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17日，粟裕指挥新四军先遣队在镇江和句容之间的韦岗伏击日军车队。这是新四军在长江以南的首次战斗。1945年12月和翌年1月，粟裕指挥新四军华中部队攻克高邮、邵伯和陇海铁路东段。这是新四军对日军的最后一战，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战。

韦岗战斗是一次规模不大的伏击战，共击毙日军十三人。但是，新四军迎着强敌的进攻挺进敌后，主动出击，如一声惊雷扫除了弥漫一时的恐日情绪。这是新四军对日作战的英勇起始。高邮战役是新四军对坚固设防城市的攻坚战，最后迫使守城日军无条件投降，共歼日军一千一百余人，其中俘八百九十一人，歼伪军五千余人，其中俘三千四百九十三人。这是新四军对日作战的完满结束。

从韦岗伏击到高邮攻坚，展现了新四军在浴血抗战中得到的发展壮大，显示了粟裕在战争实践中养成的战略远见、敢于担当和卓越指挥艺术。

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驻华中的侵华日军，大多处于抗日根据地的包围之中，本应就近向新四军缴械投降。但是，国民党当局想独占抗战胜利果实，并为发动内战作准备。蒋介石8月10日得知日本乞降消息，11日就急急忙忙发布命令，一面命令国民党军“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一面命令日伪军“维持地方治安”，不准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时任盟军远东战区总司令的美国将军麦克阿瑟，也指令日军只能向国民党军投降。于是，日伪军龟缩于城镇继续固守，等待着国民党军的到来。

在这种形势下，为保卫人民的抗战胜利成果，新四军连续发起消灭拒降日伪军的作战，先后解放了淮阴、淮安、盐城等中心城市。高邮，是华中腹地最后一个日伪军顽固拒绝投降的城市。

高邮位于江苏省中部，南邻扬州，北靠两淮，西濒运河和高邮湖，东面是一片水网地带，还有护城河环绕四周，素称“运河大门的铁锁”。日军于1938年占领高邮以后，一直作为重镇把守，历年加修工事。此时，驻有日军独立混成第九十旅团第六二六大队，后改称高邮警备大队，共一千余人；另有伪军第五军第四十二师以及第五师一部，共五千余人。高邮以南三十公里的邵伯镇，驻有日军一个中队一百五十余人，伪军一个团一千四百余人。他们自恃城高地险，对新四军令其投降的通牒置之不理。日军司令官岩奇学大佐骄横宣称：“你们新四军没有资格受降。”新四军派了一位在盐城战役中投诚的伪军军官前去劝降，竟被杀害悬首城楼示众。

1945年12月3日，粟裕和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曾山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建议即集中野战军三个纵队，攻占高邮与歼灭可能来援之顽第二十五军。”[1]当时，张鼎丞任华中军区司令员，邓子恢任华中军区政治委员，粟裕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兼华中野战军司令员，谭震林任华中军区副政治委员兼华中野战军政治委员。华中野战军辖有四个纵队，因第九纵队在淮北，这里所说的三个纵队，即第六、第七、第八纵队。

粟裕和他的战友们建议攻占高邮，既是为了收复这座城市，更是着眼于全局，着眼于将来。因为国民党第二十五军的两个师“已到扬州，将来有沿高邮运河线进攻，以分割华中根据地企图”。攻占高邮，是为了“打破顽军分割华中根据地企图，以便以后之坚持及主力之机动”。[2]

二

中共中央军委于12月5日复电，同意集结主力攻占高邮的部署。但新四军军部另有安排。12月11日，军部在上报军委并下达的部署是：以华中野战军第六、第八、第九纵队迅速集结津浦线南段，进行大的战略破袭，力求一举控制一百至二百里铁路；以第七纵队及苏中军区部队包围高邮。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同意新四军军部的这一部署，并指示：“即令王、陶纵队执行津浦铁路作战任务，不去高邮了。”[3]王、陶纵队，即以王必成任司令员的第六纵队，以陶勇任司令员的第八纵队，都是这年11月刚从长江以南北撤后改编的部队。

许多人知道，粟裕有过两次“斗胆直陈”的佳话。一次是解放战争之初，一次是解放战争面临转折的时刻，都是对中共中央决定的作战部署提出不同意见，后被中共中央所采纳。其实，在这以前，关于高邮战役，粟裕同样表现了这种从战略全局考虑，勇于提出不同意见的坦荡胸怀。

12月15日，粟裕致电新四军领导人陈毅、张云逸、饶漱石、黎玉和华中军区领导人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张爱萍，详细报告华中情况的变化。他首先关注的变化，是国民党当局已设立徐州行营，“刻徐州已有重兵保卫，徐蚌段沿线亦已集守备兵力，筑深沟高垒。因王、陶纵队北渡后过分疲劳，所以各纵队未能迅速编成，致使有利之破袭机会已失去。”这就是说，中央军委批准的新四军军部关于破袭津浦路南段的部署已不可行。

又一个应当关注的变化，是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即将接替高邮防务，其一部已到仙女庙、砖桥之线，第四十九军“近日亦有自江阴北渡企图”，“顽军对高邮之控制势在必行，尔后沿运河北上，对我华中分割之威胁甚大”。如果徐州、宿县、蚌埠的国民党军同时南下，“不仅华中被分割与孤立，即华中对山东之配合亦将大减其效能”。

粟裕提出：“为解除顽自高邮沿运河北向以分割华中威胁，建议仍按原定计划夺取高邮、邵伯。”粟裕还提出：“建议山东与华中部队于一月间组织一次大战役，将徐海段铁路彻底破坏，并完全控制之”，“使华中、山东打成一片，两个野战军更能有效配合，战场广大（尤其淮北平原），便于大兵团之机动可能。”[4]

粟裕提出的组织高邮和陇海路东段战役的建议，先后得到新四军军部和中共中央军委的同意。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发扬军事民主、重大行动实行民主决策的又一范例。

三

粟裕用兵，历来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方针。由于第六纵队奉命留在淮海地区，三个纵队减少一个，与高邮日伪军的兵力成了一比一略多，失去了绝对优势。有人提议，这一仗还是缓一缓，等第六纵队归建后再打。粟裕认为，这一仗势在必打，迟早要打，迟打不如早打，坐失战机，后患无穷，速战速决，既利当前，又利长远。至于兵力的不足，可以采取缩小战役范围、调整作战部署、发动政治攻势来弥补。

在粟裕12月15日发布的作战命令中，原定攻克高邮、邵伯以后，由第六纵队配合第七纵队相机攻占泰州。根据兵力变化情况，决定暂时放弃攻占泰州这个目标。原定对高邮和邵伯同时发起攻击，决定调整部署，改为先打邵伯。由第七纵队以一部兵力攻打邵伯，并拿下邵伯以南地区，控制运河大堤，构筑坚固打援阵地。由华中军区特务团攻打高邮与邵伯之间的日伪军据点车逻坝。与此同时，第八纵队和高邮独立团扫清高邮外围之敌。待攻克邵伯、车逻坝之后，再集中兵力攻打高邮城。

粟裕认为，日军虽然气熖嚣张，其实已经穷途末路，可以向他们通告日本天皇的投降诏书，使他们了解大势已定，顽固死守毫无意义。后来，在战役进行时，攻城部队散发传单，阵前喊话，还有日本人反战同盟、朝鲜解放同盟的战友前来助阵，用日语喊话，使守城日军军心动摇，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

12月19日夜，粟裕指挥第七纵队向邵伯日伪军发起进攻。

战前，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亲临前线部队作政治动员，给了干部战士很大鼓舞。现在粟裕到第一线指挥，更使大家信心倍增。起初，粟裕的指挥所设在邵伯以东几里路的一个村庄里。20日凌晨，第七纵队第五十五团打进邵伯镇，消灭了南街伪军，将日军压缩在镇北的万寿宫据点内。粟裕即率参谋人员进入邵伯镇，直接指挥第五十五团继续扫除镇西伪军，指挥第五十七团采取“围三阙一”的战法进攻日军据点。

所谓“围三阙一”，就是集中兵力火力，从北、东、西三面进攻，迫使日军向南突围，逃往江都。当这股日军逃到镇南公路上，进入开阔地里，既无险要可凭，又无工事可守。这时，粟裕下令追击部队和预伏的堵截部队迅速出击，很快全歼这股日军。

在第七纵队进攻邵伯的同时，特务团顺利歼灭车逻坝守敌，苏中军区武装拔除了扬州、泰州外围的日伪军据点。第八纵队则向高邮外围之敌发动猛攻，连续攻克日伪军据以顽抗的泰山庙、承天寺、关帝庙等十多座庙宇和面粉厂。战至20日中午，第八纵队各团和高邮独立团已扫清外围，直逼城墙，把高邮城团团围住。

邵伯战斗结束后，粟裕星夜赶到高邮城东北的指挥所，听取了高邮外围作战情况和攻城准备情况的汇报。22日清晨，粟裕和陶勇一起视察了高邮城外的地形，特别是东门外的地形，然后非常具体地作了攻城战斗的部署。

粟裕指出，东门外地形平坦开阔，东门内是日军司令部驻地，因而是其兵力火力部署的重点，我军不易接近，不易突破。为了减少伤亡，除了利用现有的交通壕和低胸工事接近城墙，还可以在夜晚将交通壕尽量挖近城墙，同时以草袋、麻袋装土，在距城墙数十米、百把米外，将低胸工事堆成与城墙同高甚至更高的半月形堡垒，每隔几十米一座，将轻重机枪架上去，以强大的火力压制城墙上的敌人。总攻时，还要用迫击炮、步兵炮、山炮集团射击，轰击东门内的日军司令部。总之，一定要在东门紧紧牵制住敌军主力，以利我们在北门和南门的攻击。

粟裕强调说，北门和南门是我们的主攻方向。我们已经占领的南关和北关，是两个较大的集镇，房屋连房屋一直到城门。我们可以打通民房，隐蔽地接近攻击出发地。南门和北门日伪军虽多，但我军火力强，容易突破。

粟裕又指出，西门和西城墙紧挨着公路、运河、高邮湖，地面纵深很小，我军大部队展不开。敌人又居高临下，因而很可能认为我军不会置重点于此。对敌人的这种心理，我们要加以利用。可由一个主力营利用夜晚从北关的北头翻过大堤，沿大堤西侧隐蔽运动到西城墙的西北角地段，在我军向其他各门攻击之后，这个营迅速翻过大堤，尽量以偷袭的方式，用云梯爬上城墙，沿城向北城楼攻击，接应攻北门的部队，迅速攻破北门。切记，此处力争偷袭，充分准备强攻，偷袭不成，旋即强攻，以收神效。

12月25日夜，天下着小雨，本是不利于攻城的天气。第八纵队各团出敌意外地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向高邮城发起猛攻。战斗完全按照粟裕的设计发展。第六十八团首先在强大炮火支援下，用云梯登上南门城头，并巩固扩大突破口，向城中心和西门进攻。从西北方向攻城的第六十四团，经过激烈战斗，也勇猛地登上城墙，打开北门，在城中心与第六十八团会师。接着，第六十六团和高邮独立团也攻进东门。战至26日中午，已合围日军司令部。驻高邮日军司令官岩奇学不得不同意向新四军投降，但提出要同新四军代表正式谈判。

五

新四军派第八纵队政治部主任韩念龙为代表，并由政治部副主任谢云晖当助手，到日军司令部谈判受降事宜。

岩奇学腰佩指挥刀，目光阴冷，高声喊道：“我是大日本皇军高邮派遣军最高指挥官。我只同你方最高代表谈判。”一个手下败将，竟然还耍威风！韩念龙厉声回答：“我就是我方最高代表。我代表新四军命令你立即无条件投降！”岩奇学见韩念龙态度强硬，口气软了下来，但仍讨价还价，说他们可以离开高邮去南京集中，将重武器和弹药、给养留下，但为了去南京的途中安全，要带走轻武器。韩念龙当即予以驳斥，指出日军只能无条件投降，至于投降以后的安排，新四军会按照宽待俘虏的政策处理。这时，不断有日军军官来与岩奇学耳语，可能是向他报告高邮全城已被新四军严密控制。岩奇学不得不说：“我同意无条件投降。”[5]

受降式在日军司令部大厅举行。大厅正面摆一排长桌，韩念龙作为受降代表在长桌后正中落坐。长桌左边站着新四军干部战士。长桌右边是两排日军军官。岩奇学向韩念龙行军礼，双手捧着日军官兵花名册和军械、军需登记册，毕恭毕敬地呈交韩念龙。韩念龙命令岩奇学指定专人，陪同新四军人员去广场清点交接武器，去仓库清点交接物资，到几个分散被围的据点去通知日军立即缴械投降。接着，韩念龙宣布了日军投降后的有关事项。

粟裕一直站在新四军干部战士中观看受降式。他没有出面受降，因为岩奇学区区一个大佐，不需要这样高的规格。

有些介绍高邮战役的文章说，岩奇学有一把祖传的指挥刀，叫做紫云刀，在受降式上赠给了粟裕，以表达他对粟裕的钦佩。这个说法并非事实。紫云刀是有的，现存中国军事博物馆。据当年任作战科长一直随同粟裕的严振衡说，那天粟裕挤在人群中，连韩念龙也没有发觉，岩奇学怎能知道粟裕在场？[6]而且，日军既是无条件投降，全部武器都要上缴，紫云刀也是武器，岩奇学根本无权处理。

六

1946年1月4日，粟裕率第八纵队和特务团从高邮地区出发，日夜兼程北上，于9日在宿迁以北地区集结。

1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批准举行陇海路东段战役，攻歼徐州到海州段的拒降日伪军，并占领这一段铁路线。

粟裕决定，以第九纵队攻击徐州以东的曹八集、大许家、八义集、碾庄等据点，并阻击徐州方向援敌；以特务团攻击赵墩车站；以第八纵队一部攻击运河站、瓦窑、炮车、草桥、新安镇（今新沂市区），另一部准备协同第九纵队打援；以盐阜军分区武装攻击阿湖至白塔埠各据点，并向连云港方向警戒。

战斗于11日夜发起。拂晓前，特务团已攻占赵墩车站的南站台和仓库区，将伪军压缩在北站台和集团碉堡内。粟裕立即赶到南站台，进入刚攻占的碉堡观察。他根据守敌情况和地形情况指示，不要采取由南向北的正面强攻，可派一个营从远处越过铁路，绕到北站台的北面，采取南北对攻办法；用集束手榴弹和爆破筒引爆地雷区的地雷，组织好火力，掩护突击队接近敌人；还要发动政治攻势。特务团按照粟裕的指示，军政攻势并举，很快全歼赵墩车站伪军。

新四军行动隐蔽，速战速决，出敌意外，徐州和连云港方向始终未敢出援。至13日，陇海路东段各据点全部攻克，控制了三百公里铁路，共歼日伪军一千九百余人。其中，驻守炮车镇的日军第六十五师团第一三六联队的第一中队，向新四军无条件投降，还签署了用中文和日文写成的《受降条约书》。

七

高邮攻坚战和陇海路东段破袭战，不仅时间连接，而且关系紧密，都是粟裕分析形势，通盘考虑，衡量利弊，果断决策，统一部署；都是粟裕在前线指挥，并由华中野战军实施。尤其是战役任务相同，战略目标一致，可以看作是同一个战役的不同阶段。

攻克邵伯、高邮和陇海路东段，全歼拒降日伪军，特别是迫使高邮日军无条件投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抗战到底的坚定决心，保卫了人民的胜利成果，使得华中人民坚持八年苦战，终于看到最后胜利，因而扬眉吐气。

攻克高邮，使苏中区和淮南区联成一片，粉碎了国民党军与日伪军合流进攻两淮的企图，而且为此后应对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准备了战场。

控制陇海路东段，使华中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联成一片，可以互相照应，为此后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乃至合编以后的华东野战军纵深迂回，南北机动，协同配合，大打歼灭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战场条件。

    作者 丁星

注释：

[1][2][4]《新四军·文献》第5册，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第179页，第183页。

[3]转引自《粟裕文选》第2册，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8页的注释。

[5]谢云晖：《高邮落日》，《新四军·回忆史料》第1册，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1月第1版，第544-553页。

[6]彭德清、张云龙、谢云晖、严振衡：《收复高邮、邵伯和陇海路东段之战》，《妙策长留天地间》，南京粟裕军事思想研究组1994年2月出版，第118页。

发表于《大江南北》杂志2017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