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0年4月，谢胜坤率领一百三十多名干部，从延安赴山东工作，途径新四军第六支队的豫皖苏边区根据地。因为日军封锁交通线，他们一时走不了。第六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雪枫向中共中央请求，将这批干部留在新四军工作，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彭雪枫对谢胜坤的到来格外高兴。他们早在红军时期就已经相识。

1930年12月，谢胜坤任排长的红军第六师第八团一连参加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作战，取得重大战果，活捉了国民党军师长张辉瓒。毛泽东接到捷报，高兴地写下了一首《渔家傲》：“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但是，一连因为连续战斗，更因为没有人专管后勤保障，在活捉张辉瓒那天吃不上饭，全连挨了饿。

1931年1月2日，一连士兵委员会选举谢胜坤为司务长，把全连的后勤保障交给这位刚满十九岁的年轻人掌管。第二天，师政治委员彭雪枫特地来到一连，和谢胜坤个别谈话，讲了做好后勤工作对保障革命战争胜利的重要性，还勉励他要在工作之余努力学习文化。[1]第三次反“围剿”作战结束以后，彭雪枫又推荐谢胜坤去红军学校供给班学习。临行前，彭雪枫和谢胜坤再次长谈，勉励他要珍惜学习机会，提高军事素养、政治水平和业务知识。[2]

多年以后重逢，谢胜坤已经成长为后勤战线富有经验的领导干部。1940年5月初，第六支队决定在军需处的基础上成立供给部，谢胜坤任部长，先后曾任军需处长的资凤、郭金林为副部长。

谢胜坤在做了几天调查以后，于5月12日召开支队第一次供给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制订统一的供给标准和规章制度。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统一供给标准，是谢胜坤的第一把火。

第六支队以新四军游击队番号于1938年10月组建，一路东进，军需都是采取自筹自给的办法。自给有余，还要上交支队，叫做“下级供给上级”。这种办法，难免苦乐不均，有的单位缴获多，或者统一战线对象的捐款多，就比别的单位宽裕一些。1939年第六支队举行庆祝“八一”集会，第一团和第二团都是将冬服掏出棉花当夏服穿，穿了一个冬天又一个春天，军装已经破旧褪色，第三团却是人人一身崭新的夏布军装。彭雪枫见了十分生气，批评第三团本位主义。部队迅速扩大，统一供给标准，建立规章制度，已经成为加强部队建设的急需。

谢胜坤在会上指出，供给标准是根据部队需要和经济条件制定的。目前敌后根据地经济萧条，收入有限，只能保障部队最低限度的需要，标准不能过高。要加强全局观念，反对本位主义。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改善部队生活，达到提高战斗力的要求。到会同志热烈讨论，提出供给标准和执行办法，还提出了预算、决算、审计、发新交旧和经济民主等制度。

这次会议制订的供给标准，八十年后的今天再看使人感慨万千。当年规定，伙食费每人每天原粮两斤四两，菜金五分。菜少，油水更少，要让战士吃饱，粮食就必须多，多到今天难以想象。零用费：每人每月一元。办公费：每连每月八元。杂支费：每连每月八元，主要用于擦枪、灯油、学习纸张、请向导带路。被服：每人每年单军服两套，棉军服一套，衬衣一件；棉被每两年一条；棉大衣每班一件，放哨专用。当年的一元虽然高于现在的价值，但是这个供给标准还是反映了新四军生活的艰苦。

谢胜坤的第二把火，是开拓财源。

有了供给标准，还要有经费和物资作基础，才能实行自上而下按标准及时供应，并且逐步使部队的生活有所改善。征收公粮，所得有限，敌后根据地也没有什么工商业。谢胜坤经过调查，认为要靠征收过境行商税。那时铁路中断，从苏北盐场运往大后方的食盐，都是用马驮或者人力车推运，必须从豫皖苏边区通过。供给部就在萧县、宿县、永城这条线上设立十多个征收盐税的点。再一条线在涡阳、蒙城至怀远之间，是商人乘船由蚌埠运货去大后方的必经水路，也设十多个点征收过境税。税检站由附近部队掩护。收税所得设金库统一管理。有了这两条线的收入，经费有了保障，还可通过熟悉可靠的商人，到敌占区采购布匹、医疗器械和药品、电池等军需品。

谢胜坤的第三把火，是培训干部。

新四军第六支队在战斗中迅猛扩大，干部奇缺，供给干部也缺。谢胜坤立即开办供给干部训练队，6月1日开学。首先培训急需的会计、出纳、军需、军械、税检干部。学员从部队中选调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战士，再动员根据地的青年学生参军。每期训练时间一两个月。业务课由副部长资凤和供给部各科科长任教。资凤在井冈山就做供给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谢胜坤亲自讲授供给干部的思想修养和组织修养。他从人民军队的宗旨讲起，强调供给工作是军队中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工作，干部战士肚子饿了要吃饭，天气冷了要添衣，这些最实际的工作，必须有人筹办。供给工作和其他工作只是分工的不同，决不能因为有人轻视供给工作而动摇自己的决心。他还强调供给干部既要埋头苦干，又要勇于创新。供给工作是很具体很实际的工作，在物质条件困难的敌后环境，特别需要发扬埋头苦干的精神。但又要防止忙忙碌碌，成了近视眼，缺少创新性，失去主动性。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其立场、观点、方法，善于总结实践经验，探求工作规律。只知道做工作，做完就了，不去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如同金子混在泥沙里不去过滤筛选出来，多可惜啊！[3]他讲得既深刻又生动，很受学员欢迎。

二

供给工作属于后方勤务，简称后勤。新四军战斗在敌人后方，受到日伪顽的夹击和分割，其实并没有自己固定的后方，后方常常变成前方。谢胜坤就有过多次这样的经历。

1940年11月，供给部奉命率领军需厂从涡北东移淮上，供训队和属于司令部的印刷厂随同东移。走到曹市集附近的张庄时，获悉日伪军五千余人，正向蒙城、涡阳方向“扫荡”。新四军两个主力团在板桥、王集一线阻击。谢胜坤指挥供给部警卫连和机关干部也参加了战斗。工厂的职工人人以战斗姿态，掩护满载物资和设备的牛车转移。张庄的群众积极支援，将不便行动的伤病员和一些设备隐藏起来。战斗到黄昏，终于安全脱险。此后，他们都是一面行军，一面准备战斗，几天后到达淮上邵家圩子。这时已是初冬，部队急需棉衣。军需厂的同志稍作休整，立即开工。当谢胜坤向彭雪枫汇报东移情况后，彭雪枫得知供给部人员没有伤亡，物资安全无损，而且已在突击生产棉衣，非常高兴。彭雪枫说，如果工厂赶制棉衣来不及，可以动员驻地的农村妇女手工缝制，尽快发给部队御寒。部队在战斗中有消耗，也要尽快补充。战利品要收集起来，统一分配利用。大的战斗还在后面，供给部的同志要继续以战斗姿态完成任务。[4]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以后，彭雪枫部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谢胜坤仍任供给部长。此时，他们正受到日伪顽三方配合的南北夹击。第四师坚持了三个月的艰苦战斗，终因兵力过于悬殊，不得不撤离豫皖苏边根据地。

4月29日21时，谢胜坤接到师部命令，供给部及所属工厂全部撤往津浦路东的泗南地区。跨越津浦路时，有主力部队掩护。其他的路程，需要做到既是运输队，又是战斗队，自我保护，安全转移。谢胜坤一面派干部和掩护部队联系，一面向供给部人员传达命令，简短动员，组织编队。这时，供给部不但有军需厂，还有弹药厂，机器和物资装满了近百辆大车小车。由于他们平时就有战斗准备，只用了三个小时就完成行军前的各项工作，凌晨1时许就出发了。黎明前在固镇以北顺利通过津浦铁路，不敢休息，又行进了十来里，待到旭日东升，才在一个村子里吃点干粮，喝点开水。连续几天行军，终于安全到达皖东北根据地。

5月14日，谢胜坤到管镇向彭雪枫汇报转移情况和今后工作安排。彭雪枫听说供给部一路顺利，没有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而且还带来了一百二十万元现金，连声赞扬。他高兴地说，本以为来到皖东北，就要“乞食于邻邦”，当“叫花子”了，现在还有经费可以维持部队一个时期的供应，这太好了！[5]

三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新四军第四师机关和苏浙军区机关合编为华中军区领导机关。谢胜坤任组织部长。其实，解放战争时期，谢胜坤也做过后勤工作。他在1992年12月5日给我的信里谈到，华中军区北移山东时，机关、工厂、医院，还有苏中战役的全部伤员，人数众多，行动不便。为此，成立了一个后方转移指挥部，张藩为司令员，谢胜坤为政治委员，率领这支后方人员的队伍安全到了山东。因为是临时机构，所以谢胜坤写履历时没有提及这个职务。

新中国成立前夕，谢胜坤回到后勤战线，历任第三野战军后勤部副政治委员，华东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和政治委员，南京军区后勤部部长，后来改任舟嵊要塞区政治委员，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1965年年末，谢胜坤调任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和我们一起经历了十年动乱的风风雨雨。

我从1986年开始参与编撰新四军史，多次去过武汉。那时谢胜坤已从武汉军区副政治委员的岗位离职休养，住在武昌的小红山。我每次去武汉，都会看望他，和他叙旧，向他请教新四军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谢胜坤对写好军史，将老一辈用鲜血换来的经验教训传给后代十分热心。他给我写过三封长信，对写好新四军史发表了珍贵意见。有一封信，还讲到他在新四军做供给工作的体会。

谢胜坤说，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是做好供给工作的有力保证。他把这列为第一条体会。他认为只有牢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宗旨，懂得为部队服务和为人民服务的一致性，才能热爱供给工作，钻研业务，廉洁奉公，忠于职守。

谢胜坤说，新四军战斗在敌人后方，只有创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部队的供给才有可靠的保障。因此，拥政爱民，军政团结，军民团结，对供给工作尤其重要。

谢胜坤讲供给工作的体会，很具体，很实际，又体现了辩证法的光辉。例如，他强调既要取之于敌，取之于民，又要自力更生。尤其是我军武器装备不如日军，只能采取奇袭、夜袭、近战的战术，因此，手榴弹、刺刀、马刀需要量很大，而这些武器完全可以自行生产。又如，既要开源，又要节流。尤其要重视军需物资的节约，克服重财轻物的倾向。再如，执行供给标准既要严格，又要灵活。切不可有章不循，又不能机械死板。接待统一战线客人的招待费，情报部门的侦察费，兄弟部队过境和协同作战的开支，等等，只要确实需要，经过军政首长批准，就应给予保障。我想，现代战争中的后勤保障，情况大大不同了，但这些体会所反映的精神，还是很重要的。

作者丁星

注释：

[1]《彭雪枫年谱》，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第16页。

[2]白辛夫：《难以忘怀的轶事》，《新四军第四师供给部工作概述》，第二十一集团军1989年12月出版，第147页。

[3]谢胜坤、资凤、郭金林：《新四军第四师两年供给工作总结》（1942年6月30日）。

[4][5]谢胜坤、郭金林、白辛夫、张建槐：《新四军第四师供给工作概述》，第39页，第51页。

发表于《大江南北》杂志2019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