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丹心永向党

1930年，13岁的周山以优异成绩考入定海中学。两年的求学生涯，使一个海岛少年走进了一方全新天地，接触了全新的人员，经历了全新的生命历程：参加学校组织的讨论会、演讲活动和游行，激发出他内心抗日救国的热情；阅读具有新思想的文艺作品，从中感悟更广阔的社会；而与有思想进步的老师，尤其是曾经担任过中共湖南岳阳地委委员和临湘县委书记的钟悌之老师的交往，接受了他们用适当而微妙方式的思想传播，对共产党有了初步的认识。就是在这个革命摇篮里，周山逐渐成长起来。

1932年，周山因为功课好，被刘鸿生选中，安排到元泰煤号工作，月薪30元银洋。即便身处灯红酒绿的上海滩，周山向往共产党、寻找共产党的决心与热情也没变，他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

1935年12月23日下午，周山，得到消息，说是 24日要在南京路大陆商场举行集会游行，声援北京的“一·二九”运动。

周山与乐时鸣、胡世奎等人兴奋得一夜没睡，4点钟就出发了。

因为集会的消息被泄露，警察当局事先有了准备。前来参加集会的人们被成群结队的巡警、巡捕追打，只好四散躲避。周山和乐时鸣、胡世奎赶紧躲进商场的一条通道，快速往南行，而后转往二马路，也就是现在的九江路。在那里，他们碰到了同乡杨志华。

这时，九江路上已经有不少的人，多是来参加集会的人，因为遭到驱赶，才来到这条路上。这时，周山突然说：“时鸣，没有看到召集人，我们几个带头，往前一走，就会有人跟随了。”

 他们立刻走到人比较多的地方，4个人就挽起胳膊，慢慢地往前走。那时候，走在游行队伍前边的人挽着胳膊，是游行时常见到的现象，似乎是无声的召唤，很容易把大家集合起来。所以，当他们朝前走的时候，立刻就有渴望游行示威的人跟了上来。

游行队伍很快形成了汹涌奔腾的洪流，有人开始呼喊口号：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日本强盗从中国滚出去！”

“支援北京的学生运动！”

“抗日救国，匹夫有责！”

“打倒汉奸走狗，决不当亡国奴！”

乐时鸣、周山、胡世奎和杨振华，一直手挽着手走在游行队伍的前边，意气奋发，斗志昂扬。

浩浩荡荡的队伍向前走着，围观的人在增多，参加游行的人也在增多，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响彻南京路，不少人从楼上的窗户里探出头来观看，有的还为游行的人群鼓劲。 当游行队伍在南京路上行走时，已经看到有巡警和巡捕出现了，他们三五成群，虎视眈眈地盯着游行的队伍。不过，弄不清是什么原因，可能是看到游行的队伍已经形成，不好干涉了，巡警、巡捕们不再阻拦，而是在队伍的两边跟着，周山等人看到有外籍巡捕走在旁边时，情不自禁地用英语对他们高喊： “Down against Japanese imperialism! Down all imperialism!”（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所有的帝国主义！），惹的外籍巡捕大为光火，狠狠地瞪着他们，四人便哈哈大笑。

这时，情况出现了意外的变化，当游行的队伍刚走到南京路与西藏路口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高喊：“到北火车站去！上北火车站去！”

人群里有人高声议论：上海的学生乘火车去北京声援，我们也要去！

那一刻，周山他们意识到，这一定是集会的“指挥者”在导向。于是，彼此低声交换了意见，马上赶往北火车站，去支援因受到警察的阻拦，被困在月台上或火车上的复旦大学等校学生赴京请愿团。

游行的队伍赶到时，那些穿着黑色制服的警察们有的荷枪实弹，有的拿着棍棒，列队守卫在车站入口。 “怎么办？” “能进去吗？” 周山他们还是走在队伍的前边，当他们与警察相距不过几米之遥的时候， 游行的队伍里有人开始议论。 “冲进去？”周山与乐时鸣商量。 “要冲进去！”乐时鸣干脆地回答。 “冲进去！冲进去！” 就在乐时鸣话音刚落，就听游行的队伍里有人高喊，一定还是“指挥者” 的声音。 乐时鸣他们已经接近警察，棍棒抵住了他们的身体。乐时鸣在他们四个人中，个子最为瘦小，他暗示着其他人一起朝警察撞去，就在警察挥舞棍棒驱赶 他们的一瞬间，他从警察的胳膊底下迅速钻了过去，并回头振臂高喊：“快进来！ 快进来！” 警察回过神来，要去抓乐时鸣，却出现了防御的缺口，周山等人抓住空档， 一边高声喊着，一边带领着游行的队伍冲破了警察的防线，迅速跑向车站里边。 游行的人群呼喊着，奔跑着，寻找请愿学生们占领的列车。 “在这呢！” “我们在这里！” 请愿的学生回应，把游行的人们引导到他们所占领的列车。那一刻，车站里沸腾了，欢呼声一片，口号声不绝，并不相识的人们激动地握手，热烈地拥抱， 整个车站都沸腾起来了。

周山、乐时鸣他们，比他人更激动，更兴奋。他们做了平生以来最有胆识、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后来，历史档案揭秘，人们才知道那次的南京路集会，是上海地下党组织安排的活动，在受到巡警和巡捕干扰的情况下，如果不是周山他们及时召唤起人们，也许那天的集会游行就不能进行了。他们带领着游行的队伍，及时赶到火车站，以实际行动声援了计划北上请愿的学生。

在上海，周山，利用一切可能，积极寻找党组织，渴望加入共产党。周山有个同事叫洪德生，年纪不大，却有抗日的激情。在周山再三追问下，洪德生说出了他的姐夫叶进明（当时叫叶晋康）是共产党员，1930年 5 月，因参加“迎五一武装暴动”被捕，1935 年，在潘以三先生和他的哥哥、爱国煤商--叶晋荣的疏通和联合具保下假释出狱。

 一天夜里，大雨滂沱，洪德生就带着周山和已经成为元泰煤栈职员的忻元锡去了叶进明的住处。叶进明听着周山和忻元锡简单介绍了一些个人的情况，便说：他们爱国，有抗日的决心，还积极上进，这是很好的。趁着年轻，今后要多读书，多参加抗日救国的活动，还要注意宣传和团结爱国抗日的群众，尤其要善于与身边的工人交朋友。

见面时间虽然不长，但对周山和忻元锡是极大的鼓舞。

那天回来的时候，雨依然哗哗的下着，春寒料峭。可是，周山和忻元锡却似乎忽视了风雨，周山兴奋地挥舞着胳膊，衣袖上的雨水在灯光下闪烁着，已经湿透了，他似乎全然不觉，高声说着，“你说我们什么时候能入党？我看时间不会太长。只要我们努力，多参与革命的活动，经受住党组织的考验，就一定能早日入党。”

从那个时候起，他们又几次去拜见叶进明，听取他对一些活动的指导意见。 周山还单独去拜访叶进明，聆听教诲，更加激发了早日加入党组织的热情，坚定跟随共产党闹革命的决心

周山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党 表明心愿。

在大家议论如何宣传群众的时候，他提出建议：“我们应该去撒传单，贴标语。”

大家一致赞成。

年轻人的行动快捷，把讨论中认为正确的观点汇集起来，把报刊上进步的言论摘抄下来，然后写成大字的墙报或油印小报。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就悄悄走到苏州河南北的街巷，或是张贴，或是散发。

不管是大字报，还是油印的小报，都做得很醒目，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抗日的民族团结”“反对卖国投降”“改良人民生活”等标题多是用鲜红的颜色，人们在较远的地方就能看到。他们到了早上会悄悄地去观察自己的“成果”。当他们看到有的人捡了油印小报，有的人在大字报跟前围观阅读时，感到很自豪也很有成就感。

周山是个性格活泼的人，更是有着到群众中宣传的激情，有的时候竟然钻进看大字报的人群里，故意高声念着上边的内容。如此，被宣传被激励的人就多了。周山鼓动读书小组的其他人也去这样做。对周山他们的行动，叶进明了解得十分清楚，给予了较多的关注，提出一些活动的方案，这对周山他们既是指导，更是鼓舞。在周山看来，他们已经是在党组织的指导下开展工作了。

当时，叶进明和其他共产党员为了宣传抗日救国的方针，隐蔽在群众之中，广交知心朋友，发展革命力量，也以职员的身份参加公民训练。周山得知这一情况，想办法与叶进明分在一期训练。

与叶进明接触的多了，他直接向叶进明谈了自己的想法。

“叶老师，我要像你一样，加入共产党就好了。”

叶进明故意说：“入党之后，很多地方的要求与普通群众不一样了。尤其是在目前，还会有很多危险，你不害怕？”

周山说：“我不怕。叶老师，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个钟老师，经常给我们讲共产党的理想和行动，我认定了共产党是为百姓解放奋斗的，早就想参加了。”

叶进明直言相告：“我们的党组织，在前几年被破坏的很严重，现在还没有正式建立起来，不能发展党员。” “那要等到多久？”周山有几分失望。 “我不敢肯定正式建立党组织的具体时间，但我估计时间不会太久。”叶进明鼓励周山说：“你只要好好干，我一定会在党组织建立后第一批发展你。” 周山的心里踏实了许多，给自己确定了新的工作目标，把一腔热血倾注到党组织安排的工作，或是主动参与到抗日救国工作中去。

“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掀起的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在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12月6日成立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到年底已经发展到300多个团体，随后的几年时间仍不断发展壮大。

1936年1月，为了把抗日力量更好地团结起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推举沈钧儒为主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筹备成立。

1936年2月9日，周山和胡世奎、乐时鸣早早地起了床，来到西藏路的宁波同乡会，参加了中共江苏省委所属地下“职委”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上海职业救国会。

叶进明指示他们：救国会的活动，是与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完全一致，一定要积极地参加救国会的活动。

周山非常激动，表示说：“请叶老师放心，我们不会辜负你的期望，努力做好救国会的工作！”

此后，周山他们积极地参与了职业救国会组织的许多活动——

在周山和乐时鸣的住处，他们按着救国会关于“建立组织”的要求，成立了一个小组，胡世奎任组长。周山仿佛是一把火炬，从那里引了火种，再到麦根路叉袋角元泰煤业公司煤栈点燃，建立包括了洪德生、金振华、金克华等一些煤栈的青年人成为职业界救国会在煤业的又一个基层组织。

1938年3月8日下午，周山和乐时鸣等人参加了上海妇女救国会、基督教妇女国际会、学生界联合会、文化界救国会等7个团体的1000多名妇女代表召开的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紧接着，周山和乐时鸣等人参加了纪念“三·一八”十周年的示威游行。

在参与职业界救国会的活动中，周山他们得到了锻炼，提高了组织能力，在煤业职员中的影响逐步扩大，上级领导对他们很信任，开始委派新的工作。从1936年6月起，周山和乐时鸣参加了杨修范领导的职业界救国会中区干事会的工作，任中区干事会干事。所谓中区，就是在南京路一带。

在干事会的工作其间，周山他们组织进步青年参加了许多活动：1936年10月19日，一代文豪鲁迅先生病逝。周山和乐时鸣他们号召自己分管区域的进步青年参加鲁迅先生追悼会和纪念游行的活动。他们自己不仅到殡仪馆参加了瞻仰遗容的仪式，还参加了游行；

之后不久，他们又参加了营救“七君子”的游行示威。每逢职业界救国会与其他救国会一起组织这样的活动，周山就立即与自己联络的小组长沟通，组织人员参加，非常辛苦。可是，当他看到自己联络的小组有那么多人参加示威游行的时候，就乐在其中了。

 在煤业救护队接运游击队的过程中，周山心灵受到很大的震撼：面对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反动武装的围剿残杀、缺吃少穿、疾病折磨、流血牺牲，红军游击队员的革命意志没有消退，革命理想没有改变，很多人在艰苦的环境里反而锻炼的更加坚强，越发相信党的事业一定会成功！

新四军集结之后，煤业救护队被安排在“鲍家大屋”，那里离军首长居住的大院、参谋处、政治部等单位不远，周山亲眼目睹新四军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看到他们纪律严明、军容整洁、精神饱满、买卖公平、秋毫不犯。周山由部队而联想到党，钦佩之情往往油然而生。

周山还经常去新四军那儿借书看，其中最为喜欢的是《共产党宣言》《西行漫记》《论‘左派’幼稚病》那类政治书籍。

在那些日子里，周山听到的多了，看到的多了，反观自己走过的路和自己的理想、追求，认为没有错，因此，他更加渴望加入共产党，只要与叶进明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或委婉或直率地再次提出入党的要求。

1938年5月的一天，周山听到了他梦寐以求的消息：党组织准备接受他入党了。那时候，煤业救护队党支部已经得到了新四军党委政治部的批准，可以发展党员了。

一天，余继良把两人叫了去，对他们说：“党支部已经批准了你们的入党申请，我作为你们的入党介绍人，叶进明同志安排我来与你们谈话。”

周山期盼了很久的这一天终于来了，非常激动，丁公量也十分高兴。周山说：“我很感谢党组织对我的信任，希望能得到组织上更多的帮助。”

“你们两个，过去表现的很好，经受住了组织的考验。从今往后，加入了党组织，对你们的要求就更高了。虽然还有3个月的考验期，但你们要用正式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余继良对他们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然后拿出两本书，“这是两本《烈士传》，你们一个人一本，要认真读一读。他们是共产党人的楷模，在今后的革命征程中，我们更需要大量的像烈士一样的英雄。所以说，他们是我们的榜样。”

“请组织上放心，我们一定要向革命先烈学习，绝不辜负党组织的期望。”周山说道。

两个人回到宿舍。那天晚上，两人都情绪激动，兴奋的睡不着觉，丁公量便住在了周山那里。

那晚，他们躺在一张床上，周山说：“我终于如愿了，已经等了快三年了。”

丁公量说：“我也期盼已久了。”

周山想的更远，说道：“我们接受党的考验，会是一辈子的事情。以后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问题、困难、危险，不管遇到什么，我们都要坚强地面对，哪怕流血牺牲！”

“我们要是参加了新四军，就能到前线抗日杀敌了。”周山憧憬着未来。

丁公量道：“一定会有那一天。”

他们兴奋地畅谈了一个晚上，到结束的时候，周山说：“我们要认真读一读《烈士传》，像先烈们那样对党忠诚，为党的事业去奋斗。”

在接受组织考验的那些日子，按余继良的要求，周山读了《烈士传》。对他影响最深，并始终视为学习楷模的是方志敏烈士。

通过阅读，他深感自己加入了党组织无上的光荣，是值得骄傲的，更是应该具备努力、奋斗和牺牲精神的，唯此，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乃至优秀的共产党员。

周山严格要求自己，工作比以往更加积极。当时，煤业救护队除了运输任务，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抽出十几名队员组成抗日救亡宣传队，到群众中去宣传党的抗日主张。 在那些日子的宣传中要演节目，像活报剧、快板、诗朗诵等等。这个时候，周山的创作才能就发挥出来了，一有时间就写剧本或台词，有时候白天出车，晚上回来创作，要到很晚的时间才休息，第二天依然精神饱满地参加工作。丁公量开玩笑说：“你这是认认真真地在接受党组织的考验呀。”

周山说：“积极工作是对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我不光现在要做好，将来依然要做好。”

三个月后，周山和丁公量成为正式党员。那时候，他们已经准备前往云岭新四军的驻地，在转移的途中，在一个老乡家里，临时召开了党支部会议，同意他们转为正式党员。周山和丁公量在党旗前宣誓：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党的利益高于一切；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要作群众的模范；保守党的秘密；对党有信心；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入党誓词，成为周山一生努力奋斗的方向。

 在炮火硝烟中成长

1937 年 8 月 13 日，是上海继“一·二八”之后又一个载入史册的灾难日，日本帝国主义为扩大侵华战争，在上海制造事变，淞沪抗战爆发。

山雨欲来风满楼，淞沪之战也早有预兆。煤业地下党组织的叶进明等人意识到战争的来临，团结煤业上层爱国人士，于 8 月 9 日成立了“上海煤业救护队”。这支队伍的参加者为抗日爱国的积极分子，有卡车 50 辆，近 500 人，组成了 15 个中队，下设若干分队。 周山担任了中队长。

8 月 12 日下午，周山接到通知，要对救护队员进行战前训练，动员会的时间安排在晚上。那时候，上海的气氛已经是剑拔弩张，谁都能感到黑云压城，大战将临，在那一刻集中训练，无疑是战前的动员。那天的集训安排在天津路 的“煤业同业会”，周山和忻元锡、乐时鸣几个同学在集训的现场见面了。大家互相鼓励，表示一定要在国难当头的时候表现出勇敢、坚强，赴汤蹈火，无所畏惧。“我们盼着抗日时刻的到来，今天果然来了，我们就要冲上去，洒尽热血也心甘。”周山那天表现的异常活跃，也异常激动，他反复讲着类似的话。他还和忻元锡等人商量，准备向煤业救护队的领导请求，到最前线去。

 8月13日的上午，周山他们已经听到了日本人调兵遣将的消息，越来越感到愤怒。 周山和忻元锡想，一定要赶快行动起来。周山突然对忻元锡说。“我们打电话，召集人。” 忻元锡问：“召集人？到哪去？” 周山说：“到同业公会去请愿，只要仗一打，我们就上前线。” 忻元锡想到昨天的动员安排，说道：“要经过一周的集训才行。” “恐怕等不及了，公会领导也会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去请愿，争取有情况就上前线，没有情况就训练。”周山说，“我们两个的力量单薄，要召集更多的人一起去。” 忻元锡觉得周山的建议有道理，立刻找出电话本，拣着他们熟悉的、平时 表现出抗日情绪高涨的同学和其他青年，开始一个个联系。约到一些人之后，他们就去往煤业同业公会。在那里，他们讲述了自己的一些想法，那些想 法与煤业同业会领导的想法比较合拍，所以就接受了他们的建议。 其实，战争没有给煤业救护队队员们更多的训练时间，虽然上海救济委员会派人来指导，进行救护、防毒、担架等科目的训练，但已经不能按部就班地进行了。在战事逼近的时候，组织者只得赶紧给队员发了队服、草帽、急救包、担架、水壶和干粮袋等必需的东西，并把运煤的卡车改装成救护车。

8 月 13 日下午，日本海军陆战队以虹口区预设阵地为依托，向淞沪铁路天通庵站至横滨路的中国守军开枪挑衅，并在坦克掩护下沿宝山路进攻。双方地面部队已经开战，伤亡在所难免煤业公会当即做出决定，立刻安排人员上前线。因为早有准备，当时就安排了12辆汽车和数十名队员，每5人编成一个救护分队，任务是运送物资、救治伤员、转运难民。

正式的行动时间，是在 8 月 14 日上午，救护队的成员在元泰煤栈的一个大写字间集合。周山和洪德生等人到煤业公会领来旧军装，分给大家。那一刻， 穿煤业职员制服的人换了军装，还要打绑腿，彼此感到很新鲜，似乎忘记了马上就要到炮火硝烟之中，不停地开着玩笑。前来送行的人，带来不少的慰问品， 饼干、面包、牛肉干，还有一些干果，摆在临时搭起的台子上，有人负责分发 到救护队员的手中。

根据安排，四五个人为一个小分队，身为中队长的周山也编在一个小队里，他要负责中队的协调工作，同时也以普通队员的身份到前线去。很巧，他和忻元锡分在一个分队，忻元锡任分队长，另两个队员是洪德生和金克华。等大家准备完毕，立刻登车启程，不知是谁带头，车开动的那一刻，队员们立刻唱起了《国际歌》。

周山他们接近八字桥阵地的时候，听到了哒哒哒的机枪声和时断时续的迫 击炮声。他们几个人，虽然有着到前线去的豪情壮志，但真的近距离听到枪炮 声，并接近阵地的时候，还是有些紧张，彼此便互相鼓励着，抖擞起精神。不过，他们没能马上进入阵地。部队的执勤人员告诉他们，因为正在激战，白天不能上去，只有到了晚上才可以。

天黑后，战场上的枪炮声逐渐稀疏，后来停止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乌云滚滚而来，接着是电闪雷鸣，周山他们就是借着闪电的亮光，辨别方向，接近阵地，猫腰进入战壕。 在战前动员的时候，教官向他们描述过战场的情景，已经有些思想准备，可是，进入战壕之后，看到血肉模糊的尸体、呻吟的伤兵、烧焦的衣物和一滩滩的鲜血、 粪便的时候，他们还是有几分惊恐了，战栗、恶心，欲呕而不能呕。不过，他们很快就适应了那样的环境，开始把伤员抱到担架上，再抬到汽车上。一个小时就抬出了十来个伤兵，汽车里已经挤得满满，便开始往医院运送。

因为是第一次夜间转运伤兵，没有经验的他们开着大灯行车，不想被日本人的飞机发现了，立刻尾追上来用机枪猛烈扫射。开车的姜怀先驾驶技术精湛，赶紧把汽车停在路边的一棵大树下，并关闭了车灯。敌机没有了目标，就飞离了。

那天夜里，他们从阵地到医院，往返了四趟，已经是天色泛白。那一刻，他们已经疲劳至极，真切地感受到了转运伤员的危险、艰辛。不过，大家很高兴，初战告捷，他们受到了上级的称赞。

 汽车的目标大，总是日本飞机攻击的对象，行进存在着很大的危险，尤其是白天，暴露无遗，就更有可能遭到轰炸。但是，为了救治伤员和运送官兵必需的物资，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开。可是周山和队员们没有惧怕，没有退却，在生死的考验中磨练自己的意志。

战斗在继续，一天比一天激烈，伤兵越来越多，煤业救护队已经不能按着正常的安排轮班休息，队员们十分疲劳，司机师傅强打着精神开车，难免出些情况。日本人的飞机已经把道路炸的坑坑洼洼，雨天的时候会积起一坑一坑的水，路面看不清楚。一天夜里，周山他们运了一车伤兵，从战场开往医院。夜黑漆漆的，日本人的飞机不停地在空中掠过，汽车不敢开灯。他们本是沿着道路走着，但在拐弯的时候，已经分不清哪里是路面，哪里是河塘，司机没有判断准确，噗通一声就开进了池塘里。所幸池塘不深，水没有淹没轮胎，可是，池塘里淤泥很软，汽车怎么也倒不出来。周山他们赶紧下车，一个个跳进池塘，用足了力气往外推车，却无济于事。

这个时候，伤兵们开始抱怨了，有的发牢骚，有的张口骂人。忻元锡和周山他们，只好分工，有人想办法往外弄汽车，有人在车上护理、安慰伤员。。那一刻， 周山先是有些不痛快的：“我们也不想把汽车开到这里，正在往外弄，你们怎 么能骂人呢？”转眼又想：“他们是伤兵，正忍受痛苦，心情糟糕，难免发脾气。” 于是，周山一直微笑着劝说他们，把队员们的饼干、水果也拿给他们吃。

夜晚，往来车辆少，拦不到可以帮他们拉出池塘的车辆，直到天快亮的时候，遇到一辆军用卡车，才把他们的汽车拖了出来。汽车不碍事，继续赶路，他们总算松了一口气。可是，没有多久，他们的心又悬了起来：人满为患，没有医院接受他们的伤兵，也就是不能按正常指定的医院把伤兵送去。他们拉的那些人中间，有的伤势很重，还没有完全止血；有的受伤已经十来个小时，仅仅是做了简单的包扎，如不及时医治，难料发生什么意外。他们已经意识到没有医院收留，开始扯着嗓子骂街，甚至以鸣枪来示威。“大家不要着急，我们一定尽快找到医院。”忻元锡安慰着大家。

因为车厢里已经挤满了伤兵，周山和洪德生一直站在车后边的踏板上，一 路的尘土飞扬，把他们弄成了土人。每到一地，他们都会跑着去联系医院，脚不沾地，又急又累，脸上的土被汗水冲刷，成了一道道的泥水。他们自己受累， 并没有叫苦，还是心疼伤兵，好言安慰着。 “士兵朋友，我们知道你们很痛苦，所以，我们在积极地想办法。”周山开始做安抚宣传，“你们是为抗日流血，是人民尊敬的英雄，人民不会忽视你们， 一定会把你们安置好。大家请放心。”

几经努力，周山他们找到一家成立还不到24小时的医院——第十九伤兵医院。汽车在医院门口停下之后，周山急匆匆地往里边走，碰到了施奇。这是一个身材不高，微胖，有着圆圆的脸，和一双大眼睛的姑娘。他给周山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像个阿福”。施奇把周山引见给梁文丽院长，说明情况，便对伤兵做了安置。

周山他们每天继续着转运伤员的工作。叶进明的儿子叶云晓听父亲介绍过那段历史， 他说：每天要冒着敌人的炮火、飞机的轰炸去抢救伤员， 是很危险也很辛苦的事情，因此，队员们要轮流去，以便得到适当的休息， 可是周山几乎每天都要去，成为大家有目共睹的骨干。

一个月之后 ，战争逐步升级。根据战局的需要，煤业救护队开始西移到昆山的月城湾。

有一天，他们正在运送伤员，突然有日本的飞机轰炸昆山火车站，装有军火的列车发生爆炸，炮弹的碎片纷飞，爆炸声一阵连着一阵，十分恐怖，附近的人们慌忙逃避。可是，周山他们没有后退，而是朝着被炸列车的地方冲去，到那里去抢救伤员。

“想起来是有点后怕，因为不知道会不会还有别的车厢爆炸，如果一旦爆炸，接近的人非死即伤。可是，当时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大家就是想着去救伤员。”周山事后与别的队员谈及此事，也多少心有余悸。但是，日后，遇到了危险，他依然毫不犹豫地冲上去

死亡每天都在发生，而周山他们每天都是在硝烟与炮火中奔走着，忙碌着，经受着流血与牺牲的考验。不过，他从没有过丝毫畏惧，在煤业救护队调配人员的时候，他总是要求到最危险的地方去。

有一些情景，多次出现，人们形成印象，周山便获得了“英勇无畏”的评价。那时候，煤业救护队的领导有要求，煤业地下党组织也有类似的指示：把煤业救护队员武装起来。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队员们在抢救伤病员的时候，发现散落的枪支弹药就收集起来，发给队员用于自卫，周山就拥有一支步枪。每次进入战斗的环境抢救伤员，他总是走在前边，持枪为队员警戒，而离开战壕的时候，他又总是走在后边，同样为队员警戒。有时候在车上，他坚持坐在靠车厢后边的地方，警惕地观察情况，以防备有什么意外发生。那时候，抗日救国的精神是巨大的支撑力，将士们的浴血奋战也给了周山很多的鼓励，他以自己的行动展示着那个时代热血青年的风采。

周山在转运伤兵的过程中，对局势很关心，同时也关心着共产党有关抗日的宣传和行动，从此对共产党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那年的 8 月，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之后，共产党随即发出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表明抗日的主张和决心。9月中旬，八路军第115师在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指挥下，在平型关伏击日军辎重队，歼敌 1000 多人，获得大量战利品。此役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人心，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迟滞了敌人的进攻。周山看到这样的消息，越发认识到共产党和他所领导的部队是抗日的重要力量，与节节败退的国民党军形成鲜明对比。这就更加坚定了他加入共产党的决心，情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激动。所以，他要去找叶进明倾诉衷肠.

那天，买完书，还没有到约定的时间，他觉得有很多话急于要对叶进明说， 就直接去了叶进明工作的地方。周山再次提出：“我想入党，已经说过几回了！” 叶进明和余继良同时笑了，他们感到这位年轻人身上透着一股他们所希望的英气、率直。不过，二人还是为难了，因为他们还不能发展党员。余继良说： “中奎，你的情况我还是了解的，你有革命的追求，也为抗日救国这个革命的 大事业努力工作着，我看已经合格了。可是，眼下还不能入党，问题在组织， 不在你个人，具体情况就不讲了。” 叶进明也谈了自己的想法，鼓励周山继续在煤业救护队发挥骨干作用。这次谈话，对周山又是一次教育、鼓舞，促使他在后来的工作中表现得更积极。

煤业救护队在昆山时间长了，物资供应遇到了一定的困难。经过领导同意，周山与洪德生赶快回上海想办法。

由于处在战区，通向上海的道路多已被日寇封锁，且公路破坏严重，桥梁被炸断，行车很困难。尤其是装运易燃的汽油，一旦遇到敌机轰炸，车毁人亡的事情就可能发生。领导担心地说：“现在这个时候，很危险，你们敢去？”

“敢去！为什么不敢？将士们在前线打仗，每时每刻都存在着危险。我们为了全队的生存，决不能惧怕危险。”周山坚定地说。

由于部队西撤，难民西迁，周山他们东行的汽车与之逆向而行，十分缓慢，100多公里的路程，竟然用去了5个小时，到了目的地已是下午三点多。尽管没吃午饭，饥肠辘辘，还特别困乏，但他和洪德生顾不上这些，分别去煤业公会和红十字会，领到了汽油、药物、钱和给养等物资。晚上八点多，他们开始返程，由于日寇的封锁，原来可以通行的路，不能经过了，只好绕来绕去地寻找道路。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他们突然想到一条道路：“走曹家渡，这条路平常不怎么引起人们注意，可能没有设防。”

汽车掉转头朝着曹家渡方向开去，到了桥附近，不远处出现了几条黑影，周山判断是日军的巡逻兵，果断地说：“时间紧迫，赶紧冲过去！”

周山一面提醒司机，一面打开驾驶室的门，站在踏板上，拔出手枪，做好了射击的准备。司机沉着地把着方向盘，突然加大了油门，快速向前冲去。就在随后的那一刻，枪声响起，他们听到子弹从汽车旁呼啸而过。但是，已经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快速前行，甩开追来的敌人。

到了昆山，正赶上日机飞来轰炸。周山招呼着司机，赶紧把汽车隐蔽起来。，这时就见县政府的上空升起两颗信号弹。周山他们立刻判断出这是有特务在给日本的飞机发信号，指引目标。

周山与洪德生悄悄地朝县政府的方向奔去。日本的飞机仍在空中盘旋，不时朝着地面扫射，他们不顾安危，一路搜索着前行，快到一个军用仓库的时候，发现了那个发信号弹的人，正在往信号枪里装子弹。

“不许动，举起手来！” 周山快步过去，用手枪抵住了那个家伙的脑袋，洪德生随即扑过去，夺下了他的信号枪。还没有等他反抗，周山便迅捷地拧住他的胳膊，大声喝道：“老实点，跟我们走！”

搜过特务身，发现还有手枪和传单，洪德生非常气愤，要把特务当场枪毙，周山没有同意，对他说：“这类家伙，要公开枪毙，以儆效尤！看谁还敢学他的样子？”

他们押着特务回到煤业救护队驻地，立即引起轰动：“行啊，我们煤业救护队，不仅能转运伤员，还能抓特务！多面手，真英雄！”

周反清乡斗争

 1941开始，苏中陆续建立了四个地委，4月底，苏中三地委成立，所辖靖江、泰县、泰兴和如西等县，韦一平担任书记，朱克清任专署专员，周山任社会部部长兼公安处处长，还有兼任苏中军区第三军分区机关直属营参谋长。

那时候，三地委机关、专署机关没有长期固定的办公地方，忽东忽西，经常在战斗的环境中转移，甚至是随时的匆忙的转移，这就对警卫工作的要求很高，警戒、探路、护卫等方方面面都大意不得。周山作为直属营参谋长，总要及时地与有关人员沟通，制定保卫方案，确保三地委机关、专属机关和领导的绝对安全。在繁杂的工作中，周山的聪明才智得以充分发挥，紧张而有条不紊地策划着，落实着，把每个部门的工作都做得很出色，得到了领导的赏识。

1941 年的 5 月间，在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的亲自主持下，汪伪政权在南京正式成立“清乡”委员会，汪精卫任委员长，特工总部部长兼伪江苏省主席李士群任秘书长。6 月，李士群坐镇苏州，开始部署“清乡”，7月初正式展开。“清乡”分步骤进行，目的是通过政治和军事力量相辅而行，削弱或消灭抗日力量。汪精卫十分露骨地解释：“清乡”就是“清除共匪”，从而使共产党“绝无潜伏的可能”。

此前，驻泰兴的日军占领了泰兴到黄桥以南的地区，有四五百人在那个区 域活动。同时，伪军来了两个团，加之原来的一个团，共有 3个团的兵力驻扎。 他们到处烧杀抢掠，不断扫荡新四军的根据地对所控制的地区实行所谓的“试验清乡”。从泰兴城到黄桥的公路是交通要道， 为敌我双方必争之地。“清乡”伊始，敌人就在路南地区的中心镇—-霞幕圩，设立了“清乡”指挥机构，强迫老百姓筑起土炮楼，筑起土圩子，并且扎起竹篱笆，（形成道路网，十里一个据点，五里一个碉堡。与此同时，还加强伪化宣传， 建立保甲制度，给一家一户钉上门牌，编造人员花名册，还颁发所谓的“良民证”。 这样做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把泰兴路南地区变成他们绝对的控制区，割断群众与新四军的联系。

面对这样的局面，上级积极指导反“清乡”的斗争，武装斗争是形式之一，即不断地组织力量袭扰敌人的据点。 当时，日伪军大面积“清乡”从苏州、常州、太仓地区开始，其野心得以实现， 使得没有反“清乡”斗争经验，且与敌人力量悬殊的新四军，失去苏南大部分地区，在苏南斗争的局面日趋艰苦

恰恰在这样的时候，气焰嚣张的日伪军对苏中区进行空前报复性大扫荡， 共出动兵力 1 万余人，相继占领李堡、掘港、石港等一大批集镇。如此， 靖江县一带来自东边的压力突然增大。就靖江一带而言，汪伪暂编第十九师鑫元部，打通了靖（江）泰（兴）线，沿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对当地干部群众的心理影响很大。接着，蔡部在靖泰公路沿线修筑碉堡、据点，同时与日本人合作，在境内大范围修建工事。如此，整个靖江就形成了伪十九师控制靖西， 伪警陶明德控制靖东的局面，抗日的力量受到严重挤压，难以立足，各地基层 政权不同程度地被削弱。 从 6 月 15 日至 7 月 15 日，敌集中日军 600 余人，伪军 300 余人，对泰兴路南地区突入，侵占广陵镇、霞幕圩、港湾、丁家庄等地，到处构筑据点，增筑公路，仅广陵区就被分成 7 块。泰兴县委派黄云祥、张鹏举、姚远等三人率领短枪队，会同路南各区的武装 200 人，深入敌后，坚持斗争。

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苏中三地委做出一个决定：为了便于领导对敌斗争，将泰兴路南与靖江汇合组成一个战略单位。周山临危受命，代表苏中三地委党、政、军机关去那里领导开展反清乡斗争。

周山他们组织的反“清乡”，是针对日伪的“实验性清乡”，真正的‘清乡’在江苏不同地区陆续展开。周山面临新的任务，到靖江去。

“周山同志，这次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艰巨，你感到有什么困难？”三地委书记韦一平找周山谈话。 周山深知任务异乎寻常，因为，他们所在区域因为李长江、杨仲华投降日本，致使那一带的日伪据点增加了几十个，形成对新四军根据地的严重威胁。在此次的日伪军大扫荡中，三分区机关在如西县芦庄遭到日伪的袭击，军分区司令员陈玉生负伤。至此，苏中区已经全面转入游击化。没有了过去巩固的根据地， 群众的抗日热情受到极大影响，在这样的时候到靖江西部去开展工作，危险可以想象。不过，周山将此视为锻炼自己的好机会，他说：“我知道那里的情况比过去糟糕，困难肯定存在，不过，请组织上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韦一平谈到具体的安排，说：“我给你一支队伍，几十个人。还有，选了几个熟悉那一带情况的干部，与你一同去。” “好的，我一定带好队伍，用好干部。”周山非常干脆地表态。 关于此次行动，苏中区党委已经提出过具体要求：“坚持原地斗争，开展游击战争，大量发展地方武装，整理群众组织，整理党的组织，改变过去的工作方式。”这些都是很有针对性的，韦一平强调说：“你过去在部队做过锄奸工作，到地委后又负责社会部和公安处的工作，积累了不少经验，这次到靖西去开展工作，都用得上。这个时候，最容易动摇人心，也是最容易出汉奸的时候，要站稳脚跟，必须狠狠地锄奸！”“我也想到了这一层，锄奸和整理组织、动员群众一起做。” 周山说“锄奸可以震慑一些人，整理组织和动员群众就能巩固自己的根基。”“很好！有什么情况及时汇报，我们好随机应变。”“好的，我安排专人沟通汇报。

周山带队去的地方是靖江的西部。这个时候，根据地委的指示，靖江县党政军机关从靖西一带移驻到靖东长安市湾腰沟，与驻扎在如西的地委、专署、军分区机关连成一片，以有利于斗争形势的发展和靖东抗日根据地的巩固。那么，靖西的斗争，主要依靠基层武装和基层政权，周山他们其实是在直接指导和参与对敌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县委、县政府的职能。就周山本人而言，即是地委的组织部长，也是靖西反“清乡”的具体指挥者。

他们刚去，就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他们去之前，靖江西部曾经活跃着一支武工队。当日伪军的“清乡”到来之时，武工队有计划地撤退，并把武器埋在侯河区孤山的一个地方。他们做得十分秘密，只有武工队的少数人知道， 可是，日伪军来后，很快发现了武器的埋藏地，攫取了全部武器。

“周山同志，我们觉得这件事很蹊跷，希望能在你的指导下弄清楚原因，为什么日伪军会那么快地找到埋藏武器的地方。”时任武工队副大队长的徐锐向周山汇报了有关情况。 周山立即着手调查此事。凭着他以往积累的侦查、锄奸经验，分析蛛丝马迹，很快就发现了疑点：武工队二中队指导员叛变。他们进一步调查，水落石出， 就是这个指导员变节，把情报透漏给了日伪军。此案的迅速侦破，让当地的干部对周山刮目相看，积极支持他的工作。

周山带了几个短枪队员，到了那里之后，立即与县委的同志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分析对策。他在与县委书记黄云祥等人交换意见时，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很有针对性，比如鼓励干部群众振作精神，不能丧失斗争的信心，以顽强的意志坚持下去；积极地发动群众，筑牢群众基础，形成强大的力量。区不离区，乡不离乡,和当地民众共生死。泰兴县委在他的指导下，广泛发动群众，反对敌人的“伪化”宣传和行动，坚决惩处汉奸；挖公路，毁桥梁，割断电话线，破坏敌人的交通；加强了干部、群众的民族气节教育，并以打击日伪的活动不断地传递信息：新四军没有离开这里，坚持斗争，就一定会胜利。

当时，斗争环境十分艰苦，周山与同志们只能在敌人鼻子底下进行穿插，晚上活动，白天隐蔽，共同战斗、生活了一个多月。他们在战斗结束后，常常露宿高粱地，有时一个晚上要转移好几个地方。情况紧急时，饭也顾不上吃，饿着肚子跑。周山很勇敢、沉着，驻地一有枪声，他总是毫不惊慌，派人出去侦查敌情。他虽然是组织部长，但不摆架子,工作踏实，吃苦耐劳，和大家同生死、共患难。

  周山带队去的地方是靖江的西部。在40多天的时间里，他们积极开展组织整顿，建立遭到敌人破坏的政权，农抗会、妇抗会、民兵、儿童团相继恢复或建立；他们发动群众，积极行动，破坏敌人的运输线，改造地形，把大路改小路，直路改弯路，让敌人不能快速行动;为阻止敌人汽艇行动，他们在河道筑暗坝，打暗桩，拆大桥，架水下桥，即桥面在水面的下面，敌人的汽艇无法通过，为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创造有利的地理条件，让敌人的快速部队速度快不了，据点之间的互相支持也实现不了；他们组织地方武装，凭借高梁，玉米等高杆植物为青纱帐，与日伪军周旋，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和敌人捉迷藏，配合新四军主力对日伪的进攻，并积极进行锄奸与反霸；发动群众同地主进行说理斗争，广泛开展减租减息……也就是在那个阶段，周山曾经学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知识派上了大用场。为提高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当地举办学习班，让干部学习《联共（布）党史》《帝国主义论》《“左派”幼稚病》《政治经济学》等著作，周山便当起编外教员，一有机会就去给学员上课。在战斗或工作的间隙，他还给身边的人讲有关理论。

入秋，霜重露寒，疾风不绝，后半夜有时候凉的人难以忍受。为了作战，周山和战士们经常露宿在收获了高粱的地里。在月光皎洁的夜晚，部队宿营在那里，形成随时准备战斗的队形，周山巡视过去，觉得富有诗意，是那种不可言状的无限“妙趣”。这样的感觉，反映着周山的内心里充满着革命的浪漫主义激情，苦中作乐。他和战友们一起，依靠人民群众，赢得了反“清乡”的胜利！

还有一个故事，颇有意思。他和妻子高敏谈到“反清乡”时，高敏问他：“那么长时间，你们没有遇到过日本人吗？”周山笑了，说：“在日伪统治的地方活动，能不遇到吗？有一次，我看见他们了，但他们没来拜访我。”事情的经过是，周山带着武工队到一个村庄，刚进一个老乡家，就听有人喊：“日本人来了，日本人来了！”当时，不少人立刻紧张起来。周山听了听动静，对大家说：“不要过分紧张，我分析，日本人要是冲着我们来的，就会有包围的动静，有随时准备战斗的动作。现在，他们不慌不忙地走，没有发出什么声音，可能就是路过，我们不要主动出击。不过，我们也不能轻视。”他做出这样的判断之后，指挥武工队员进到屋里，做好战斗的准备。接着，虚掩了院门，自己和警卫员就在院子里坐着，一副闲聊的样子。日本人真的是路过，他们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并没有在院门口停留，而是渐渐远去。“你怎么让门虚掩着？”日本人走后，有个武工队员问道。 周山笑道：“虚掩着门，可以认为是家里有人，也可以认为是没有人，很正常。若是插上门，就说明家里有人，但大白天插着门，就不正常了。不正常， 日本人就可能怀疑……” 众人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不禁佩服周山的胆量和足智多谋。

越是艰险越向前

1946年，随着全国规模的内战爆发，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苏中解放区。二地委所辖地区的武装力量被削弱，基层干部、堡垒户被杀害的不计其数。地委提出有针对性的口“县不离县，区不离区，乡不离乡”，全面开展游击战，配合野战军主力作战。

当时，周山已经担任华中军区政治部社会部部长。由于长期奔波，寝食难安，肺病还未痊愈，身体虚弱。何况，妻子高敏正患有严重的关节炎，行动很不方便，还要照顾刚满周岁的孩子。所以，领导决定让他到情况比较好的一分区，或是留在机关。可是，他觉得二分区的形势恶劣，局面最为危急，自己还是到二分区比较好。

时任苏中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的惠浴宇知道他的请求之后，劝他说：“你的身体不太好，在机关工作比较合适。”（惠浴宇照片）

“二分区的情况那么严峻，我过去比较好。”周山说，“那里的情况复杂，尤其是敌特活动猖獗，我熟悉保安、锄奸工作，此时过去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惠浴宇还是劝他留下，讲出了自己的理由：“你在面上给予指导，也可以发挥作用。”

“还是到一线好，能更多地了解情况。现在，情况瞬息万变，传递到机关需要时间。我在基层，发现情况可以当机立断。”

因为要完成的任务十分艰巨，所以，华中工委书记的陈丕显和苏中区党委书记的姬鹏飞亲自找他谈话，提出了具体的工作方针。

周山虽然以革命事业为重，但也是个重感情的人。他知道，自己到高邮去，危险重重，生死未卜，一旦自己有什么不测，那也是妻子和孩子的不幸。也是在那些天里，周山回到家中，总喜欢逗逗孩子，将孩子举得高高的，孩子高兴地乐，他也就乐。他比以往更多的亲着孩子，看着孩子，好像怎么也亲不够，看不够。孩子困了，他仍抱着孩子，一边走一边摇，一边哼着歌，哄孩子睡觉。高敏觉得很奇怪，周山这些天怎么啦，特别的惯孩子。他固然喜欢孩子，但是以往却没有以这样的方式表现出来，可是，等孩子睡了，他却默默无语，一支接一支地抽烟。高敏看出他心里有什么话要讲，经再三追问，他才说出自己要到前方去，短时期不能回来。他嘱咐高敏要保重身体，带好孩子，还把身边的钱都给了高敏，要她买点好吃的，补补身体。

离别的那天，空中飘洒着蒙蒙细雨，凛冽的北风阵阵刺骨。周山抱着刚满周岁的女儿，高敏依着他的手臂，二人边走边谈，送了一程又一程。“孩子一岁多了，可以吃点稀饭了。你还记得上海的菜泡饭吗？把菜剁剁碎，加点肉末，放在稀饭里给孩子吃。对了，也可以把鸡蛋打在稀饭里，滚烫的，搅拌一下就行了。”周山似乎一下子变得婆婆妈妈了，关心起生活的细节，“这儿是水乡，鱼虾多，可以买点鱼，蒸熟了，把刺挑出来，剁成泥儿，虾也可以剁成泥吃。有时候吃肉，有时候吃鱼吃虾，这样换着花样，你们俩都可以吃，还增加营养。” 高敏感到了周山的异样，周山却好像不自觉，他又再三叮嘱，让高敏多休息， 保重身体，如果实在劳累了，就请个人来帮助照顾孩子。他啰啰嗦嗦地交代着，对高敏和孩子的生活问题关照了又关照。最后，他依然笑着，轻描淡写地说：“我走了，这次斗争虽然艰巨，但相信，我将尽自己的力量把工作做好，争取早日回来看你和孩子。

11月22日，周山赶来，与高邮县委、县政府和部分撤离高邮的基层干部，召开县委扩大会议。

因为长期患病，且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和治疗，周山显得羸弱，但他的目光炯炯有神，声音洪亮。他在讲话中不仅传达了区党委的指示精神，还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对形势做出科学的判断，让与会者深受鼓舞，不断地响起掌声。

会后，他们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形成日后斗争的基本方针原则：为适应敌后游击战的特点，精简机构，减少人员。然后，分东西两路南进，插入到敌人的后方去。东路由县委书记李健带领，直接运动到临泽以东，西路则由周山和县长带领，进入临泽以南。

22日下午三点，南下人员出发。随周山这一路南行的有100多人，包括了高邮县县长、县委民运部长狄奔，县委秘密工作部部长汪良等人，以及县公安局警卫连的一个排，还有周山所带的短枪班。

为了尽快打开工作局面，也根据侦查到的实际情况，周山对预案做些调整：兵分三路，插进敌占区。

周山带的队伍属于中路，急速行军，离开子婴河五十余里，用了两个来时辰，拂晓时分到了周家垛，在那里宿营。

虽然经过一夜的长途奔走，周山却没有安安稳稳地睡觉。他稍加休息就早早地起来，先是看望同行的人，然后就与当地熟悉情况的同志研究下一步的工作。

吃过早饭，周山便到群众家里拜访，了解情况，然后又召开小型座谈会，向群众做宣传。

座谈会一结束，周山又找到起草文告的甄为民，修改了几个告示。之后，周山又吩咐身边同志带几个人到附近村里转一转，和群众打打招呼。要让群众知道，我们新四军没有离开这里。要稳定群众的情绪。

下午三点左右，周山落脚的那户人家的屋里坐满了农民，周山兴奋地给大家讲着高邮的未来，苏中的未来，还有全国的未来，人们听的津津有味。

突然，周家垛东北方向响起枪声，随之，正东方向也响起枪声。周山赶紧到屋外了解情况，然后折身进屋，神情自若地对农民们说：“大家不要怕，顽军自卫队员下乡抢粮，不过几十个人。敌人送上门来了，我们要在这里打一个大胜仗！”

前一刻还有些不安的农民，显然被周山的神情所影响，很快稳定下来，有人喊道：“欢迎你们打胜仗！”

周山带领两个班，很快地往村北冲去，埋伏在黎家河东侧的大圩子上。

村子的正北方向，大约有七八十个敌人，懒懒散散地往前走着。很快，敌人接近了，周山突然高喊：“打！”火力密集很快就把敌人打退了。

可是，周家垛的东边、西南面也响起了枪声，周山他们突然处在三面包围之中——原来，国民党黄伯韬的二十五师下乡扫荡，听到枪声，迅速向周山他们打狙击的地方包围逼近。枪炮齐鸣，弹如飞雨，情形顿时变得险恶起来。

周山冷静、 沉着，毫不犹豫地决定由他自己带一个警卫班进行掩护，命令其他两个警卫班保护地方干部迅速转移。面对敌人的疯狂攻击，周山和战士们毫不畏惧，顽强抵抗，直到其他干部转移到后李墩村脱险后，他才和战友们突围。那一带属于水网地域，很快他们就被一条河拦住了去路。幸亏县委的陶灼和通讯员吴虹赶到，先游过河去，将对面的船撑过来，才把周山等人载过河去。他们继续向东南撤退。

周山虽然不会游水，也坚持蹚过了两条河沟。这个时候，西南、正北、东北的敌人汇合在一起，向南面追去。周山他们到达了郭家庄，从北面和西南来的敌人已经追上了，距离很近，能够听到敌人高喊：“缴枪！”“抓活的！” 敌人越来越近，喊声也越来越响，周山镇定自若，全然不顾，继续带领大 家向东面突围。意外，李墩东圩河横在了面前，汹涌的河水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既无渡船，又无桥梁，完全陷入了前有大河，后有追兵的绝境之中。此刻，周山不顾自己不会游泳，不顾自己身体虚弱有病，不顾自己经过战斗和奔跑，已经筋疲力尽，高喊着“共产党员宁死不做俘虏”，紧握着打光子弹的“快慢机”， 毅然决然地第一个跳入河中，大家也随着跳了下去。敌人追来，看到空无一人的堤岸，气的用几挺机枪疯狂地扫射渡河的人。 周山被击中，29 岁的年轻生命，就这样永远地留在了李墩东圩大河。

那一年，周山29岁。高敏知道丈夫牺牲的消息，是在几天之后，她有过肝肠寸断的痛苦、痛哭。可是，这位坚强的新四军战士很快振作起来，把孩子放在老乡家，自己上前线继续着丈夫未完成的革命事业。

参与了周家垛战斗的同志撰文写道：“周山同志，您牺牲时只有 29 岁， 您的死重于泰山。您忠于共产主义理想，为人民求解放的献身精神，激励、鼓舞了高邮党政军民团结一致，跟着党中央继续战斗，继续前进。” 惠浴宇在周山去世一周年的时候写下回忆文章，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亲爱的周山同志，你的壮烈牺牲，已经为二分区的斗争尽了重要的贡献，我们一定踏着你的血迹，为彻底解放二分区人民而更奋勇地斗争。今天，在你牺牲一周年，二分区的斗争局面已经有了显著的发展，在你临死前所念念不忘的高邮斗争也已逐步开始恢复，打下了生根立足的初步基础。今后，我们将以更紧张的斗争和工作，以更大的胜利，来做为对你的纪念。” 人民不会忘记周山和他的战友们，始终以不同的方式纪念着他们。新中国成立后，高邮县人民把周山烈士的忠骨迁葬在高邮烈士陵园，并将界首区命名为周山区，也就是现在的周山镇

1985年清明节，周山乡党委、政府，为了让人们更好地纪念他，也是为了用他的精神感召后人，划地30亩，建了“周山烈士纪念碑”和“革命烈士纪念室”，周山的老领导、全国人大常委会叶飞委员长欣然提笔写下了“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的题词；周山的另一位老领导、国务委员姬鹏飞则满含思念之情，题写了“周山烈士纪念碑”。

2019年4月3日上午，由开国元帅陈毅之子、原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同志亲笔题写馆名的高邮市周山烈士纪念馆正式开馆。

人民不会忘记。英雄不死，永垂不朽！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一师分会 高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