖父外祖母。没能伺俸四位老人，成了父母心中永远的痛，但他们从来没有后悔，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与亲人的离别，正是为了成就亿万同胞的团聚。

父母亲于1937年底启程回国，从海外奔赴延安的路途充满了艰辛，这一再验证了我父母抗日救国信念之坚定。他们一路走一路寻找中共办事处，辗转香港、广州、武汉……历时将近半年，才到达革命圣地延安。站在延水河旁，站在宝塔山下时，他们已经身无分文。我真不能想像，文质彬彬、书卷气十足的父亲和从小生活条件优越、娇生惯养的母亲是怎样走过来的。

经历战争生死考验，坚定革命绝不动摇

1938年6月，父母亲到达延安，父亲被安排在陕北公学（中央抗日军政大学分校）学习，1939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母亲被分配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参加培训。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这一年，我父母可谓双喜临门，一是他们双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二是这对比翼齐飞共赴国难的爱国青年终于喜结连理，有情人终成眷属。1940年初，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在战火中诞生。

父亲从陕北公学毕业后，分配到新四军工作。先后任第4支队服务团组长、队长，新四军二师政治部宣传文化中队中队长、文艺科副科长。后来转到地方工作，为创建抗日根据地，建设人民政权忘我工作。父亲在新四军的苏皖根据地任7师皖江区党委工作团副团长、党支部书记，巢无中心县南苏区委书记、区长，苏皖边区水利局秘书主任。在解放战争后期，他先后在济南担任市委政策研究室组长，纺织厂管委会主任，在上海任市委党校支部书记等职务。

母亲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参加培训，结束后，被派往新四军二师，一直做教师、民运、后方工厂的工作。解放战争后期，曾在山东、上海等多个城市参加组建政权、恢复生产、支援前线的工作。

在战争年代，他们也曾命悬一线，也曾与死神擦肩而过。父母亲在新四军二师工作期间，驻地在淮南，那是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时期，1941年1月更是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父母亲所处环境危机四伏，在日军兵力密布的华中及国民党顽固派缴共野心不死的境况下工作和战斗，他们随时面临生死的考验。

母亲曾经向我们忆起：战争年代，因为工作关系，我和你们的父亲聚少离多；尽管是在根据地，但危险总是不期而遇。有一次，部队夜间急行军，竟然与换防的国民党军队遭遇，双方擦肩而过（平行距离不超过30米），国民党军队武器精良，我军处于劣势，一旦交火，后果不堪设想。当时你们的大哥还不满3岁，我担心他发出哭声惹来大祸，情急之下捂住他的嘴巴，紧跟部队快速前进；到达安全地带时，才发现你们的大哥被我捂住嘴，憋得满脸通红，差点儿缓不过气来。

抗日战争期间，母亲生下了三个儿子，但只有老大一直留在身边，老二和老三一生下来就托付给当地的老百姓抚养，直至解放后才接回家。母亲说，有一天，国民党反共军又大肆进攻我安徽抗日根据地，当时我正挺着大肚子，来不及撤退，老乡让我藏进柴草堆里，我刚刚藏好，敌人就冲了进来，大肆搜查，他们的刺刀就在我的身边插来插去，我险些就被捅到，真是命悬一线啊！脱险后，母亲上了山，并在山上自己接生，生下了老三。大概因为这个缘故，她为老三取名单字——山。

俯首甘为孺子牛，鞠躬尽瘁立新功

按理说，把日本侵略者赶回老家去，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已实现了他们回国的初衷，当时才30岁出头的他们，可以打道回府与家人团聚，重建自己的安乐窝。但是，他们选择留在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祖国，把自己的一生全都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伴随着祖国从一穷二白走向繁荣富强。他们顺境、逆境都坚守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做甘洒热血写春秋、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人民公仆。

全国解放后，1949年11月，父亲随军南下到广州。上世纪50年代先后担任市政府工务局军代表，市公用事业局、交通运输局、机电工业局局长，60年代任市经济委员会、工交办副主任，70年代任市革命委员会生产组副组长、市科研领导小组副组长、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80年代任广州市副市长、中共广州市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父亲在广州市几个部门任职之初，这些部门的工作多是处于起步或者需要上一个台阶的阶段，任务重，困难大。但他作风深入，团结同志，发挥干部和科技人才的作用，做出了开拓性业绩。父亲任市公用事业局长期间，广州市的公共汽车从数量有限的老式烧炭车，发展成相当规模的国营公共汽车公司；自来水厂也更新设备扩大生产，基本满足了当时市区的公交和供水需求。父亲任交通运输局长后，着力发展国营汽车运输公司，逐步取代人力车；组建轮渡公司以“轮渡”取代“过江艇仔”；并发展了一批汽车维修厂。他担任机电局长期间，正值“一五”计划，广州市的机电工业由数量不多的公私合营的机器厂、修理厂，迅速发展到能够生产机床、拖拉机、电器、汽车、仪表等机械设备，有上百家国营工厂的工业系统，并成为广州市经济发展的骨干力量。此后他任职于市经委、工交办、革委会生产领导小组时，关注最多的还是机电工业。“文革”后，父亲任职于市科研领导小组和市科委期间，一方面发展科研系统，不仅增加市属科研所，还在市属四县、各个工业局、各大厂都设科研所（站），其中包括一批研究农业生产的科研所。另一方面他组织成立了各级科学技术协会，推动在企业职工中普及科技知识和劳动技能，促进了当时全市工农业的迅速发展。他任革委会副主任和副市长后，仍然主抓全市的科技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历史阶段，父亲都在他的岗位上向人民交上一份份满意的答卷。父亲先后被选为第二届中共广州市委员会候补委员，第五次中共广州市党代会代表；第七、八、九届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团副主席；第七、八、九届广州市侨联名誉主席。1988年，74岁的他才离职休养。

母亲魏林1949年10月随大军南下广州，先后担任公共汽车公司经理，染织厂公方代表、绢麻厂厂长、书记，纺织研究所所长兼书记，纺织局（总公司）顾问。1986年，70岁的她才离职休养。

严于律己清正廉洁，彰显共产党员风采

父亲是信念坚定的共产党员，顺境时不趾高气扬，“文革”中被“打倒”时，还教导亲属相信党的领导。在退居二线和离休之后，还经常下基层，宣传推动改革开放。他严于律己，清正清廉，从不凭职务谋取私利。改革开放后有的单位或民营企业请他当名誉董事、理事等，他都婉言拒绝。他的衣食住行都非常简朴，父母亲总是告诫儿女：“老百姓怎样生活，你们也怎样生活”。父亲勤于学习，善于思考，政治、经济、科技、古典文学等类书籍他都看，还联系实际进行思考。他和母亲的一生虽然平凡，但处处显示他们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前些日子，我遇见父母亲的老朋友时任广州市顾问委员会委员曹云屏^{注1}的女儿曹雪原。曹雪原说：“在“文革”前，广州市经济建设有四大干将，其中就有你的父亲和我的父亲”。说实话，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对他一生的功绩我们了解甚少。父亲平时话语不多，从不炫耀自己在工作上取得的成绩，他认为再多的成绩也是自己应该做的、必须做的。他认为无论职位还是名誉，都不是他炫耀的资本，更不是我们做子女的炫耀资本。

母亲魏林去世较早。她身材娇小，靠着一生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不懈追求，既经受住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异常残酷艰险的战争考验，也能坦然笑对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和“文革”期间多次错误的整批。1977年，我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父母找我谈心，和我一起探讨配偶的条件。他们没有提出对家庭地位、收入住房、工作单位、身材相貌方面的要求，却一再强调家庭出身要清楚。什么叫清楚？他们解释说，可以是“红五类”，也可以是“黑七类”，但绝对不能在政治上不可靠，又带什么“嫌”字。在他们看来，家庭出身不是个人可以选择的，但人生道路却可以自己作主，父辈的责任绝不应该由子女去承担，但政治上不可靠就不同了，弄不好会带来一辈子的麻烦。当时，我很不理解父母亲的这种想法。后来，我才慢慢明白了个中原由：原来父母心有余悸，曾有人怀疑他们当年放弃安稳生活回国抗战的动机——会不会是“特嫌”，还有些人错误地认为“华侨可用而不可重用”，这让他们在精神上饱受折磨。他们能够做到我母亲悼词上提到的“坦然笑对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和‘文革’期间多次错误的整批”，却不愿意让孩子们在政治的阴影之下生活。

工作单位在悼词中评价她说：“她虽然对战争、对生产建设毫无知识准备，但她靠勤奋好学、身体力行，在所从事的工作中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她是大家公认的、管理生产和科研的行家里手。她位居基层领导，善于团结同志，时时关心群众，在离休后仍然有许多的老厂干部和职工经常拜访她，包括公私合营时的私营企业主。她虽然为革命做出了较大贡献，但一向处事低调，教导子女踏踏实实做人，对邻居街坊嘘寒问暖，平时节衣缩食，遇上捐款捐物则慷慨解囊。她看见有一个双腿残疾的街坊生活困难，便逢年过节都送去慰问金，从这位残疾街坊20多岁到60多岁去世，从未间断。”这些都形象地勾勒出一位平凡的共产党员、基层干部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

父亲1994年因病于广州逝世，享年80岁。

母亲魏林于2006年12月24日在广州逝世，享年88岁。

父亲从穷小子、穷学生、教书匠到军人，又从军人成为人民公仆；母亲从富家小姐、教书匠到军人，也从军人变成了人民公仆。他俩共同经历了11年的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考验，共同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将近40年，一路走来，相亲相爱，同甘共苦，不离不弃，白头偕老。毛主席曾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而我的父母亲，正是这种光明磊落、廉洁奉公、鞠躬尽瘁的人民勤务员，辛辛苦苦奋斗了半个世纪，留给我们兄妹六人的物质遗产屈指可数。然而，他们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却是取之不竭的，那是为国为民的做人信念，那是鞠躬尽瘁的奉献精神，那是脚踏实地的做事风格，那是大爱无疆的宽阔胸怀……

父母，永远是我们的骄傲！

                   钟联

          201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