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抗日流动工作队是我一生中的大转折。在它成立之前，我受读书会的影响，决心参加抗战，在它成立之后，决心抛弃家庭，献身救亡，在它改组为第19、20工作团之后不久，我入了党。并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初步奠定了我一辈子走革命道路的基础。 

人 生 的 转 折

    我出生在安庆，11岁死了父亲，自觉地把将来供养母亲培养弟妹的责任背在自己的身上，于是用功读书，高中毕业全省会考成绩领先，被保送入本省大学。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不久，我接到安徽大学的聘书，聘我为化学系助教，我内心是引以为荣的，认为学校看得起我，我要为学校争光。正当我忙于开学准备工作的时候，许多从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大学读书的青年来到安徽大学借读，化学系来了一个从北京师大来借读的王伯渊（后改名王榕），我非常高兴。她是我中学的同学，我比她高三班，四年前我和她都是反对会考的积极分子。还有徐氏姐妹二人，也是女中毕业生，从大同大学转到安大借读的。她们来了之后，积极开展救亡活动，如办壁报，办救亡室，外出宣传，开演讲会，还有秘密读书会，一下子打破了安徽大学死气沉沉的局面。

    安大教育系四年级同学王世耆，与我私交很深，与徐氏姐妹关系也很密切。王一头栽进救亡活动分子队伍，并与徐氏姐妹一起设法，要把我拉到救亡队伍里来。我那时正在为做一个像样的助教而埋头苦干着，对她们的活动，无动于衷。一次，王参加在黄家狮子小学召开的救亡分子演讲会后，赞叹不已，劝我说，“我们太落后了，这批青年有学问，觉悟高，讲抗日救国道理，我们望尘莫及。特别是有个中央大学学生讲的精彩极了，你不去参加，实在可惜！”我听了仍不动心。有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王伯渊、徐国定这批人在民众教育馆召开一个会，她们决心拉我去。原来她们商量在“九·一八”那天要借省议会会场（安庆最好的一个会议场所）组织一场话剧宣传，暗中定好要我演“咆哮的河北”剧中的一个角色，我坚决不肯。在她们心目中，我当年是女中的文艺积极分子，演过女扮男装，还演过英文剧的角色，给她们留下难忘的印象。她们四位一定要我参加，可她们那里知道，在安庆这个闭塞的地方，我过着四年男女同学的生活。女同学如果没有十分严谨庄重的行为，就会引起闲言碎语，令人十分厌恶。因而，我除在女同学中比较活跃外，平时言谈不多，基本不参加什么社团活动。这次她们以“爱国行动”的大帽子压我，要我到省议会去演剧，实在没有勇气。最后我被她们纠缠不休，终于答应了。这是我专心于助教的同时第一次出演抗战戏，是我人生转折的起点。

    又有一次，王世耆参加了秘密读书会，会上决定某天到鲍光华家中开会，大题目是讨论政府结构改革，号召大家准备参加。王世耆告诉我这件事。当时我们对这个大题目可以说是“一窍不通”，参加还是不参加，心里十分矛盾。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我俩抱着学习的态度，还是鼓起勇气参加了这个大讨论。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已经到了十几个人，我除了认识鲍光汉（安大数学系同学）外，其余人一个不认识。我听了各人从不同角度揭露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不抵抗主义，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发言，和关于现政府不能领导抗战，应改组政府机构，吸收爱国人士参加的主张，暗暗在想，这些青年已经想到政府的体制能不能适应抗战的要求问题，而我们这些人还仅仅停留在愤恨日本人的暴行上，我自己甚至只想当一个安分守己、养家糊口的教师，感到这与时代要求太不适应。人生何去何从的矛盾，已尖锐地摆在我面前。

    “九·一八”演出以后，我参加了下乡宣传活动，终点是北门外的五里墩，来回步行，不准乘车。出发时一位好心的女同学说，下乡宣传，衣着花色应该适应农村，否则一看就是个城里人。我听了她的话，穿了她拿出来的一件蓝底白花布旗袍，周围同学都说好。谁知一到乡下，这衣服不但不随俗，反而显得摩登，真是弄巧成拙。在一个小饭店吃午饭时，仅仅一碗卤咸菜，活蛆在菜里、桌上爬动，心里真打疙瘩，但还是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吃了一点白饭。因为我是当地人，土腔土调，这次宣传效果还好。在宣传结束回来的路上，我因缺少走路锻炼，腿酸脚痛，只好借近黄昏时机，偷偷地坐黄包车回家了。

    另有一次读书会是在小南门方家一间较大的楼房中举行的,讨论的题目是青年人应有的责任，主要发言人是一位身材矮小、眉目清秀的青年,他口若悬河，侃侃而谈，立论精辟，逻辑性强，令人钦佩。作为一个青年，我听了他的发言,心想如不排除杂念,立即参加抗日,真是在世枉为人了。后来知道,他叫方琦德,是清华大学毕业生，曾担任过清华大学学生支部书记。

  在参加这批进步青年组织的读书会、演剧、下乡宣传等等活动中，我的思想不断地起了变化，增强了作为一名中国人抗日救国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从而逐渐增加了抗日救亡活动的时间，放松了实验室的工作，并积极将我母亲、妹妹及弟弟送到乡间亲戚家去住，表面上是为了躲飞机，实在为参加抗日救亡准备条件。

    大约11月底，在北门外马洪范（后改名马守一）家开会，有人提出救亡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要脱离家庭，职业救亡，到农村去，到大别山去，如日寇来了就上山打游击，经费自筹，愿者报名。虽然这问题提得突然，我思想准备不足，但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我义无反顾，当即报了名，参加会议的十多个人，好像都报了名。

    12月初，大家被指定到状元府天台里的赵荣文家集中。集中很容易，当时使我难以决断的是带不带原本洋文业务书？不带吧，难以割舍，带吧，与大形势格格不入。我知道我们队伍里有学电机的，有学机械的，有学财经的，还有学农、学文学的。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人家都不带，我能带吗？最后决心一本也不带。临离开实验室时，我只拿了一点酒精、碘片、高锰酸钾、硫酸镁、凡士林等，以便配制适用的消炎消毒常用药品，好在沿途为队员们服务。

  到了天台里赵荣文家,我认识了许多男女青年,一个个热情洋溢,歌声不断,好像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这时我暗中观察，相信这群青年组织这么个团体一定是有党的领导的，否则这批人不会有这么大的气魄，那么清晰的思想，纯正的作风。至于这个团体是怎么形成的，我了解不多。以后知道这个团体的名称叫安徽省抗敌后援会各县流动工作队，简称流动队。

    “流动队”1937年12月9日从安庆出发了。由四十名左右青年男女组成的队员们打着队旗，背着背包，推着数辆独轮车，高唱着救亡歌曲，雄纠纠地前进。我记得我唱得最多的是：“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那起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走出工厂田庄课堂，到前线去吧走向民族解放的战场。……全世界被压迫兄弟的斗争都朝着一个方向……”一种民族解放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豪情，鼓舞着我们前进。

    到农村去，这在以后的岁月，是太平常了，但对1937年12月的我来说，对一个十几年来从家门到校门没经过风雨锻炼的人来说，实在是一次艰苦的磨炼。开始时，我还抢着背独轮车的绳索，以减轻推车人的负担，慢慢地脚不听使唤了。第一天的宿营地是高河埠，离安庆城60里，大约走了30多里路，我已经吃不消，慢慢地腿像注满了铅似地抬不起来了。到太阳西斜时，双脚疼痛，寸步难行，我担心走路的关过不去了，但又想，那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女同志难道是天生能走路的吗？还不是磨炼出来的！磨炼就是在痛苦中熬煎，我不断地做自己的思想工作，克服怕过不了走路“关”的思想，坚定自己“不到长城非好汉”的信心，一天走到了高河埠。

    晚上，有经验的同志用媒子火为我们烤水泡，大葡萄似的泡蔫了，皮皱了，疼痛减轻了，第二天再用盐水将脚泡一下，勉强可以下地，为了能跟上队伍，上路前我找了一根粗木棍当拐杖，把身体重量尽可能压在棍子上，坚持跟着队伍走，第三天到了桐城，疼痛减轻了，以后又顺利地过大关、小关到了舒城。这时我已炼出了走路的本事，闯过了革命第一关－－走路关。

学习理论   宣传抗日

到桐城的第二天下午，在我累得步履维艰的时候，我发现用独轮车推来的书，已经井井有条的被放进一个阅览室里。室内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如《论左派幼稚病》、《进一步退两步》；有苏联的大部头小说《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被开垦的处女地》；以及中国名作家鲁迅、茅盾、巴金的著作，还有生活书店出版的《大众哲学》、《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等。除了这些，还有一些报纸杂志，对我印象深的是一本纪念苏联十月革命廿周年的杂志，上面有列宁、斯大林的彩色照片，美丽极了，还刊登了苏联集体农庄、托儿所等宣传十月革命成就的资料，至今印象难以磨灭。

这些书刊，我除了看过几本革命启蒙的读物如《大众哲学》和《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等以外，列宁著作我基本上没有看过。我下决心要努力学习革命理论。不知怎的，在自选阅读图书时，我首先爱上了神州国光社出版的一本《自然辩证法》。大概是因为这本书中用了不少自然界规律说明唯物辩证法的哲理，不少段落还能看得下去，而且有些懂，因为我对革命理论很陌生，在这本书中似乎找到了自己所学知识的结合点，认为学了点自然科学对理解哲理有帮助，从而提高了我学习革命理论的积极性。

流动队队员多数是安大同学和一些中学生，在校时他们都喊我刘先生。入队后，我感到有些茫然，正像毛主席后来说的那样，我们熟悉的东西已经闲下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强迫着我们学起来。我感到我落后于我们同辈的先进青年所具有的革命觉悟和组织能力，我实际上是流动队的一个低年级学生。不知谁聪明，一下子改称我为刘大姐，我听了非常高兴，从此决心放下老师的架子，一切要从头学起。

流动队出发没几天，我发现这个队里人才济济，暗地下决心向他们学习。他们中有学电机的，有学会计的，有学外语的，有人会装收音机，有人会修自行车，有人会会计簿记，有人会写文章、画画，更有几位年轻的男女，都只有十七八岁，能演剧唱歌，水平相当高。如孙其珠（现名孙铮）、史春芳，能演《放下你的鞭子》里的香姐儿，史春芳还能扮演小放牛里的女孩，方官德有话剧才能（解放后是北京“人艺”的名演员），能演各种角色，最小的小妹妹邓宛生大约十六岁，音乐素养相当高，歌喉特别好。至于爱歌咏、会简谱、能指挥、善领唱者，有王伯渊、鲍光华、陈琼等，可说比比皆是。正因为是这样的一支队伍，流动队每到一处，当天或者第二天就能演街头剧，搭台唱戏，有大合唱、独唱，抗战进行曲组唱，沿途还不断排练了一些新剧，如阿比西利亚的母亲、三江好、枪毙汉奸韩复渠等等。所有的宣传演出很受群众欢迎，也是我学习的好机会。

我作为流动队里的一名低年级学生，一切都想学，一切都想干，并且想办法干好。

首先我参加收听广播和写壁报工作。夜里戴耳机写速记，编壁报，重要消息出号外。由于我们消息比地方小报消息准确、迅速，颇受群众欢迎。

流动队的唐朋同志绘画水平高，书法又好，对色彩使用很有学问，所以他是骨干。我也经常参加漫画活动。年轻人如王治中、乐治权、都志圣、赵荣文也都积极参加。开始时，只是画一些日本人残暴罪行，贴到街头，后来感到效果不够理想，就画一批画，在我们驻地开漫画展览会，并派几个同志随画讲解，这样来看来听的群众特别是老人和妇女越来越多了，如果贴在街上，他们是不大看的。这不但扩大了漫画宣传效果，也增强了队员们接近群众和学习群众的热情。这样的漫画展览，我们在舒城、霍山、六安都办过。

为了提高宣传效果，那时我们还注意向民间艺人学习。在舒城有两位“打连厢”的艺人唱人间悲欢离合的故事，文字优美，通俗易懂，群众非常喜欢听。于是我们就请他们为我们演唱，学习连厢的打法及连厢的制作方法。不过两三天功夫，我和乐治权就编了好几段唱词，记得编了三段：一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芦沟桥事变，二是日本人烧杀奸淫的罪行，三是华北军民奋起反抗。我们还化装成东北流亡的姐弟二人，一连几天到农村去演唱，受到群众热烈欢迎，许多老太太拉着我们手问长问短，宣传效果十分好。一次在回城区时，路过县政府，有几个常备队看着年轻卖唱的姑娘来了，居然对我口吐污言，拟动手动脚，我火冒三丈，乐治权身强力壮，更是气恨万分，要揍他们。我恐怕吃亏，豁出来高叫，“你们这班混账东西想干什么呀？我们是你们县长请来的宣传队，你们赶紧把县长喊出来，问问他怎么养了你们这班蠢猪！”这帮家伙，一看我们气势不凡，就一个个地溜走了。事情虽然平息了，我可捏了一把汗，知道中国社会的落后性，“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以后就再没打连厢了。到了霍山，当收集到十二月花名的小调以后，我与马守一，好像还有程铨一起，利用小调形式填上了抗日内容的唱词，记得两首：正月里通草花，家家有插戴，日本鬼子打进来，人人苦煞哉！腊月里小雪花，飞的满天白，只有把鬼子打出去，岁岁才平安！队里还将十二月花名油印成册广为散发，流传较广。

流动队在抗日宣传活动中，重视向群众学习，重视宣传效果，既对知识分子的语言改造起了积极作用，更促进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世界观的转变，使我增强了到农村去、到时代需要的地方去的使命感，上了要与工农打成一片、坚持与工农相结合的第一课。

政治斗争表现种种

流动队成员我原以为都是思想进步的青年，谁知在出发前一天晚上宣布流动队队长、副队长及各股负责人名单时，主持会议的谨慎介绍队长郭云（郭当时不在场）是安大农学院学生，是省抗敌后援会派下来任我们队长的。还说郭的政治倾向性必须注意。

对郭云平时我只注意他外出代表队里接洽工作，行军时，他常接近队员拉家常。在流动队里，论才论德他是逊色的，是个平庸之辈。但有几件事，他却表现了特有的政治敏感性。所以流动队内部的政治斗争是很激烈的。

一次在舒城沟二口，郭云发现后文瀚（改名后奕斋）与几个带枪的农民谈了几句话，他怕后与红军联系上对上不好交代，于是就亮出手枪以示威胁，实际上并没有那会事。由此可见郭的政治嗅觉是很灵敏的。

又一次，我们写了一条“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的标语，郭云很生气，但装着政治上很老练的样子，说队员很幼稚，拥护蒋委员长是无条件的，不用写“抗战到底”四个字，许多队员与他争，认为蒋原是不抵抗主义，他如不抗战到底我们就不拥护他，坚持非写不可。他也无可奈何。

还有毛坦厂遇匪时，全队被土匪三三两两用绳子连在一起，全部赶到操场上，此时只有副队长刘复彭挺身而出，做土匪工作。他冒着土匪往空打枪并试图割他耳朵的威胁，对土匪晓以大义，说明我们是抗日学生，没有钱财，如有什么合用的东西，尽管拿去。他语重心长地劝土匪们不要伤害学生。土匪抢劫寨子结束时，一个头子站在我们队前说，他们也是被贪官污吏逼上梁山的，他们将来也要抗日，并说“青山不老，后会有期”，一场惊险过去。刘复彭是稳定大局的主将（当时多数队员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而平时以队长自居的郭云，这时却不声不响倦缩在队员之中，对队的责任感倒一点不见了。

在紧要关头，郭云反动的政治立场必然要暴露出来。1938年3月间，安徽省政府已迁到六安，流动队也到了六安。以后听说，此时流动队几个党员的关系已被接上，流动队在 上级党的领导下行事，可以完全摆脱省抗敌后援会的关系了。正在这时，全城举行火炬游行，庆祝台儿庄大捷，大家情绪高昂。流动队游行时郭云领喊“国民党万岁”无人响应，队员们却喊起“巩固和扩大民族统一战线，中华民族万岁！”郭云听了气急败坏，回到队里大发雷霆，拔出手枪对天空放了三枪，当晚没人理他。第二天一早全体队员开大会，记得方琦德同志首先发言，接着后文瀚、刘复彭等人发言，对他提出许多质问，他哑口无言。郭云原想以我们流动队的工作作为他向上爬的资本，不料，队里的人都不愿意和他接近，就连随他一道参加流动队的一名同班同学，也早就站在大多数一边了。在霍山文庙，郭云想趁流动队遇匪抢劫的危难之际，把队伍拉到大后方去，当遭到全队拒绝之后，他感到孤独，烧了队旗队印，只身跑到武汉向他主子汇报去了。

在六安，流动队很快成了安徽省动委会的委托工作团，不久就被正式改编为动委会直属第19、20工作团。因人数较多，省动委会给了两个团的建制。这时队里骨干刘复彭、王伯渊已调其他单位，鲍光华到了大后方，由后文瀚担任19、20工作团团长，继续领导大家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

找党入党

每当我看到人民遭受苦难，就想去找党。1931年大水，我看着灾民骨瘦如柴，面如茶色，大把吃稻糠，衣不能蔽体，我吃不下饭，读不进书，想去参加共产党，因为不知道党在那里，只好回到学校。这当然是幼稚的行为。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眼见沿途难民拖儿带女，败兵伤员颠沛流离的惨象，心想民族危亡极待拯救，国家命运急需共产党领导，所以，我初参加流动队时，对北京、南京等地大学来安庆组织读书会的骨干分子，就曾暗中以为他们是共产党员。当队伍到潜山水吼岭时，王伯渊与我漫谈国内国际形势，谈到国内危亡极待党来拯救，国际斗争是相互支持的时候，王问我想不想加入共产党，我心喜若狂，问她是不是共产党，她说不是，她也想入党，但不知哪个是共产党员，要我们相互去找，谁找到就相互通知，我当然信以为真。但是在那战乱的年代党又在哪里，怎样去找呢？我们凭这自己的毅力，更主要是对共产党的信念，从艰苦斗争环境中进行了识别体会和追求。舒城、霍山这一带，过去是苏区，到处是断垣残壁，有的街口或较大房屋的墙上还有“缴枪不杀，携匪首来归者赏！”这显然是蒋军当年“剿匪”的罪证！也有“优待红军家属”、“打倒土豪劣绅”的标语，这当然是苏维埃政权的标语。荒凉的农村，诉说了当年围剿与反围剿斗争给群众留下的创伤，也说明了共产党在这里领导人民群众进行过艰苦的斗争。如今，这里的群众心里仍时时想着红军想着党。为了找党，我们通过家访，了解到内战时期的女干部、当过皖西苏区与上海中央交通的喻本芳和住在诸佛庵的范登霞，她俩都是内战的幸存者。喻的丈夫、妹妹和妹婿都牺牲了，埋在万人坑。喻在1939年参加了我们的工作团，1940年反共高潮时，党让她留下来坚持斗争，后来被反动派逮捕活埋在霍山南门，英勇牺牲。因喻住在黑石渡方向，我们未去，便下决心拜访了范登霞。范是当时我党出色的女干部，远近闻名，但遭残酷斗争后，她深居简出。我们想通过对她的拜访能了解当年斗争的情形，唤起她革命的热情，从而实现我们发动地方干部来从事救亡工作的愿望。

我和王伯渊找到了范登霞家。她住的是一个山清水秀的竹篱茅舍，似隐士之家。范面目清秀，文文雅雅，对我们以礼相待，不卑不亢，不冷不热。我们具体说些什么已记不清了，总的是说她过去的英雄事迹，希望她出来搞抗日活动，范没说什么，只说家中生活困难不能出来，没办法。我们回去了，但仍不死心，稍后再次拜访范登霞，她仍和上次一样，不愿意谈过去的事。以后我们又多次到过去斗争尖锐的村子去家访，记得到一个名叫安家河的村子访了五次，几乎不大有人理我们。于是我们分析这里的原因觉得，一则可能是我们只有抗日的热情，而缺少为群众所理解的语言，二则看来主要的是我们不十分了解这里的群众在敌人摧残下深受苦难，因而缺乏对群众的心理认识。所以不能认为群众不大理我们就是没有革命热情，实实在在地说，还是因为他们在反复斗争中所受的折磨太大，他们的日子过的太艰难了。下面是我们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农民艰难生活的几个侧面：

这里很多人家的门有框无门板，窗户是一个洞，冬天用草塞。一次我与陈琼出外买棉花为全队做棉衣，夜宿一个老大娘家，竞找不到凳子和门板搭铺，她只好用一个大的破簸箕给我们当铺。就这样，我俩过了一个以砖为枕，以簸为床，以松枝为灯，以衣为被的夜晚。

在这里，经常可以看到农家堂屋里黑压压一片，远看似柴草，近看是苦菜。这种苦菜，家家大量采挖，用水煮后晒干堆在堂屋里，以备渡春荒。一年之中，这里的农户多数人家，有好几个月就是靠这种苦菜过日子。

有一次，我们请一个细长条子的青年为我们送一次麸子，他说他挑不动，没盐吃，没劲。没经验的同志说他装蒜，他说他不但挑不动，走路也走不远。细细了解，他已几个月不见盐星了。同志们给他一酒杯盐，他不要，说马上喝盐水，不能马上来劲，还是挑不动，同志们说不要他挑，也不要他钱了，他高兴地将盐拿回家，给全家人泡了点盐水喝。

想想这些，知道了什么叫贫农，想到这些，知道什么叫农村凋敝，想到这些，就知道什么人需要革命。不久，工作团的马守一、袁开藩等同志在霍山大化坪组织生产合作社，到外地去运盐，农民热情高涨，也随着工作团同志到很远的地方去运盐。

以上所见所闻，使我从中吸取了大量革命乳汁，思想上更加理解工农，感情上进一步接近工农，认识到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为什么必须与工农相结合的道理，增强了我为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而献身的决心。1938年9月以后文瀚为团长的工作团党支部，根据我的一贯表现，决定吸收我为光荣的共产党员，从而实现了我的宿愿。当时，我面对管家渡山上的青松，向党许下了为无产阶级革命奋斗终身的誓言。

                            7师分会刘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