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春天，江南正是多雨季节。雨声淅沥，夜色苍茫，一支四百余人的队伍，在泥泞的田间小路上疾行。他们不避风雨，也不惧日军严密设防的封锁线，如脱弦的利箭直射敌人后方。这支英勇无畏的队伍，是粟裕率领的新四军先遣队。

先遣队活跃在敌人后方

　　1938年4月，编入新四军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刚刚从各个山头来到皖南、皖西集结，新四军军部就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决定组织先遣队，前往已被日军占领的苏南进行侦察，为随后主力部队挺进敌后创造条件。毛泽东对此甚为赞成，于4月24日复电项英说：“先派支队去溧水一带侦察甚妥，惟须派电台及一有军事知识之人随去。”[1]新四军军部对先遣队的领导人选也很重视，在众多富有军事指挥经验的将领中，挑选了时年三十一岁的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担任先遣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支担负特殊任务的部队，由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各抽调侦察连和部分干部组成，配备了无线电台。

　　先遣队4月28日从皖南歙县岩寺镇（今黄山市徽州区）的潜口村出发。新四军领导人叶挺、项英、张云逸、袁国平都来送行。陈毅作了热情洋溢的动员讲话。叶挺看到粟裕身旁的机要员何风山没有武器，当即取下自己的手枪送给他，祝他“先遣敌后，杀敌立功”，叮嘱他要保卫粟裕的安全。[2]陈毅还把先遣队送了一程又一程，经太平、青阳一直送到南陵。5月5日下午在南陵县东郊的麒麟桥，粟裕作了进入敌后之前的又一次动员，要求大家克服困难，不怕疲劳，以一整夜强行军，渡过青弋江，越过铁路。这一夜，先遣队在南陵县东北的红花埠渡过青弋江，又在芜湖县湾沚镇以南的九连山侧越过京（南京）芜铁路，于6日拂晓到达宣城县城以北的东门渡。再经过裘公渡、杨泗渡、雁翅镇，于5月13日进入苏南的高淳县。然后北渡石臼湖，途经博望、朱门，于5月22日到达江宁县（今南京市江宁区）铜山镇的叶家庄。先遣队司令部入住开明士绅叶文明家。

　　二十五天的行军，除了从潜口到青阳这一段乘坐汽车，其余路程，都是徒步，而且如本文开头所述，通常是昼伏夜行，还常常遇到雨天。一路行来，先遣队不仅要克服江河湖泊的障碍，突破铁道、公路上的日军封锁，而且还遇到过国民党溃军、土匪武装和大刀会的阻拦。他们一一排除困难，终于到达了预定的目的地。行军途中，特别是在敌后的裘公渡、杨泗渡等地，他们还向人民群众作了抗日宣传和调查访问，并和当地青年自发组织的抗日救亡团建立了联系。[3]

　　在叶家庄稍作安顿，粟裕立即派出三个小组，执行侦察任务。一个小组由作战参谋张藩率领，到东路的丹阳，侦察常州方向的敌情。一个小组由宣传队长吴福海和测绘参谋王培臣率领，到中路的溧水、句容，侦察镇江方向的敌情。另一个小组由侦察参谋张铚秀率领，到西路的汤山、龙潭、下蜀一带，侦察南京方向的敌情。三个小组归来后，粟裕率先遣队又于6月上旬东渡秦淮河，越过当年称为京杭国道的南京至杭州公路，到夏家边、土桥、上峰、新塘、金家边等地实施侦察。

　　6月11日，先遣队收到新四军军部电报，转达第三战区的命令，要求在三日内破坏南京至镇江间铁路，以阻止日军的运送。当天下午16时，粟裕即率先遣队出发，经过三个雨夜的急行军，于15日22时进抵下蜀街。得悉日军驻在街西二里的下蜀车站，粟裕派出一个连向西警戒，又派一个排向东警戒，其余兵力则在当地人民参与下，以手工操作实施破路。经四个多小时奋战，毁坏铁轨、电线四十余米，并散发了大量抗日宣传品，然后安全撤离。第二天，日军一列火车驶抵下蜀时出轨，不得不派来七辆卡车的日军抢修。

　　据曾任先遣队侦察员的邹志成回忆，早在分头侦察时，他已从老乡那里得知，在南京至镇江公路上，每天有日军的汽车驶过，后又经实地侦察证实。[4]粟裕听了汇报，当即决定要打伏击，并且选定了韦岗以南的赣船山口作为伏击地点。那里山势险要，山上长满阔叶树，便于隐蔽，是打伏击的好地方。

　　6月16日，大雨如注，不便夜行，先遣队在句容县的杜村宿营。由于连续雨夜行军，干部战士十分疲劳，而且已有十多个病号。因此，粟裕挑选了六个步枪班，一个短枪班，一个轻机枪班，组成参战分队，连夜作了战斗动员。6月17日凌晨2时，参战分队冒雨出发，上午8时10分到达预定伏击地点，即见日军汽车自南向北，驶向两山之间公路。轻机枪首先开火，步枪、手榴弹一齐猛烈轰射。战士们接着冲下山来，采用穿插、分割、包围战术，将二十多个日军隔成数段，以大刀、长矛进行肉搏。粟裕亲自参加了这场面对面的搏斗。日军大尉梅泽武四郎中弹后跌入水沟，当粟裕靠近他时，突然从水沟中跳出，举刀向粟裕劈来。幸被后面的警卫员发现，迅即举枪，将其击毙。经半小时激战，共击毁日军汽车四辆，击毙日军少佐土井、大尉梅泽武四郎以下十三人，击伤日军八人，缴获长短枪二十余支和一些军用物资。战斗结束后约半小时，日军增援部队才乘十七辆汽车和一辆坦克自镇江赶来。此时，先遣队已撤离战地四里许。

　　这是新四军挺进江南的首次战斗。先遣队本来并未担负战斗任务。大智大勇的粟裕，为了通过战斗了解日军的战斗力，取得与日军作战的经验，临机决断，率领勇士们夺取了首战的完全胜利。他自己显然很兴奋，当即赋诗：“新编第四军，先遣出江南，卫岗（即韦岗）斩土井，处女奏凯旋。”[5]陈毅在得到捷报后也很高兴，有诗相贺：“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6]项英在给陈毅的信里也说：“先遣队的确起了先锋作用，奠定了我们在江南发展和胜利基础。我们正在全军表扬，号召全军学习。”[7]

　　6月21日，先遣队在圆满完成既定任务后结束工作，干部战士分别归原属建制。

先遣队几个史实的考证

　　1938年6月17日，即韦岗战斗的当天晚上，粟裕写下给新四军军部的报告，详述了先遣队侦察敌情、宣传抗日、破坏铁道、韦岗初战的情况。这篇报告已以《韦岗处女战》为题，收入《粟裕文选》。一年以后，粟裕又写了《先遣队的回忆》，发表于1939年5月15日出版的《抗敌》杂志。这是新四军的两篇重要文献。限于当年的战斗环境，也限于工作报告的特殊需要，除这两篇文献所述，还有一些关于先遣队的重要史实可作补充。

　　（一）这支侦察部队的正式番号，究竟是新四军先遣队还是先遣支队？在军史研究者中曾经有过讨论。有的研究者认为，在当年的新四军中，支队是辖两个团乃至四个团的单位，因此，这支仅有三个连的侦察部队只能称先遣队。此说未免拘谨。在新四军中，既有相当于旅的支队，后来也有相当于团的支队，甚至还有小于团的支队。1939年11月第四团团长陶勇、政治委员卢胜率第二营北渡长江，改称新四军苏皖支队，起初也仅有三个连。查考毛泽东、叶挺、项英、陈毅和粟裕的有关文电，以及这支侦察部队成员的回忆文章，先遣队和先遣支队的称呼都出现过。估计这是一支执行临时任务的侦察部队，并未纳入编制，因而没有正式番号，但新四军领导人大多称先遣队。

　　（二）两篇文献只说先遣队由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各一个侦察连组成，没有提及有无领导机关。据一些亲历者回忆，先遣队设司令部、政治处、副官处。司令部因参谋长熊应辉没有到职，只有四个参谋和电台人员，即作战参谋张藩，侦察参谋张铚秀，测绘参谋王培臣，见习参谋董南才，电台台长江如枝，报务员吴良辉。政治处主任钟期光。副官处主任陈荷龙，副官曹鸿胜，会计涂凤初。

　　（三）先遣队得到了第一支队的配合。1938年6月11日，新四军军部给粟裕的命令说：“着该员即率先遣队及一支队各一部（共四个连）并电台一架，即由现地出发，务于三日内达到镇江、龙潭间，完成破坏该段铁道之任务，并将战况及敌情随时具报。此令。”[8]这就是说，第一支队有一个连受粟裕指挥，与先遣队共同执行任务。

　　王培臣在回忆录《烽火岁月》中则说，第二团有两个连加强先遣队。[9]有的史书，如《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也说，第一支队根据军部指示，派出了第二团的两个连加强先遣队。[10]

　　究竟是一个连还是两个连？童炎生在《先遣敌后》中的回忆似可释疑。他说：“6月14日，一支队在茅山西北之延陵，从二团二营挑选部分干部战士，临时组成一个连，配合先遣支队行动，连长童炎生，政指程祥元。”[11]这就是说，配属先遣队的是一个连，但这个连的人员来自两个连或三个连。

　　童炎生对破坏铁道和韦岗战斗也有比较具体的叙述。例如，所谓以手工操作破坏铁道，他说，就是用铁棍、木棍、树干把铁轨撬下来。前文所述梅泽武四郎举刀劈向粟裕，也引自他的回忆。

　　（四）韦岗战斗的对手是日军什么部队？两篇文献没有说明，其他亲历者的回忆也未提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侵华日军档案中，有一件华中派遣军特务部镇江班长1938年7月21日给特务机关长的报告（特镇治情第八号），其中说：“6月17日在韦岗（句容路上的句容、镇江两县交界处），内山部队司令部的一名军官、三名士兵搭乘的轿车遭到袭击。同一天内，当地兵站部的卡车在同一地点受到袭击。”[12]查日本厚生省援护局出版的《华中方面部队略历》，日本芙蓉书房出版的《帝国陆军编制总览》，内山部队，即以内山英太郎为旅团长的日军野战重炮兵第五旅团。当时这个旅团正奉命调回日本，因此运输繁忙，也因此在后来的侵华日军中没有再出现。

　　（五）韦岗战斗中先遣队有无伤亡？两篇文献只提及牺牲战士一人，而且是混战中被自己人误伤。考证其他史料，牺牲的应是一位连长。

　　陈毅在写于1939年7月6日的《纪念我们的死者》中说：“在先遣队第一次有名的战斗中，解决敌酋土井少佐，也是从马路纠缠，滚到水田内，夺过敌人手中的军刀，才将敌酋刺死，水田为赤。这是三支队的温参谋开辟了这个光荣的先例。”[13]

　　王培臣在《烽火岁月》中也写到这位温参谋：“我们三支队的温参谋兼侦察连长同日军土井少佐扭打在一起。他的右手拿的驳壳枪里没子弹了，但这只手被土井少佐的左手拼死地抓住。而土井右手举着军刀，但土井这只手也被我温参谋的左手拼死地抓住。两个人在水田里翻打着，后来掉进几米深的沟里。”[14]

　　多年以前，为了对这位英勇的温参谋多一些了解，我请教过孙克骥将军。新四军组建初期，孙克骥是第三支队政治部宣传教育科科长。他说，温参谋名温国德，是红军老战士，曾在闽北参加三年游击战争。1938年2月随闽北红军游击队编入新四军，任第三支队第五团参谋。同年4月，率第三支队侦察连参加先遣队，任连长。6月17日在韦岗战斗中牺牲。孙克骥写过一篇纪念温国德烈士的文章，发表于1939年7月的《抗敌报》。上世纪90年代，孙克骥的《夕拾集》出版，其中也写到温国德的牺牲。

先遣队有十个方面的贡献

　　先遣队从1938年4月28日出发，到6月21日结束，历时五十五天。其中，进入敌后则只有一个月。时间虽短，但他们勇敢机智的活动，为新四军挺进江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开辟了道路，创造了条件，立下了功勋。具体说来，先遣队的贡献有十个方面。

　　（一）侦察了敌情。先遣队对南京、镇江、常州、句容等城市的日军驻防情况有了大体了解；查清了南京到上海、杭州、芜湖的铁道和公路，每隔五六十公里即有日军据点，各个车站均有三四人至二十余人守备；对茅山地区一些乡镇的敌情调查得更为具体；对日军设立伪政权、组建伪铁路警察的情况也有所了解。

　　（二）调查了社情。粟裕写道，南京失陷以后，国民党地方政府“有些是随军队向后撤退了，大部分是无形的解散了”；“江南没有一个地方政府。这不仅使人民无所依恃，而且政府之政令与抗战国策，自然无从转达于人民。”[15]作为社会情况的重要方面，先遣队也留意了各式各样的游击队。有些是人民为了自卫组织起来的，迫切需要新四军的扶持和帮助。有些则是流氓、地痞、土匪或散兵游勇。他们不打日军，却大肆蹂躏人民，需要新四军加以改造或予以消灭。

　　（三）体察了民情。粟裕在报告中说：“江南民众的抗战情绪的确是非常低落。”[16]有的远走高飞，逃往四川。有的迁避县城，甘当顺民。更多的是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由于国民党军溃败，使人民十分失望。新四军必须以严格的纪律，模范的行动，胜利的战斗，去取得人民的信任，唤起人民的抗日信心。

　　（四）熟悉了地形。苏南丘陵起伏，湖荡棋布，河渠纵横，铁路、公路交通便捷。这种“地形条件，也颇有利于敌人。毫无隐蔽，空军固可逞凶，骑兵亦到处可以通行。”[17]这是习惯于依托崇山峻岭打游击的新四军需要认真对待的。

　　（五）震慑了日军。“敌人由于夺取了上海、杭州、南京、芜湖、徐州各战略要地，其凶焰确实非常之高涨”。甚至“三五成群，未带武器，也敢到离其驻地十里远近的乡下横行。”[18]先遣队在破坏铁道以后，紧接着又在韦岗伏击，使日军大为震惊。当即派来十七辆卡车的援军，还出动了坦克和飞机。附近的汤水、桥头、高资等据点也增加了守备兵力。

　　（六）鼓舞了士气。新四军挺进江南，面对的是新的作战对象和新的作战环境。能不能战胜武器、装备、训练都强于自己的日军，大家心里是没有数的。韦岗初战，旗开得胜，对全军都是鼓舞，大大提高了士气。

　　（七）振奋了民心。韦岗战斗的胜利消息迅速传播，使一度流行的“恐日病”和悲观情绪因而消解。先遣队战后在圩桥一带休息，人民群众敲锣打鼓前来慰问，异口同声地说：新四军敢打能打，我们有靠山了。

　　（八）提高了新四军的声望。由红军游击队刚刚组成的新四军战斗力如何？国民党军政当局原来估计不足。韦岗一战，使他们不能不刮目相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致电叶挺军长：“所属粟部，袭击韦岗，斩获颇多，殊堪嘉尚。仍希督饬继续努力，达成任务。”[19]在江南的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派来两名副官，要求以机枪交换日军步枪，再要一些日军的军衣军帽，想用先遣队的缴获去吹嘘自己。

　　（九）总结了伏击战的宝贵经验。粟裕在报告中，提出了伏击日军汽车的十条注意事项，对地形、时间、火力配备、射击目标、手榴弹的提前量和嘹望哨的设置，都讲得很具体。无疑对新四军各部此后的战斗有着借鉴作用。

　　（十）最为重要的是，先遣队以侦察的成果和战斗的实践，证明了中共中央提出的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完全正确。日军大举入侵，敌情虽然严重，但毕竟受兵力所限，只是占领了点和线，给新四军留下了很大的活动空间。地形也不足为虑。何况新四军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可以依靠。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在敌后的“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20]新四军组建之初，不少人对深入敌后是有疑虑的，甚至有些领导人也认识不足。鉴于这个背景，先遣队的成功，其影响和作用尤其不可低估。

  作者 丁星

注释：

　　[1][7][8]《新四军·文献》第1册，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3月第2版，第215页，第230页，第221页。

　　[2][11]童炎生：《先遣敌后》，《铁流东进》，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第7页。

　　[3]张本清：《粟裕司令员率领新四军先遣支队来到我家乡》，《老兵话当年》第6辑，江苏省新四军研究会2004年7月印行。此文记述了作者于1937年参与组织当（涂）芜（湖）青年抗日救亡团，在杨泗渡见到粟裕、钟期光的经过。

　　[4]邹志成：《韦岗伏击，第一仗打掉鬼子神秘感》，2005年8月22日《新华日报》。

　　[5]粟裕手迹，《新四军·图片》，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61页。

　　[6]陈毅：《卫岗初战》，《陈毅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3页。

　　[9][14]王培臣：《烽火岁月》，福建省新四军研究会1998年3月印行，第70页，第71页。

　　[10]《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第101页。

　　[12]《新四军·参考资料》第3册，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35页。

　　[13]陈毅：《纪念我们的死者》，《新四军英烈志》，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11页。

[15][16][17][18]粟裕：《先遣队的回忆》，《新四军·文献》第1册，第255至262页。

　　[19]《新四军·参考资料》第2册，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第64页。

　　[20]《发展华中敌后游击战争》，《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20页。

　　为纪念粟裕百年诞辰而作。发表于《大江南北》杂志2007年第7期，后编入《纵横华东》，新华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粟裕诞辰百年纪念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