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母亲洪琪，原名熊秀英，家住南京，从小衣食无忧，聪敏好学。她私塾、高小、初中一路念的顺风顺水，不曾想读高二时发生了七七事变，日本鬼子的炸弹丢到南京城。家里一时割舍不下祖业，只好先让妈妈独自一人跟随同学逃难至武汉。不久武汉至南京的交通、通信统统中断，家里音信全无。彼时彼刻平津失守，华北、华东战事告急，前方万千生灵涂炭，后方难民家破人亡。山河破碎，国恨家仇，迫使妈妈毅然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妈妈是知识女性，读过许多进步书刊，知道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她想寻找共产党。

在武汉，她参加了阎宝航的东北救亡总会战时训练班。她的遭遇和愿望打动了总会的干部，他们指引妈妈转赴山西，持救亡总会刘澜波的介绍信参加八路军临汾学兵队，并帮她改名“洪琪”，意喻“不倒的红旗”。学兵队结业后，妈妈分配到南昌新四军军部战地服务团民运组，做民众运动，组织农民抗敌。1938 年军部进驻皖南，6 月妈妈加入共产党，8 月调皖南特委做地方党的组织工作。皖南事变后她和爸爸一起留守皖南，在白色恐怖之中组建游击队，坚持敌后斗争，直至皖南解放。

妈妈身材娇小，手无缚鸡之力。在那片充满原始野性的皖南山区，她看上去仿佛是个随时可能遭遇不测的弱女子，但她硬是凭借自己聪慧的头脑和过人的胆识，在皖南闯出了自己的名号。

1946年皖南地委机关在战斗突围时损失了电台，无法与上级组织及时联络。就在大家因无法获取电台而万分沮丧时，妈妈自告奋勇说现在国共谈判，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就在南京梅园新村，而自己家在南京，可以假借寻亲去南京设法与办事处联系，请组织上搞一部电台。地委没有其他办法，只能让她放手一搏。妈妈托人打探得知家里逃难后原址已被鬼子烧光，家人返回南京后开了一爿小旅店，母亲和弟弟健在；又按国民党报纸上的服装样式让队伍里的土裁缝做了一件旗袍大褂；再与游击区的商人商定好电台运输方案，这就由交通员护送，乘船赶去南京。路上巧遇同赴南京的故交芜湖日报记者。妈妈当即决定假扮记者前往梅园探路。她借了记者的徽章戴上，并同记者一起拜会了梅园新村。中办方面新闻界的朋友由范长江接待，妈妈则与素不相识的陈大姐（钱瑛）接上头，持一张手写的介绍信，冒昧的要求组织上提供电台。

那个时候梅园经常有社会各界人士拜访，鱼龙混杂，组织上如何鉴别妈妈是有难度的。有传闻说幸亏介绍信是爸爸写的，他那缅文底蕴的独特笔体恰好有人认得，帮助组织上尽快核实了妈妈的身份。虽然处于国共谈判期间，梅园四周还是驻有大批军统、中统特务，透过窗户日夜监视中办的一举一动，人员、车辆出入都有盯梢。梅园内外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现实版的谍战剧，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组织上核实了妈妈的身份后，指示她先后两次前往梅园，均由董必武亲自接待。谈完工作，给她一只装有 15 瓦电台的皮箱、一个密码本和一笔经费。董老还特别提出从事秘密工作的建议，要求她买两件好衣服，化妆像样一点，再带一个手提包，要装扮的像经常出入梅园的上层人士一样。

在组织上的精心策划下，妈妈带着电台乘周副主席的汽车，借着黑夜掩护驶出梅园，在南京城里甩掉特务的尾巴后，迅即下车，叫了一辆黄包车平安脱险。过了几天皖南的商人赶到南京，妈妈提供款项置办了一批货物，将电台藏在货仓中运回樵山游击区，圆满完成了这件事先让人毫无头绪，事后让人脑洞大开的艰巨任务。

华野在苏中七战七捷后，华中局转移至山东，地委同上级组织联系的 15瓦电台功率太小，听不到，必须要搞一部大功率电台。这个重任责无旁贷，还是交给妈妈。

1947 年国共两党长达 10 个月的谈判破裂，中共代表团已经撤离南京，必须另辟蹊径。妈妈通过内线了解到上海有两个同志从事贸易，有可能搞到电台。此时妈妈已经身怀六甲，她计划以孕妇身份做掩护，先去上海把事情搞定，然后回南京生产。

听取了董老的建议，妈妈这次穿着像样的旗袍，戴着墨镜，装扮成阔太太，怀揣 4 两购置电台用的黄金，带着 3 岁的大哥和化了妆的交通员、警卫员，派头十足的从绩溪雇了一顶轿子坐到歙县，再一路舟车辗转到上海，与当地的同志接上头。华中局安插在上海从商的吴文瑞经过一番筹划，认为等一段时间会有办法。他搞电台不要妈妈的黄金，给自家人办事他自有办法报销。妈妈胆大心细、头脑灵活、思维缜密、行事果断，也许天生就适合做秘密工作。她回到南京，自称从芜湖来，现在芜湖乡下教书。她在家里不出一个礼拜生下唯一的女儿。尚未满月时听说自家旅店的房客与新四军有染而被捕；又听说国民党的便衣昨晚到南京各个医院产房搜捕从徽州来生产的女共党。有人探得消息，绩溪的轿夫已经被捕，供出女共党可能到南京、上海生产。虽然家里只有姥姥知道妈妈的身份，但此地还是不宜久留。想到此时离开南京多少会惹人生疑，遂假装与弟媳爆吵一架，负气跑到苏北老家，除了姥姥无人知道她的行踪。

吴文瑞置办好电台后，妈妈迅即返回上海收尾。花了几个月时间搞到手的大功率电台很快就混在货物中运往皖南地委，为日后的游击战争和大军渡江、解放皖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妈妈在皖南化名老孟，声名远播。但她回首那一段往事，听不到激动人心的壮举，反倒是趣闻轶事让人津津乐道。她在山沟里打游击时全部家当除了书本文具，还有一柄牙刷。这个东西可以刷牙！目睹了刷牙过程的游击队员们惊诧不已，盯着牙刷跃跃欲试。妈妈搪塞说自己牙齿有病，不肯把牙刷给别人用。这让她一直感觉对不起战友们。战友们倒也不介意，有病的人大多都会有古怪。

长期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的敌后斗争和皖南穷乡僻壤、三餐不继的苦难岁月，让妈妈从昔日娇气的富家小姐逐渐蜕变为坚强的革命战士，她从容面对白色恐怖和一切苦难，始终抱负必胜的信念，不怕牺牲，不畏艰险，不放弃任何机会，努力争取成功。艰难困苦的磨练和点点滴滴的成就铸就了她永不屈服的意志和超乎常人的自信，真正成为黄山上一面不倒的红旗。

皖南解放后妈妈服从组织调动，先后在安徽、上海、北京、大连等多家企业或政府机关担任领导工作。直到 1966 年毛主席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她人生中的另外一次磨难随之降临。

“文化大革命”中妈妈被划定为走资派，她被关进大连造船厂的“马棚”。早晚上下班时她要站在工人必经之处，按照革委会罗织的罪名做自我介绍；白天要接受群众批斗和组织审查。后来妈妈可以回家了，但她每天除了参加修理她的政治运动外，还要在工厂里扫卫生，干脏活，一段时间还被下放到铜管车间除锈，接受革委会对她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凡是受到“文化大革命”经年累月冲击的干部，大多数人都会精神崩溃，意志屈服，低头认罪。但妈妈是那个时代的另类。她不但不屈服，不认罪，精神上还没有多少压力。面对革委会罗织的罪名她根本不往心里去，每天例行的自我介绍她常常接着说：“我不是走资派，他们非让我说是……”；面对有人讥笑她力气小，干活儿慢，她就回敬毛主席语录：“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回到家里，她对自己遭遇的一切屈辱看的云淡风轻，比我们这些孩子还洒脱。但是她很惜命，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不可以硬来。所以她也会积极写检讨，写思想汇报，把内心深处的小毛小病挑出来，用显微镜放大一下，乐此不疲。

“文化大革命”前爸爸是旅大市的一把手，“文化大革命”中被划定为当地最大的走资派，

罪名多多，天天隔离审查，经常被游街批斗，连累我们这些孩子走在大街上都会被人叫骂侮辱，抬不起头。而她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经常跟我们说爸爸是个好干部。她年复一年不厌其烦的说爸爸就快“解放”了。

若干年里她的预言始终没有应验过。我们一直认为妈妈只会信口开河。我们曾经无数次激烈争吵，但无论最后如何收场，她都不改初衷。

1972 年父母终于双双“解放”。虽然比妈妈的预言晚了好几年，但她毕竟一点都没错，爸爸、妈妈都是好干部！

直到今天我们才想明白，她在那个疯狂偏执的年代之所以不承认扣在自己和爸爸身上的任何罪状，不是因为她知道这些罪状都是那些灵魂丑陋的人作的孽，而是因为她的世界里容不得罪恶，她相信自己也相信爸爸不惜流血牺牲就是为了消除罪恶；她之所以认为她和爸爸都是好干部，肯定会“解放”，比我们任何人都看得准，不是因为她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能够把握“文化大革命”的脉络，而是因为她有不屈的意志，对自己充满十足的自信。正如妈妈20岁更名时所愿，她用此后的余生证明，她就是一面不倒的红旗！

七师分会 胡小明 胡晓红 胡小刚 胡晓强 胡小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