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进“鲁艺”感悟音乐 演讲比赛斩获桂冠
1941年1月7日,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当月,由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的新四军军部在盐城举行了隆重的重建大会。
新四军军部的重建,极大地鼓舞了苏北广大军民抗日救国的热情,不仅本地青年纷纷前来参军抗日,南通、上海等城市的大批爱国青年,也来到军部要求参军抗日。一时间,盐城成了苏北抗日救国的中心。
军部为了培养干部和团结教育这些青年,一所新型的艺术学院在盐城应运诞生,这就是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简称“华中鲁艺”。“华中鲁艺”直属新四军军部领导,新四军政治委员刘少奇担任院长,其学员来自部队和新入伍的青年。
1941年初,我成为新四军三师九旅调到“华中鲁艺”学习的20多名干部中的一员。
在“华中鲁艺”,从部队抽调的学员和新入伍的青年各占一半,男女生混合编队。我们的文化程度虽普遍比那些来自城市、刚入伍的爱国青年要低,但他们并没有看不起我们,反而尤其羡慕我们这些“土包子”们更早于他们参加革命。他们的革命热情很高,虽一身城市装扮,时有少爷小姐的举止,对此我们亦能理解,大家团结友爱和睦相处,在一起学习生活的十分愉快。
入校后,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吃不饱、饿肚子。由于军部机关和院校迅速扩大,军粮供应不足,每日三餐是两稀一干。早、晚餐是大麦稀饭,午餐是干饭。刘少奇在军部机关干部会上,报告了苏北粮食困难情况的原因后,动员大家勒紧裤腰带,克服困难度过春节。
“华中鲁艺”设有音乐系、戏剧系、美术系和舞蹈系四个专业,每个专业系编为一个中队,下辖三个区队。我分在音乐系。
音乐系由新四军著名的音乐家何士德、孟波和章枚执教。我们的专业课从五线谱开始,学习乐理、声乐,每天都要练习发声。除日常课程外,还要用一半的时间排练节目,参加文艺晚会的演出,文艺晚会差不多每月举行1~2次。
音乐系何士德主任指挥排练时非常认真,每个声符的音准都逃不过他的耳朵。唱不准的地方他要反复纠正、反复练习,直到准确了才能通过。对待乐队的演奏,同样严格要求。所以,我们的每次演出都很成功,成为军部机关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我们演唱的歌曲有陈毅作词、何士德谱曲的《新四军军歌》,赖少其作词、何士德谱曲的《渡长江》,李增援作词、章枚谱曲的 《黄桥烧饼歌》和《勇敢队》,沈亚威谱曲的《四季风车歌》等新四军战地歌曲。新创作的歌曲,由我们音乐系学员首唱和首演,我们的歌声深受军部机关和“华中鲁艺”广大官兵的欢迎。
我还记得,1941年3月国际友人罗生特和汉斯·希伯两位朋友,辗转万里来到中国,又从上海来到了盐城,为欢迎他们,军部机关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晚会,“华中鲁艺”也做了专场演出。 罗生特登上舞台用中文即兴演唱了一首的《长城谣》:“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家乡……”观众对他的歌声让报以热烈的掌声。
在“华中鲁艺”,我不仅努力地学习音乐专业知识,还努力地学习时事政治和文化理论知识。通过学习,我的政治思想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首先明确了文学艺术的阶级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文学艺术都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在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中,文学艺术只能为无产阶级服务。
“华中鲁艺”人才济济,自编自演的各种文艺节目,丰富多彩的各类文化活动,不断地展现在鲁艺的舞台上。
“华中鲁艺”要组织首次讲演比赛,要求每个专业系各推选三名学员参加。讲演内容自选,时间10分钟以内。比赛评分标准:要求内容新、发音正、吐字清,动作表情协调一致。
无论如何未想到,我被同学推选参加讲演竞赛,这对只读过6年书的我来说,其困难之大是无法想象的。再三推辞不成,最后只好硬着头皮接受。
距离讲演比赛的时间只有3天,我独自走到一个僻静之处,反复思考讲演内容,思路渐渐清晰。根据“华中鲁艺”建院宗旨和任务,新四军是著名的铁军这一特点,确定了我讲演的主题“建设一支铁的文化大军”。随即动笔写出讲稿,再反复润色修改。第二天开始熟记和背诵讲稿,控制每字每句的抑扬顿挫,处理情感表达与动作协调,掌握语速及讲演时间,每一个细节都不容忽视。
讲演比赛的礼堂灯光明亮、座无虚席。讲台在舞台中间,两边是评委座席。会议主持人宣布参赛者上台,用抽签方式排列讲演顺序,我抽到了第5名,不前不后。前4名讲得不错,但是时间掌握得不好,不是提前就是超时,情感表达的也不够充分。
当我走上讲台后,首先向台下的观众和台上的评委行鞠躬礼,平稳了自己的紧张情绪后开始讲演:“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音乐系的王凯,讲演的题目是‘为我军建设一支铁的文化大军而奋斗’……”。讲演完毕,计时钟铃声响起,10分钟不多不少,台上台下立刻响起热烈掌声,音乐系同学们的掌声最为热烈。
我觉得自己的讲演发挥正常,讲演内容、情感表达、动作协调,尤其是讲演时间的掌握,应该胜过前4名对手。
讲演比赛结束,我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一年前,在家乡安徽宿县褚兰街上曾被日军少尉嘲笑为“小孩”的小游击队员,今天竟成为新四军最高文艺学府讲演比赛的冠军。这个意外的荣誉让我非常高兴,同时也告诫自己要戒骄戒躁,因为在“华中鲁艺”四五百同学中,自己许多方面不如他们,必须继续努力提高自己。
讲演比赛荣获冠军,给音乐系的领导和同学们争得了荣誉,我这个最普通的学员,立即成为音乐系大家关注的人物,同学们纷纷向我表示祝贺,男同学多存于心,女同学则流于表。
次日早上,一位来自褚兰的女同学走到我面前,微笑着伸出拇指,说了一声:“你的讲演太精彩了,向你祝贺!”同时伸出右手,亲切地紧紧和我握手。
“谢谢,请以后多多帮助!”这已是我回答大家称赞的标准用语。
以后,这位女同学见到我总是面带笑容主动和我说话,我们还一起散过步和谈过心。
55年过去了,每当我唱起《新四军军歌》 《黄桥烧饼歌》 《四季风车歌》以及《渡长江》等抗战歌曲时,仿佛又回到青年时期的盐城“华中鲁艺”,顿时觉得自己年轻了许多,我的歌声曾被别人误认演唱者是位30多岁的年轻人。
我热爱这些抗战歌曲。昨天,他们陪伴着我“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将匪军”。明天,他们将继续陪伴着我走完自己的人生。
二、德艺双修光荣入党 “鲁艺”文化隽永铭刻
1941年春季,“华中鲁艺”组织了一场时事报告会,报告人是《皖南事变》中几位幸存的同志。这几位同志在皖南事变中负伤后,被当地的农民掩护了起来,多次躲过敌人的搜捕,伤愈后离开了皖南的农民家。他们化装成老百姓,一路长途跋涉克服种种困难,经过千辛万苦来到了盐城军部。
在军部的大礼堂,他们讲述了皖南事变的惨烈战斗。当我们听到国民党反动派用重兵围攻新四军军部,我军指战员英勇抗击敌人,许多战友倒在血泊里,虽然弹尽援绝寡不敌众,仍与敌人进行殊死拼搏直到光荣牺牲的时候,我和同学们都流下了眼泪。
报告会用活生生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控诉了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血腥罪行,激起了我们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愤慨。会后我深思了许久,并在一次分队学习讨论会上做了系统发言。
我以抗日救国为重心,讲到了过去与现在对国共两党的认识,特别是今天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现实作为,彻底击破了我曾对国民党存在着的某些幻想。我好像服下了一副清醒剂,头脑清晰认识到,必须丢掉幻想和国民党彻底决裂,坚决站在共产党、新四军的行列里才能抗战到底,我的发言,立场坚定,爱憎分明。
参加抗日救国两年多来,这是我思想上的一个飞跃性进步。中队党支部听到我学习发言后,结合平时对我工作学习及思想的考核,不久我被党支部接受成为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是我长期观察和深思熟虑的一种政治选择,完全属于自愿行为。入党的意愿取决于我对共产党理论的信仰,而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愚蠢行为催化了我的选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必自焚”,这是一个真理!
根据地的青年人踊跃参军,敌占区的爱国人士和知识分子不断涌入盐城,新四军的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这里一时成为敌后苏北的延安。
军部根据发展的需要,相继办起了军工厂,维修、制造武器弹药。九旅孙象涵副旅长是我的老团长,也被调到盐城任新四军军工部任部长,专门领导军工生产工作。苏北江淮银行购置了机器与铅字,建立了印币厂和印刷厂。军部大礼堂也要购置电影机……。
盐城这座不大的城市热气腾腾,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
1941年初夏,日军调动了数路大军,对盐城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我军各工厂将大批物资和机器装备装上帆船,分散转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军部机关、“抗大”、“华中鲁艺”等单位立即投入到反“扫荡”的战斗准备中。这些单位只有“抗大”的一个干部队装备齐全,具有一定战斗能力,余者皆是赤手空拳。因此,像“华中鲁艺”这样的单位,在战斗中不能独挡一面,还要依靠部队掩护,只能选择避开敌人,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地方。
军部发给“华中鲁艺”几十支步枪和几百发子弹,中队配给每个分队一支步枪和十发子弹,用于站岗放哨和遇上敌人掩护部队撤退。在这关键时刻,也是我这个新党员接受考验的最佳时机,我毫不犹豫地接过这支步枪和十发子弹,愉快地当上了战斗队员。
当我们打起背包,即将离开盐城这座城市时,心中充满了留恋之情,因为这里曾是我们学习和生活了半年之久的地方。
我们沿着一条河的北岸向西转移,经过东沟、益临两个较大的集镇后,向北面阜宁县境内的三师八旅驻地靠近。
我们每天行军只走五六十里路,途中在农民的家里宿营,每个班一间房,男女同学挤在一起。后来,天气渐热加之敌情紧急,我们就弄些柴草铺在地上,露宿在农民的打谷场上。
行军对我们男同学来说比较轻松,但对新入伍的女同学来说却是很大挑战。她们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刚走了一天,脚就磨出了血泡,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有经验的男同学告诉她们,晚上一定要用热水烫脚,然后将血泡刺破,但她们怕疼不敢自己动手,幸好中队有位卫生员,就专门到各班负责给烫完脚的同学挑脚泡。
在刺破血泡时,这些女同学少不了要喊叫几声:“疼!疼呀!”
男同学在旁边马上对她们说:“新四军的战士们,打仗时的光荣传统是‘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不叫’,你们知道吗!”
爱撒娇的女同学施妮,马上反驳:“俺的脚疼嘛,还不让俺说呀!”
为了加快行军速度,经过轻装动员后,每个同学的负重都减轻了,我们背着挎包和米袋子,背包里只有一条单被,几件换洗单衣。行军时,中队号召大家要发扬阶级友爱精神互相帮助,特别要关心行军困难多的女同学。第二天行军一开始,女同学的米袋子,全都被男同学“抢”走了。
这次敌人“扫荡”重点是盐城及其附近地区,那里的战斗十分激烈,“抗大”和“华中鲁艺”戏剧、舞蹈两个系都遭到了敌人袭击损失很大,惟我音乐、美术两个系比较幸运,平安无事。
经过半个多月的行军,我们顺利地到达了八旅机关驻地的附近。这里河流纵横交错,相互沟通,没有公路,完全依靠水上运输。此时的盐城、东沟皆被日军占领,主要敌情在南面,敌人进攻只有利用河流船只,否则寸步难行。
一天的早饭后,中队交给我一项给队里运粮的任务。运粮的小木船停泊在村东边小河里,由船夫引航带路到南边十八里外的村庄,找到村长把粮食装上船后返回。
我接受任务后拿起枪,随船夫上了船。船夫30多岁,四肢特别短,身高不过一米三四,掌杆划船则是一把老手。我问了他的姓氏和年龄、目的地的距离、与村长的联系方式及如何装粮等问题,他都逐一做了回答。
小木船在这条宽约十米的小河中间,由北向南逆水而行。河面上只有我们一只船,除了划桨声四周寂静极了,好像大战来临之前的战前静默,火热的太阳,晒得我满头大汗。我脱下白色蓝条上衣,把它顶在头上,但也起不到太大的作用,越晒越热,不一会已是满身大汗了。
小木船航行了一个多小时,正前方100多米处,航道突然向左转去。就在这个转弯处,对面冒出了一只大型木帆船,顺水而下迅速向我逼近。我清楚地看见,船上站立着30多名身穿便衣手持步枪的人,还有一个手托轻机枪的彪形大汉。
我心中一惊:糟糕,遇上汉奸队了!
“你是哪部分的?赶快举起手来!”船上的人对我们大声喊道。
我手持步枪坐在小木船的船头想:“你们这些狗汉奸坏蛋,想抓我当俘虏,没门!”随即向左转身扑通一声跳进河里。
我不会游泳,就使劲双脚乱蹬,两臂用力划水,一阵吃力的“狗刨”终于扑蹬上了岸,然后就拼命地向北面的村庄跑去。因为我知道那是八旅机关的驻地,距离这里约有五六里路。
我找到了司令部,立即报告了这个敌情。他们听后,让我洗脸喝水休息,并派人前往侦察。一个多小时后,他们回来告诉我:“这是一场误会,船和人是八旅侦察连的,不是汉奸队。”随后将丢在船上的步枪和一件上衣还给了我。归队后我如实向中队报告了上述情况。
这次没有完成任务,虽然未受到领导的批评,但我却非常自责。想起一年前,在皖东北给连队征粮时,完成任务返回途中被马摔在麦田里,马跑了,自己忍痛慢慢走回连队的事,那是第一次出丑。这次运粮跳到河里,还喝了两口黄泥汤,算是第二次出丑。这两次执行任务出丑的事,让我终生难忘。
半年的“华中鲁艺”生活影响了我的一生。在这里我感悟了文化的魅力,摘取了讲演比赛的桂冠;在这里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坚定了政治信念;在这里我摄取了抗战歌曲的艺术精华,独特的铁军精神是激励我前行的不竭动力。
王 凯口述 王北宁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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