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队是一所革命大学校

1939年春节过后不久，春寒料峭，我奉命调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第八队学习。听到这一消息，十分激动和喜悦。因为我参军之后，尚未进过军政学校，在工作中，感到军事素养和政治水平较低。这次调学，实现了我的愿望。那时，我尚未领到棉衣，一位营长徐绪奎同志（黄桥战役牺牲）知道我要去学习，就把打仗缴获的一套粗呢军衣送给我穿，以便路上御寒。新四军第一支队就调我一个人。从一支队活动的江南茅山地区到军部驻地安徽泾县云岭，路途较远，交通很不方便，步行有几天的路程。一个女同志若单独行走，诸多不便。陈毅司令员就趁参谋长张正坤同志赴军部时，叫他带我同行。张参谋长在行军途中，特别照顾女同志，他的马每天上午让给他夫人许筠同志骑，下午就叫我骑。他自己坚持步行，直至到达目的地。在他们身上，体现了红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2月下旬，我们到了军部驻地云岭村。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依水，峰峦起伏，松竹掩映，是个山明水秀风景如画的好地方。教导总队部驻在中村。一批有志救国的男女青年从四面八方汇集在这里，学习革命本领。当时云岭有小延安之称。教导总队有小抗大之称。教导总队编为三个大队，一大队为军事大队，二大队为政治大队，我们女生队、学生队和高干队合组成三大队。女生队，又叫八队。延安抗大女生大队叫第八大队，我们也叫八队，真是巧合。八队分一中队和二中队，驻在中村附近的张村和岗上村。约有100多人，大多数是来自京、沪、杭沿线城市的女学生，也有青年工人和自由职业者。八队二中队编三个排，我在一排一班。排长宗瑛同志，据说是纱厂的女工，上海地下党员。一班长高桂荣是陕北人，当过红军（结业后分配在“挺纵”）。

我们的队长于晶同志，出身名门，参军前，是江苏镇江县内一位有钱有势的阔小姐，高等师范毕业，当过教员。抗日战争爆发后，她抛弃舒适的生活，毅然投奔延安抗大学习，毕业后分配到这里来。她高高的苗条身材，有一双炯炯明亮美丽有神的大眼睛。干干净净的灰布军装，穿在她身上，显得英姿飒爽。由于她在抗大受过严格的训练，所以一举一动，都保持着军人的特色。她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以身作则。每天清晨，天蒙蒙亮，司号员吹过起床号后，她总是第一个到达操场上，微笑着站在那里等着我们出操。当开始操练时，她严肃认真地做示范动作，对我们也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她还带领我们爬山和在野外进行摸、爬、滚、打。有时，还在夜间演练紧急集合和急行军，培养我们适应战斗生活的能力，以实现叶挺军长提出的“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要求。

我们住的山村，比较穷困，我们一个班住在一家民房厅屋里，用门板搭成通铺。晚上十多个人像沙丁鱼一样，并排地躺着，翻身也得轻轻地慢慢地动。否则就会碰醒两旁的人。住房虽然简陋，但于队长按照内务条例，严格要求我们白天把床单铺得整整齐齐，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有棱有角。毛巾、洗刷用具、挎包、鞋等物品都按固定位子，放置得齐齐正正。一进门就可以看出是训练有素的军营。于晶同志在操场上、课堂上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但从不训斥我们。在课外时间，更是和蔼可亲，常和我们谈心，了解思想情况。她在我们心目中，威信很高，我们很尊敬她，都称赞她是个好队长。

军首长对八队的政治教育也很重视，为提高教学质量，派夏征农、罗琼、姚耐等为我们的专职教员。还请薛暮桥、冯定等同志为兼职教员。给我们上《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持久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课。

教导总队集中在一起上大课和开大会时，就到陈绍禹家的陈氏祠堂里去。陈氏祠堂建筑宏伟，门前有一个雕花大屏风，两旁耸立着一对大理石石鼓。进大门，是用青石板铺地的能容纳数百人的大院。在大院前面，有一个大木台子，既用做上课的讲台，又用做开会的主席台，还用做演戏的舞台。我们八队到这里来时，都带着自编的草垫子席地而坐。在上课或开会前，院内歌声此起彼落，气氛十分活跃。八队总是大伙集中“攻击”的目标。常常是军部战地服务团在沈亚威同志指挥下，先发制人带头唱一支歌，接着沈亚威就指着八队，对大家高声地喊：“八队，来一个，要不要？”大伙齐声响亮地回答：“要！”紧接着热烈鼓掌欢迎。八队的女同志，在这种“围攻”的情况下，毫不示弱，立即雄纠纠、气昂昂地齐声高唱《游击队之歌》“我们都是神枪手……”，歌声刚落，还来不及我们拉别的队唱歌，大伙又鼓掌热情地喊：“八队，再来一个！”我们就唱“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不等唱完最后一句，又是“八队，再来一个”的呼喊声四起。于是我们再唱《延安颂》。有时要连着唱三至四首或更多的歌。这种轻松、愉快、欢乐、活跃的场面，我一生中，只有在八队时才出现过。故至今记忆犹新，令人神往。

艰苦的岁月磨炼革命意志

我在八队遇到一个新课题，就是夜晚，不管刮多大风，下多大的雨或雪，每个女兵都要轮流在山岗上单人站岗放哨。我在苏州女子师范读书时，受过三年童子军训练，参加过全国童子军大露营，受过蒋介石、宋美龄的检阅。陈毅司令员曾说过：“陈模是见过世面的。”参军后又在前方工作了一段时间，但从未一个人站过岗、放过哨。如今一个人站在山岗上放哨，寒风萧萧，开始真有点毛骨悚然。后来，我明白站岗放哨是保障军营安全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制度，也是锻炼我们的意志和勇气的一种方法，就壮大胆子，逐步习以为常了。

到了春天，春光明媚。杜鹃花盛开，美丽极了。但遇到黄梅天，连续几天阴雨不晴，身上湿漉漉的，又闷又热，难受得很。这时候同志们大都换上了单军衣了，我尚未领到单衣，身上还穿着那位营长送给我的那套粗呢衣服。手上又生了疥疮，出汗后，奇痒难受无比。有一天晚上自习，天气特别闷热，十多人挤在油灯下，更透不过气来，我借口上厕所，就跑到山上吹风凉快去了。我坐在山岗上，想起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家乡江苏丹阳县城沦陷了，日本鬼子进城到处烧杀抢劫，奸淫妇女，无恶不作的种种野蛮罪行。正当江南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时，人民的大救星——新四军来到江南挺进敌后，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犹如钢刀插入敌胸膛。国民党表面上与共产党新四军合作。背地里却千方百计地推行限共、排共、反共政策。新四军由国民党第三战区供给，他们借口供给困难，扣压我军军饷、枪弹、被服及药品。到12月份，还不发棉衣，现在已5月份了，天气这么热了，仍不发单衣，真令人愤恨。我又想起1938年6月，我参加新四军第一支队的具体情景：陈毅司令员教导我说：“革命不是闹着玩的，要当兵，就要不怕苦、不怕死。”临来八队时，战友一再嘱咐我认真学习和艰苦锻炼。心潮澎湃，思绪万千，越想越多。熄灯号吹过了，我还不知道。忽听得班长高桂荣大声地喊：“陈模，你在哪里？”我突地站起来，迎着喊声跑过去，见她和排长跑得喘呼呼的。我心中明白，犯错误了，甚感惭愧，低着头等着挨批。谁知，却出乎我意料之外，宗瑛排长耐着性子问我跑出来干什么？我指着身上的粗呢衣服说：“天这么热了，身上没单衣，跑出来乘凉了。”她对我说：“你已是共产党员了，要模范地遵守纪律，有什么困难，要对组织讲，不能任性。走，回去睡觉。”第二天清晨，我醒来时，床头边放着一套洗得干干净净的旧灰布军衣。这时，我感动得热泪盈眶。联想到我来八队时，徐营长送给我呢衣御寒，在来的路上，张参谋长让马给我骑，深深体会到，在新四军里，不管前方还是后方，处处都有上级对下级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同志之间的深厚的阶级友爱。在这个革命大家庭中，充满了友情和温暖。

一天下午，我突然发起高烧来了，全身冷得蜷缩成一团，身上加盖了同志们的三条军棉被，还冷得发抖。卫生员来测体温，体温表显示40℃。冷过后，就出一身大汗，烧就退了。间隔一日，又如此发作一次。我去军部军医处看病，处长说：“这是疟疾病，要有‘奎宁’片，一吃就好，这种药很普通，有特效。可惜我们医药品特缺乏，国民党第三战区不发给，到外地去购买，日本鬼子限制检查很严，一时还很难买到。现在这里‘奎宁’一片也没有。”他说完很抱歉意。我空手而回。此后，每隔一天，发病一次。没有药治，我就用加倍仇恨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心情，用革命乐观精神，顽强地抵抗着疾病的侵袭。发烧时，就盖上三条棉被躺在铺上。烧一退，喝几碗开水，立即起来，照常参加上课、自习和出操。如此日复一日坚持了40多天，直到我调到军部教导队的第二期速记班学习，离开八队的营房，疟疾病才好了。经过这一次与疾病作斗争的考验，使我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强了。速记班结业之后，于1939年冬，我又调回第一支队工作。（这时一支队改名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驻江苏溧阳县水西村）。

走向革命新征程

八队培养教育出的200多名女干部，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上，都顽强地在各种岗位上进行战斗，做出了不同的贡献。有的同志献出了年轻的宝贵生命。如汪企球同志，在皖南事变中牺牲在国民党军队的屠刀下。施奇同志 (后任军部机要员 )，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关押在上饶集中营，敌人施用种种诡计，威逼利诱她说出与延安通报的密电码。她当时还不满 20 岁，小小的年纪，忍受各种折磨，宁死不说，直到壮烈牺牲，表现了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

亲爱的八队啊！八队的精神和革命传统，将载入史册，永放光辉。

一师分会 陈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