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了快16年了，我们常想他，想起他的很多往事。
我的父亲廖成美从小失去双亲，至今他生身父母的姓氏和他自己的出生地不详。他只知道，
出生后不久就被福建省永定县一位善良的贫苦雇农廖振勋抱养，所以姓廖。父亲3岁时养母去世，十多岁时养父又去世。所以人们说他是两度孤儿。
廖家是个贫苦的家庭，我的爷爷是雇农，家中没有任何财产，完全靠给别人种田维持生活。父亲小时候，每当爷爷给别人干活时，就把父亲放在田埂上。天气不好时，爷爷就没有活干，挣不来钱，全家就只能饿肚子。
后来爷爷病了，父亲就开始做点小买卖养活爷爷。他天不亮就起身，收拾一个挑担就上路。当时，路上行人看一个孩子，挑着一担跟自己差不多一般高的担子，均嗟叹不已。那时晚上无论多晚父亲也要赶回家照顾爷爷。他一天要走一百多里山路，天天如此。
爷爷因病重无钱医治去世后，父亲曾去广东汕头打工一段时间。他是借钱买船票去的汕
头。在船上，他看到了穷人的苦难，富人的奢靡，军阀的骄横。到了汕头，他找到一位亲戚，在一家酒作坊安定下来，干些烧火做饭的小工活。
红军来到龙岩后，打土豪分田地，进行革命宣传，传播革命知识。父亲在革命浪潮的推
动下，参加了农会，被任命为农会宣传委员，家里也成了红军的联络站。在第五次反“围剿” 后，国民党还乡团杀了回来，烧了房子，杀人放火，还悬赏要父亲的人头。父亲见没了活路，下决心参加了红军。
参加红军的过程很曲折。当时红军已经撤走，父亲和一个叔伯哥哥边走边问，哪里有枪声就往哪里去，终于找到了一个红军连队。红军见他们来参军，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父亲和伯父要求参加红军龙岩游击队，红军就派人把他们送到了游击队。到游击队时天还没亮，每人领到了一支枪三发子弹，被告知，“马上有战斗任务！”
当天的战斗任务是先将一个堡垒中的敌人引诱出来，然后引入一个我军的埋伏圈予以消灭。交给父亲的任务是去引诱敌人。清晨天还没亮，父亲就到敌堡下开始打枪。父亲边打边撤，小打一阵后，敌人果然追了出来。这时红军部队听到消息赶来增援，和游击队合兵一处，这些白狗子被消灭了一部分。另一些掉头回窜，我军乘胜追击，将敌赶回了堡垒。
父亲参军的第一天打了三次仗，先是诱敌撤退，然后是与敌对峙，最后是反攻追击。三仗下来，父亲就成了一名老战士了。按当时红军部队的说法，刚当兵是新战士，打过三次仗就是老战士。父亲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在革命道路上奋斗了一辈子。
有一次游击队派父亲给当地的中共区委送一封信。当时的区委领导人是邓子恢。
这是父亲第一次见到邓子恢同志，他说，当时的邓子恢看起来较为年长，正蹲在凳子上写东西。他见了父亲后，很高兴地问寒问暖。从此，父亲和邓子恢同志相识，和他们一家成为毕生的好友。
那天父亲和邓子恢同志两人正谈着，敌人摸了上来，父亲他们迅速转移，从后门出去上了山。可是还是被敌人发现了。敌人问老乡：“这些是什么人？”老乡说：“他们不是共党，是老百姓。”敌人又问：“为什么身上有红色的东西？”老乡答：“他们带着婴儿，那是包裹小孩的包袱。”就这样在黑夜里，在老乡的掩护下，父亲摆脱了敌人的追捕。
父亲在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几年后担任了副大队长。
在一次父亲带队出发执行找粮食任务时，走到一家农舍，他们决定住下休息。一共24人分两间房休息，其中几个干部在一间。这时，有农民远远看见敌人一个大部队开来了，还没来得及跑回去通知红军，就被敌人抓住了。敌人发现有个红军的小队住在前面的农舍里，就散开了包围上去。父亲听到动静马上起身，背起枪带人向外冲。他冲出后门时，迎面遇上一个敌兵，父亲甩手一枪将其打倒才冲了出去。他们边打边跑才死里逃生。
战斗结束后一查，活着的不到一半，因为住在另一间的战士都牺牲了。父亲为此事受了处分。解放后总政派人来跟父亲谈及此事，说：“这事过去这么多年了，后来了解到你当时的表现很好，我们拟撤销这个处分，不知首长是否同意？”父亲说：“这些事情都是历史，我们应当尊重历史。我的意见还是保留着吧，这样也能让个人和大家吸取教训。”这样父亲的这个处分因自己的要求保留了下来。
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央决定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留在南方的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当时父亲所在的红军闽西游击队在山上，新四军派人上山跟父亲联络后，父亲冲破了反共顽固派的封锁，带着游击队下山参加了新四军成立大会。
在新四军，父亲与敌人顽强血战，面对优势装备的日军毫不畏惧。可是对俘虏却严格遵守纪律。有一次抓到顽固派的一个俘虏，许多战士要杀了他，父亲力排众议，反对杀俘虏。不料一名战士乘大家不备，对着俘虏的嘴就是一枪。幸亏由于子弹不好没把俘虏打死，只是打掉了门牙。父亲很生气，严厉批评了这个不守纪律的战士，教育了部队。
一次父亲率领一支小部队去国民党统治区，要接收一部新四军军部送来的电台。部队进入目的地后驻进新四军联络站的一所大院，等待电台送来。结果发生了国民党人员袭击新四军某联络站的血案。消息传来，父亲立刻召集党员开会，动员全体人员作好战斗准备，还派人去和国民党人谈判，另外派人向外作宣传此事。最后在我军的斗争下，国民党终于送还了电台。
有一次部队长途行军走到一个宿营地时，接到上级发来第二天的行军命令。命令要求部队“四更起床，五更出发”。父亲看了这个命令后，觉得命令中没提吃早饭不妥，在给自己的部队下达命令时就增加了早饭时间。
第二天，各部队行军时都有许多人掉队，唯独父亲的部队没人掉队。宿营后上级了解行军情况，才得知父亲的部队是因为他们吃了早饭才出发，所以没有人掉队。领导很高兴，表扬了父亲会带兵，能灵活的执行上级的命令。
在一次转移途中，父亲的部队与一股国民党军队遭遇。在初步接触后，父亲令二营向前把一营替换下来，然后令一营摸到敌人侧后攻击。敌人当时被打得一片混乱，大部被歼。我军大获全胜，战利品很多。后来才知道我军用一个团歼灭了敌人两个团，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例。我军更新了装备，士气高涨。淮海战役中，一次父亲正带领部队行军时，收到上级命令：去参加一个攻击据点的战斗。部队到达战斗地域后，发现敌人有筑好工事的四个整团，我军也是四个团。父亲一边向上级汇报情况同时组织部队进攻，坚持战斗直到上级调来一个主力师增援，最终将敌人消灭了。
有一次中午时分部队行军临近一条铁路，在未过铁路之前父亲向部队交待：过铁路时要注意不要暴露自己。因铁路上经常有列车过，不要让列车上的敌人发现。可是看到铁路时，还是有个别战士兴奋的不得了，甚至站起来摇旗呐喊，列车过来的时候不仅没隐蔽，还向列车开了枪，完全暴露了。
到下午我军身后就发现了一股敌人，他们就跟在我方后面，还保持一定距离，走得既不紧也不慢。父亲分析这种情况认为，前面肯定也有敌人，就等我方一进去后形成包围圈。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命令部队暂停做饭，找来作战科长令他带一支小部队到东南角去侦察，父亲估计这里是敌人的一个漏洞。父亲指示，后方敌人估计不是强敌，如果后方敌人追上，就坚决打下并守住，掩护大部队突围。晚饭饭后父亲把队伍集合起来说：“因为我们过铁路时暴露了行踪，现在我们被敌人包围了，如果搞得不好，我们这支部队明天就没有了！”。他说：
“在这种情况下，同志们一定要听指挥，守纪律，我们才能胜利突围！”部队开始向东南方向急进，第二天早上终于走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后来从敌人的电台中听到，他们已经包围了共军一个团，保证可以全歼，但是敌人又一次失算了。
父亲非常机智，经过多年枪林弹雨自己竟毫发无损，而他身边的警卫人员牺牲了好几个。父亲当旅长时，有一次，晚上带着几个人去前沿视察阵地，回来的路上，走着走着感觉到一个东西落到脚下，又走一步，又发现一个东西落在脚下，这时父亲担心是有敌人暗算，马上一步跳入路边的壕沟中，只听身后“轰”！“轰” ！两声爆炸。跟着他的人发现旅长没了，到处找都没找到，回旅部才发现旅长早已回来了。后来才知道这是一次误会，投弹的不是敌人，而是我军的一支外出侦察小队，双方都把对方当成了敌人。
全国刚解放时，父亲的部队驻在南京郊区。有一次要进城开会，因为那时他坐小车晕车，
就带了一个警卫员走路去。这位警卫员没进过城，不懂得公交车的规则，在路上看见了一辆公共汽车开过来，就站在路边给汽车示意叫停车，司机看看不是车站就没停车。他们只好又等，不料第二辆车经过又不停，这下可把警卫员气坏了，认为是有反动派残余对待解放军，就对着公共汽车开了一枪。这一枪竟然把一个乘客打死了。事情报到军管会，刘伯承主任批示：对这个警卫员要看群众的反映，如反映强烈就处以枪决。如果认为警卫员开枪有原因不杀的话，要对首长给予处分。
后来，父亲召开了全师大会，会上全体人员都听到了宣布对父亲的处分决定。父亲多次给我讲过这件事，他说，他始终认为，他应该受这个处分，这样对全部队才起到教育作用，让全师人员就真正记住了遵守群众纪律的重要意义。
20世纪50年代初父亲在南京，有段时间发现周围的同志开始躲着他，心里很纳闷，后来找几个同志问了一下，才知道原来自己咳嗽很厉害，像痨病。南京的医生看了说：“你这病必须开刀，把病灶切除，这样做要打开胸腔，取下四五根肋骨。”父亲心想：“我革命几十年，作战数百次，反动派都没有打垮我，我不能因病把自己治残了！”
他又到上海看病，上海的医生倒没有说要开刀手术，但要求静养。父亲心想这还可以接受。于是离开部队找个地方静养，每天卧床休息。就这样休养了一年，病情大为好转，这时又去找医生，医生看了新拍的片子，说要不是知道你过去得过病，光看这片子，简直不知道你生过病。以后父亲就凭着自己的身体，又为党为革命工作了几十年。
“文化大革命”前，父亲在南京炮兵工程学院担任政委。在三反五反中，有一个教员被人告发曾是三青团的骨干，因此学院决定将他退伍处理。可这个教员就是不认账。经组织发函到他的家乡调查后，收到当地政府公函，确认了这个教员当过三青团的骨干。本来这似乎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可是父亲力排众议，坚持认为要慎重处理此事。他又指示再派人亲自去实地调查一次，看看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令人没想到的是，调查组回来了后报告说，这件事跟这位教员的确无关！是另有一当个过三青团骨干分子人跟这位教员同名同姓，而且已被关进监狱。那位教员得知后当即大哭一场，他说如果不是党的实事求是的好作风，他这一辈子就被冤枉了。后来他一直为培养军队的人才工作到退休。
20世纪60年代，父亲响应中央号召，高级干部下连当兵体验战士生活。他自己也下到系里食堂当了一段炊事员，每天和战士们一起干活。
一天，父亲在给学员的餐桌上端一大盆汤时，不小心把汤撒在衣服上了。等衣服晾干后，
他发现衣服上没一点油渍，就去跟管伙食的干部说，“学员伙食是否太差了？汤怎么一点油都不放，这怎么能行？学员吃不好，怎么能专心学习？以后不能再这样了！”
父亲在二炮某基地任司令员时，一位中央领导的儿子探亲假到期不归。这位超假的同志归队后，父亲亲自找他谈活，问：“你为什么要超假？”这位同志答道：“因为我父亲想我，所以我在家里多住了几天。”父亲严肃地批评他，说：“你难道不知道部队的纪律，无论什么人都要自觉遵守纪律。如果都像你这样，军队还能打仗吗？”这次批评教育了全体部队。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中央决定军队进行“三支两军”。1966年父亲到安徽省任军
管会副主任。一度局面混乱：造反派冲击省委，有群众组织开始夺权。当时群众分裂成两派。父亲坚持认为，两派都是老百姓，军队不能搞支一派，打一派。有一次一伙造反派把父亲围攻起来，逼着父亲宣布只有他们才是革命派，对方是反革命派，如果不承认就不罢休。父亲被这伙人一直围攻了一夜，最后警卫员实在看不下去他们这样对待解放军首长，拿出手枪要去拼命，父亲立刻令秘书把这位警卫员按住了。事后父亲批评了警卫员，说不该这样冲动，万一枪一响性质就不同了，所以后来两派群众都很信服父亲。
父亲在二炮主持工作期间，一次深夜突然接到通知，立即参加中央文革召开的紧急会议，但没说何事。父亲没有丝毫耽误，立即出发。
刚进到人民大会堂的会场，江青看到后，问了他是哪个单位的，接着就指着父亲鼻子劈头盖脸骂了一顿，后来又骂了另外几个参加会议的人。大概因为江青那天心情很不好，这会也没开成。直到散会，父亲和很多人也没搞清会议的主题。父亲到家后，悄悄对母亲讲了此事，他说，“将来这个女人不会有好下场！”此事父亲给孩子们讲过多次。
以上这些往事，都是听父亲亲口讲给我们的，当时都是当故事听，并未太在意。可是现在回忆起来，才深刻感觉到父亲严于律已、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的作风。
我把这些事记下来，作为对父亲的怀念和对自己的鞭策。
浙东分会 廖于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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