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赵独步（又名迨今、霞君）1899年1月25日出生在浙江奉化三石一个清末举人的家里。外祖父在杭州抚台衙门为官，参加了同盟会，在杭州去广州的路上因脑卒中去世，年仅36岁。母亲是外祖父外祖母盼望已久的孩子，又生性聪慧，深得长辈钟爱，把她像男孩子一样对待，不仅不给她裹脚，还让她识字上学。那时外婆定居在杭州，母亲在杭州的学校就读，她勤奋好学，1918年毕业于杭州省立女子师范。她的弟弟赵嗣宗则被送到一家铁工厂拜师学艺。母亲1919年考取了官费留学日本，2020年4月考入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就读于该校的理科，毕业后入研究科深造。

1919年夏天，母亲与江闻道等几位官费留学同乡到东京时就认识了半个同乡朱镜我，他于1918年7月被在日本留学的二哥带到日本留学，不幸二哥在1922年病故，对于深陷失兄之痛的他，母亲常常给予关心和安慰，逐渐地他们的友情发展为爱情，并于1923年暑假在东京结婚。从此彼此挚爱、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并成为有共同理想信念的革命同志。

1924年5月他们的长子出生，取名未央，小名庭光。入夏后，母亲学业结束，失去官费，且又有身孕，于1925年夏天带着长子回国。先后在宁波女子师范、杭州省立女中任教，并任贫儿院院长。1929年任吴兴县立女中校长，在湖州近5年，在那里又生养了次女伊倬、小女伊杰和小儿子晓光。1934年1月返回杭州，把子女都寄养在她母亲那里，自己在杭州师范任教师和教务主任，有时还到树范中学兼课，以增加收入。她独自负担了抚育5个子女的所有开支，还坚定地支持丈夫从事革命事业，历经考验、矢志不渝。父亲1927年应邀从日本回国，在上海参加文化战线的革命斗争，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职业革命家，没有固定收入，顾不了家。1935年2月19日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共上海中央局实施第三次大破坏，一批中共要员被捕，父亲也在其中，被判刑12年，投入专门关押共产党重要政治犯的南京军人监狱，直到1937年6月第二次国共合作时，周恩来开出名单和国民党交涉，提前无条件释放政治犯时出狱。在父亲坐牢的二年零四个月里，母亲对他不离不弃，顶住巨大的社会压力，多方奔走营救。每逢寒暑假就赶到南京探监，给父亲送钱、送物、送温暖，极大地安慰和支持了父亲在狱中的顽强斗争。

父亲出狱后住在杭州外婆家，他被监狱生活折磨的骨瘦如柴，胃溃疡严重，常常大口大口吐血，只能吃些面包、牛奶等食物，母亲亲自为他煎药、熬粥、煮鸡汤，还专门买了滋补药“紫河车”（婴儿出生时带出来的胎盘加工成粉状的一味补药）调养他的身体。父亲身体稍有好转又投身到重新恢复宁波和浙江省的党组织，并投入宣传组织当地的抗日救亡运动之中。1938年奉调到南昌新四军办事处和东南分局宣传部工作。

同年5月母亲带着14岁的长子到南昌新四军办事处与父亲相会，决心投笔从戎参加新四军，改名霞君，开始了她的军旅生涯。长子也参加了新四军，启用了庭光这个名字。次年9月在浙江云和师范读书的伊伟经新四军丽水办事处的安排进入皖南，也参加了新四军，这样我们一家七人在父亲的影响下，一大半人参加了新四军。那时，我8岁、妹妹6岁、弟弟5岁都留在了外婆、舅舅家里。

母亲刚到新四军，没有合适的工作，就在《抗敌报》编辑部帮助把电台收到的新华社电讯稿由当时通用的四角号码转换成汉字新闻稿。对这些技术性工作，她做得也很认真负责。1939年9月新四军军部决定创办新四军抗日军人家属子弟学校，叶挺军长夫人李文秀任校长，母亲任教务主任，具体负责行政领导和教学工作。抗属学校的任务是培养训练文化水平较低的红军干部家属，烈士子女和随军的家属小孩。他们的年龄差距很大，小的十岁左右，大的三、四十岁，主要是学文化，也学一些军事和政治课。母亲根据她多年从教经验，按各人的文化程度，将男女学员混合编成甲、乙、丙、丁四个班。甲班相当于正规学校的初中程度，乙班相当于高小，丙班相当于初小，丁班为识字扫盲班，并仔细编排了课程和教学进度，她在繁重的行政工作之外，承担了初中班的全部文化课程。据当时在抗属学校甲班学习的朱伊伟回忆，学校的教学用具非常简单，只有几块黑板和粉笔，教员讲课时重要的内容写在黑板上，学员们坐在自己的背包（全部行装）上抄写、摘录。母亲在教学中想方设法使讲课生动有趣，有一次将蘸过碘酒的白纸条浸入一碗白米汤中，白纸条变成了蓝色，学员们马上被吸引住了，由此理解了什么是化学反应。以致50多年后，当时在甲班听课的朱伊伟还记忆犹新。

母亲不仅教正式学员学文化，还把炊事员组织起来学文化。每逢周末就组织连排干部帮厨，使炊事员的学习时间有了保证。学校后面有一小块空地，她就发动大家开垦出来，种点菜以改善伙食。母亲在革命队伍里愈发显得年轻，充满朝气。她在当时的女同志中年龄最大，已经是5个孩子的妈妈，但和普通年轻战士一样身穿灰布军装，脚蹬布条打的草鞋，戴着高度近视眼镜出操演习，连夜行军也从不拉下。那时的一排长陆若勉常打趣地说，抗校紧急集合有二个第一，她自己是顺序第一，赵霞君是倒数第一。她虽然是留过洋的大知识分子，又是部长夫人，但平易近人、态度和蔼，从不搞特殊化，工作兢兢业业，在这样的生活中，同志们熟悉了她，非常尊敬她、称赞她。1939年她实现向往已久的理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特殊战争环境中，父母亲和子女虽同在一个地方，但平时都分散在各自的岗位上工作、生活，只有到了周末，才都来到汤村父亲工作的地方相聚，母亲总是利用这个机会自己做点菜，从食堂里打的饭，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吃饭，共享天伦之乐。

在伊伟的记忆里，在皖南时，父母亲还会吟诵些古诗词，其中最常吟的一首是杜甫的《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首诗，不但父母会背诵，庭光、伊伟也会背。也许正是这时学的一些诗词，萌发了哥哥对古诗词的爱好。日后通过他在工作之余不断地自学、钻研，在古诗词方面也颇有成就，2000年出版了他的专集《风雨吟——朱庭光诗词选》。

1940年“三八”妇女节军部召开纪念大会，政委副军长项英亲自到会讲话，并代表军部表扬了一批在各个岗位上做出优异成绩的女干部，宣布了经军部评定的三对模范夫妻：朱镜我、赵霞君夫妇，袁国平、邱一涵夫妇，薛暮桥、罗琼夫妇，一时在全军传为佳话。这也是对母亲工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为应对国民党反动派可能对新四军军部地区进攻，1940年5月军部决定，凡是在国统区有社会关系、能回家的或有安身之地的病弱的女同志离开皖南，暂时避一避，那时母亲正有孕在身，就暂时回浙江休息、待产。父亲前来送行，母亲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丈夫和工作了两年之久的云岭，谁知道这一别竟成了永诀。父亲在1941年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皖南事变中壮烈牺牲，时年40岁。

母亲离开皖南和罗琼（时任教导队政治教员）一起到了浙江孝顺才分手、各自投亲。那时我们姐弟和外婆、舅妈一起撤退到孝顺暂住，见到母亲到来很高兴、很亲切，不久我们又随外婆一起来到福建南平的舅舅家中，那时舅舅是军政部兵工署东南区第五分厂步枪制造所所长，他在南平的近郊有一栋独立的小洋楼，前面是一大片草坪，北面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场地里，建有铁皮房，那是他养鸽子、火鸡、莱克亨鸡的地方。东面约有二、三亩地，有专人管理种植蔬菜和瓜果。后面小山坡上都是小灌木，开满了杜鹃花。这里确实是个享受生活的好地方。我们就在这里住下来，我、妹妹、弟弟和舅舅的两个女儿就在附近的职工子弟学校上学。母亲1940年9月在南平市立医院生下了我最小的弟弟，母子平安，小弟取名未竟。正当我们全家欢喜的时候，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那时母亲虽不知详情，但已知出了大事，又得不到我父亲和兄、姐的音讯，焦虑成疾，大病一场，没有了奶水，刚降生的小弟弟因缺奶而夭折，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不过10个月。我们亲手把他的小棺材埋葬在南平郊区我舅舅家的后山上。母亲在离开新四军的这段时间里总想着要重返根据地，做一名新四军战士，和亲人们在一起战斗。这份情谊，通过她给父亲做一味补药“紫河车”而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在父亲坐牢回家后母亲曾去药房买过这味滋补药为父亲调养身体。这次，母亲在生产时就和医院联系好，索要了生小弟弟时的胎胞，出院时把它带回家，亲自把它放在一张大瓦片上，再把瓦片放在火炉上烘烤，直到胎胞焦黄，再把它研成粉末状，装进一个较大的白色的有盖子的玻璃瓶内密封，她对我们说要把这瓶“药”带给父亲补养身体。开始我外婆对这件事情竭力反对，她有些迷信思想，认为把小孩子的胎胞烤了，小孩子会养不大。但母亲的坚持和对父亲的一片深情厚爱打动了外婆的心。后来母亲就把这瓶特殊的“药”小心翼翼地一直带在身边，父亲未能亲自享用的这瓶“药”见证了母亲渴望重回新四军的真诚和对父亲执着的爱。

母亲出院后，在舅舅家休养，舅舅对我母亲很尊重、很友爱，一直善待我们三个寄养在他家的孩子，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奉调到台湾接受日本投降时的一个兵工厂，1988年两岸三通后回到大陆，到奉化老家定居，那里有他二个女儿，1992年病殁，葬于奉化、叶落归根。

虽然在南平，舅舅、外婆一直挽留我母亲，劝她多住一段时间养养身体，再在南平找一份教师的工作，安定下来。但母亲信念坚定，不贪图生活上的享受，明知前途险阻、关山重重，还是毅然决然变卖了一些值钱的东西，还在家做了一些熟食，到长途汽车必经的公路边上摆了一个熟食摊，挣点钱、凑路费。1941年7月母亲带着11岁的我、9岁的妹妹和8岁的弟弟踏上茫茫征途，去找新四军。我们乘船又乘长途汽车一路来到建德，因为前面是沦陷区，有日军的封锁线，无法前往，还因为抗战刚爆发时母亲曾随杭师迁到这里，所以就暂时留在建德，伺机再到解放区去。1942年3月，母亲就在浙江省立严州中学，一边教书，一边探寻解放区的关系。

母亲在严中任数学老师、初中一个班的班主任，兼任女生指导，还应聘任教务主任，她教书育人，认真负责。她当时的学生、九十年代是南京化工公司的高级工程师黄春泉回忆起有一次他有一道代数求证题不会做，下课后在教室外的走廊里向任课老师我的母亲求教，她不顾刚讲了一堂课，而且接下来还要去讲课的劳累，当即详细地对他作了解释。几天以后又在课休时见到了这位同学，问他那道题完全弄懂了没有，这位同学说已经会做了，她又告诉他这道题还有另一种解法，并详细作了说明，接着还说了些鼓励他的话。这位同学被她这种诲人不倦的精神所感动，在她去世后，还就此写了一篇文章纪念她。母亲担任女生指导时，对寄宿女生的管理是严格的，也是和蔼慈祥的。当时的初中女生、前些年曾任北京经贸大学教授的来宛仙说：“每晚熄灯铃后，赵老师都要提着灯笼去几个女生宿舍，一张床、一张床地查，看看每个同学是否就寝了，身体有没有不舒服，对她们关怀备至”。对她任班主任班里的学生，更是关心、爱护，经常和他们谈心，讲些进步的道理，有许多同学亲近她。有个同学利用自己的父亲在邮局工作的便利，经常为母亲送来本地看不到的报纸给母亲看，更有一位叫童克中的同学（前些年在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任研究员）还热心地帮她办事。这位同学清楚地记得一件事，他说：那是1942年，“一次，赵先生收到一封信，并600元法币的汇票。说是一位著名的文化人写的，问我能否认出是谁的签名，我认不出，赵先生说是郭沫若。解放后，我到中国科学院工作，郭老是院长，经常看到他的签名，笔迹相同。我陪先生徒步到淳安县城取了这笔款子。”他还记得“1942年下半年以后，赵先生想着带伊倬等去苏北，要照相办通行证，但终未成行。”1943年这个班级初中毕业了，还做了一本纪念册，人手一册。作为班主任的母亲还为它写了前言，真切而有远见。这也是她唯一留下的文字。她写道：“时序如流聚散无定年华循岁月以渐进学问按阶段而遞昇焂尔三载同窗共研遽然一旦劳燕分飞从此天涯地角盛会难再用留鸿爪雪泥聊誌一斑忆自抗战军兴七年于兹吾校接近前线首受威脅转辗由建而淳者屡矣但絃诵不辍再接再厉故本级孕育于最艰苦的环境成长在将胜利年头虽人事之变迁未免滄桑之感而学行之砥砺益觉琢磨之非虚本级之友此后宜本研究之精神以探求学问奠定事业基础用团结力量互助合作维护世界和平有厚望焉”

母亲在严中是教数学的，但是在我们的“家”里，也就是在女生宿舍中间一个比较大的房间里她常常会背诵一首诗：“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当时，我在课本上没有学过这首诗，也不知道作者是谁，因为一遍一遍地听母亲背诵得多了，我也会一字不差地背诵这首诗，至今虽年已九十仍能顺畅地背下来。现在知道母亲常常背诵这首诗，正是在常常想念父亲，想念新四军。因为这首杜甫的《蜀相》正是父亲最喜欢的一首诗，在皖南时常会在家里和母亲、哥哥、姐姐一起吟诵。

母亲在严中一边教书一边通过各种渠道寻觅新四军的消息，后来终于和长女朱伊伟取得了联系，1944年下半年，经过陈毅军长的批准，我姐姐从苏北根据地来到国统区，准备接母亲和我们一起去苏北新四军根据地，但她到嘉兴后无法通过封锁线而滞留在那里。母亲为她又是托人关照、又是汇款，既兴奋，又焦虑。直到日本投降后的1945年9月，姐姐才到达建德和我们团聚。姐姐的到来，母亲非常高兴，兴奋地张罗膳食，还特地请人到照相馆邀来摄影师，在严中的大门口为我们全家人拍照留念。姐姐回忆，直到第二天晚上，只剩下她们母女俩时，母亲才仔细地问我父亲和哥哥的情况，这时，确证了父亲已在皖南事变中牺牲，哥哥已突围出去，安全到达苏北根据地。父亲已逝，但疼爱的儿子健在对母亲是个很大的安慰。由于紧接着是寒假，假期较短。而且一时五个人的路费也无法解决，母亲和姐姐商量决定筹措些钱，来年暑假再设法找关系，投奔新四军。1945年底，有一天母亲高兴地把姐姐叫去，让她看报上登载着的全国政协由重庆迁到南京的消息，说这下可好了，这样她就可以带着我们姐弟四个人到南京去找周恩来同志，重返新四军了。

正当母亲满怀喜悦、准备重返新四军根据地时，厄运降临，1946年3月，母亲胃病发作，那时医疗条件极差，缺医少药，又没有钱治疗，她的病情急剧恶化，导致胃穿孔，不过两个星期就离开了人世，离开了她几个未成年的孩子。我永远忘不了她在弥留之际从被窝里伸出颤抖的手在靠床的墙壁上象按琴键那样用手指敲击着，嘴里发出模糊微弱的声音，我们听清了那是她经常吟咏的一首诗：“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在告别这世界的最后时刻，她还是在怀念着父亲，怀念着新四军！她临终前已不能讲话，只有那黄豆大的泪珠一滴一滴地落在枕上。也一滴一滴地落在我们的心上！是万恶的旧社会夺去了她的生命。忧国忧民和思念亲人的焦虑，艰苦的教师生活和沉重的生活负担压垮了她，我们怀念亲爱的母亲，更痛恨那夺去多少志士仁人生命的万恶的旧社会！

母亲1946年4月13日逝世，学校为她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连校外的、特别是教育界的人士敬仰她的为人，也赶来参加了。追悼会在大礼堂举行，会场中央悬着两米见方的深蓝色丝绸布，中央贴着白底黑色“典型足式”四个大字，左右两侧挂满了校长、老师和同学们的挽联，有34幅之多。一位曾是母亲的学生，2000年已是75岁的在浦江县中学退休的语文教师张威镇，把他1946年抄存的“挽赵独步（迨今）先生联”重新复印了并加上了他的详细注释，寄给我们姐妹，真是感人至深！这是对母亲的爱与尊敬的传递！为了维持我们三个妹妹、弟弟的的生活和学习，姐姐就留在严中工作，直到1949年。1949年5月，我们所在地建德梅城解放，不久，我们收到好几位严中同学如董不朽等同学给我们寄来了我哥哥登在浙江日报和东南日报上寻找我母亲的“寻人启事”。同时在山东渤海区党委工作的哥哥和嫂嫂也收到了几封看到“寻人启事”后给他们的信，告诉了我们在严中的消息，在信中表达了对母亲的崇敬和对找到亲人的祝福。写信人有的是母亲的同事，更多的是她的学生。在这么多好心人的关心、帮助下我们很快就和失散了多年的长兄联系上了。当时的渤海区党委还寄来了路费，让我们几个年纪小的妹妹、弟弟一起到在山东渤海的哥哥那里去。虽然未能三个人都去，但从此有了长兄和嫂嫂的关心、呵护，我们又有了一个温暖的家！有了一个可供我们遮风挡雨的港湾！

母亲的灵柩一直寄放在严中附近的“四明义厝”内，直到解放后的50年代，母亲的同事叶凤标先生把它托运到杭州，由在杭州的姐姐、妹妹火化了，骨灰盒应哥哥的要求送到他北京的家里，在他家一直存放到1982年，由我和哥哥的长子朱小皖一起护送到鄞县朱家峰安葬。从此母亲和当地政府为纪念父亲修建的“雪纯亭”遥遥相望，在故乡的土地上他们永远在一起！

 朱伊倬  

参考资料：

王慕民《朱镜我评传》1998年1月宁波出版社出版

朱伊伟《纪念母亲逝世五十周年》（未发表）

童克中提供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