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黄峰，原名黄文炳，1920年5月15日出生在安徽省颍上县城关区毕舍街黄宅。1946年组织上曾给我化名“黄芝珍”。

我5岁时父亲因病去世。母亲带着我们姐妹3人靠父亲留下的十几亩地生活。尽管生活还过得去，但一家女辈，没有男丁，在封建意识极强的黄家遭尽白眼，因此，我从小就想反抗。大人们要我裹脚，开始是白天裹，晚上我就放开。后来干脆白天也不裹，母亲看我实在不愿意，也就不再坚持，不管别人的闲言碎语了。在旧社会，女孩子一般不给上学，我大姐就是文盲。在我7岁时，看到别人家孩子都去上学了，我也闹着要上学，母亲拗不过我，只好让我去读书。13岁小学毕业后，我又自作主张报考了寿县职业中学。1937年毕业后我在家乡小学校教书。

1938年春，我18岁那年，日本飞机轰炸了颍上县县城，我家也被炸毁。书是没法教了，摆在眼前的是日本人就要打进来了，于是我就参加了本县的动员委员会（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担任妇救会主任。安徽是个很封建的地方，尽管当时有了新学堂，但女性参加社会活动还是很少的。我这个妇救会主任，也是因为动委会里就我一个女的，光杆司令。但我相信抗日救国人人有责，经过宣传，大家一定会起来参加抗日的。

我每天扛着长板凳，在街上热闹人多的地方宣传抗日：日本鬼子打进中国，日本飞机轰炸安徽很多县城。我们颖上县城被炸得房屋倒塌，断墙残瓦。我家住在城北边，院子也被炸得破烂不堪，不能住人，只好跑到乡下亲戚家住。这都是日本鬼子害的。大家要保家卫国。我们老百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前方抗日的军队……。

有些人见我在街上宣传抗日，说一个大姑娘抛头露面，在大街上大喊大叫有伤风化，这家父母是怎样教育自己孩子的。听到风言风语，家里人也叫我不要上街宣传。我不管这些，反而动员小学的、职业中学的同学，出来宣传抗日。有一部分男女同学出来宣传抗日了。他们的行动唤起了颖上县城有爱国心，不愿做亡国奴的人出来积极支援抗战，有些年轻人还参加军队到前线去打鬼子，有些人则到了延安，参加了革命。

1938年8月，县动委会要我到省动委会办的妇女训练班去学习，问我去不去，我见有学习机会，忙说：“我去”。“你家里会同意你去吗？”我说：“不管家里同意不同意，我坚决要去。”县动委会指导员戴标交代我去金家寨的路线，有好几百里。我按戴标讲的路线经霍邱坐长途汽车到叶集，下车走山路到了金家寨。当时金家寨是安徽省政府所在地。我找到了省动委会妇女部部长孙以谨，她讲了妇女工作在抗战中的重要性，要我好好地学习。她把我送到妇女训练班。我学了一个多月，知道省动委会还办了医务训练班、财会训练班、地方工作训练班。我想学医务工作，毕业后到前方打鬼子，参加救护伤员工作。我同几位同学就去找医务训练班领导。训练班领导问，有介绍信吗？我们回答：“没有。我们是私自跑出来的，要学医务工作。”不久，妇女训练班领导找来将我们带了回去，批评我们无组织无纪律，要给予处分。妇女部部长孙以谨知道了此事，批评我们不想好好学习妇女工作是错误的；另一方面，讲了妇女工作的重要性：要动员妇女出来抗战，支持丈夫出去打鬼子，妇女在后方做什么工作都是支援前线；要我安心学习，学好妇女工作。我被孙部长一番话打动了，对她表示我们错了，一定努力学习。

学习3个月结业了，1938年11月，我被分配到六安县城郊乡当副乡长，做乡公署的工作，主要是动员乡亲们支援前线。我到了乡里，乡长对我非常热情，向我介绍了乡里情况。工作很多，如收田赋、派抗战捐款、征兵，动员乡亲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抗战。这些工作，要通过保甲长来做。我说，我什么都不懂，有事向你讨教。乡长说，你有文化，很快就会熟悉工作情况的。他还让我特别要学会联系各方面的人，便于自己工作。在工作中，我必须与国民党军队联系，认识了一些军官，他们经常请我吃饭。我开始一个人去应酬，后来我带一两个女同志同去。其中有一个营长想追求我，经常写信给我，约我出去吃饭。我很烦，便将这些情况向六安县动委会汇报，并提出辞去副乡长职务，调离城郊乡的要求。县动委会同意了，就调我到六安县城，在县里小学教书当老师，并组织群众抗日团体，支援抗战。我在六安完成了组织上交代的任务。1939年10月，孙以谨同志要我参加卅五工作团。这是由我党领导的一个进步团体。我就随卅五工作团去皖西的含山、和县、古河、马厂等地区工作。在此期间（1940年3月），我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动委会通知我立即撤到新四军的游击区，说有人送你去。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到江北游击纵队才知道，新来的省政府主席李品仙一上台就反共，下令取缔省、县动委会，捕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搞摩擦，进攻新四军。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在敌占区打游击，我担任民运组组长，每天夜行昼宿，转移宿营地。

1940年6月，我们转到新四军四支队。政治部何伟主任将我们分配到四支队服务团。我现在还记得熊健同志和我们一起到农村做发动群众工作，搞演出的情景。我们有时也到部队演出。

有一次，我们正在发动群众，敌人出来“扫荡”，我们被追了好几里地，才脱离了敌人，那次十分危险。还有一次敌人“扫荡”，部队未能及时转移，被敌人包围，部队首长率我们突围，我们拼命地跑，直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才摆脱了敌人。又有一次敌人出来“扫荡”，我们正分散在老百姓家里，房东把我们藏在地窖里面。鬼子在村里搜查了很久，没能找到我们。鬼子走后，我们非常感谢房东。我们在敌后发动群众，组织了青抗会、妇抗会、儿童团等群众抗日团体，敌人“扫荡”，我们总能得到群众的掩护。

中央决定发展华中地区抗日武装力量，派刘少奇同志到华中主持工作。刘少奇当时化名胡服。1940年9月，我从四支队服务团被调出，参加了胡服工作队，随江北军政干部学校行动。我们从淮南路东汊涧出发，经宝应湖北，过运河、淤黄河、盐河等几条大河，11月初到达盐城。我当时随军政干部学校行动，不是学员，但学校的氛围深深吸引了我。我想深造学习。于是我就央求好朋友熊健同志（她已是学员）帮忙，让我去军政干部学校学习。也是我运气好，一到盐城，我便到军政干部学校学习了。可惜一个月后，还没结业，组织上就把我从学校调出。那时，黄桥决战已经打完，刘少奇同志已到海安，新四军八路军华中总指挥部已经成立。我就被调到华中总指挥部。

1940年12月，我到总指挥部参谋处机要科报到，科长薛丹浩找我谈话，要我做译电工作。他跟我讲了机要工作的重要性。他说：通过电报，使首长和指挥机关上下沟通，指挥部队。机要工作高度机密，机要人员不能单独与外人接触，外出时要2～3人同行。要严格遵守机要纪律，你初来不懂，要学会译电。密码本是机要人员的生命本。遇到危机情况时，要及时销毁不能被敌人搜去。我记住了他的话，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入门了，能单独工作了。

华中总指挥部设在盐城的泰山大庙内。我们机要科的女同志住在第三进西侧厢房内。我因为是译电员，给单独安排在西厢房北屋，一床，一桌，办公、起居均在此。机要科的其他女同志则住外屋。作战科在第二进院内。我们机要科同作战科除了工作上的接触，比如互相传送需要收发的电报外，不能有任何关系。晚饭后，机要科人员集体外出散步，常遇到作战科的参谋，见面时问候两句就各自散步去了。恽前程那时刚调入总指挥部作战科。因为他是从江南指挥部过来的，机要科许多同志都认识他，我也就认识了。1941年7月初，军部（皖南事变后，以华中总指挥部为基础重新四军军部）为反“扫荡”做准备。军部多次转移，途中行军、宿营都由作战科来安排，因此，作战科、机要科的接触就多了一些。

反“扫荡”结束，军部转移到侉周、停翅港，工作、生活逐渐恢复正常。晚饭后，我们外出散步，与作战科的参谋王零、恽前程等碰面较多，在散步中经常一起闲聊。这引起机要科领导的注意。有一次，机要科发现我散步未回，他们正要外出寻找，就见到我和恽前程一起从外边回来。有些同志对我惊奇目视。当时机要科有一条规定，女同志不许谈恋爱、找对象，要找也要在机要科内部找。我们对这一规定，戏称为“门罗主义”。机要科副科长左金祥同志问我到哪里散步去了，我说我同恽参谋等一起散步去了。副科长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你难道不知道机要纪律吗？他们认为我和恽前程在谈恋爱。我受到批评后，一气之下，对恽参谋提出：“我们打报告结婚。”恽前程感到太突然，同时也觉得自己不够“二八五团”的标准，没有答应。我对他说：“这个报告你不打，我打。与其让人家说闲话，还不如把事情挑明了好。我可不愿意让人说我闲话。”恽前程看我态度坚决，最后也同意了。我们向组织上打了申请结婚的报告，经陆秘书转报军政治部。政治部主任饶漱石找我们谈话。批评我们还年轻，不应该过早谈恋爱；同时也说共产党提倡恋爱婚姻自由，你们谈恋爱可以，但结婚还不行，等够了标准再批准你们结婚吧。这一风波，引起军部和华中党校许多同志的关注，说我们打破了“门罗主义”。

1941年12月，我因与恽前程有恋爱关系将我调出机要科，分配到新华社华中分社（和军部在一起）工作。社长是范长江。分社有几个部门，我被分配到译电科任科长，兼管电台工作。任务是将电台收到的世界各国电讯，尤其是有关战争电讯，由译电科明码译出，送社长和总编，再由社长和总编送华中局、军首长和各大部首长。有些重要电讯要及时送给华中局和军首长，为他们及时研判二次世界大战战局、形势提供参考依据（相当于现在的“参考消息”）。我在译电科工作，受到社长和总编的口头称赞。

军部为应对敌人对盐阜地区的“扫荡”，决定西移，到盱眙县黄花塘。军部分三个支队西移。1943年1月10日，到达黄花塘。华中局和军部住下后，将近年关，大家都想热闹一下，就提议让我和恽前程结婚，经请示，军部领导批准了。黄英（老红军、时任军部直属队支部书记、军部协理员）、熊健夫妇为我们腾出了他们的住房，并帮我们准备了两桌酒饭，请作战科、译电科的几个同志在一起吃了一顿饭，就算我和恽前程正式结婚了。大家热热闹闹地过了一个大年初一。

1943年进入了抗战以来最艰苦的时期，日、伪、顽三股势力不断对我新四军封锁、“扫荡”、挤压。根据地的抗日斗争形势十分紧张。军部要精兵简政，恽前程想借此机会到前方去，问我同意不同意。我说我也跟你去。我们就此向自己的领导提出要到前方去。范长江社长对我说，你在这里工作得很好，大家都满意，他（指恽）到前方去，你去干什么？！范长江并对赖传珠参谋长说了这件事，建议也不要让恽前程去前线。但恽前程决意要到前方去，叫我留下。说到了前方以后他会来信。那时通信十分不方便。我不同意。在我们一再坚持下，领导最终同意了我们的要求。1943年3月，我们从黄花塘出发，同时还带了一批从一、三、六师调来到军部学习的参训队学员（已结业）和一些精兵简政下来的女同志。我们先到了盐阜区，将三师的参谋人员交给了三师。三师又要我们护送邹韬奋、贺绿汀一行到一师，然后由一师安排去上海看病。行军一个星期，我们到达一师师部，完成了护送任务，并将随行的一师参谋留下。此时，粟裕首长要求恽前程留下，参加反“清乡”斗争。他就被派往通海地区做地下工作。不久，领导又安排我去配合恽前程的工作，由我作为与通海特委的联络员，负责传递消息，安排我方人员的来往。一天晚上，恽前程突然跑到我的住处，拉上我就跑，说是他暴露了，敌人要来抓我们。我们前脚出村，敌人后脚就到了。我们跑回了根据地。

回来以后，我发现自己怀孕了。组织上没有给我分配工作，和恽前程一起住在司令部。1944年初，我生下第一个男孩，取名圣敏，意为孩子像圣人一样聪明。当时，由于局势紧张，敌人又“扫荡”又“清乡”。四分区提出精兵简政，大部分女同志转移到敌占区如上海、南京等大中城市，少部分留在农村打埋伏。我因为有孩子，在部队确实行动不便，恽前程认为自己有了儿子，他打仗已无牵挂，也希望我疏散，让我带好儿子就行。我就带着刚出生的儿子转到上海，个把月后由上海组织安排我到了丹阳恽前程的老家，和婆婆、小姑子（金玉）住在一起。在一起生活了两个月。我也与丹北地区的组织部部长陈云阁联系上了。这期间，鬼子、伪军经常来查户口。因为我是外地口音，经常要躲避。为了安全起见，两个月后，金玉陪我带着孩子回到我的老家颖上，和我妈妈住在一起。这是我自1938年离开家乡后第一次回家。话题最多的是问我在做什么，孩子父亲是谁，在干什么等等。我说我在上海教书，孩子父亲也在上海教书。我在家住了半年多，和邻里们相处得很好。1945年，我和小姑子又回到了丹阳。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对留在江南的新四军和游击队大肆实施“清剿”。丹北特委的陈云阁来找我，他说，情况很紧张，你在家里住也不安全，你能不能出来工作？我当即表示同意。他要我在丹徒的一个村子里当小学教员，化名黄芝珍。在这个学校有2～3个女同志和我在一起工作。以学校做掩护作为一个联络点，陈云阁经常派我们到丹阳、常州、镇江等地送情报。每次送情报都是两个人一起同行。有好多次，为避开敌人，白天我们就躲藏在麦田里，夜晚赶路。有一次，晚上经过后巷镇，被敌人发现了。我们就拼命地跑，跑到恽前程的舅舅家敲门，他不开门。我们就跑到大陈庄陈志家敲门，陈志的妈妈开了门。我说敌人追我们，她很快把我们拉进门内，躲过了敌人追捕。我从内心感激她救了我们，也从此不再与那个舅舅来往。有一次，我们经过高桥北边的胡桥，敌人发现了我们。我们跑到树林里，到胡桥的朱敖西（后来也入了党）家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我们才去丹阳附近送情报。

1947年春天，我的儿子（放在丹阳老家）生病，高烧不退，当地人说是“出痧”，农村缺医少药，最后死在乡下。儿子的死，对我打击很大。我觉得无法跟恽前程讲，但我也知道躲不过去。这时我听说部队已到山东，便向陈云阁同志请示，想回部队去找恽前程。陈云阁同意了我的请求，我便动身去找部队。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华野六纵（此时已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见到了恽前程。我在接上组织关系后，先后被调到六纵直属队，二十四军教导团任指导员。

   一师分会 黄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