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的元宵佳节，一轮明月高挂在清朗的夜空，这是个团圆的日子，可是父亲已经去世快2年了。在他百年诞辰之际，写此文章以示怀念。

   我们的父亲曾经是个知识青年。在他还是学生时，中国正处在“水深火热”、内忧外患的年代，他凭借自己所学的知识选择了共产党，并在党的教育引导下投奔了延安，后又回到安徽家乡发展党组织，开展抗战活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贡献。抗美援朝后投身到教育事业。先后在浙江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父亲便受到冲击，国防科工委首先宣布他停职反省，接着学校、家里贴满了打倒他的大字报，父亲经常被抓走，游街、批斗、甚至关押。有时我们还被要求去参加父亲的批斗会。造反派经常来抄家，家里的东西被抄得所剩无几，父亲最爱的书籍和马恩列斯全集也给抄没了。最终我们被赶出家门，住进了堆放杂物的仓库，更主要是人身安全毫无保障，造反派随时可以踢门而入，甚至有时三更半夜就把父亲揪出去批斗，父亲经常被打得遍体鳞伤。1968年1月，学校里大抓所谓的叛徒、特务。父亲被抓走，很长时间渺无音信。后来才知道，造反派把父亲关押在一个建在教学楼楼道里的牢房，没有窗户，暗无天日。他们认定父亲有历史问题，逼迫父亲低头认罪，父亲当然不会承认。这样一来，父亲就经常被审讯毒打，父亲的两条腿被打得又黑又紫，肿得连棉裤都脱不下来，最后造成了双腿残疾。有一天夜晚，父亲甚至被造反派们打得晕死过去。就这样，父亲被关押了二百五十多天，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生命也感觉难以支撑，但父亲仍执意要活下去，他深信问题总有一天会搞清楚的。1969年，第一批军宣队、工宣队进校，父亲从牢房里释放出来。参加了院革委会工作。但是好景不长，1971年初第二批軍宣队、工宣队进校时，父亲又被戴上了“516”黑后台的帽子，再次被非法关押起来，直到1971年底才被解除关押，勒令到印刷厂强制劳动，打扫厕所和楼道。以后每一次运动，父亲都要被戴上各种各样的帽子，或冠以所谓的黑后台等莫须有的罪名。

整个“文革”时期，我们在外面是黑崽子，被人看不起，可是回到家里却是宁静而温馨。父亲从不和我们提工作上的事，给我们孩子传递的信息就是，太阳终究会突破乌云，问题早晚能得到解决。父亲一有空，或在他身体稍好的时候，就微笑着给我们复习功课，当时我们都觉得父亲的学识渊博，特别是历史和地理知识，父亲总和我们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粉碎“四人帮”后，父亲的问题并没有很快得到解决。后来中组部派干部到学校任职，直到1981年才给父亲彻底平反。接着就离休了。但父亲说离休不离党，他要求到去中央党校学习，学习回来又到中纪委帮助工作了一段时间。他还帮助撰写地方史志、老部队的史记资料和老战友的回忆录；坚持为改善周围及家乡的教育环境出谋划策，他联络几位教育界先生，先后三次专程回安徽，与县委、地委有关负责人座谈创办敬梓大学事宜，把自己的余生奉献给了家乡的教育事业。

父亲为人善良、热情。对家乡甚是牵挂。经常寄钱给老家的亲人，关心他们的生活，关心他们下一代的教育，还让我们兄妹几个和亲戚朋友为家乡人民捐资助学，帮助生活困难的乡亲们排忧解难。他还经常把一些老同志的遗孀，请到家来聚一聚。父亲一直在资助一位在“文革”期间因工伤致残的学生，就在他离休后去福州还去探望这位学生。后来行动不便就让家人去探望。父亲的为人让我们逐渐认识到：其实善良就是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

     恢复高考后，我们兄妹几个相继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时，我们曾希望父亲能通过关系帮我们找个好工作，可父亲却教育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奋斗。我们几个孩子从上学到工作，完全都是靠自己，一点儿没有沾上父亲的光。我们的父辈都有一种无私情怀，习惯以国家为重、事业为重、个人利益为轻的思考和工作习惯。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始终贯彻在父亲的思想和行动中。

父亲一生最爱的就是读书，他觉得这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我们小时候觉得家里最多的就是《马恩列斯全集》和我国领导人的选集。在他离休后，家里订阅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他都认真阅读。后来双眼患有白内障、青光眼，并动了手术，视力大大不如从前，便将小参考换成大参考，仍旧天天在学习，关心国内外大事。90多岁，还经常让我们带他到新华书店去购买中央政策的单行本，回来后仔细阅读，还画出重点。他的这种学习精神让我们这些做晚辈的深感自愧不如。

2015年是父亲诞辰一百周年，在他的眷顾下，我们成长在和谐、快乐的生活中，我们幸福地生活，就是对父亲最好的怀念。

  曹采林 曹红林 曹冬林