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二代”这个身份标签，在当今中国撩拨着种种羡慕嫉妒恨，实在是赚眼球而已。但是，当我贸然走进了80年前一群“富二代”的青春图景，真是被震撼到了。惹起这事的是我已故的父亲何以祥，一位走过长征的军事指挥员。他作战无数，身上留着枪伤，在离休后的晚年，却偏偏牵挂这样一段与军事作战无关的经历，追念一段与“学生仔”结下的情分，为什么？他嘱托我在他有生之年，完成对“临汾学兵队”的采访写作。当时史料中对此少有记载，而他担心的是“再不写就被人遗忘了，对不起那些死去的学生兵”。
我于是踏上了千里寻访的旅程，一幅幅不寻常的人生画卷就此打开。
1937年11月，太原沦陷之夜。十名便装的男子，悄无声息地疾行在断垣残壁之间。一只炸飞了的断臂从屋檐上血淋淋地挂下来，令人惊骇，到处是弹坑和尸体，但是小分队无暇四顾，领队的何以祥不断催促：“快！快走！”，他们必须赶在敌军进城之前，找到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报到。
太原八路军办事处正在准备撤离。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等人刚开完会。何以祥拿出从延安抗大携带的介绍信，组织部的胡耀邦在信中说明了，这十名抗大干部要向北方局报道，去敌后工作。过了一会，彭雪枫便向何以祥下达了这样的指令：“你们十个同志中七个人去‘山西决死队’向薄一波报到，其余何以祥等三人，目前协助机关行军转移，到达临汾后另有任务。”这秘而不宣的“任务”，是何以祥绝想不到的。
带兵打仗的何以祥，一夜间 几天后，在挤满了难民、伤兵和流亡学生的临汾火车
成了几百个学生兵的“教头”
站，出现了一张大红色的“八路军学兵大队招生布告”，落款是“学兵大队长何以祥”。原来，一到临汾，彭雪枫就向何以祥下达了任务：由于大量青年流亡学生在寻找抗战出路，而我部队和敌后游击武装普遍缺少干部，因此北方局决定在临汾举办“学兵大队”，将青年学生收容组织起来加以训练，作为骨干输送给前线部队。
这会儿，何以祥和张震参谋一起，刚把布告贴上墙，就有许多人围上来看，他回身一走，
身后就跟上了七八个，都说是要“当学兵”。转眼，便又聚了二十来个兴奋的东北学生：“进去就算八路军吗？”“拿枪穿军装吗？”何以祥一时难以一一对付，便领着他们走到一家小旅馆门口，再回头一看，好家伙，身后已跟上了五六十人，有穿长衫的，留分头着西装的，也有穿旗袍高跟鞋的……何以祥只能这样表示说：“我们欢迎各位同学参加八路军学兵队，请大家暂且在这个旅馆住下，等我们来带领大家，——不过，旅馆的费用要请各位自理！” 第二天，何以祥带着一只“稀里哗啦”不成队形的人群，向四十里外的学兵队驻地—— 刘村行进。有人发现不对劲：各人手里提箱呀网篮呀一大堆，怎么大队长倒是两手空空？有人就问：“是不是后头有车给大队长拉着东西？”何以祥咧嘴笑道：“我这个大队长啥子也没得，光杆！”
他是“苏州大亨“的阔少爷王传馥，容貌清秀，神态儒雅。父亲开着银行，他自小便是由奶妈和保姆伺候，衣料是英国哔叽的，屋里浴缸瓷砖都是进口的。王家孩子在学校吃饭都是单间，家中专人送餐，放学不能和同学玩耍，要由电镀雪亮的私家黄包车拉回家……可是他讨厌读书（母亲为此哭过多次），也从不觉得快乐，成天躲在自己房里做木工，刻印章，玩电线。但是学校里闹学潮，他却跑去领头向自己的校董父亲“开战”，为穷苦同学争取权益。在上海“八·一三”的血色炮火中，他立下了誓言： “人亡国存是光荣，国亡而人存是耻辱！”当他来到了学
兵队，脱去皮鞋换上了草鞋之后，兴奋地说出一口苏州话：19岁的苏州阔少王传馥，渴望着战斗和献身
“今朝起世上勿再有王传馥少爷，只有战士王传馥了！”—
—后来，当他在生命终点选择赴死的时候，他仍旧坚守了自己的誓言。
17岁少女李六平，穿着一身丝绒长大衣来到，最为惹眼。她大哥去日本留学回来做了金陵兵工厂厂长，专注于事业终生未婚，却对这个小他三十几岁的妹妹钟爱有加。这个热情、任性的姑娘，在中学作文里大骂蒋介石“卖国”，把老师吓得脸都白了，她还和老师辩论，逼着老师给打分。她后来考取了复旦大学物理系，想做居里夫人一样的科学家，却在日军炸弹下中断了学业。哥哥亲自给她买好了去重庆读大学的飞机票，她却带上了哥哥的德国照相机，决心到山西前线去找八路军。她幻想着在战火纷飞的前线做一名战地女记者！几经波折，她最终来到了临汾学兵队。
李六平在插图画师的笔下，浑身是十足的“大小姐”气派当然，参加学兵队的年轻人并不都是“小姐少爷”出身，但他们的家庭都相对富裕，否则像何以祥这样的穷人家孩子，怎么能进城读书上学？不过，大队长给他们布置的第一课作业不是别的，而是修厕所、挖茅坑！半天下来，男厕所倒很有进展，女生们却一筹莫展不得要领。有人建议让男同学去帮忙，立马被大队长制止：“不行！让她们先去参观男同学怎么挖，学会了自己干！”有个小女生卖力挖土腰都弯到了地上，大队长都忍住了没有出手帮她，因为她们将要面临的战争生涯，将比挖厕所要严酷血腥一百倍。
第一批发放军装的日子如同欢庆的节日。此时学兵队已经聚集了四百多名学员，他们被编为四个支队，女生们所在的四支队最为喧哗热闹，她们个个剪短了头发，打上了绑腿，学会了行军操练，而李六平也学会了忍受身上的虱子。
可是，战争带给他们的生死旅程，才刚刚开始。
大队长的小屋有啥稀罕？每天晚上竟吸引学员们争相往那里跑。要知道在当时，学生们听说老红军何以祥端着一杆老梭镖，就敢往敌军机枪阵地冲锋的战绩，是何等钦慕，有的跑去听他讲战斗故事，有的求教军事知识，当然学生们也常提出惊人之见。
其实当时的何大队长也只有26岁，他肚子里那点“文化水儿”基本是在红军和抗大学的。但是他十分尊重有学识的人。比如那个学生车文仪，一来就口若悬河，提议学兵队开设一门“世界语”课程，便于发动全世界的革命。何以祥压根没听说过这名词儿，但耐心地告诉他，学兵队目前没有条件开“世界语”课程。谁知，第二天、第三天他又执着地跑来，继续滔滔不绝地推广他的“世界语”，大队长灵机一动，干脆委派他去办一份大队墙报，再布置一个“救亡室”。车文仪闻令大喜，立即自己掏钱买纸张，编稿件，办出了一栏漂亮的“学兵队战报”。——谁能想到40年后，这“小主编”车文仪竟成了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呢！
孕妇竟然也找上门了。失散了组织联系的地下党员胡英，怀着五个月的身孕，独自从上海一路拖着伤腿、渡过黄河找到了学兵队，一到就向大队长打听自己的丈夫：“这儿有个叫石刚的吗？”大队长打量着这位孕妇问道：“你讲的石刚是不是安徽人？我们二区队的指导员就叫金石刚。”“就是！就是！”惊喜万分的胡英立即眼泪奔涌出来……战乱中的别离和重逢，难以尽诉啊。何大队长破例允许夫妻俩住到一起，便于丈夫照顾孕妻，但是胡英却拒绝了。她说：“我从没有过过战士生活，让我当个‘妈妈兵’吧！”于是女兵队列里增添了一位“非常妈妈兵”。
当然，学兵队并非来者不拒的“客栈”或是“收容所”，每一个新来报名的学员要接受大队长严格的“面试”：“日本人很快要占这里，我们要上山打游击，随时要死人，你怕死不怕？”“我们不发薪饷，每天饿肚子钻山沟，你受得住吗？”提问严峻得近乎“恐吓”，有个别人确实因此退缩了，但绝大部分人决意成为真正的战士。保定女师的王于畊是家中独养女儿，之前在国民党伤兵医院做义务看护，她动员了七个女护士和她一起投奔八路军。她哥哥是参与赤色学潮的“危险份子”，有一次带着只有九岁的她去了枪毙学生的行刑现场，她被吓坏了，家人埋怨哥哥不该带她去，哥哥却搂着她说：“我要让小妹知道世上有杀人的人，也有不怕杀的人！”—— 没想到，八个女伴反悔了七个，有人说在街上看见过女八路，大冬天穿单裤，赤脚打草鞋，脚上尽是血口子……有人已经被医官求婚，幻想着当太太了。大家吵成一团哭成一团，最后，王于畊独自一个人扒上了火车，千辛万苦来到了学兵队。她后面的故事就更多了。到了我采访学兵队故事
的时候，她已是福建省教育厅厅长，她的另一个女学员们穿上新军装，战士的精气神里透着女性的俏丽身份，是叶飞司令员的妻子。
学生们很快适应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小米加粗粮的伙食，也跌跌爬爬地跟上了夜行军的队伍。
要知道他们各门课的教官是谁吗？那位湖南口音、讲授“抗日时局和方针”的“陶教
官”，真实身份是刘少奇，讲授“游击战争政治工作”的是杨尚昆……，逢到祠堂里上大课，不但有老乡们跑来听，连临汾国民党办的“民族大学”的学生们，都跑来听课了，常常是院墙上都爬满了听众。
一次，阎锡山在吉县县城，刚好碰见八路军过部队，他便站在大门台阶上看，人没到，
歌声就先到了，队伍里不少人戴着眼镜，尤其是一队女兵，个个精神抖擞，齐声踏步唱着歌：
“全国动刀兵，一起来出征。你看那个大旗，飘扬多威风！……”阎锡山惊讶地问手下：“她们是哪里来的？”——“报告司令官，是刘村八路军学兵队的。”阎锡山愣在了那里，半晌无言。
古往今来，凡是青年男女扎堆的地方哪能没有情爱？四百名男学员，一百多女学员，都年轻英俊，勇敢多梦，爱神的降临谁挡得住？这不，晚饭后当大队长从汾河岸边走过时，就遇见了一对肩挨着肩漫步的“情侣”，见到大队长有些紧张地敬了个礼，等候“发落”。他俩的名字起的怪，一个叫“王我”，一个叫“王的”，大队长说：“又是你们两个！你们的名字我都搞不清。”小伙子忙答：“我是王我，她是王的，意思就是‘你是我的，我是你的 '……”大队长提醒说：“你们老在这里溜达可不行！”回到班里，两人都受到一通批评：“你们这像八路军的样子吗？”
严格的军纪和浪漫的爱情，开始有了冲撞。甚至有幼稚的女学员兴奋地告诉同伴：“我
和一个红军谈上啦，他肯定是共产党，我要和他结合，我不也成了共产党了吗？”傻姑娘啊，当时党组织没有公开，你连入党是怎么回事都还不懂呢。
一场争论掀起波澜。有位干部干脆宣布：“战争环境，革命需要，学兵大队不许谈恋爱！” 不料他批判“恋爱至上”时，竟脱口说出了“枪毙恋爱”的口号，这下可炸了锅。大队领导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辩论那叫一个激烈！有人说：“现在谈恋爱就是妨碍革命”！有人说：
“爱情是枪毙不了的！”
17岁的“上海小姐”田敏秀来自教会学校，曾有一个家里给定亲的复旦大学男生，多才多艺，执着追求她很久，但她当时抱定了“不婚主义”，对他百般拒绝，后来才隐约知道，他早已参加了进步抗日组织，临分别时她和他约定“咱们到大西北见面”。可是，他却在北上的途中一病不起。田敏秀和女伴到达学兵队的时候，一身的旗袍戒指高跟鞋不说，还雇了四头小毛驴驼着两人的衣箱行李，杨尚昆和彭雪枫一出门看见这“毛驴队”，忍不住笑着问两个姑娘：“你们是来干什么的呀？”她们一听红了脸，差点委屈得哭了鼻子……就这样，她们扔掉衣箱，开始了不一样的战士人生。那段若即若离的感情就此埋在了心里。直到她后来去了江南新四军，才得知那位“复旦男生”已经病故了。——再后来，她成了新四军指挥员谭震林的妻子。只能说，裹挟在时代浪潮中的个人感情，往往是脆弱的。
结果，彭雪枫来给大家上“恋爱课”了。他说：“现在国破家亡，如果不革命不抗战，即使你们成双成对，到头还是做亡国奴，爱情还有什么幸福可言？”在他看来，爱情是枪毙不掉的，有男女有人类的地方，亿万年都有恋爱，但是“恋爱至上”的观策马驰骋的彭雪枫，是女队员眼中钦慕的男神 念可以枪毙！而当刘少奇听大队长汇报工作时，也问过何以祥“你自己谈恋爱了没有？”何以祥摇摇头答道：“这不能干。我还要上前方的！” 学兵队里的“恋爱风”就此消散了。青春正好，抗日前线的声声召唤，此刻已经聚集了他们的全部热望。
鼻梁上架着眼镜，衣兜里装着定音叉，他曾写出《天涯歌女》《四季歌》等风靡天下的流行歌曲，而今天，当这位知名音乐家贺绿汀跟随《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学兵队的时候，听到彭雪枫所描绘的游击战术场面，被深深打动，以致夜不能寐。他眼前出现了高高的山岗、密密的树林、无数的游击战士……他在灯下拿出纸和笔，敲着音叉，歌词和旋律一起涌出：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天刚刚亮，他踏着晨霜奔出门去，等学员们出罢早操，他就站上一个高高的土台，挥手教大家唱起了这首新歌。那一整天，学兵队就专唱这首歌，此起彼伏，越唱越激昂。这首被千万人传唱的《游击队歌》，就这样在临汾学兵队诞生，伴随着抗日炮火响遍了
大江南北，见证了血与火的抗战年代。它是 贺绿汀的歌曲，在不同的时代被传唱不绝
如此深入人心，我父亲直到晚年躺在了病床上，逢到战友来探望，还会一起哼唱这首游击队神曲。
上前线的一天终于到了。在刘村的西北方有吕梁山的高峰，背面有雄峙的太行，一些威名远扬的指挥员就从这些大山中下来，直奔学兵队“抢人”。大战平型关的杨勇，挑了二十多名精干的男学员，一个女的也没要，被女兵们一个劲地质问：“为什么不要女的？”
贺龙师长骑着骏马像旋风一般卷进刘村：“同学们，欢迎你们来一二零师，仗有的打噢！” 五十名学员跟着他走了。不仅如此，贺龙还在打何以祥这个老部下的主意，他拍拍自己的枣红马对何以祥说：“你看这匹马怎么样？要是跟我走，它就是你的了！”何以祥心里直发痒，但是他知道这不行，自己的使命是送走最后一批学员，然后去敌后打游击。
刘村的路口，每天都有一批年轻人告别同学和乡亲们走上战场。刘村是人生的课堂，战场是人生的考场，他们呼喊着：“战战战，一起上前线！”慷慨出发。副大队长谢忠良带领的几十名学员——包括“苏州少爷”王传馥和能歌善舞的杨瑞年——一起出发去了新四军部队。他们今后天各一方，是生是死，无人能够预想，但他们已经将最宝贵的青春抵押给民族国家的命运，再无悔恨和彷徨！
炮火声中的临汾学兵队，只存在了几个月，那些鲜活的年轻生命之后去向了哪里？我开始四处探寻他们后续的命运轨迹。
王传馥，这个扔掉“苏州阔少”身份的年轻人，学兵队结业后到了新四军三支队，成为宣教股长。他很快便给家里写信，讨要“奢侈品”——一只德国造高倍望远镜和一架蔡司照相机。得知长子竟然活着，父亲欣喜之余赶紧照办。不久儿子又来信，说要亲自来上海搞一批“货”——其实就是新四军急需的稀缺药品和物资。父亲一边期待见到久别的儿子，一边积极“筹货“。然而，随着“皖南事变”的突然发生，王传馥没能成行，他与700多名新四军将士一起，被国民党投入了上饶集中营。
此时狱中的王传馥，仍旧一副斯文纤弱的模样，但实际上他已是中共党员、“茅家岭暴动”越狱计划的组织者之一。本来他可以利用家族的深厚背景，托关系获得保释，但他没有那么做。当难友们乘夜冲出牢房的时候，他夺下了狱警的两枚手榴弹，跑在最后掩护大家，却不幸被枪弹击中，再度落入敌手。血从他的伤口汨汨流出，敌人说：“只要你说出暴动领导人的名字，马上给你治伤。”但他至死不吐一言，平静地等待最后一滴血从身体里流尽…… 三十年后，我看到一位学兵队的战友张鳌，来到上饶烈士纪念馆里，在王传馥的照片前摘下了军帽，默默地怀念。
让我忘不了的是另一位漂亮女兵——会跳“卡尔斯顿”舞的杨瑞年，浅浅的酒窝，灵活的腰肢，令她分外引人注目。可是她刚到新四军，因为被一位团长邀请“一起散步”，她天真地答应了，却不料对方误会了她的心意，突然向她表白心迹，令她大吃一惊，只得如实报告。这一下风波遽起，团长因为违反了当时“干部禁谈恋爱”的规定，受到严厉批评和降职处分。有人在背后便指责杨瑞年“轻浮，害人”。她始终没能入党，却从无抱怨，还把年幼的弟弟也动员来参了军。但是一年之后，姐弟俩双双被关进上饶集中营。之后，弟弟在越狱的“赤石暴动”中英勇牺牲，而杨瑞年和一百多新四军战士，被押解到一个荒凉的山坳中，在这里被集体枪杀。身中七弹仍呼喊口号， 瑞年是英雄中的英雄。当时行刑的一名宪杨瑞年牺牲得异常壮烈兵，事后曾震惊地回忆：“一百四十一人之中，只有一个十七八岁的流泪喊冤枉，其余没有一个不从容倔强，视死如归，有的已吃到子弹，还在血泊中高喊‘共产党万岁！’有一个女的叫杨瑞年，吃了三枪还在喊口号，打了七枪才断气，头颅都被打碎了。……我们回来后，连呼吸都困难，真似做了一场噩梦。我那时下了决心，死也要离开这刽子手队。”此人最终逃离了宪兵队。
四十年后，一位新四军领导这样纪念杨瑞年：“……应该承认她是新四军大无畏的女战士，应该追认她是百分之百条件的中国共产党员！”
这样震撼人心的故事何止一二！我相信，如果青春可以重来，他们仍会做同样的选择，在他们躯体倒下的地方，会有明艳的花朵开放！
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的他们在哪里？
我走进空军学院的院长办公室，站起来迎接我的杨火院长，正是那个当年只有十五岁，差点被拒之门外、靠赖皮“蹭”进学兵队的东北流亡少年杨火。他当时的最大梦想乃是：当个梁山好汉，打回老家去，饮马鸭绿江边。因为个头太小，只能当“见习学兵”，但不甘示弱，看见别人有一本《资本论》也硬要拿来啃，根本啃不动。听刘少奇教课说什么“酱油酱油”，不懂。最后才明白是“教育教育”。而如今的他，已经领导着中国空军培养新一代指挥人才的最高学府。
我问杨院长现在有多少学生？学些什么课程？他抱歉地说：“这都属于机密范畴，我没法奉告。但有一点不是秘密，我们的学员要学新的空战指挥技术，包括运筹学，心理学，电子预警……谁落后一步就会挨打。”
当时十五岁的杨火，怎能想到中国空军能飞到如今的高度
我四处寻觅着，一个一个打听着学兵队员的下落。
瘦弱的王文克，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骨干，是个“军事迷”，初来学兵队时，总爱缠着大队长研究武器枪械，可惜他毕业后分配去了延安中央机关，从此与军事作战无缘。我见到他的地点是国家工商总局，而他的职务正是国家工商总局的局长。虽然位至高官，他依然质朴、念旧，回忆说当时有个学员夜夜尿炕，班里七个人和他挤一起睡，没有人嫌他的尿骚味，第二天还帮他晒被子，那是自家兄弟也做不到的亲密情义！他最后笑呵呵地自嘲说：“我始终没捞着干军事，从学兵队到现在，我还是个老百姓！”
而当年那个大队部的小文书齐速，当时曾对“伙食委员会”选举提了意见而遭人非议。多年后，他在大跃进期间担任了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只因对“大炼钢铁”发了一点疑问，就挨了三天的批斗。知识分子的真诚，他从来不曾放弃！
我手中这份老学兵队员的名单越来越长，也越来越有份量。如今在他们当中，卫生部副部长、法制委主任、周总理秘书、驻外大使、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是啊，学兵队培养的人才，芳草天涯，堪称栋梁。但是，担任高级领导职位的毕竟是少数。还有更多的人，以平凡的身份默默践行着青春的理想。
还记得那个穿丝绒大衣、带着莱卡相机的“大小姐”李六平吗？1949年她大哥成了新中国的科学界代表，见到一身军装、黝黑壮实的小妹李六平，竟然不敢相认了！他还带着小妹登上了开国大典的天安门。人生，因为学兵队而彻底改变。
多年后我在北京见到的李六平，是一个不善料理自己生活的退休老太太。但她在十年浩劫中做的一件事，却令我肃然起敬。当时与她一起来到学兵队的燕京大学女生何慧，夫妇俩在“文革”中双双死于非命，留下了四个无依无靠的孤儿，李六平尽管自身处境艰难，却决意要给四个孩子们一个家。她东奔西跑，把散落在乡下和外地的孩子们一个个找回来，安顿在自己的家里。孩子长高了，棉被小了，裤腿短了，李六平笨拙地拿针线为他们缝制加长…… 她要接替死去的战友，承担起一个好妈妈的角色。
曾在学兵队领头唱歌的小个子姑娘陶端玉，从学兵队到了延安中央机关，她最爱往乡下山沟里跑。一天乡亲们去找毛主席，要求给派个老师识字办学，毛主席说了句：“小陶恐怕合适”。她就铺盖一卷住到了村子里，教全村老少识字，特别是教那些婆姨“人口手刀牛羊”，拿树枝在地上画，画上一整夜都不睏。在陕北劳模大会上，群众全票推选她为“先进劳模”。而新中国成立后的她，成为教育部中小学教育司的司长，如今她操心的是，如何让中国小学生们赶上“知识爆炸”的时代。她曾不止一次认真地思考过，学兵队给予她的究竟是什么？她对我说：“就像一幅画从那里打上了底色，唱一支歌，从那找准了音调。” 我们丢失了什么？
陶端玉，还给我讲了一个埋在她心里的、大大的歉疚。
学兵大队的支部书记陈克寒是知识分子，命运坎坷，他在“文革”中失去了妻子，摔断了腿，他给何以祥来了一封信说：“我腿坏了。但只要有一天我哪怕能爬上火车，就要来上海和你见一面，有很多话要说。学兵队的同志们不知都在哪里？应当好好记住他们。”他放不下这个牵挂，于是在病重之际找到陶端玉，嘱托她一定要在两个星期之内，把学兵队的故事写出来。可是，陶端玉接着去外地出差，没来得及动笔。然而令她无比震惊的是，在外地的报纸上她突然看到了一则“前北京市委副书记陈克寒病逝”的消息，一算日子，不多不少正是陈克寒当面嘱托她此事的两个星期之后！难道，他预知了自己生命终结的日子？陶端玉赶回北京，听说他是在夜里从床上爬起来到书桌前，在桌前去世的。他一定是有话想要写下来……
他最后想要写下什么？再没有人知道。但是“小陶”相信，那一定和学兵队那段岁月有关。
今天，我们还有多少人诊视那样的青春？还有多少人愿意舍弃财富和优雅的生活，仅仅为了一个看似“不靠谱”的理想投身抗日队伍？回望500学兵队员走过的路，今天的我们，是否在利己主义横行的时代，丢失了什么东西？
听说在临汾刘村，学兵队当年驻扎的秦家大院，如今由秦家后人完好地保存着，供人们参观纪念，今年刘村也已经在着手举办学兵队80周年的纪念活动。
80年了！但愿那些年轻的生命激情，还会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身上传承，永不遗忘，永不熄灭。
何晓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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